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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毕业生离校引发的校园危机可分为内致型危机、外诱型危机和过渡性危机三大类型。其中，内致型危机主要包含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压力、畸形补偿心理、群体宣泄、校方管理不当；外诱型危机主要包含舆情方向不当、政治敏感事件；过渡性危机主要包含“蚁族”、“校漂族”等族群现象。
关键词：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
作者简介：王颖珏（1983-），女，上海人，上海电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上海20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研究”（基金编号：sdl109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6-0120-03
高校毕业生离校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与日常校园危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由于毕业生离校无论是从学生的情绪起伏还是管理工作的实施，乃至微观宏观环境的因素都存在着复杂性，因此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也具有突发性、多元性、潜伏性、扩散性和破坏性等特点。校园危机根据其引发的环境条件可分为：内致型危机、外诱型危机以及过渡型危机。
一、内致型危机
所谓内致型危机，是指由高校主体因素引发的校园危机，包含毕业生主体和学校管理主体两方面。传统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一般属于此类，而且作为主体的毕业生群体可变因素庞杂，因此内致型危机是最频发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类型。
1.学业压力
毕业班学生一般课业压力相对较小，尤其最后一个学期大多数学生的主要精力从课堂学习转向了社会实践，但总有一小部分学生因学业困难不能实现按期毕业的目标而忧心焦虑。这类学生由于在读期间对课业学习不重视，轻则面临拿不到学位证，重则因欠学分可能面临延长学年，更有甚者面临退学的境地。在学业“算总账”的关口，这一小部分学生的焦虑指数可能达到峰值，表现在投机式的考场违纪案例时有发生，导致情绪焦虑上的恶性循环，一旦不堪重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因为考研失败而导致心理受挫。此类学生与上述学业困难学生相反，在校期间一般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求知欲，一旦在考研竞争中失败，一方面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可能错过了求职的最佳时机，往往成为离校阶段最需要人文关怀与就业援助的对象。
2.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是高校毕业生最直接面对的压力因素，就业压力可能是所有即将踏上社会的学生都要面对的，其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家庭期望值施压过重。部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有时候脱离了子女的实际能力，家长的要求令学生望而却步。
（2）个人期望值无法满足。经过多年的拼搏和努力，不少学生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将大城市、高薪水、好环境、多福利设为求职目标，但现实的就业形势往往难以满足，失望情绪急剧增长。
（3）社会求职门槛提高。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日益增多，社会求职门槛也在逐步提高，除了对毕业生自身技能和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地要求，对专业对口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对是否为“985”、“211”重点高校也提出了要求，这对很多毕业生，尤其是非重点高校、非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产生了自卑、自暴自弃的心理。
（4）攀比心理造成失衡。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班同学在毕业时显示出就业差距，一些在校表现优秀的学生因为看到一些不如自己优秀的学生因为机遇好反而有了更高的就业起点，难免产生心理落差，特别是当“拼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少数社会不正之风令毕业生抱怨不公，颇感无助和无奈。
（5）社会恐惧心理初显。对于尚未真正踏足社会的应届毕业生而言，缺乏社会经验，因此对工作既有所期待又有所恐惧，对即将去到的新环境和自己即将扮演的社会角色充满未知感，容易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准毕业生的求职期望值是与就业压力直接相关的因素，2011年9～10月笔者对上海南汇大学城高校2012届毕业生进行了随机抽样，发出实名制调查访谈请求500份，共293人接受邀请，回收有效问卷264份，实名调查内容包括毕业意向、就业地域、专业对口性、期望薪资等因子。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毕业生整体就业心态平稳，平均期望薪资为3312元/月，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调查中最低期望薪资（2000元/月）与最高期望薪资（12000元/月）相差竟高达6倍之多，经过访谈后发现高期望值的学生一般在自身综合素质上并无优势可言，可见少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大大超出了应届毕业生职场实际情况，这类学生在毕业离校阶段需要进行特别的心理辅导与就业指导。
3.畸形补偿
