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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看守所里,面对着犯罪嫌疑人,我第一次感到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他是个少年犯,要不是起诉书上写明他有16岁,看那个头儿和长相顶多只有13岁。而且他还是个哑巴,苗族哑巴。
聋哑学校的郑老师是专门请来的翻译,尽管他已经跟哑巴比划了半天,可哑巴还是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他把头扭在一边,一副不愿意合作的样子。
“胡律师,你别介意。像这样的孩子,很难跟他说清规则之类的东西,也正因为不懂得规则,所以他们很容易触犯法律。他又是个苗族孩子,从来没学过正规的手语,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好在从侦察阶段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当翻译,他已经很信任我了。”
我点点头,“班国强,蛮好听的名字嘛,他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郑老师勾下头,跟哑巴耐心地比划着,哑巴终于拿起笔,在会见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班国强”三个字。写完了就低下头,不断地扭胸前的一颗扣子。那是一件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穿在他身上又长又大,还散发出一股馊臭味。
我经常做法律援助的案子,接触过很多少年犯,但跟一个聋哑少年犯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我甚至很担心,苗族的哑语跟汉族的哑语是不是相通的。
好在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班国强,别名班崽,今年16岁,经常伙同盗窃团伙扒火车,偷盗铁路运输物资。这一次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而且是班国强带路抓获的。
“请你相信我,我是律师。律师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我跟警察和法官不是一起的,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希望你配合我,要说实话,否则我无法帮助你。”
通过郑老师的翻译,班国强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脸。那张笑脸很单纯,那双眼睛流露出痴憨的神情。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长期在铁路沿线偷盗货物,盗窃总额高达20多万元!这一次,他们盗窃的是一批高科技电子设备,这伙人不知道如何销赃,竟将这些价值十几万的设备砸烂了卖给废品收购站,每人仅分了不到一百元。
班国强说,他把分得的钱给他弟弟妹妹交学费了。
我的心像触了电一般。
班国强家住的那个地方我是听说过的。据说那个叫摆浪的寨子穷得连电都用不起,可是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不过他们是这样使用的:冰箱当碗柜,电视机当板凳,洗衣机当米柜。凡是铁路上运的东西,他们的家里都会有。
班国强在案件中充当的是通风报信和放哨的角色。他趴在铁轨上,用脸一贴,通过铁轨振动的频率就能判断开过来的是客车还是货车。班国强的眼睛和嗅觉也非常灵敏,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火车的信号灯;货车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闻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决不会把香烟弄成啤酒。
他有一个旧手机,调到振动状态,腰间一振动,一看手机上的号码,就知道今晚会有什么行动。
会见完毕摁手印的时候,班国强显得很老练,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印泥盒里蘸一下,认真地摁在他的名字下面,笔录上有涂改的地方用不着指点也知道摁一下,真是个机灵的少年。
我跟郑老师说:“我肯定还要来一两次,还得麻烦你当翻译。说实话,这孩子还是有让人同情的地方。”
“谈不上麻烦,保证随叫随到。你觉得这孩子有可能判缓刑吗?”
“他符合一些法定从轻判处的情节,比如刚满16岁,又是残疾人,还带着公安抓获了其他五个犯罪嫌疑人,这是有立功表现的。但问题是,他们盗窃的数额巨大,而且是多次,情节比较严重,更主要的是,他在这里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哦……”郑老师显得有些失望。
“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我安慰郑老师。看来,与班国强几个月的相处,郑老师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我知道,聋哑学校的老师对聋哑儿都情不自禁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何况是这么机灵的孩子,尽管他已经犯了罪。
二
再一次来到看守所的时候,班国强已经主动对我微笑了。郑老师笑着向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对他这种有礼貌的行为表示鼓励。
我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抖开来亮给他看,“喜不喜欢?是我给你买的。”
郑老师给他一比划,他连连摆手,拉了拉自己的衣服,意思是,不要,我有衣服穿。
我说:“看守所吃得不太好吧,本来是想给你带些吃的,可是按规定不准带,所以就只给你买了件换洗衣服。”
班国强比划着,郑老师翻译说:“这里吃得太好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包子,是肉馅的。我妈最喜欢吃肉包子了,可惜她吃不到了。”
“为什么?”我问。
郑老师又赶紧将哑巴的手势翻译过来:“我妈是个傻子,她每天都闹着要吃肉包子,要我去街上给她买,一个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不买回来她就不吃饭。”
“你妈妈喜欢吃肉包子?那你们怎么不给她包?”
