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外访，虽然拜登选择的是欧洲，但他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亚洲。如果再聚焦一点，那就是东北亚，而其中的重点则是日本与韩国。从3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东京，到5月21日拜登在白宫送走韩国总统文在寅，短短两个月时间，拜登政府完成了一轮与日韩高层次、高频率的外交互动。至少从美国的意图来说，这样的外交安排，将意味着东北亚变局的前奏。
　　既然涉及变局，那就得回顾“前局”。拜登入主白宫前，日韩与中国关系的特点都是缓和。2020年9月安倍离任日本首相时，因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而跌入谷底的中日关系，已经重回正轨。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起初继承了安倍的对华外交路线。2017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后，文在寅以积极的外交姿态，消除萨德风波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虽然日韩之间固有的矛盾未有实质性突破，但东北亚局势的突出特点，是走向缓和与合作。
　　这样的局面，在拜登就任总统后开始出现变化。他的“美国回来了”，首先是说给东北亚的盟友听的。因为这个地区，有拜登政府认定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同时还有紧邻中国，且依然紧密的双边同盟。很难否认，拜登的重整同盟外交，优先对象就是日韩。而这样的外交操作，必将给东北亚局势投下变数。
　　无论从战略意图还是政策手段上看，拜登政府事实上都在往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注入更多战略竞争的因素。

美国聚焦日韩

　　“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感到混乱，愈发困惑，不知何去何从。”这是布林肯在2019年7月接受媒體采访时说的话。作为当时拜登竞选团队里的外交事务核心顾问，他的这番话体现了某种集体焦虑感。而在焦虑感驱使下的第一个动作，往往会反映出政策优先排序。出任国务卿后布林肯第一次出访，是从3月15日至18日访问日本和韩国。而他首次访问欧洲，是一周后的3月25日赴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
　　亚洲登上拜登政府外交焦虑感榜首，绝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变化，而是其变化趋向“去美国化”。2020年11月15日，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结束但当选总统“难产”之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如果考虑到同样不包括美国，并已于2018年年底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可以清晰地看出，亚洲这个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上与美国越来越疏离。
　　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1月与美国学者拉什·多西在《外交事务》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如何维护亚洲秩序》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如何维护秩序，但通篇透露出对亚洲脱离美国掌控的焦虑。如果不考虑美国因素，亚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剧情无疑是发展经济，以及围绕这个主题构建新的制度性安排。而拜登政府外交，事实上在把亚洲的发展经济论述，转变为战略竞争论述。这是“美国促变”。
　　突破口就是日本与韩国。二战后美国新任国务卿首访选择东亚而非欧洲，奥巴马政府开了先河。2009年2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首访对象是日本（她随后还访问了印尼、韩国和中国）。拜登政府开了另一个先河，不仅首访聚焦日韩，而且派出的是国务卿加国防部长的组合。3月15日至18日，布林肯和奥斯汀访问日韩，与两国举行了外长加防长“2 2”会谈。一个月后的4月1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拜登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会晤的外国领导人。此后一个月的5月19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美国。

不难看出，从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到6月中旬，如果以面对面会晤为衡量标准，无论从层级还是频率来看，都可以看出拜登外交在聚焦日韩。