所谓畸形补偿，是指在校期间因受到处分、受挫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导致的心理失衡，进而在毕业前提出补偿性诉求或采取补偿性行为，以实现形象重塑，获得心理平衡。少数毕业生由于在校期间的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分，或者在校期间表现平平未能获得荣誉肯定，或者群众基础不好未能实现“推优”入党，等等。会在离校前通过各种积极的途径来弥补遗憾，重塑个人形象，但是也有少数学生不能正确看待得失，不能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对荣誉、处分过于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采取了补偿过分行为，升级为逆反行为、越轨行为、报复行为。
4.情感压力
毕业常常意味着分离，对于恋爱中的毕业生来说面临择业地域的不同、价值观的偏差等等，未来的不可知和眼前的分离使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情绪波动较大的离校时期，失恋无疑将会是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使人产生沮丧、不自信的负面心理，而一旦形成不快、抱怨、迁怒心理的话更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5.群体宣泄
所谓群体宣泄，是指毕业生在受到特殊环境感染或者个体不自觉地受到所在群体的压力，从而在知觉、判断、情绪、信仰和行为上表现出与当下环境趋同或者与群体反应相一致的现象，从行为表现上基本属于失范行为，具有宣泄性、盲从性、传播性和破坏性。群体宣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散伙饭”为主要形式的集体酗酒，酒精作用下的寻衅滋事或打架斗殴，伴随无规律作息下的寝室脏乱差，作为情绪发泄窗口的恣意破坏公物与无故喧闹，等等。
群体宣泄危机的主要成因有：毕业生对学校规章制度的认同淡化；毕业生对自身现实角色的认识模糊；集体“无意识”式的发泄环境迎合了个人心理宣泄的需要。若对此类危机不加以及时干预、引导与治理，毕业生群体宣泄危机不仅会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带来危害，还会对在校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在学生中形成恶性传承。
6.管理不当
上述五点内致型危机诱因是从毕业生个体或群体角度分析的，而学校作为学生毕业离校工作的主体机构也可能因为自身工作不力、不到位而引发校园危机，甚至可能成为引发校园危机的直接诱因。
学校管理工作不当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毕业离校管理工作过松，对毕业生在校内外的种种不当言行采取无视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是使得学生过于放纵，危机积少成多最终爆发；第二，毕业离校管理工作过严，为了确保离校工作的及时、准确，有时工作上容易犯教条主义，离校手续一味强调程序和时间节点，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容易激化学生对管理工作的抱怨与不满；第三，毕业离校管理工作缺乏人文关怀，离校期间部分毕业生急需在助学贷款、档案转接等政策性问题上获得咨询，也有毕业生因为实际困难可能难以在学校规定的离校时间节点前搬离宿舍，这些渴望得到学校帮助和咨询的毕业生一旦不能得到学校针对性的解答和帮助，容易产生心灰意冷的感觉，不满情绪的发泄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外诱型危机
所谓外诱型危机，是指非高校主体因素引发的校园危机。此类校园危机发生的概率与频率远低于内致型危机，但一旦发生，其破坏性和传播性却比内致型危机更大。
1.舆情方向不当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舆论环境的关注，同时，不良的舆论环境也可能制约高校事业的发展。高校的舆论环境由校内舆情与校外（社会）舆情两部分组成，此处研究的内容为校外（社会）舆情。
社会舆情方向把握不当，对高校校园的稳定可能产生破坏作用，随着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常态化，以及网络媒体的普及化，社会舆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面越来越广。舆情方向的不当对高校，特别是对高校毕业生的负面影响可能直接导致校园危机。
（1）社会舆情过度消费高校负面突发事件。近年来，李刚、药家鑫等事件让“官二代”、“富二代”现象成为舆论热点，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把高校的人文关怀推到风口浪尖，名校学者学术造假新闻时见报端，令高校遭遇师德危机与学术诚信危机。不得不说这些负面新闻的出现反应了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社会舆论的有力监督将大大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少数媒体，尤其是论坛等缺乏有力监督的网络平台上频现所谓揭秘、隐情等，令舆情朝着猎奇方向发展，逐步偏离了实情或者脱离了新闻报道原本的焦点所在。高校负面突发事件被社会舆论过度消费后，使得和谐校园建设遭遇瓶颈，如不加以纠偏或及时建立舆情传播干预机制，高校维稳工作将遭遇危机。
（2）社会舆情热衷各类高校排名以吸引眼球。笔者于2012年2月4日在搜索引擎百度（www.baidu.com）上以“中国大学排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检索结果多达1720000条，可见社会舆论环境对高校排名相当关注，以“大学毕业生薪水排行”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是134000条。根据检索结果来看，高校毕业生薪资排名形形色色，并无权威机构或官方部门对此进行科学统计后予以发布，所谓结果基本属于各种民意的一厢情愿。但这种对排名的过度热衷可能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择业要求产生负面导向作用。