“我们小孩子哪儿会包,也没有肉。我们要过年才杀猪。”
“你爸爸呢?”
“爸爸死了,是扒火车死的。他死了,妈妈就傻了。”
“哦。”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那你扒火车就不怕摔死吗?”
“我会跳车,比他们几个都跳得好。”
我打开记录本,跟郑老师说:“请你跟他讲清楚,今天我要核实几个问题,希望他如实回答,要是不能回答,就最好摇头,不能撒谎。”
郑老师用手势向班国强强调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说:“我要向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经常参与盗窃,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知道,村里也有人这样做被抓去关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关门的手势,“但是,爸爸死了,妈妈天天闹着要吃肉包子,弟弟妹妹要上学,我是哥哥,总得想想办法。”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盗窃的?”
“我爸爸死了以后。”
“现在,我向你提第二个问题:你们每次盗窃销赃以后,得到的钱是怎么分的?你得了钱以后拿去干什么用了?”
“每次把东西卖了以后我们就把钱平分了。然后,我拿钱给妈妈买肉包子,剩下的钱我从来不敢乱花,要留给弟弟妹妹上学。”
“你有几个弟弟妹妹?”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在家干活,弟弟和小妹妹在上学。”
“你们最后一次盗窃,你分了多少钱,把钱拿去干什么了?”
“我分了85块钱,给弟弟交学费了,还差学校8块钱。”
“有谁可以证明?”
“学校校长,我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欠条在他手里。”
我跟郑老师交换了一下目光,又继续问:“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你被抓以后,为什么要带警察去抓另外的五个人?”
“他们分给我的钱分少了。原来一直都是平分的,最后那次他们几个都分了95块钱,却只分给我85块,害我连交学费都不够,我想不通,所以让警察把他们统统抓了。”
“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年几月几日出生的?”
班国强看看郑老师的手势,对着我摇头。
“你上过学没有?”
他看了看郑老师的翻译,又摇头。
“有没有谁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他弄明白了以后依然摇头。
我一边示意他摁手印一边跟郑老师说:“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在开庭之前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年龄问题,二是他给校长打的那个欠条。”
郑老师眼睛亮了一下,“要是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他就有救了?”
“是的,最关键的还是年龄问题。卷宗和起诉书上说他是1989年3月9日出生的,而最后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05年3月21日,所以他刚刚才满16岁。农村记生日习惯都是用阴历,如果哑巴是1989年阴历的三月初九出生的话,那他在2005年3月21日那天就肯定还没有满16岁,因为阴历和阳历至少要相差一个月,那么由此推理……”
郑老师兴奋地叫起来:“我懂了,盗窃罪,必须要满16岁才负刑事责任,要是他不满16岁的话,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对啦……但是问题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简单。”
“为什么?”郑老师又紧张起来。
“你看,班国强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脑筋不管事,弟弟妹妹还小,他又从来没有上过学,肯定没有学籍档案,又有谁去证明他的生日使用的是阴历呢?”
“这可真要考倒人了。”郑老师说,“那么,那张欠条能起什么作用呢?”郑老师又问。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班国强说不定根本不会写什么欠条,那张欠条要是存在的话,多半也是校长写的,要是哑巴没在上面签字或者按手印的话,这张欠条什么作用也没有。”
“那么要是真有这张欠条呢?”郑老师追问道。
“作用也不是太大,仅仅能证明哑巴是被生活所迫才进行犯罪的,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恶劣,但是这对量刑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年龄。要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免于起诉了,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郑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
离开庭的时间只剩下四天了,我把时间掐头去尾一算,勉强还可以跑一趟,于是动身去了那个叫摆浪的苗寨。先坐火车,在县城住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换汽车,然后换摩托车,再走上一里多山路,终于到了摆浪寨。
当时正是中午,我以为一进寨门,就会有很多寨民像看怪物一样围着我。可是没有,到处都很清静。幽暗的山谷,幽暗的寨子,幽暗的吊脚楼,一切都散发着幽暗的光。这里到底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是个谜。
一路走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院子,终于看见了几个老人小孩。见来了生客,孩子们停止了游戏,木呆呆地望着我;一个老头蜷缩在院子中央,一边晒太阳,一边晒谷子。他懒懒地瞟了我一眼,继续盯着他的谷子不动。环视一圈,寨子里所有的景观便尽收眼底。这就是苗寨?一点也没有电视上演的那种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痕迹。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流淌,或许在这里过上一天,外面的世界便会过去一年。
我问一个孩子,这里有没有村干部一类的负责人,他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她自我介绍说,是管大队陈列室钥匙的。我跟她寒暄了几句,然后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个寨子姓班的人挺多吧?”“是啊,我也姓班。”“你认识一个叫班国强的人吗?他的小名叫班崽,是个哑巴。”
“你是说哑巴啊,认识认识。你找他有事?”
