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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原校长瞿佳为培养更多儿科医生“奔与呼”了十多年。如今，他等来了希望。3月5日，看到“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他异常惊喜，掏出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
之前，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今年将有8所高校恢复开设儿科学专业，瞿佳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读到这句话，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看病难，给孩子看病更难，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儿科医师短缺”的危机：北京儿科“限号”、广州儿科急诊“关停”和上海儿科“告急”，儿童医疗红灯频闪，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这一问题再次受到瞩目——
二孩来了，原本就“医生荒”的儿科，这下真的要慌了？
王珂的实习生涯
瞿佳所在的学校，从1978年开始为社会输送儿科本科毕业生，直到2002年停招。他回忆，当时之所以取消，在于国际临床医学专科设置规定，“不能将大人和小孩分开”。
1998年，专业设置再次调整，儿科专业从我国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中剔除，这让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弱势。瞿佳说：“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影响了学科发展。”相应地，学儿科的人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现行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和冲击。
儿科医生到底有多“荒”？他们目前的工作境遇如何？
约定采访的时间推迟了两次，王珂（化名）终于还是在晚10点坐在了电脑前，通过QQ和记者聊起了她未来的职业——儿科医生。虽说目前还只是实习生，但对这位90后的女孩来说，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常态。
目前，我国儿科医师仅11.28万人，而0到14周岁儿童有2.26亿。在部分医院挂出儿科停诊告示后，國家卫计委曾提出可以对内科医务人员进行转岗培训，
充实儿科医疗力量。儿科医生短缺，未来一段时期，王珂和她的儿科专业同学可能是最抢手的毕业生。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想成为医生，不仅能给家人带来健康，还能受人尊重，待遇也不错。”王珂说。
1998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取消儿科后，王珂就读的重庆医科大学就成为国内少数有儿科本科的医学院之一，而
多数医学院要在研究生阶段才选择专业方向。她向记者
说，听说儿科医生少，找工作不愁，就选择了儿科专业。但即将梦想成真的王珂感到更多的却
是失望。她实习所在的医院，每4天就要轮一次夜班，今年春节也只有3天假，回趟四川老家，在路上就得耽搁一天多。
“万一有医生生病请假就更麻烦了，排班都排不过来。一些生病的医生都要硬撑着，真是生病也要挑时间。”王珂说。
“我们做过统计，在同一所医院，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但是儿科医生的收入只及非儿科医生收入的4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说。儿科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强度严重不匹配。
除工作压力和收入外，王珂明显感觉到医生不像以前那样被人尊重。与成人科室相比，儿科的医患问题更加突出。儿科又称“哑科”，儿童一般不会自己表述病情，医生稍不留意就容易误诊。有时不小心弄哭孩子，家长轻则冷语相向，重则会引发医患矛盾。
以前，人们若是身体有恙，常会说“去请大夫”，而现在则多是“快叫医生来”。王珂坦言，她很热爱医生这份工作，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对于能否坚持，她心里也没底，而她一位读了8年医科的师兄已经决定彻底改行。
专家巩纯秀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儿科医生而言，王珂眼中的职业“酸楚”已是工作常态。
今年52岁的巩纯秀现在是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中心的主任。从一个小医生，到如今成为儿童内分泌疾病的专家，从医30多年，巩纯秀看过了成千上万的患者。
如今，每周除了要负责查房、讲课、开会、赴外交流外，每周一、周三是她的门诊时间，每个门诊日，她都需要高强度工作10多个小时。
3月2日早上8点左右，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前已经门庭若市，熙攘的人群中，患者和家属忙着挂号、候诊，巩纯秀也从查房开启了自己一天的工作。
上午9点，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三层的导诊台开始叫号，近百个家长带着孩子在各个诊室门前候诊。第20号诊室，巩纯秀和两个助手也开始门诊工作。
6分钟、9分钟、15分钟、20分钟……每隔一会，就有患者从20号诊室走出。早上11点5分，巩纯秀已经看了14个病人，期间没有任何休息。12点50分，伴随着第27号病人从诊室走出，巩纯秀上午的门诊工作才告一段落。
短暂休息后，13点多，巩纯秀即开启了下午的门诊工作。约3个小时后，16时27分，在接连看完下午预约的20位患儿后，巩纯秀没有休息，直接从3楼走到6楼，又开启了她的“小夜班”模式。此时，在巩纯秀所在的6楼2号特诊室门前，早己排满了病人和家属。
19点58分，巩纯秀这天的第72位患者离开了2号特诊室，她全天的门诊工作终于结束。门诊10个小时，72位患儿，巩纯秀这一天平均约每8分钟就要接待一位患者。
儿科的未来
针对儿科医生人手不足、工作压力大的境况，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一些补救措施。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看来，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一些城市或新建儿童医院，或扩建原有医院增加儿童病床，或推行儿科分级诊疗，但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招不到儿科专业医护人员。同时，增加的床位和多收治的患儿又进一步加重现有人员的压力，造成人员辞职和队伍的不稳定。
在她看来，培养儿科医生需要10年的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以现在的状况看，这些学生最终是否能成为儿科医师，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瞿佳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恢复开设儿科专业。听说教育部公布今年要恢复儿科专业招生，瞿佳专门派人等这个文件批复，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他才觉得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说，这是一个开始，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措施不仅是恢复招生，更要靠各级政府、尤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一步重视儿科的发展，对儿科医生在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
正如李兰娟所说，应着力提高产科和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让同为“白衣天使”的儿科医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一一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独立的专业，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应该研究完善助产士职业晋升体系，定向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根治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关键，就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通常来说两头最让人揪心：孩子病了，担心焦急；老人病了，负担沉重，应将‘两头’照顾得周全、妥帖。”丁洁说。（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