（3）社会舆情严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就业形势的艰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就业难呼声不断，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却难做“普通劳动者”，这既与毕业生本人的择业心态有关，同时也与社会舆论环境密切相连。舆论环境将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大学生掏粪工、大学生环卫工等进行大肆宣传报道，在社会上成为舆论热点。虽然希望给予大学毕业生更高的就业起点，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当前的就业形势，更重要的是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培养原则呼唤社会舆论给大学毕业生一个更合理、更宽松的环境。
2.政治敏感事件
影响大学校园稳定的政治敏感事件是指在学校运行常态下，因受外界政治事件影响，突然发生的干扰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以及师生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的事件。高校是人群密集型场所，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对社会热点关注多，对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具有一定敏感性。高校毕业生处于学校与社会的过渡阶段，属于心理易波动期，政治表达需求较为强烈，一旦受到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和社会的影响，自身的情感表达、政治需求、民主意愿如不能及时表达或缺乏正确引导，容易导致过激行为发生。
（1）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渗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客观环境，大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接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容易导致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淡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大挑战。
（2）突发事件导致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当释放。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藏独分子对奥运火炬的破坏、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事件、CNN的辱华言论等等，这些政治事件的突发，容易引起学生的群体性事件，一旦没有对合理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正确引导，就会使得大学生张贴标语性口号、群体性聚集或游行示威上升到不理性的行为表达，势必给校园和谐建设带来危害。
（3）宗教的政治化渗透。与传统的宗教传教不同，由于高校的特点，使得宗教在高校的渗透具备一些新特点，除了内容上的教义教规，还加入了带有国家政治方针、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内容，高校要警惕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阴谋行为对学生的渗透。
三、过渡型危机
所谓过渡型危机，是介于内致型与外诱型之间的危机，在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以及社会环境变迁等各种复杂因素下，逐渐形成了一股介于校门与社会间的特殊力量，形成了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的“蚁族”、“校漂族”现象。这种现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深入反思的机会，同时“蚁族”、“校漂族”群体本身就是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的服务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对高校在校生特别是准毕业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必须引起重视。“蚁族”、“校漂族”现象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性的危机，也可以说是高校毕业生离校遗留问题所引发的危机，故在此将其作为内致型危机与外诱型危机之外的第三类危机类型。
1.“校漂族”现象
所谓“校漂族”是指高校中已经毕业但尚未就业，仍然生活在大学或大学周边环境，因与大学存在某些联系而以各种途径利用大学资源的，没有明确社会身份的大学毕业生。社会学家一般认为“校漂族”是无奈选择的结果，把“校漂”作为缓冲期以规划未来。“校漂族”住在学校或者学校周边，在食堂就餐，到图书馆学习，利用学校的文体资源，甚至在学校听课参加讲座，表面上完全融入高校日常学习生活中，而事实上他们已经走上社会，与学校无隶属关系。
“校漂族”的主要构成是：一是学习型群体，熟悉的大学环境和学习资源有利于各类考试的准备，因此准备出国、考研、考公务员的群体就成为“校漂族”的主体；二是就业过渡型群体，为了职业理想，部分毕业生通过暂时打工伺机跳槽，在校园或者学校周围生活以降低生活成本，在找到理想的就业目标前“校漂”是一个心理和经济的过渡期；三是恋校派，这一群体是“校漂族”中的少数，但多少存在，有的是衣食无忧留恋校园生活，但更多的是回避社会竞争，缺乏进取心与归属感。
“校漂族”一般习惯于校园生活，对母校也怀有感情，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给高校校园带来危害，但毕竟“校漂族”不是学校注册的在校生，不可控因素和管理盲点很多，这种对校园依恋性的状态也容易引发校园危机。“校漂族”对高校校园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与在校生争夺校内资源。“校漂族”在学校内利用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资源难免占用了在校生的应有权利，一旦影响到在校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容易引发矛盾。
（2）构成复杂带来校园安全管理难题。“校漂族”不再是在校生身份，身份构成比较复杂，但他们对校园环境熟悉，出入随意，为学校的管理特别是校园安全管理增加的难度。
