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派大师吴昌硕所刻众多印章中，有两方非常值得玩味——“画奴”和“印丐”。
　　“画奴”是另一位海派巨匠任伯年的自号，由吴昌硕为其治印。而“印丐”是1884年吴昌硕为自己取的号，并刻成自用印。这两方印说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以画、印艺术谋生的丐奴。他们二人年龄不同、出身不同，却惺惺相惜，互相被对方的才情倾服，交情莫逆，而二人的艺术也多受对方影响。本文试图对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画像进行梳理，进而剖析两位海派巨擘的世纪交往，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画坛的影响。

晚清画坛“强心剂”

　　任伯年在少年时期受父亲影响，掌握了民间写真术，多用流畅的线条去描绘周围的朋友。后来他被任薰收作徒弟，笔法远涉陈洪绶、华喦，兼工能写，别出心裁，曾赢得徐悲鸿“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的高度赞誉。
　　在长期以注重“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画坛，任伯年敢于以“写实主义”手法表现人物肖像，无疑为晚清中国画坛软绵无力的仕女画风气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塑造出了同时代人物惟妙惟肖、神形兼备的肖像作品，可以说，其人物画是中国传统人物画向近现代人物画跨越转变的里程碑。
　　任伯年一生为吴昌硕作画不少，单以吴昌硕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就有8幅：《芜箐亭长小像》（1883年）、《饥看天图》（1886年）、《棕荫纳凉图》（1886年）、《酸寒尉像》（1888年）、《蕉荫纳凉图》（1892年）、《山海关行军图》（1895年）、《棕荫忆旧图》（1895年），以及与王一亭合作的《吴昌硕像》（1895年），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保留下來的手稿。这些吴昌硕肖像成为任伯年肖像画成熟期的代表作。

拍案叫绝成知音

　　1883年元月，40岁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上海候轮期间，他借在上海登船的机会，经高邕介绍，初次在“颐颐草堂”里拜望了慕名已久的任伯年。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吴昌硕拿起画笔蘸上色墨，随意地画了几笔。任伯年见其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不禁拍案叫绝：“你将来在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以为玩笑，不料，任伯年却认真地说：“即使从你现在的笔墨功夫看，已经胜过我了。”自此，吴昌硕正式开始作画。
　　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第一幅画像《芜菁亭长小像》就作于1883年2月。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画面右上是吴昌硕的另一师友杨岘隶书题：“芜菁亭画像，藐翁岘为仓石先生题记”，钤白文印“臣显之印”。左上题行书两行：“芜菁亭长四十岁小影，癸末春三月山阴弟任颐写于颐颐草堂”，钤白文印“山阴任颐”。右下角钤朱文压角印“颐颐草堂”。

　　在画中，任伯年将吴昌硕置于一片空景中，只有两棵树和漏出一小部分屋顶的空亭，给人一种寂寞荒凉之感。这也正是任伯年的深意。吴昌硕3 0多岁时从故乡迁往安吉城里，他的新寓所有一个小园子，园中草木丛生、无人修葺，遂名“芜园”。吴昌硕精心打理园子，修竹植梅，在这里写字画画，现在要离家外出，难免伤感与矛盾。
　　1881年，吴昌硕作《别芜园》，诗中他叹息道：“读书愧未成，好古竟何取？男儿好身手，何不拔剑舞？区区谋一饱，坐受众人辱。”透露出对于选择艺术还是仕途的几分彷徨。

“饥看天”与“酸寒尉”