　　除了双边互动，还有三边整合。特朗普政府时期，日韩对美外交如履薄冰，美日韩三边框架更是基本暂停。美国国务卿与防长组团访问日韩后不到半个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韩国安保室室长徐薰，在4月2日飞赴马里兰州，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三边会晤。4月30日，美日韩军方参谋长在夏威夷举行三边会晤。5月5日，韩国外长郑义溶赶赴伦敦，与参与G7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三边外长会。
　　6月中旬的G7伦敦峰会，文在寅受邀于会。峰会期间，拜登与菅义伟、文在寅举行首次三边首脑会晤。不难看出，从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宫到6月中旬，如果以面对面会晤为衡量标准，无论从层级还是频率来看，都可以看出拜登外交在聚焦日韩。而且，这些会面绝非只有象征意义，而是有着清晰的目的：第一是战略对接，即把日韩整合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第二是政策协调，从微观层面把日韩锁定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拜登政府最终的目的，是使其对日韩外交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
　　日本是印太概念的早期倡导者，所以拜登政府与日本的战略对接，几乎不存在什么难度。日美联合声明称“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至少说明在宏观上两国实现了“无缝对接”。类似的表述并没有出现在美韩联合声明中。但是，拜登政府对韩外交的显性成果之一，是拉近了韩国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距离。美韩声明中有这样一句，“我们将努力推动新南方政策（文在寅政府的东南亚战略）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对接”。
　　魔鬼藏于细节。拜登政府“促变”更具实质意义的动作，是与日韩在具体政策领域的沟通和协调。具体地说，拜登政府通过与日韩的这些互动，开启了在高科技研发，以及所谓打造更有韧性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在拜登与菅义伟、文在寅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中，都有相关的内容。比如，美日计划联合投资45亿美元研发6G技术，在半导体与其他战略性产品上打造不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韩国三星、SK、LG、现代等企业，宣布对美国投资394亿美元。 　　日韩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而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决定了拜登政府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在贸易政策上吸引日韩。所以，拜登政府利用新冠危机引发的供应链安全担忧，试图对抗中国对日韩经济上的吸引力。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韩国问题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通过与韩国合作打造韧性供应链，拜登政府在挑战韩国人的这种认知，即韩国依赖中国才能获得经济机会。事实上，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拜登政府对日外交意图。

施压与应变

　　拜登对日韩的外交，没有特朗普那样的攻击性，但“攻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日本对中国有战略疑虑，但直到菅义伟成为首相前，在中美战略竞争问题上，日本官方的态度都保持着某种模糊性。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菅义伟内阁离“选边”已经非常接近。文在寅政府此前一直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保持距离，如今已经转变为选择性参与。这些都与拜登政府强大的攻势外交不无关系，同时也是日韩面对中美戰略竞争升级而所做出的应变。
　　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问题，是拜登政府施压日韩的重要证明。自与中国建交以来，日韩在与第三方的外交互动中都避免提及台海问题，即便对象是美国。因为东京和首尔都清楚，这是不应该触碰的敏感问题。4月14日，也就是菅义伟飞赴华盛顿两天前，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拜登政府向菅义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问题。对于到访的文在寅，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与特朗普把同盟关系视为勒索工具相比，拜登的手法本质上没有多大不同。从对日韩的攻势外交来看，拜登政府无疑是在把日韩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兑换成它们在战略上与美国的接近甚至同步。文在寅抵达华盛顿的前几天，美国侯任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称，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意义重大，驻日与驻韩美军应加强协调。这无异于是给文在寅访美在安全领域提前“定调”。
　　长期以来，韩国都把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的角色，定位为应对朝鲜威胁。关键的原因在于，韩国的战略优先在朝鲜半岛，且不希望卷入大国竞争。但这次文在寅与拜登会晤后的联合声明，给美韩同盟赋予了地区乃至全球意义。拜登施压的时机很“巧妙”，看准文在寅任期只剩一年。选举政治决定了文在寅的战略抉择，不得不让位给总统选举。对于文在寅来说，稳住韩美关系是确保其所属政党赢得大选的关键。即便是遭到拜登冷淡接待，对文在寅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这种情况下，对于拜登的施压，文在寅很难做到硬扛。
　　这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菅义伟。作为安倍晋三辞职后半路接手的首相，菅义伟执政的“合法性”还缺乏政治背书。为了使自己的首相角色更加“名正言顺”，菅义伟的唯一选择是赢得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并带领自民党赢得随后的国会选举。而菅义伟政治履历中最大的短板就是外交，所以他试图利用对美国的访问，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日美关系。至于此访之于日本战略利益的得失，那无疑是次要考虑。