（3）对准毕业生的负面影响。这是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中的重点之一，对于“校漂族”的形成与壮大，高校毕业生工作本身就付有一定责任，而一旦不能妥善消除“校漂族”对在校准毕业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引发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将成为一种恶性继承并演变成恶性循环。“校漂族”的出现给准毕业生无形中带来了巨大压力，容易产生“毕业即失业”的消极想法，失去学习的动力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对高校积极就业观的教育与引导产生了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校漂族”可能使得目标不明确、缺乏职业规划的准毕业生产生盲目模仿心理，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跟风现象使一部分准毕业生加入了“校漂族”群体。
“校漂族”现象本身就是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的工作内容之一，加强对“校漂族”的管理、教育与帮助，既是高校毕业生离校管理长效机制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社会责任感的积极体现。“校漂族”对在校生特别是准毕业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校保证准毕业生拥有安全的校园环境，形成积极的就业观念和学习态度的应有之义。
2.“蚁族”现象
“蚁族”一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是由学者廉思在2009年通过同名专著提出的，所谓“蚁族”是指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未能在大城市中找到体面的工作（工作稳定性差与收入水平低），并聚居于城中村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其特点是高智、群居、弱小。
“蚁族”与“校漂族”有相当的差异性，但也存在着一定交集，后者是指在学校或周边环境中的寄居者，前者则同时包括聚居在其他地方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两个概念在已然毕业却面对相当大的就业困难、收入微薄、生活条件不佳等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可以说“蚁族”比“校漂族”的覆盖范围更广，同时更突出该群体在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上的劣势。
与“校漂族”一样，在高校毕业生离校管理长效机制和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感下，高校对“蚁族”群体的引导与帮助也是义不容辞的。而“蚁族”容易使准毕业生滋生悲观的求职心态和消极的价值观念，对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对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的分类研究能促进我们更好地梳理危机类型、明确危机成因，为形成有效的校园危机管理对策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责任编辑：孙晴）
关键词：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
作者简介：王颖珏（1983-），女，上海人，上海电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上海20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研究”（基金编号：sdl109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6-0120-03
高校毕业生离校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与日常校园危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由于毕业生离校无论是从学生的情绪起伏还是管理工作的实施，乃至微观宏观环境的因素都存在着复杂性，因此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也具有突发性、多元性、潜伏性、扩散性和破坏性等特点。校园危机根据其引发的环境条件可分为：内致型危机、外诱型危机以及过渡型危机。
一、内致型危机
所谓内致型危机，是指由高校主体因素引发的校园危机，包含毕业生主体和学校管理主体两方面。传统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一般属于此类，而且作为主体的毕业生群体可变因素庞杂，因此内致型危机是最频发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类型。
1.学业压力
毕业班学生一般课业压力相对较小，尤其最后一个学期大多数学生的主要精力从课堂学习转向了社会实践，但总有一小部分学生因学业困难不能实现按期毕业的目标而忧心焦虑。这类学生由于在读期间对课业学习不重视，轻则面临拿不到学位证，重则因欠学分可能面临延长学年，更有甚者面临退学的境地。在学业“算总账”的关口，这一小部分学生的焦虑指数可能达到峰值，表现在投机式的考场违纪案例时有发生，导致情绪焦虑上的恶性循环，一旦不堪重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因为考研失败而导致心理受挫。此类学生与上述学业困难学生相反，在校期间一般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求知欲，一旦在考研竞争中失败，一方面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可能错过了求职的最佳时机，往往成为离校阶段最需要人文关怀与就业援助的对象。
2.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是高校毕业生最直接面对的压力因素，就业压力可能是所有即将踏上社会的学生都要面对的，其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家庭期望值施压过重。部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有时候脱离了子女的实际能力，家长的要求令学生望而却步。