　　1886年11月，吴昌硕从苏州来到上海。这时，他所从事的多是跑腿的工作，属于勤杂人员，非常辛苦，生活也很窘迫。这一年，他曾作《墨梅图》，款识云：“鸡虫得失无可忧，人生天地真轻游。眼中羡尔守梅鹤，饮水独立高千秋。丙戌二月六日雨窗作于亦难双室仓硕。”体现出其苦闷的心情。同月，任伯年为吴昌硕画了《饥看天图》，肖像采用没有背景的中国传统绣像形式，只用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
　　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袍，眼望侧方、眼神悲愤、双唇微撅、两手背后。款题：“仓硕先生吟坛行看子，光绪丙戌十一月山阴任颐。”杨岘见任伯年生动传神地把吴昌硕的境遇、遭际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画上题了一首诗：“床头无米厨无烟，霄间首无看囊钱。破书万卷卖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人生有命岂能拗，天公弄人示天巧。臣朔纵有七尺躯，当前且让侏儒饱。”任伯年通过多年对吴昌硕的深入了解，以及依靠记忆中的印象，将吴昌硕酸楚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任伯年所画吴昌硕肖像，都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或工或写地刻画了他所了解的吴昌硕，生动描绘出其当时的境遇、志向和性格。吴昌硕很多人都画过，但是大多都过于写实，只有任伯年所绘是建立在对其深度了解基础之上的。 　　我们看任伯年1888年为吴昌硕所画的《酸寒尉像》，既刻画了人物的神情，又表现了人物的形体结构，以墨骨法大块晕染形体，将吴昌硕斯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1888年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赶上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便让任伯年为自己画像。这时的吴昌硕虽为小吏，也没什么地位，却要时时谨小慎微。任伯年抓住了吴昌硕此时的矛盾心理，将其拜别客人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记录于纸上。
　　《酸寒尉像》中吴昌硕头戴红缨圆官帽，身着葵黄色长袍，外罩乌纱马褂，脚穿官鞋，双手合拢作拱状，面容愁苦，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的县衙小吏形象呼之欲出。这些外貌特征都体现了吴昌硕当时的社会地位与矛盾的内心世界。看着这张画像，吴昌硕想到自己饥寒交迫、辛苦奔走的际遇，如泣如诉题诗道：“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生慑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龉。自知寒酸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佝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山阴子任子 ，鼎腕力可举。楮墨传意态，笔下有千古。写此欲奚为？怜我宦情苦。我昔秀才时，食贫未敢吐。破绽儒衣冠，读书守环堵。愿言窃微禄，奉母有酒脯。铜符不系肘，虚秩竟何补？枉自刻私印。山石遭凿斧。名留书画上，丹撰粲虎龙。回思芜园里，青草塞满圃。咫尺不得归，梦倚故园树。驱众强奔驰，低头让侪伍。如何反遭妒，攻击剧刀弩。魑魅喜弄人，郁郁悲脏腑。拂壁挂吾像，饮之以薄醑。顾影釂无数，兀然自宾主。权作醉尉看，持杯相尔汝。”此诗既是诉苦，也是自嘲。
　　画名中“酸寒尉”是吴昌硕此时的自称，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答孟东野》“寒酸孟夫子”一句。他还自己刻了一方白文“酸寒尉印”。该作右上款署“ 酸寒尉像。光绪戊子八月昌硕属任颐画”。左侧又有杨岘的大段题识：“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愁不类。苍茫独立意何营，似欲吟诗艰一字。尉乎去年饥看天，今年又树酸寒帜。苍鹰将举故不举，跕跕风前侧两翅。高秋九月百草枯，野旷无粮仗谁伺。老夫老矣筋力衰，丑态向人苦遭弃。自从江干与尉别，终日昏昏只思睡。有时典裘酤一斗，浊醪无功不成醉。尉如盐薤我如堇，不登嘉荐总一致。尉年四十饶精神，万一春雷起平地。变换气味岂能定，愿尉莫怕狂名崇。英雄暂与常人伦，未际升腾且拥鼻。世间几个孟东野，会见东方拥千骑。苦铁道人正，七十叟杨岘题。”