我问:“他在不在家?他家住在哪里?”
“他都被抓走好几个月了,他家住在后面那个院坝里。”
“他怎么被抓的?”
“还不是被那两条铁轨迷的。他一天到晚都在铁轨上飘。他爸爸都被火车轧死了,他还在那里飘。”
“‘飘’?”
“就是偷铁路……算了,不说了,都是一个寨子的,说了不好。”她好像觉得一下跟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了,赶紧收住了口。
“哑巴的妈妈是不是有精神病?”
“你怎么知道的?”
“哦,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听我这么一说,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想去你家喝口水行吗?然后再麻烦你带我去哑巴家。”
她有些为难的样子,但还是同意了,“实在不好意思,家里连个坐处也没有。”其实我是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拿彩电当板凳坐。
一进门,一桶还在冒热气的猪食放在门口,看来刚才那个男孩叫她的时候,她正准备喂猪。猪圈就挨着她家的堂屋,猪屎和猪食的味道混和在一起,很难闻。也许,这就是她的为难之处。堂屋是木质结构,空间很高,窗户开得也很大,都是木格窗,上面用塑料布蒙起来,权当是玻璃,这样,屋子里就又昏暗又闷热。堂屋中间有一个坑,里面有些燃过的灰烬,那是他们冬天取暖用的火塘。
屋里到处堆着装粮食的麻袋,最值钱的家什应该是那台旧缝纫机,还有桌子上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插头是插上的,羊角天线也是撑开的,应该能用。我没有看见他们拿电视机当板凳,更没有发现她家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件。看来,那些传说太夸张了。
在寨子里呆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全部收获仅仅是:哑巴的妈妈果然是个只会成天闹着要吃肉包子的傻子,我已经见到了;校长也见到了,他说哑巴当时是要打欠条给他的,可是哑巴不会写字,就指着天发了一个誓,表示要是不还学校8块钱的话,走到铁轨上就让火车撞死;至于哑巴的年龄,谁也无法说清楚,只是说谁家的孩子跟他一样大,要让他们精确到某月某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全都支支吾吾,不敢确定。当地派出所区是无法去了,那里离摆浪寨至少还有大半天的路程,只能放弃了。
四
调查这么一圈下来,我已经跟那位姓班的苗家妇女很熟了,我叫她“班姐”。我付给班姐一些钱,在她家吃晚饭。班姐很不好意思地收了钱就到厨房忙活去了。于是,厨房里开始响起哔哔剥剥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的柴灶。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我出去逛了一圈。寨子里的好多人都知道我了,却又不好意思跟我接近,只是好奇地远远望着。我想用照相机给小孩子们拍些照片,可他们却都像受了惊吓的鸟,一下就跑开了,跑出一定的距离后,又都扭过身子朝我看,等我再试着接近,他们又跑。
班姐在家门口远远地叫我吃饭,她把声音拖得很悠长,将热情、真切还有一丝的过意不去全包含在了里头。家里只有三个人吃饭,班姐、我和班姐的婆婆。班姐的丈夫和公公都在外面打工,孩子上外婆家去了。菜很香,一盘老腊肉,一盘凉拌野葱,一盘干辣椒炒南瓜藤,还有一大碗丝瓜汤外加自己做的豆腐乳,简直太勾引食欲了。班姐见我吃得很香,快活地笑着。老婆婆却一直都不说话。班姐说她耳朵不好,又不会说汉话,所以不爱讲话。
在这样的寨子里,夜晚的日子是比较难打发的。电视屏幕总在那里跳,电灯忽亮忽暗没精打采的,老像是在打瞌睡。想给朋友打电话又没有信号。
班姐看出了我的无聊。她眼睛一亮,“走,我们下河洗澡去。”尽管没带游泳衣,我也一下子来了精神,今晚的月亮这么圆,夜色下的河滩该会有多美啊。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明天一早才能回去。
银色的月光如水般均匀地泻下来,居然将远远的河水染成了海一般壮丽的效果。
没想到,河边会这么热闹,一大群妇女都在这里洗澡!而且没有一个人穿游泳衣!太神奇了。我好奇地说:“你们不怕遇到男人?”班姐说:“不会的,他们的地盘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再说晚上也看不见。”班姐跟那些人用苗语咿咿呀呀交流着,彼此都很兴奋。她们差不多都是半蹲在河里,只露出脖子和脑袋。几个年轻妇女在给她们的孩子搓背,搓得他们咿哇乱叫。班国强的妈妈当年也这样给他洗澡吗?