所谓的“平衡”只体现在表态上，而在高科技、供应链等这些具体的政策领域，日韩事实上都在做偏向于美国的选择。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菅义伟和文在寅也都在利用拜登的外交拉拢，为自己谋取国内政治利益。既然这样，那他们对拜登的要求就不会做到“照单全收”。反映到外交层面，就是日韩的对华态度，在措辞上与美国做出区隔。拜登与菅义伟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拜登说，“我们承诺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challenge）。”而菅义伟说的是，“我们严肃地讨论了中国对印太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influence）。”相比菅义伟，文在寅在涉华表态上更为谨慎可克制。
　　正因为如此，国际舆论认为菅义伟和文在寅，在中美之间“走钢丝”。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评价不够准确。所谓的“平衡”只体现在表态上，而在高科技、供应链等这些具体的政策领域，日韩事实上都在做偏向于美国的选择。如果在这些领域与美国的合作能够落地，那将不可避免对日韩的资金、技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产生影响。这样一来，东北亚经贸格局就有可能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

变化的限度

　　在上述《美国如何维护亚洲秩序》的文章中，坎贝尔与多西承认，与一战前的欧洲不同，这个地区并没有经历过革命动乱和毁灭性的大国战争，而是享有了长达40年的长期和平。同时他们又援引基辛格的话说，“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运行最终都要依赖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没有公认和默认的秩序，这个地区不可能有“长和平”，而眼下的冲突或战争风险，几乎都与美国的刻意介入有关。所以，对所谓“合法性”不接受的，主要是美国。
　　坎贝尔与多西开出的“药方”，就是促使这个地区的国家与中国“脱钩”。他们在文章中写道，“与战前欧洲注重边界划分和政治承认的谈判不同，发生在印太地区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围绕供应链、标准、投资制度和贸易协定展开。即使美国在努力重新恢复本国的敏感产业并寻求与中国‘可控脱钩’，它也可以安抚紧张的本地区国家—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往往意味着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本地区的其它经济体，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正是这样干的。这背后的逻辑是，拜登认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即意味着安全威胁。目前拜登政府对日韩的外交，毫无疑问是想用这样的逻辑影响盟友的战略选择，从而使它们在战略上与美国同步。由此可见，拜登政府是在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放大到整个亚洲地区，通过打造“恐惧者联盟”应对中国崛起。

　　效果如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东北亚的变局，不会完全按照拜登政府设定的剧情演绎下去。美国学者保罗·希尔在《国家利益》上撰文称，早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东亚国家就在根据地区实力变迁调整外交政策。“美国必须避免冒险，想当然地认为盟友应对中国的想法与美国完全一样，或者迫使它们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选边。”而从拜登政府对日韩的外交可以看出，美国似乎正在冒这样的风险。
　　菅义伟访问美国期间，在涉华议题上做了超过前任的强硬表态，此后很快做了回调。回到日本后，他发推特说，稳定的对华关系，不仅对日本和中国，对地区与国际社会都很重要。4月20日，菅义伟在国会质询时说，“虽然联合声明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日本绝不会军事介入台海争议。”美国日裔学者格伦·福岛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日本有这样的声音，即菅义伟在联合美国对抗中国上走得太远，他本应该在表态上保持模糊性。

拜登政府是在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放大到整个亚洲地区，通过打造“恐惧者联盟”应对中国崛起。

　　在文在寅的访美行程中，有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祭奠美国阵亡军人，有参加拜登授予朝鲜战争美国老兵荣誉勋章的仪式。用韩国学者尹锡俊的话说，拜登是在提醒文在寅，韩国现在享有的民主自由，靠的是美国。但这样刻意地利用历史，显然没有考虑现实的变化。正如《东亚论坛》的文章所说，只要韩国外交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朝鲜，首尔就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从而维持朝韩对话的动力，这也是首尔对华政策态度相对温和的原因。
　　至于拜登政府正在筹划的一系列合作倡议，最终能走到哪一步也还是未知数。对于这一点，格伦·福岛分析称，“这些倡议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与可见的成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无论在安全、贸易、科技、气候变化或者人权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时日本人与美国人在概念、利益和政策优先上，都不会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于细节的魔鬼，也会制约拜登日韩外交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