榻上休憩生感慨

　　1892年夏，任伯年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风格又是一变。画家选取了吴昌硕坐在竹榻上休憩时的情景作画：上半身袒胸露臂，身体微微左倾，左臂支撑在一堆古籍上，手中悠闲地拿着芭蕉扇，左腿架在右腿的膝盖上，两眼平视前方。吴昌硕真挚坦率、无拘无束的神态跃然于纸上。在人物的形象刻画上，任伯年用笔墨传神地表达了对形象的真实感受，生动地再现了吴昌硕形体本身的特征，夸张但不失真实，如光光的脑袋、胖胖的身躯、圆鼓鼓的肚子等特征，流露出生活劳累和精神失落的痕迹，以及人物负担沉重与精力衰退的性格变化。双目勾勒皴擦、浓淡深浅运用得恰到好处。而后背景以绿芭蕉为衬托，线条爽落，以细线勾勒，后以花青敷色。人物的点染与芭蕉的细勾完美融合在一起，可谓任伯年的经典之作。
　　该作画面无作者题款，只在画面左下角钤“伯年长寿”白文方印。从画面右上吴昌硕光绪甲辰（1904年）七月的题跋可见，此时任伯年已逝9年，看来此画画毕之后并未及时送予吴昌硕。正如光绪丁未（1907年）郑文淖题跋所言：“岁久沦轶，今忽得之海上，当有吉祥云，护之者，爰为题记，以识清异。”吴昌硕备加珍爱此画像，以篆书题五言古诗诗云：“天游云无心，习静物可悟。腹鼓三日醉，身肥五石瓠。行年方耳顺，便得耳聋趣。肘酸足复跛，肺肝病已娄。好官誓不作，眇匡讹难顾。生计不足问，直比车中布。否极羞告人，人面如泥塑。怪事咄咄叹，书画人亦妒。虽好果奚贵，自强自取柱。饮墨长几斗，对纸豪一吐。或飞壁上龙，或走书中蠹。得泉可笑人，买醉一日度。不如归去来，学农又学圃。蕉叶风玲珑，昨夕雨如注。青山白云中，大有吟诗处。”这首诗以“腹鼓三日醉，身肥五石瓠”状其形，“好官誓不作，眇匡讹难顾”言其心，“饮墨常几斗，对纸豪一吐”喻其艺，足见吴昌硕览此画像后感慨颇多。诗中他以陶渊明自况，而此画正是吴昌硕摆脱了官场，厌恶世态炎凉，不求荣华，像陶渊明一样学农学圃的真实写照。

水痕墨气失知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邀吴昌硕为幕僚。吴昌硕毅然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任伯年对此壮举很是钦佩，1895年去世前，曾为吴昌硕作《山海关从军图》和《棕荫忆旧图》纪念。任伯年所作的这两幅肖像道出了自己和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文人的爱国心声。吴昌硕一个弱文人也弃笔从武，可见其勇气之大，并且深刻认识到责任之重。
　　从现存吴昌硕的照片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形象很独特的人，也不是相貌特别完美的人。从1883年相识，到1896年任伯年去世的这13年间，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如此之多。而且每张毫不雷同，风格一变再变，将不同时間、不同地点的吴昌硕表现得丝丝入扣、风采毕露，就像是给吴昌硕这位文人的生涯“立传”一般。
　　任伯年与吴昌硕的家庭出身不同，艺术风格更是各有千秋。一个是经商之家，以绘画作为谋生手段;一个是出身文人家庭，书画印学为自身修养。这样的两人却惺惺相惜，维持了一段十余年的友谊。

　　吴昌硕开始画画比较晚，最早一直是进行书法创作，任伯年曾为其指点绘画之后，开始以金石入画，产生个人风格。据《小阳秋》记载，吴昌硕跟任伯年学画时己经50岁。任伯年为其示范，只用寥寥数笔画梅竹，吴昌硕带回去日夕临摹，画了很多之后让伯年评改。任伯年根据吴昌硕善书法的优势，建议其用篆籀文画花鸟、用草书的写作技法画枝干，从中得其奥妙所在。
　　任、吴二人经常谈天论画、切磋画理，不但画艺共同提高，而且关系亦师亦友。吴昌硕十分敬佩任伯年，总是尊称任伯年为“伯年先生”。在后来为任伯年画的册页《画树长春》上题款写道：“伯年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百读不厌。”吴昌硕为任伯年刻的那枚“画奴”朱文印，其旁有吴昌硕铭刻的款识：“画水风雷起，画石变相鬼，人或非之而画奴不耻，惜哉世无萧颖士。”体现了他对任伯年的敬佩之情与知遇之恩。
　　1895年任伯年去世，吴昌硕由姑苏奔沪，抚尸大恸。作诗哭之：“海上微官等匏系，日穷画理逐先生。武梁祠古增游历，金石声高出性情。脱剑今朝惭季子，读山何地起长蘅。风流己矣应蜷舌，涕泗阑干对月明。”并撰挽联：“ 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