唉,要是只有这条河而没有那条铁路该多好!
班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泡在河里去了。她鼓动我:“快下来呀!凉快死了!”
我也学着她们下了河。清凉的水缓缓漫过我的身体,好舒服!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怎么会呢,白天一直都没有信号的。我赶紧披上衣服,手机铃声依然很有耐心地没有断。
居然是远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你在干什么?老也不接电话。”我说:“我在苗寨,摆浪寨,我在河里洗澡。”“洗澡?是游泳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河里游泳?”我纠正她说:“不是游泳,是洗澡。什么时候你也来,保证这种感觉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只是,这么好的月色,这么清的河水,班国强暂时无法享受了,他会想到他家乡的这条河吗?如此的单纯和自由。
五
开庭的那天,我没有忘记给班国强买肉包子。
待审的被告都被关在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铁笼子里,全封闭的,只在上端留了一条缝,可以看见里面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我在挤成一堆的六双眼睛中找到了班国强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着某种期盼。我拎起包子在哑巴前面晃了晃,那双眼睛在笑。他个头不够高,在铁笼子里面一定使劲踮起了脚尖,眼睛一会儿能露出来,一会儿又不能露出来,既兴奋又急切的样子。
我跟法警交涉,请他将班国强暂时放出来,让他吃点东西,法警同意了。
班国强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吃包子。我想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可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郑老师这时候还没有到。我试着跟他说那条河,我将手指并在一起,做了一个波浪的手势,他没看懂,疑惑地望着我,我又做了个游泳的姿势,他使劲点着头,天真地笑了。
一切准备就绪,九点钟正式开庭。
班国强在法庭上很开心,其他几个被告都没有律师,班国强又有翻译又有律师,所以很是得意。他就那么乐呵呵地笑着,像看热闹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表情会使法官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就请郑老师示意他注意控制情绪,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他这才老实下来。
其实,班国强差不多只要看着郑老师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这时候,他的头点得很认真,摇得也很果断,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如此默契的配合使我非常满意。
当法官问到是不是他带警察去抓另外五个人的时候,班国强情绪异常高涨,他走过去一把抓住那个绰号叫长毛的家伙的后领,向法官示意他当时就是这样帮警察抓住长毛的。
虽然他的年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我在发表辩护词的时候已经留好了退路。
“关于班国强的年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第一,苗寨的生活习惯都是使用阴历的,所以他们的生日使用的也是阴历,而到了派出所那里,都没有将阴历换算成阳历,就直接进行了登记。照此推算的话,班国强的出生日期不应该是1989年3月9日,而应该是阴历的三月初九,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他就是1989年4月14日出生的。换句话说,在2005年3月21日他们作案的时候,班国强其实还没有满16岁。”
“第二,就算是班国强的年龄没有搞错,那么他在2005年3月21日以前的若干次犯罪,都不应该累计计算,他只能对2005年3月21日这一次犯罪事实承担责任,而起诉书的指控没有将这一点划分清楚……”
法官只采纳了我的第二条意见。然后,法官让每一个被告作最后陈述。那五个被告都耷拉着头,表示一定要悔过自新。轮到班国强时,他显得很茫然,一副懵懂无知的模样。
我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好直接明示,突然灵机一动:“你还记得你家乡的那条河吗?”
