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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的矛盾集中到代表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美帝国利益的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其矛盾的中心便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共产党方面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坚持要建立"由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独裁政权",并且执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方针,幻想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继续专政。
民主党派作为当时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后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从自己的阶级观点出发,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对中国的政治进行革新,建立一个西式的"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抗战刚胜利,民盟便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实现这一主张。这便是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市场的"第三条道路"。
就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强调"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希望国共双方"全盘","彻底"的解决国家问题。此后不久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章伯钧发表观点指出:"民主建国的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高层与民主党派领导广泛接触,加深了解,加强团结。就在國共谈判时,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一大"。民盟"一大"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民盟"一大"通过的三个纲领性文件构成了民盟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规定:"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此外,《纲领》还就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强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 。也就是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险,改变普遍贫穷并且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民主党派的这些探索似乎又为中国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国共两党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民主党派一开始也深信只要按照他们的设想经过渐进的改良,中国的实业将得到发展,社会将趋于繁荣。在民主人士提出这"第三条"中间道路之前,他们有着他们整套的理论支撑。因此,一开始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同时也不赞成中共的主张。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一再施压下,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一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看到了希望的民主党派殊不知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的缓兵之计。因此,民主党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越发活跃,并确实也得到相当一部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定律并非像民主党派想的那么简单。当谈到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实质性问题时,谈判便艰难起来。国民党始终紧握着独裁政权不放,对政协谈判并没太大诚意。等到执行政协决议的时候更是没有了下文,数月过后,换来的却是全面内战和国民党对民主进步势力的残酷打压。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遭到国民党的屠杀,镇压,强制解散等手段的对待。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统治,肆意破坏政协决议,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并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大部分民主党派从民族大义和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渐向中共靠拢,为捍卫和实现政协决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建于1946年2月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召开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攻击,发生"较场口惨案",此后,国民党又捣毁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中央机关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生)在香港创办的《人民报》,为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于1946年8月被国民党查封,并遭到国民党独裁集团的诽谤。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有较多的来往和配合,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国民党反动集团发动的针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惨案一件接一件,逐渐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清醒起来,并认识到要在当时中国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部分民主党派开始向中共的主张靠拢,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民盟的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中国在抗日战争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没有走"第三条道路"的余地。持有"第三条道路"想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已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在蒋介石的迫害和破坏下,民主党派中的民盟的"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于是民盟于1948年1月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独立的"第三条道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不得不承认是"行不通"的,宣告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这标志着民盟站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随后其他大部分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提出的。所以解放战争后期民主党派丢掉"第三条道路" 的幻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由民国时期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的政治定律所决定的。
回顾民国末期这段各派政治势力为引导中国未来去向而博弈的历史,我们可以隐约总结出这样一条政治定律:党派与武力的统一。党派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有的党派又有武装集团,因而对国家未来道路之争演化为武力之争。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政协召开,再到新中国建立的除夕,表面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甚至是美国势力的相互博弈,而民主党派则想尝试引进西方的政治原则,以政治方式解决政见之争,避免国共政争导致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方政治原则并不适合中国这块土壤,这种原则有着一个必要的条件:党派与武力的分开。民主党派幻想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会破产,主要原因就在于此。1945年3月,蒋介石在与顾维钧的谈话中说到:"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他们没有军队。"蒋出此言,是对民国时期政治定律的一次"精彩"说明。准确的说出了那个年代主导政治去向的重要因素。国共之为真正的主导性政治势力,缘自两者都有政权和军队,对于那些民主党派,虽然他们在中国社会,甚至世界上有影响,有时候还很大,但他们终究在中国不能起到主导性的因素,他们说了话,发表了意见也"不能算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那种政治集团和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情况下,没有武装力量的政党发出的对政治结构和政治方式的构想,其结果最终还是苍白无力的。
参考文献:
[1]郭双林,王续天.中国近代史读本(下册).邓野: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吴智棠,沈炎.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沈阳出版社,1989.