（2）个人期望值无法满足。经过多年的拼搏和努力，不少学生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将大城市、高薪水、好环境、多福利设为求职目标，但现实的就业形势往往难以满足，失望情绪急剧增长。
（3）社会求职门槛提高。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日益增多，社会求职门槛也在逐步提高，除了对毕业生自身技能和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地要求，对专业对口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对是否为“985”、“211”重点高校也提出了要求，这对很多毕业生，尤其是非重点高校、非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产生了自卑、自暴自弃的心理。
（4）攀比心理造成失衡。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班同学在毕业时显示出就业差距，一些在校表现优秀的学生因为看到一些不如自己优秀的学生因为机遇好反而有了更高的就业起点，难免产生心理落差，特别是当“拼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少数社会不正之风令毕业生抱怨不公，颇感无助和无奈。
（5）社会恐惧心理初显。对于尚未真正踏足社会的应届毕业生而言，缺乏社会经验，因此对工作既有所期待又有所恐惧，对即将去到的新环境和自己即将扮演的社会角色充满未知感，容易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准毕业生的求职期望值是与就业压力直接相关的因素，2011年9～10月笔者对上海南汇大学城高校2012届毕业生进行了随机抽样，发出实名制调查访谈请求500份，共293人接受邀请，回收有效问卷264份，实名调查内容包括毕业意向、就业地域、专业对口性、期望薪资等因子。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毕业生整体就业心态平稳，平均期望薪资为3312元/月，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调查中最低期望薪资（2000元/月）与最高期望薪资（12000元/月）相差竟高达6倍之多，经过访谈后发现高期望值的学生一般在自身综合素质上并无优势可言，可见少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大大超出了应届毕业生职场实际情况，这类学生在毕业离校阶段需要进行特别的心理辅导与就业指导。
3.畸形补偿
所谓畸形补偿，是指在校期间因受到处分、受挫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导致的心理失衡，进而在毕业前提出补偿性诉求或采取补偿性行为，以实现形象重塑，获得心理平衡。少数毕业生由于在校期间的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分，或者在校期间表现平平未能获得荣誉肯定，或者群众基础不好未能实现“推优”入党，等等。会在离校前通过各种积极的途径来弥补遗憾，重塑个人形象，但是也有少数学生不能正确看待得失，不能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对荣誉、处分过于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采取了补偿过分行为，升级为逆反行为、越轨行为、报复行为。
4.情感压力
毕业常常意味着分离，对于恋爱中的毕业生来说面临择业地域的不同、价值观的偏差等等，未来的不可知和眼前的分离使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情绪波动较大的离校时期，失恋无疑将会是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使人产生沮丧、不自信的负面心理，而一旦形成不快、抱怨、迁怒心理的话更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5.群体宣泄
所谓群体宣泄，是指毕业生在受到特殊环境感染或者个体不自觉地受到所在群体的压力，从而在知觉、判断、情绪、信仰和行为上表现出与当下环境趋同或者与群体反应相一致的现象，从行为表现上基本属于失范行为，具有宣泄性、盲从性、传播性和破坏性。群体宣泄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散伙饭”为主要形式的集体酗酒，酒精作用下的寻衅滋事或打架斗殴，伴随无规律作息下的寝室脏乱差，作为情绪发泄窗口的恣意破坏公物与无故喧闹，等等。
群体宣泄危机的主要成因有：毕业生对学校规章制度的认同淡化；毕业生对自身现实角色的认识模糊；集体“无意识”式的发泄环境迎合了个人心理宣泄的需要。若对此类危机不加以及时干预、引导与治理，毕业生群体宣泄危机不仅会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带来危害，还会对在校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在学生中形成恶性传承。
6.管理不当
上述五点内致型危机诱因是从毕业生个体或群体角度分析的，而学校作为学生毕业离校工作的主体机构也可能因为自身工作不力、不到位而引发校园危机，甚至可能成为引发校园危机的直接诱因。
学校管理工作不当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毕业离校管理工作过松，对毕业生在校内外的种种不当言行采取无视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是使得学生过于放纵，危机积少成多最终爆发；第二，毕业离校管理工作过严，为了确保离校工作的及时、准确，有时工作上容易犯教条主义，离校手续一味强调程序和时间节点，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容易激化学生对管理工作的抱怨与不满；第三，毕业离校管理工作缺乏人文关怀，离校期间部分毕业生急需在助学贷款、档案转接等政策性问题上获得咨询，也有毕业生因为实际困难可能难以在学校规定的离校时间节点前搬离宿舍，这些渴望得到学校帮助和咨询的毕业生一旦不能得到学校针对性的解答和帮助，容易产生心灰意冷的感觉，不满情绪的发泄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外诱型危机
