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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阳解放后，广大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下，成立了贵阳市工商联，直接受新兴政权的监督和指导，在组织、人事及职能方面均已重构。与民国时期国家对商会的有限介入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兴人民政权对工商联采取的是全面强势介入的政策。这种强势介入的政策，使工商联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商会；“改造”；商人“新生”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160-02
学界对中国商会之研究，多侧重于晚清及民国初期，而对于建国以后国家对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虽在各类专著中有所提及，但以个案为例进行研究的论文，迄今为止只见魏文享的《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刘建中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工商社团组织》等几篇为数不多的文章。本文试以贵阳市工商联为例，主要运用贵阳市档案馆所藏资料，对建国后国家对商会的介入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稍加探究。
一、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新政权对商会进行制度性重构。在职能方面：（1）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2）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发展生产，改善经营；（3）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4）改造工商业者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1]。
市政府提出工商联会员产生的方法：（1）国营企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公私合营企业会员代表由各该机构推选产生。（2）私营企业及行商会员代表由各业同业公会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经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3）摊贩会员代表在市辖区摊贩管理委员会指导之下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选举名单，经民主方式产生。同时，规定了贵阳市工商联会员名额的分配：1）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联合社会员代表共38名。2）公私合营企业会员代表2名。3）私营企业会员代表233名，其中工业部分139名，商业部分94名。4）各行商会代表3名。5）摊贩会员代表10名。6）特邀代表15名[1]。
在财务制度方面，市政府规定了工商联的会费征收办法：（1）国营企业会员及合作社会员之缴纳会费标准，由本会与相关方面协商决定；（2）私营企业会员按每月自报营业额或收益额千分率收取[1]。会费收入成为市工商联经费的主要来源，占数收入的80%。市政府通过对贵阳市工商联人事、财务方面的影响，使贵阳市工商联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构。
二、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业公会乃商会基层组织，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宽广，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之重要，似不亚于商会[2]。贵阳自1930年第一个同业公会——绸缎业同业公会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速，贵阳市政府于1943年组织调查编印的《贵阳市工商业调查录》所登记的同业公会已达41个[3]。因此，改造同业公会组织成为商会重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1954年6月，贵阳市工商联提出调整同业公会的方案，将全市8 478户私营企业重新分类组建同业公会，“工业部4 407户，组成18个公会；商业部1 600户，组成9个公会；饮食业部885户，组成3个公会；建筑业部79户，组成1个公会；运输业部852户，组成1个公会；服务业部621户，组成3个公会；农业部34户，组成1个公会”，共计36个公会[4]。新建公会之行政、人事安排和会费收支均由工商联统一掌控。“（1）关于新公会的人选问题，基本上以原公会之委员担任，新公会之委员不另地改选；（2）各公会原有工作人员，一律仍安置留用；（3）各公会的一切财产，一律先移交新公会组织，不能隐匿分散，乘机破坏；（4）各公会之债权、债务一律一并移交，由新公会清理，由原公会负责，对在清理接交中发现的贪污、挪用国家款项者，由工商联报工商局处理，发现贪污、挪用公会经费者，由工商联负责处理。”[5]在会费收支方面，市工商联提出“各业公会其下部门应随时督促催交”[1]。通过对新建同业公会行政、人事及会费方面的控制，改变了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在会费支配及人事选派方面的自主权，将同业公会纳入到工商联组织体系之中。
三、市工商联的作用
贵阳市工商联重构后，开始代替市政府领导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市工商联的第一项工作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政治改造，以达到让他们了解国家性质、方针、政策的目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要求是爱国守法、积极改造，爱国爱的是社会主义祖国，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祖国，守法守的是保卫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宪法以及一切的规章法令和规定，而积极争取改造是改造企业与思想两者不可分割，人的改造推动企业改造的进行，企业改造也为人的改造创造条件，打好基础。”[5]