[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
[4]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3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5]顾维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出版社.
民主党派作为当时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后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从自己的阶级观点出发,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对中国的政治进行革新,建立一个西式的"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抗战刚胜利,民盟便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实现这一主张。这便是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市场的"第三条道路"。
就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强调"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希望国共双方"全盘","彻底"的解决国家问题。此后不久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章伯钧发表观点指出:"民主建国的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高层与民主党派领导广泛接触,加深了解,加强团结。就在國共谈判时,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一大"。民盟"一大"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民盟"一大"通过的三个纲领性文件构成了民盟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规定:"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此外,《纲领》还就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强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 。也就是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险,改变普遍贫穷并且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民主党派的这些探索似乎又为中国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国共两党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民主党派一开始也深信只要按照他们的设想经过渐进的改良,中国的实业将得到发展,社会将趋于繁荣。在民主人士提出这"第三条"中间道路之前,他们有着他们整套的理论支撑。因此,一开始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同时也不赞成中共的主张。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一再施压下,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一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看到了希望的民主党派殊不知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的缓兵之计。因此,民主党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越发活跃,并确实也得到相当一部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定律并非像民主党派想的那么简单。当谈到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实质性问题时,谈判便艰难起来。国民党始终紧握着独裁政权不放,对政协谈判并没太大诚意。等到执行政协决议的时候更是没有了下文,数月过后,换来的却是全面内战和国民党对民主进步势力的残酷打压。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遭到国民党的屠杀,镇压,强制解散等手段的对待。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统治,肆意破坏政协决议,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并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大部分民主党派从民族大义和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渐向中共靠拢,为捍卫和实现政协决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建于1946年2月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召开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攻击,发生"较场口惨案",此后,国民党又捣毁中共《新华日报》和民盟中央机关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生)在香港创办的《人民报》,为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于1946年8月被国民党查封,并遭到国民党独裁集团的诽谤。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有较多的来往和配合,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国民党反动集团发动的针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惨案一件接一件,逐渐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清醒起来,并认识到要在当时中国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部分民主党派开始向中共的主张靠拢,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民盟的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中国在抗日战争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没有走"第三条道路"的余地。持有"第三条道路"想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已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在蒋介石的迫害和破坏下,民主党派中的民盟的"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于是民盟于1948年1月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独立的"第三条道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不得不承认是"行不通"的,宣告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这标志着民盟站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随后其他大部分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提出的。所以解放战争后期民主党派丢掉"第三条道路" 的幻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由民国时期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的政治定律所决定的。
回顾民国末期这段各派政治势力为引导中国未来去向而博弈的历史,我们可以隐约总结出这样一条政治定律:党派与武力的统一。党派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有的党派又有武装集团,因而对国家未来道路之争演化为武力之争。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政协召开,再到新中国建立的除夕,表面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甚至是美国势力的相互博弈,而民主党派则想尝试引进西方的政治原则,以政治方式解决政见之争,避免国共政争导致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方政治原则并不适合中国这块土壤,这种原则有着一个必要的条件:党派与武力的分开。民主党派幻想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会破产,主要原因就在于此。1945年3月,蒋介石在与顾维钧的谈话中说到:"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他们没有军队。"蒋出此言,是对民国时期政治定律的一次"精彩"说明。准确的说出了那个年代主导政治去向的重要因素。国共之为真正的主导性政治势力,缘自两者都有政权和军队,对于那些民主党派,虽然他们在中国社会,甚至世界上有影响,有时候还很大,但他们终究在中国不能起到主导性的因素,他们说了话,发表了意见也"不能算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那种政治集团和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情况下,没有武装力量的政党发出的对政治结构和政治方式的构想,其结果最终还是苍白无力的。
参考文献:
[1]郭双林,王续天.中国近代史读本(下册).邓野: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吴智棠,沈炎.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沈阳出版社,1989.
[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
[4]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3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5]顾维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