郑老师愣了一下,我说,你就这样给他翻译。班国强看懂了,眼里开始闪着泪水,他不停地比划了一大堆,情绪十分激动。
郑老师帮他翻译过来:“我错了,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要回家,我要去打工,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给我弟弟妹妹交学费。我还要回家看我妈妈,她不会做饭,只想吃肉包子……”
法官显然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他跟两位陪审员耳语了一阵,宣布休庭,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宣判。
我扭过头去看班国强,天已经很热了,他还是穿着那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纯真的脸上一片茫然。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的样子,就像一棵野生的树,顽强地生长在旷野里,却无人来修剪枝叶。一种强烈的感情猛地击中了我的心,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热辣辣的泪水。
在看守所里,面对着犯罪嫌疑人,我第一次感到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他是个少年犯,要不是起诉书上写明他有16岁,看那个头儿和长相顶多只有13岁。而且他还是个哑巴,苗族哑巴。
聋哑学校的郑老师是专门请来的翻译,尽管他已经跟哑巴比划了半天,可哑巴还是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他把头扭在一边,一副不愿意合作的样子。
“胡律师,你别介意。像这样的孩子,很难跟他说清规则之类的东西,也正因为不懂得规则,所以他们很容易触犯法律。他又是个苗族孩子,从来没学过正规的手语,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好在从侦察阶段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当翻译,他已经很信任我了。”
我点点头,“班国强,蛮好听的名字嘛,他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郑老师勾下头,跟哑巴耐心地比划着,哑巴终于拿起笔,在会见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班国强”三个字。写完了就低下头,不断地扭胸前的一颗扣子。那是一件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穿在他身上又长又大,还散发出一股馊臭味。
我经常做法律援助的案子,接触过很多少年犯,但跟一个聋哑少年犯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我甚至很担心,苗族的哑语跟汉族的哑语是不是相通的。
好在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班国强,别名班崽,今年16岁,经常伙同盗窃团伙扒火车,偷盗铁路运输物资。这一次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而且是班国强带路抓获的。
“请你相信我,我是律师。律师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我跟警察和法官不是一起的,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希望你配合我,要说实话,否则我无法帮助你。”
通过郑老师的翻译,班国强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脸。那张笑脸很单纯,那双眼睛流露出痴憨的神情。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长期在铁路沿线偷盗货物,盗窃总额高达20多万元!这一次,他们盗窃的是一批高科技电子设备,这伙人不知道如何销赃,竟将这些价值十几万的设备砸烂了卖给废品收购站,每人仅分了不到一百元。
班国强说,他把分得的钱给他弟弟妹妹交学费了。
我的心像触了电一般。
班国强家住的那个地方我是听说过的。据说那个叫摆浪的寨子穷得连电都用不起,可是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不过他们是这样使用的:冰箱当碗柜,电视机当板凳,洗衣机当米柜。凡是铁路上运的东西,他们的家里都会有。
班国强在案件中充当的是通风报信和放哨的角色。他趴在铁轨上,用脸一贴,通过铁轨振动的频率就能判断开过来的是客车还是货车。班国强的眼睛和嗅觉也非常灵敏,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火车的信号灯;货车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闻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决不会把香烟弄成啤酒。
他有一个旧手机,调到振动状态,腰间一振动,一看手机上的号码,就知道今晚会有什么行动。
会见完毕摁手印的时候,班国强显得很老练,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印泥盒里蘸一下,认真地摁在他的名字下面,笔录上有涂改的地方用不着指点也知道摁一下,真是个机灵的少年。
我跟郑老师说:“我肯定还要来一两次,还得麻烦你当翻译。说实话,这孩子还是有让人同情的地方。”
“谈不上麻烦,保证随叫随到。你觉得这孩子有可能判缓刑吗?”
“他符合一些法定从轻判处的情节,比如刚满16岁,又是残疾人,还带着公安抓获了其他五个犯罪嫌疑人,这是有立功表现的。但问题是,他们盗窃的数额巨大,而且是多次,情节比较严重,更主要的是,他在这里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哦……”郑老师显得有些失望。
“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我安慰郑老师。看来,与班国强几个月的相处,郑老师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我知道,聋哑学校的老师对聋哑儿都情不自禁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何况是这么机灵的孩子,尽管他已经犯了罪。
二
再一次来到看守所的时候,班国强已经主动对我微笑了。郑老师笑着向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对他这种有礼貌的行为表示鼓励。
我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抖开来亮给他看,“喜不喜欢?是我给你买的。”
郑老师给他一比划,他连连摆手,拉了拉自己的衣服,意思是,不要,我有衣服穿。
我说:“看守所吃得不太好吧,本来是想给你带些吃的,可是按规定不准带,所以就只给你买了件换洗衣服。”
班国强比划着,郑老师翻译说:“这里吃得太好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包子,是肉馅的。我妈最喜欢吃肉包子了,可惜她吃不到了。”
“为什么?”我问。
郑老师又赶紧将哑巴的手势翻译过来:“我妈是个傻子,她每天都闹着要吃肉包子,要我去街上给她买,一个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不买回来她就不吃饭。”
“你妈妈喜欢吃肉包子?那你们怎么不给她包?”