除政治改造外，市工商联还动员工商业者参加国债认购。据边裕鲲回忆，接管贵州财政工作之后面临的形势是：“14万正在战场上战斗的军队需要供给；全省51 00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需要保证正常的经费开支；起义、投诚、俘虏的7万多名国民党军人和接受的4万名公教人员需要安置，保证他们的生活；被破坏的工业交通企业亟待给以财政扶持，使其尽快恢复生产。”[6]恢复和发展经济是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之道，而发行公债是解决财政难题的重要举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并于6月5日成立贵阳市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主持推销工作。在认购公债中，市工商联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坚持“自愿量力”原则，反对强迫命令，钱多者多认购，钱少者少认购，贫困者不认购，注重将认购、筹款、集资与恢复经济、增产节约、搞好经营和生产活动相结合。因此，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响应。1950年6月22日，贵阳市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对工商界分会承担13万分的任务进行分配：贸易运输业3万分、银行业1.1万分、纱布业1万分、汽车运输业0.7万分、百货业0.85万分、绸缎业0.4万分、新药业0.55万分，糖食海味业0.45万分、酱油业0.55万分、国药业0.35万分、颜料业0.35万分、其他中小行业1.61万分。经各业发动会员积极认购，工商界分会胜利完成推销任务，并超额4%。这些商人的积极响应态度与认购举动，促进了整个认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贵阳市工商界还主动承担市政建设筹款任务。1952年12月15日，工商界代表得知市政建设，尤其是防洪和供水、兴建水库等，尚缺巨额经费，因而一致表示愿由全市私营工商业者负责筹集，并于翌年1月7日即完成任务，实际筹款额高达35.6千余万元，超额6 000余万元[7]。
市工商联所做的第三项工作就是带动广大工商业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2月，发表对贵阳市南橡胶厂、公达药房、新森济南店等私营工商业户的检查报告，公布了若干厂店投机倒把、偷漏国税等不法行为，宣布处理首批被检查厂店、逮捕罪恶重大拒不坦白的奸商，减免坦白彻底的资本家[8]。
市工商联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进行重点调整，并逐步推行公私合营的政策。为解决劳动争议，贵州人民政府劳动局明确规定：“各企业中发生劳动争议时，应先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时，在公营企业中即应由该争议双方之上级工会组织与上级企业主管机关协商解决，在私营企业中即应由雇业之会组织与该资方之同业公会组织协助解决。”[9]在公私合营方面，利亚、南明、西朕四家烟厂筹组成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公合营的贵阳电池厂、贵阳华丰织布厂、贵州农具制造厂、贵阳染织厂、贵阳汽车修配厂成立。到1956年1月，“贵阳市私营工商业，运输业已经按行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贵阳市公私合营的共有76家，11 520户。”[10]贵阳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公私合营。
建国后市工商联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施行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是分不开的。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钰卿布店老板方钰卿主动向政府坦白儿子方登荣贩毒及偷漏税情况。“方登荣在1950年6月去清镇卖布两次共兑换鸦片38两，随后全部兑换了印江布。1951年卖布时一尺二尺未开票约35 000元偷漏营业税利得印花税共1 720元。”[11]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私营工商业者主动予以支援：1953年，政府为防洪和给水而兴建的水库仍需经费35亿元，为解放这一困难，全市私营工商业者主动负责筹集[12]。为支援抗美援朝，于1951年成立了“贵州省抗美援朝分会”，专门负责慰问金和武器的捐献。“在慰劳中朝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运动中，我会捐献款项总数为603 000元。”[13]姑且不论工商业者的心态是否真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工商业者对新生的工商联是赞同的，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赞同的，并已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潮流，同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
四、小结
1954年，贵阳市工商联成立后，市工商联转变成领导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机构，受到党和政府的监督、指导。工商联在组织设置、人事财务、性质职能等方面均已重构。可以说，“新国家对工商联的全面介入使工商联成为集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于一体的复合性组织。”[9]正是新国家这种全面强势的介入，使工商联参与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为国家改革政策的贯彻提供了保证。
参考文献：
[1] 贵阳市工商联会员代表产生办法[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967，1954:1-13.
[2]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J].贵州文史丛刊，1998，（1）:32.
[4] 贵阳市私营企业分类调整公会的决定[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762，1954:3.
[5] 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709，1955:2-4.
[6] 边裕鲲，等.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工作[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91.
[7] 李守明，建国初期认购国家公债中的贵阳工商界[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1-32.
[8]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大事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25.
[9] 纪念八一建军节工作程序的决定[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209，1951:45-62.
[10]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大事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0.
[11] 各店五反坦白材料[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700，1952:4.
[12] 贵阳花纱绸商业公会专款筹工作委员会关于筹款的通知[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799，1953:5.