之前，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今年将有8所高校恢复开设儿科学专业，瞿佳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读到这句话，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看病难，给孩子看病更难，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儿科医师短缺”的危机：北京儿科“限号”、广州儿科急诊“关停”和上海儿科“告急”，儿童医疗红灯频闪，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这一问题再次受到瞩目——
二孩来了，原本就“医生荒”的儿科，这下真的要慌了？
王珂的实习生涯
瞿佳所在的学校，从1978年开始为社会输送儿科本科毕业生，直到2002年停招。他回忆，当时之所以取消，在于国际临床医学专科设置规定，“不能将大人和小孩分开”。
1998年，专业设置再次调整，儿科专业从我国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中剔除，这让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弱势。瞿佳说：“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影响了学科发展。”相应地，学儿科的人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现行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和冲击。
儿科医生到底有多“荒”？他们目前的工作境遇如何？
约定采访的时间推迟了两次，王珂（化名）终于还是在晚10点坐在了电脑前，通过QQ和记者聊起了她未来的职业——儿科医生。虽说目前还只是实习生，但对这位90后的女孩来说，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常态。
目前，我国儿科医师仅11.28万人，而0到14周岁儿童有2.26亿。在部分医院挂出儿科停诊告示后，國家卫计委曾提出可以对内科医务人员进行转岗培训，
充实儿科医疗力量。儿科医生短缺，未来一段时期，王珂和她的儿科专业同学可能是最抢手的毕业生。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想成为医生，不仅能给家人带来健康，还能受人尊重，待遇也不错。”王珂说。
1998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取消儿科后，王珂就读的重庆医科大学就成为国内少数有儿科本科的医学院之一，而
多数医学院要在研究生阶段才选择专业方向。她向记者
说，听说儿科医生少，找工作不愁，就选择了儿科专业。但即将梦想成真的王珂感到更多的却
是失望。她实习所在的医院，每4天就要轮一次夜班，今年春节也只有3天假，回趟四川老家，在路上就得耽搁一天多。
“万一有医生生病请假就更麻烦了，排班都排不过来。一些生病的医生都要硬撑着，真是生病也要挑时间。”王珂说。
“我们做过统计，在同一所医院，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但是儿科医生的收入只及非儿科医生收入的4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说。儿科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强度严重不匹配。
除工作压力和收入外，王珂明显感觉到医生不像以前那样被人尊重。与成人科室相比，儿科的医患问题更加突出。儿科又称“哑科”，儿童一般不会自己表述病情，医生稍不留意就容易误诊。有时不小心弄哭孩子，家长轻则冷语相向，重则会引发医患矛盾。
以前，人们若是身体有恙，常会说“去请大夫”，而现在则多是“快叫医生来”。王珂坦言，她很热爱医生这份工作，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对于能否坚持，她心里也没底，而她一位读了8年医科的师兄已经决定彻底改行。
专家巩纯秀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儿科医生而言，王珂眼中的职业“酸楚”已是工作常态。
今年52岁的巩纯秀现在是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中心的主任。从一个小医生，到如今成为儿童内分泌疾病的专家，从医30多年，巩纯秀看过了成千上万的患者。
如今，每周除了要负责查房、讲课、开会、赴外交流外，每周一、周三是她的门诊时间，每个门诊日，她都需要高强度工作10多个小时。
3月2日早上8点左右，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前已经门庭若市，熙攘的人群中，患者和家属忙着挂号、候诊，巩纯秀也从查房开启了自己一天的工作。
上午9点，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三层的导诊台开始叫号，近百个家长带着孩子在各个诊室门前候诊。第20号诊室，巩纯秀和两个助手也开始门诊工作。
6分钟、9分钟、15分钟、20分钟……每隔一会，就有患者从20号诊室走出。早上11点5分，巩纯秀已经看了14个病人，期间没有任何休息。12点50分，伴随着第27号病人从诊室走出，巩纯秀上午的门诊工作才告一段落。
短暂休息后，13点多，巩纯秀即开启了下午的门诊工作。约3个小时后，16时27分，在接连看完下午预约的20位患儿后，巩纯秀没有休息，直接从3楼走到6楼，又开启了她的“小夜班”模式。此时，在巩纯秀所在的6楼2号特诊室门前，早己排满了病人和家属。
19点58分，巩纯秀这天的第72位患者离开了2号特诊室，她全天的门诊工作终于结束。门诊10个小时，72位患儿，巩纯秀这一天平均约每8分钟就要接待一位患者。
儿科的未来
针对儿科医生人手不足、工作压力大的境况，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一些补救措施。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看来，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一些城市或新建儿童医院，或扩建原有医院增加儿童病床，或推行儿科分级诊疗，但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招不到儿科专业医护人员。同时，增加的床位和多收治的患儿又进一步加重现有人员的压力，造成人员辞职和队伍的不稳定。
在她看来，培养儿科医生需要10年的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以现在的状况看，这些学生最终是否能成为儿科医师，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瞿佳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恢复开设儿科专业。听说教育部公布今年要恢复儿科专业招生，瞿佳专门派人等这个文件批复，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他才觉得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说，这是一个开始，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措施不仅是恢复招生，更要靠各级政府、尤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一步重视儿科的发展，对儿科医生在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
正如李兰娟所说，应着力提高产科和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让同为“白衣天使”的儿科医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一一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独立的专业，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应该研究完善助产士职业晋升体系，定向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根治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关键，就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通常来说两头最让人揪心：孩子病了，担心焦急；老人病了，负担沉重，应将‘两头’照顾得周全、妥帖。”丁洁说。（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