“我们小孩子哪儿会包,也没有肉。我们要过年才杀猪。”
“你爸爸呢?”
“爸爸死了,是扒火车死的。他死了,妈妈就傻了。”
“哦。”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那你扒火车就不怕摔死吗?”
“我会跳车,比他们几个都跳得好。”
我打开记录本,跟郑老师说:“请你跟他讲清楚,今天我要核实几个问题,希望他如实回答,要是不能回答,就最好摇头,不能撒谎。”
郑老师用手势向班国强强调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说:“我要向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经常参与盗窃,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知道,村里也有人这样做被抓去关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关门的手势,“但是,爸爸死了,妈妈天天闹着要吃肉包子,弟弟妹妹要上学,我是哥哥,总得想想办法。”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盗窃的?”
“我爸爸死了以后。”
“现在,我向你提第二个问题:你们每次盗窃销赃以后,得到的钱是怎么分的?你得了钱以后拿去干什么用了?”
“每次把东西卖了以后我们就把钱平分了。然后,我拿钱给妈妈买肉包子,剩下的钱我从来不敢乱花,要留给弟弟妹妹上学。”
“你有几个弟弟妹妹?”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在家干活,弟弟和小妹妹在上学。”
“你们最后一次盗窃,你分了多少钱,把钱拿去干什么了?”
“我分了85块钱,给弟弟交学费了,还差学校8块钱。”
“有谁可以证明?”
“学校校长,我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欠条在他手里。”
我跟郑老师交换了一下目光,又继续问:“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你被抓以后,为什么要带警察去抓另外的五个人?”
“他们分给我的钱分少了。原来一直都是平分的,最后那次他们几个都分了95块钱,却只分给我85块,害我连交学费都不够,我想不通,所以让警察把他们统统抓了。”
“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年几月几日出生的?”
班国强看看郑老师的手势,对着我摇头。
“你上过学没有?”
他看了看郑老师的翻译,又摇头。
“有没有谁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他弄明白了以后依然摇头。
我一边示意他摁手印一边跟郑老师说:“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在开庭之前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年龄问题,二是他给校长打的那个欠条。”
郑老师眼睛亮了一下,“要是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他就有救了?”
“是的,最关键的还是年龄问题。卷宗和起诉书上说他是1989年3月9日出生的,而最后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05年3月21日,所以他刚刚才满16岁。农村记生日习惯都是用阴历,如果哑巴是1989年阴历的三月初九出生的话,那他在2005年3月21日那天就肯定还没有满16岁,因为阴历和阳历至少要相差一个月,那么由此推理……”
郑老师兴奋地叫起来:“我懂了,盗窃罪,必须要满16岁才负刑事责任,要是他不满16岁的话,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对啦……但是问题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简单。”
“为什么?”郑老师又紧张起来。
“你看,班国强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脑筋不管事,弟弟妹妹还小,他又从来没有上过学,肯定没有学籍档案,又有谁去证明他的生日使用的是阴历呢?”
“这可真要考倒人了。”郑老师说,“那么,那张欠条能起什么作用呢?”郑老师又问。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班国强说不定根本不会写什么欠条,那张欠条要是存在的话,多半也是校长写的,要是哑巴没在上面签字或者按手印的话,这张欠条什么作用也没有。”
“那么要是真有这张欠条呢?”郑老师追问道。
“作用也不是太大,仅仅能证明哑巴是被生活所迫才进行犯罪的,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恶劣,但是这对量刑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年龄。要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免于起诉了,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郑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
离开庭的时间只剩下四天了,我把时间掐头去尾一算,勉强还可以跑一趟,于是动身去了那个叫摆浪的苗寨。先坐火车,在县城住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换汽车,然后换摩托车,再走上一里多山路,终于到了摆浪寨。
当时正是中午,我以为一进寨门,就会有很多寨民像看怪物一样围着我。可是没有,到处都很清静。幽暗的山谷,幽暗的寨子,幽暗的吊脚楼,一切都散发着幽暗的光。这里到底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是个谜。
一路走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院子,终于看见了几个老人小孩。见来了生客,孩子们停止了游戏,木呆呆地望着我;一个老头蜷缩在院子中央,一边晒太阳,一边晒谷子。他懒懒地瞟了我一眼,继续盯着他的谷子不动。环视一圈,寨子里所有的景观便尽收眼底。这就是苗寨?一点也没有电视上演的那种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痕迹。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流淌,或许在这里过上一天,外面的世界便会过去一年。
我问一个孩子,这里有没有村干部一类的负责人,他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她自我介绍说,是管大队陈列室钥匙的。我跟她寒暄了几句,然后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个寨子姓班的人挺多吧?”“是啊,我也姓班。”“你认识一个叫班国强的人吗?他的小名叫班崽,是个哑巴。”
“你是说哑巴啊,认识认识。你找他有事?”