[13] 收会抗美援朝捐款拥军优属代金清册 [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123，1951:57.
[责任编辑 吴明宇]
关键词：商会；“改造”；商人“新生”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160-02
学界对中国商会之研究，多侧重于晚清及民国初期，而对于建国以后国家对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虽在各类专著中有所提及，但以个案为例进行研究的论文，迄今为止只见魏文享的《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刘建中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工商社团组织》等几篇为数不多的文章。本文试以贵阳市工商联为例，主要运用贵阳市档案馆所藏资料，对建国后国家对商会的介入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稍加探究。
一、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新政权对商会进行制度性重构。在职能方面：（1）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2）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发展生产，改善经营；（3）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4）改造工商业者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1]。
市政府提出工商联会员产生的方法：（1）国营企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公私合营企业会员代表由各该机构推选产生。（2）私营企业及行商会员代表由各业同业公会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经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3）摊贩会员代表在市辖区摊贩管理委员会指导之下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选举名单，经民主方式产生。同时，规定了贵阳市工商联会员名额的分配：1）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联合社会员代表共38名。2）公私合营企业会员代表2名。3）私营企业会员代表233名，其中工业部分139名，商业部分94名。4）各行商会代表3名。5）摊贩会员代表10名。6）特邀代表15名[1]。
在财务制度方面，市政府规定了工商联的会费征收办法：（1）国营企业会员及合作社会员之缴纳会费标准，由本会与相关方面协商决定；（2）私营企业会员按每月自报营业额或收益额千分率收取[1]。会费收入成为市工商联经费的主要来源，占数收入的80%。市政府通过对贵阳市工商联人事、财务方面的影响，使贵阳市工商联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构。
二、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业公会乃商会基层组织，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宽广，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之重要，似不亚于商会[2]。贵阳自1930年第一个同业公会——绸缎业同业公会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速，贵阳市政府于1943年组织调查编印的《贵阳市工商业调查录》所登记的同业公会已达41个[3]。因此，改造同业公会组织成为商会重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1954年6月，贵阳市工商联提出调整同业公会的方案，将全市8 478户私营企业重新分类组建同业公会，“工业部4 407户，组成18个公会；商业部1 600户，组成9个公会；饮食业部885户，组成3个公会；建筑业部79户，组成1个公会；运输业部852户，组成1个公会；服务业部621户，组成3个公会；农业部34户，组成1个公会”，共计36个公会[4]。新建公会之行政、人事安排和会费收支均由工商联统一掌控。“（1）关于新公会的人选问题，基本上以原公会之委员担任，新公会之委员不另地改选；（2）各公会原有工作人员，一律仍安置留用；（3）各公会的一切财产，一律先移交新公会组织，不能隐匿分散，乘机破坏；（4）各公会之债权、债务一律一并移交，由新公会清理，由原公会负责，对在清理接交中发现的贪污、挪用国家款项者，由工商联报工商局处理，发现贪污、挪用公会经费者，由工商联负责处理。”[5]在会费收支方面，市工商联提出“各业公会其下部门应随时督促催交”[1]。通过对新建同业公会行政、人事及会费方面的控制，改变了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在会费支配及人事选派方面的自主权，将同业公会纳入到工商联组织体系之中。
三、市工商联的作用
贵阳市工商联重构后，开始代替市政府领导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市工商联的第一项工作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政治改造，以达到让他们了解国家性质、方针、政策的目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要求是爱国守法、积极改造，爱国爱的是社会主义祖国，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祖国，守法守的是保卫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宪法以及一切的规章法令和规定，而积极争取改造是改造企业与思想两者不可分割，人的改造推动企业改造的进行，企业改造也为人的改造创造条件，打好基础。”[5]
除政治改造外，市工商联还动员工商业者参加国债认购。据边裕鲲回忆，接管贵州财政工作之后面临的形势是：“14万正在战场上战斗的军队需要供给；全省51 00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需要保证正常的经费开支；起义、投诚、俘虏的7万多名国民党军人和接受的4万名公教人员需要安置，保证他们的生活；被破坏的工业交通企业亟待给以财政扶持，使其尽快恢复生产。”[6]恢复和发展经济是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之道，而发行公债是解决财政难题的重要举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并于6月5日成立贵阳市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主持推销工作。在认购公债中，市工商联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坚持“自愿量力”原则，反对强迫命令，钱多者多认购，钱少者少认购，贫困者不认购，注重将认购、筹款、集资与恢复经济、增产节约、搞好经营和生产活动相结合。因此，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响应。1950年6月22日，贵阳市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对工商界分会承担13万分的任务进行分配：贸易运输业3万分、银行业1.1万分、纱布业1万分、汽车运输业0.7万分、百货业0.85万分、绸缎业0.4万分、新药业0.55万分，糖食海味业0.45万分、酱油业0.55万分、国药业0.35万分、颜料业0.35万分、其他中小行业1.61万分。经各业发动会员积极认购，工商界分会胜利完成推销任务，并超额4%。这些商人的积极响应态度与认购举动，促进了整个认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贵阳市工商界还主动承担市政建设筹款任务。1952年12月15日，工商界代表得知市政建设，尤其是防洪和供水、兴建水库等，尚缺巨额经费，因而一致表示愿由全市私营工商业者负责筹集，并于翌年1月7日即完成任务，实际筹款额高达35.6千余万元，超额6 000余万元[7]。