所谓外诱型危机，是指非高校主体因素引发的校园危机。此类校园危机发生的概率与频率远低于内致型危机，但一旦发生，其破坏性和传播性却比内致型危机更大。
1.舆情方向不当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舆论环境的关注，同时，不良的舆论环境也可能制约高校事业的发展。高校的舆论环境由校内舆情与校外（社会）舆情两部分组成，此处研究的内容为校外（社会）舆情。
社会舆情方向把握不当，对高校校园的稳定可能产生破坏作用，随着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常态化，以及网络媒体的普及化，社会舆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面越来越广。舆情方向的不当对高校，特别是对高校毕业生的负面影响可能直接导致校园危机。
（1）社会舆情过度消费高校负面突发事件。近年来，李刚、药家鑫等事件让“官二代”、“富二代”现象成为舆论热点，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把高校的人文关怀推到风口浪尖，名校学者学术造假新闻时见报端，令高校遭遇师德危机与学术诚信危机。不得不说这些负面新闻的出现反应了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社会舆论的有力监督将大大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少数媒体，尤其是论坛等缺乏有力监督的网络平台上频现所谓揭秘、隐情等，令舆情朝着猎奇方向发展，逐步偏离了实情或者脱离了新闻报道原本的焦点所在。高校负面突发事件被社会舆论过度消费后，使得和谐校园建设遭遇瓶颈，如不加以纠偏或及时建立舆情传播干预机制，高校维稳工作将遭遇危机。
（2）社会舆情热衷各类高校排名以吸引眼球。笔者于2012年2月4日在搜索引擎百度（www.baidu.com）上以“中国大学排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检索结果多达1720000条，可见社会舆论环境对高校排名相当关注，以“大学毕业生薪水排行”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是134000条。根据检索结果来看，高校毕业生薪资排名形形色色，并无权威机构或官方部门对此进行科学统计后予以发布，所谓结果基本属于各种民意的一厢情愿。但这种对排名的过度热衷可能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择业要求产生负面导向作用。
（3）社会舆情严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就业形势的艰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就业难呼声不断，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却难做“普通劳动者”，这既与毕业生本人的择业心态有关，同时也与社会舆论环境密切相连。舆论环境将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大学生掏粪工、大学生环卫工等进行大肆宣传报道，在社会上成为舆论热点。虽然希望给予大学毕业生更高的就业起点，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当前的就业形势，更重要的是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培养原则呼唤社会舆论给大学毕业生一个更合理、更宽松的环境。
2.政治敏感事件
影响大学校园稳定的政治敏感事件是指在学校运行常态下，因受外界政治事件影响，突然发生的干扰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以及师生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的事件。高校是人群密集型场所，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对社会热点关注多，对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具有一定敏感性。高校毕业生处于学校与社会的过渡阶段，属于心理易波动期，政治表达需求较为强烈，一旦受到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和社会的影响，自身的情感表达、政治需求、民主意愿如不能及时表达或缺乏正确引导，容易导致过激行为发生。
（1）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渗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客观环境，大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接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容易导致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淡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大挑战。
（2）突发事件导致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当释放。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藏独分子对奥运火炬的破坏、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事件、CNN的辱华言论等等，这些政治事件的突发，容易引起学生的群体性事件，一旦没有对合理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正确引导，就会使得大学生张贴标语性口号、群体性聚集或游行示威上升到不理性的行为表达，势必给校园和谐建设带来危害。
（3）宗教的政治化渗透。与传统的宗教传教不同，由于高校的特点，使得宗教在高校的渗透具备一些新特点，除了内容上的教义教规，还加入了带有国家政治方针、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内容，高校要警惕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阴谋行为对学生的渗透。
三、过渡型危机