我问:“他在不在家?他家住在哪里?”
“他都被抓走好几个月了,他家住在后面那个院坝里。”
“他怎么被抓的?”
“还不是被那两条铁轨迷的。他一天到晚都在铁轨上飘。他爸爸都被火车轧死了,他还在那里飘。”
“‘飘’?”
“就是偷铁路……算了,不说了,都是一个寨子的,说了不好。”她好像觉得一下跟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了,赶紧收住了口。
“哑巴的妈妈是不是有精神病?”
“你怎么知道的?”
“哦,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听我这么一说,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想去你家喝口水行吗?然后再麻烦你带我去哑巴家。”
她有些为难的样子,但还是同意了,“实在不好意思,家里连个坐处也没有。”其实我是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拿彩电当板凳坐。
一进门,一桶还在冒热气的猪食放在门口,看来刚才那个男孩叫她的时候,她正准备喂猪。猪圈就挨着她家的堂屋,猪屎和猪食的味道混和在一起,很难闻。也许,这就是她的为难之处。堂屋是木质结构,空间很高,窗户开得也很大,都是木格窗,上面用塑料布蒙起来,权当是玻璃,这样,屋子里就又昏暗又闷热。堂屋中间有一个坑,里面有些燃过的灰烬,那是他们冬天取暖用的火塘。
屋里到处堆着装粮食的麻袋,最值钱的家什应该是那台旧缝纫机,还有桌子上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插头是插上的,羊角天线也是撑开的,应该能用。我没有看见他们拿电视机当板凳,更没有发现她家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件。看来,那些传说太夸张了。
在寨子里呆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全部收获仅仅是:哑巴的妈妈果然是个只会成天闹着要吃肉包子的傻子,我已经见到了;校长也见到了,他说哑巴当时是要打欠条给他的,可是哑巴不会写字,就指着天发了一个誓,表示要是不还学校8块钱的话,走到铁轨上就让火车撞死;至于哑巴的年龄,谁也无法说清楚,只是说谁家的孩子跟他一样大,要让他们精确到某月某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全都支支吾吾,不敢确定。当地派出所区是无法去了,那里离摆浪寨至少还有大半天的路程,只能放弃了。
四
调查这么一圈下来,我已经跟那位姓班的苗家妇女很熟了,我叫她“班姐”。我付给班姐一些钱,在她家吃晚饭。班姐很不好意思地收了钱就到厨房忙活去了。于是,厨房里开始响起哔哔剥剥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的柴灶。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我出去逛了一圈。寨子里的好多人都知道我了,却又不好意思跟我接近,只是好奇地远远望着。我想用照相机给小孩子们拍些照片,可他们却都像受了惊吓的鸟,一下就跑开了,跑出一定的距离后,又都扭过身子朝我看,等我再试着接近,他们又跑。
班姐在家门口远远地叫我吃饭,她把声音拖得很悠长,将热情、真切还有一丝的过意不去全包含在了里头。家里只有三个人吃饭,班姐、我和班姐的婆婆。班姐的丈夫和公公都在外面打工,孩子上外婆家去了。菜很香,一盘老腊肉,一盘凉拌野葱,一盘干辣椒炒南瓜藤,还有一大碗丝瓜汤外加自己做的豆腐乳,简直太勾引食欲了。班姐见我吃得很香,快活地笑着。老婆婆却一直都不说话。班姐说她耳朵不好,又不会说汉话,所以不爱讲话。
在这样的寨子里,夜晚的日子是比较难打发的。电视屏幕总在那里跳,电灯忽亮忽暗没精打采的,老像是在打瞌睡。想给朋友打电话又没有信号。
班姐看出了我的无聊。她眼睛一亮,“走,我们下河洗澡去。”尽管没带游泳衣,我也一下子来了精神,今晚的月亮这么圆,夜色下的河滩该会有多美啊。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明天一早才能回去。
银色的月光如水般均匀地泻下来,居然将远远的河水染成了海一般壮丽的效果。
没想到,河边会这么热闹,一大群妇女都在这里洗澡!而且没有一个人穿游泳衣!太神奇了。我好奇地说:“你们不怕遇到男人?”班姐说:“不会的,他们的地盘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再说晚上也看不见。”班姐跟那些人用苗语咿咿呀呀交流着,彼此都很兴奋。她们差不多都是半蹲在河里,只露出脖子和脑袋。几个年轻妇女在给她们的孩子搓背,搓得他们咿哇乱叫。班国强的妈妈当年也这样给他洗澡吗?