市工商联所做的第三项工作就是带动广大工商业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2月，发表对贵阳市南橡胶厂、公达药房、新森济南店等私营工商业户的检查报告，公布了若干厂店投机倒把、偷漏国税等不法行为，宣布处理首批被检查厂店、逮捕罪恶重大拒不坦白的奸商，减免坦白彻底的资本家[8]。
市工商联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进行重点调整，并逐步推行公私合营的政策。为解决劳动争议，贵州人民政府劳动局明确规定：“各企业中发生劳动争议时，应先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时，在公营企业中即应由该争议双方之上级工会组织与上级企业主管机关协商解决，在私营企业中即应由雇业之会组织与该资方之同业公会组织协助解决。”[9]在公私合营方面，利亚、南明、西朕四家烟厂筹组成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公合营的贵阳电池厂、贵阳华丰织布厂、贵州农具制造厂、贵阳染织厂、贵阳汽车修配厂成立。到1956年1月，“贵阳市私营工商业，运输业已经按行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贵阳市公私合营的共有76家，11 520户。”[10]贵阳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公私合营。
建国后市工商联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施行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是分不开的。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钰卿布店老板方钰卿主动向政府坦白儿子方登荣贩毒及偷漏税情况。“方登荣在1950年6月去清镇卖布两次共兑换鸦片38两，随后全部兑换了印江布。1951年卖布时一尺二尺未开票约35 000元偷漏营业税利得印花税共1 720元。”[11]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私营工商业者主动予以支援：1953年，政府为防洪和给水而兴建的水库仍需经费35亿元，为解放这一困难，全市私营工商业者主动负责筹集[12]。为支援抗美援朝，于1951年成立了“贵州省抗美援朝分会”，专门负责慰问金和武器的捐献。“在慰劳中朝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运动中，我会捐献款项总数为603 000元。”[13]姑且不论工商业者的心态是否真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工商业者对新生的工商联是赞同的，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赞同的，并已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潮流，同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
四、小结
1954年，贵阳市工商联成立后，市工商联转变成领导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机构，受到党和政府的监督、指导。工商联在组织设置、人事财务、性质职能等方面均已重构。可以说，“新国家对工商联的全面介入使工商联成为集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于一体的复合性组织。”[9]正是新国家这种全面强势的介入，使工商联参与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为国家改革政策的贯彻提供了保证。
参考文献：
[1] 贵阳市工商联会员代表产生办法[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967，1954:1-13.
[2]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J].贵州文史丛刊，1998，（1）:32.
[4] 贵阳市私营企业分类调整公会的决定[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762，1954:3.
[5] 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709，1955:2-4.
[6] 边裕鲲，等.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工作[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91.
[7] 李守明，建国初期认购国家公债中的贵阳工商界[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1-32.
[8]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大事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25.
[9] 纪念八一建军节工作程序的决定[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209，1951:45-62.
[10]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大事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0.
[11] 各店五反坦白材料[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700，1952:4.
[12] 贵阳花纱绸商业公会专款筹工作委员会关于筹款的通知[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799，1953:5.
[13] 收会抗美援朝捐款拥军优属代金清册 [Z].贵阳市档案馆，档号:103-1-1123，1951:57.
[责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