所谓过渡型危机，是介于内致型与外诱型之间的危机，在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以及社会环境变迁等各种复杂因素下，逐渐形成了一股介于校门与社会间的特殊力量，形成了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的“蚁族”、“校漂族”现象。这种现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深入反思的机会，同时“蚁族”、“校漂族”群体本身就是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的服务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对高校在校生特别是准毕业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必须引起重视。“蚁族”、“校漂族”现象可能引发的校园危机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性的危机，也可以说是高校毕业生离校遗留问题所引发的危机，故在此将其作为内致型危机与外诱型危机之外的第三类危机类型。
1.“校漂族”现象
所谓“校漂族”是指高校中已经毕业但尚未就业，仍然生活在大学或大学周边环境，因与大学存在某些联系而以各种途径利用大学资源的，没有明确社会身份的大学毕业生。社会学家一般认为“校漂族”是无奈选择的结果，把“校漂”作为缓冲期以规划未来。“校漂族”住在学校或者学校周边，在食堂就餐，到图书馆学习，利用学校的文体资源，甚至在学校听课参加讲座，表面上完全融入高校日常学习生活中，而事实上他们已经走上社会，与学校无隶属关系。
“校漂族”的主要构成是：一是学习型群体，熟悉的大学环境和学习资源有利于各类考试的准备，因此准备出国、考研、考公务员的群体就成为“校漂族”的主体；二是就业过渡型群体，为了职业理想，部分毕业生通过暂时打工伺机跳槽，在校园或者学校周围生活以降低生活成本，在找到理想的就业目标前“校漂”是一个心理和经济的过渡期；三是恋校派，这一群体是“校漂族”中的少数，但多少存在，有的是衣食无忧留恋校园生活，但更多的是回避社会竞争，缺乏进取心与归属感。
“校漂族”一般习惯于校园生活，对母校也怀有感情，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给高校校园带来危害，但毕竟“校漂族”不是学校注册的在校生，不可控因素和管理盲点很多，这种对校园依恋性的状态也容易引发校园危机。“校漂族”对高校校园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与在校生争夺校内资源。“校漂族”在学校内利用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资源难免占用了在校生的应有权利，一旦影响到在校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容易引发矛盾。
（2）构成复杂带来校园安全管理难题。“校漂族”不再是在校生身份，身份构成比较复杂，但他们对校园环境熟悉，出入随意，为学校的管理特别是校园安全管理增加的难度。
（3）对准毕业生的负面影响。这是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中的重点之一，对于“校漂族”的形成与壮大，高校毕业生工作本身就付有一定责任，而一旦不能妥善消除“校漂族”对在校准毕业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引发的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将成为一种恶性继承并演变成恶性循环。“校漂族”的出现给准毕业生无形中带来了巨大压力，容易产生“毕业即失业”的消极想法，失去学习的动力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对高校积极就业观的教育与引导产生了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校漂族”可能使得目标不明确、缺乏职业规划的准毕业生产生盲目模仿心理，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跟风现象使一部分准毕业生加入了“校漂族”群体。
“校漂族”现象本身就是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管理的工作内容之一，加强对“校漂族”的管理、教育与帮助，既是高校毕业生离校管理长效机制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社会责任感的积极体现。“校漂族”对在校生特别是准毕业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校保证准毕业生拥有安全的校园环境，形成积极的就业观念和学习态度的应有之义。
2.“蚁族”现象
“蚁族”一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是由学者廉思在2009年通过同名专著提出的，所谓“蚁族”是指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未能在大城市中找到体面的工作（工作稳定性差与收入水平低），并聚居于城中村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其特点是高智、群居、弱小。
“蚁族”与“校漂族”有相当的差异性，但也存在着一定交集，后者是指在学校或周边环境中的寄居者，前者则同时包括聚居在其他地方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两个概念在已然毕业却面对相当大的就业困难、收入微薄、生活条件不佳等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可以说“蚁族”比“校漂族”的覆盖范围更广，同时更突出该群体在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上的劣势。
与“校漂族”一样，在高校毕业生离校管理长效机制和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感下，高校对“蚁族”群体的引导与帮助也是义不容辞的。而“蚁族”容易使准毕业生滋生悲观的求职心态和消极的价值观念，对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对高校毕业生离校校园危机的分类研究能促进我们更好地梳理危机类型、明确危机成因，为形成有效的校园危机管理对策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责任编辑：孙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