唉,要是只有这条河而没有那条铁路该多好!
班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泡在河里去了。她鼓动我:“快下来呀!凉快死了!”
我也学着她们下了河。清凉的水缓缓漫过我的身体,好舒服!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怎么会呢,白天一直都没有信号的。我赶紧披上衣服,手机铃声依然很有耐心地没有断。
居然是远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你在干什么?老也不接电话。”我说:“我在苗寨,摆浪寨,我在河里洗澡。”“洗澡?是游泳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河里游泳?”我纠正她说:“不是游泳,是洗澡。什么时候你也来,保证这种感觉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只是,这么好的月色,这么清的河水,班国强暂时无法享受了,他会想到他家乡的这条河吗?如此的单纯和自由。
五
开庭的那天,我没有忘记给班国强买肉包子。
待审的被告都被关在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铁笼子里,全封闭的,只在上端留了一条缝,可以看见里面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我在挤成一堆的六双眼睛中找到了班国强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着某种期盼。我拎起包子在哑巴前面晃了晃,那双眼睛在笑。他个头不够高,在铁笼子里面一定使劲踮起了脚尖,眼睛一会儿能露出来,一会儿又不能露出来,既兴奋又急切的样子。
我跟法警交涉,请他将班国强暂时放出来,让他吃点东西,法警同意了。
班国强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吃包子。我想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可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郑老师这时候还没有到。我试着跟他说那条河,我将手指并在一起,做了一个波浪的手势,他没看懂,疑惑地望着我,我又做了个游泳的姿势,他使劲点着头,天真地笑了。
一切准备就绪,九点钟正式开庭。
班国强在法庭上很开心,其他几个被告都没有律师,班国强又有翻译又有律师,所以很是得意。他就那么乐呵呵地笑着,像看热闹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表情会使法官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就请郑老师示意他注意控制情绪,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他这才老实下来。
其实,班国强差不多只要看着郑老师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这时候,他的头点得很认真,摇得也很果断,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如此默契的配合使我非常满意。
当法官问到是不是他带警察去抓另外五个人的时候,班国强情绪异常高涨,他走过去一把抓住那个绰号叫长毛的家伙的后领,向法官示意他当时就是这样帮警察抓住长毛的。
虽然他的年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我在发表辩护词的时候已经留好了退路。
“关于班国强的年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第一,苗寨的生活习惯都是使用阴历的,所以他们的生日使用的也是阴历,而到了派出所那里,都没有将阴历换算成阳历,就直接进行了登记。照此推算的话,班国强的出生日期不应该是1989年3月9日,而应该是阴历的三月初九,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他就是1989年4月14日出生的。换句话说,在2005年3月21日他们作案的时候,班国强其实还没有满16岁。”
“第二,就算是班国强的年龄没有搞错,那么他在2005年3月21日以前的若干次犯罪,都不应该累计计算,他只能对2005年3月21日这一次犯罪事实承担责任,而起诉书的指控没有将这一点划分清楚……”
法官只采纳了我的第二条意见。然后,法官让每一个被告作最后陈述。那五个被告都耷拉着头,表示一定要悔过自新。轮到班国强时,他显得很茫然,一副懵懂无知的模样。
我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好直接明示,突然灵机一动:“你还记得你家乡的那条河吗?”
郑老师愣了一下,我说,你就这样给他翻译。班国强看懂了,眼里开始闪着泪水,他不停地比划了一大堆,情绪十分激动。
郑老师帮他翻译过来:“我错了,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要回家,我要去打工,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给我弟弟妹妹交学费。我还要回家看我妈妈,她不会做饭,只想吃肉包子……”
法官显然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他跟两位陪审员耳语了一阵,宣布休庭,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宣判。
我扭过头去看班国强,天已经很热了,他还是穿着那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纯真的脸上一片茫然。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的样子,就像一棵野生的树,顽强地生长在旷野里,却无人来修剪枝叶。一种强烈的感情猛地击中了我的心,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热辣辣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