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种势力大决战的动乱时代,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方是枯木朽株,腐败至极,另一方则是野火春风,燎之方扬。仿佛是又到了一个王朝的末世,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生长,两相对峙,非此即彼,几乎不用思考,人们便将渴盼的目光投向了新的一方,他们希望改朝换代能够来得更快一些。
朱自清传,陈孝全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朱自清年谱,姜建、吴为公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已知的史料显示,朱自清至少扭过两次秧歌,都是在复员后的北平清华园,一次在1947年10月24日晚,一次在1948年1月1日晚。
1947年10月24日,白天,朱自清听了英国文化专员德拉克作的“英语在中国”讲演,晚上,清华中文系举办迎新大会,他是系主任,自然出席了迎新会。所谓“迎新会”,其实是师生“同乐会”,正是在这次“同乐会”上,秧歌登场了。师生一道,热热闹闹地扭起来。大约是有人邀请,他们的系主任也走上前来,加入到秧歌的队伍。有学生在示范,朱自清用心地看,尔后照着示范动作,进三步,退一步,一丝不苟地扭起来,像个认真的小学生。一个瘦弱的50岁的男人,还是平时颇具威严的系主任,就这样挤在青年男女中间,进三步退一步地扭着,这场景确实颇能惹人发笑。
朱自清自己也感觉“颇有趣”,他那天的日记有记:“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1〕304可是,有人并不这么看。据说有一位“文学大师”,认为朱自清扭秧歌“很可笑”,而且根本就是“无法明了”的事儿。〔2〕
其实,彼时扭秧歌的大教授,也远不只朱自清一人。比如大史学家向达,就在朱自清之前扭过了。罗荣渠当时就学于北大史学系,有日记记云:“向先生也跟着我们一同扭,硬手硬脚的,有趣得很。”〔3〕176
向达和朱自清一样,扭起秧歌来都是“硬手硬脚的”,因而“有趣”,观者观出了“有趣”,自己也颇觉“有趣”。两个多月后的1948年元旦,朱自清又扭了一回,这一次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仍旧会是“硬手硬脚的”。但是,朱自清这一次扭完之后,他自己的感觉有了些许的变化,这一天的日记记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1〕305第一次的感觉是“颇有趣”,此次的感觉则是“颇愉快”,朱自清乃语文家,是很注意用词的,此用词的变化大可玩味。大抵第一次扭时,肢体上是“硬手硬脚的”,心境上也有几分别别扭扭,只是“有趣”而已;这一次却不同了,主要是心境起了微妙的变化,“有趣”之上分明多了一些“愉快”,可视作是身与心的一次不大不小的“解放”,而且他自己对于秧歌的情感认同,似也上升至一个新的境界。
1948年元旦,是朱自清复员后度过的第二个元旦。这一日上午,新年团拜会在清华工字厅举行,他照例参加了。晚上才是中文系的新年同乐会,特选在余冠英家中举行,像是一个家庭party。家庭party的规模很小,邀请谁参加,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教师这边,除了朱自清,也只有李广田和几位青年教师能获此“殊荣”。晚会的主要节目,也就是扭秧歌,差不多是一个“秧歌晚会”。吃过余冠英招待的汤圆,秧歌就热热闹闹地扭起来。学生扭得很兴奋,朱自清扭得兴奋而又认真,而且扭出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一位参加晚会的学生回忆说:
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4〕176
回忆者有些夸大,朱自清并非“带着病”扭秧歌。但是,他一贯瘦弱,一贯患有胃病,却是真的。而且,翌日,他确真病倒了。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只好在家中静养。朱自清不知道,此次病倒乃是他的身体彻底溃败的一个信号,往后,他胃病复发的频率明显加大。8个月后,他死于胃病复发引起的并发症。
这一次,朱自清真的“豁出去”了。让人“化了妆”,穿了“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这般模样的朱自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朱自清呢?不好想象。许多人都不好想象,甚至颇有微词,原因主要不在他是名教授,而在他的为人。比如,向达也是名教授,他扭了一下,也就罢了,产生不出太大的动静。因为向达性情爽朗,能说善聊,还真有几分如其名所昭示的“放达”作风。朱自清却不是这样,其为人敦厚、平和、冷静,近乎古时的“君子”人格。如此为人,也可从其名字里观出究竟。他早年名自华,字秋实,“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好,“春华秋实”也好,寓指的不外是文雅和浑厚的为人。考入北大后,他改名“自清”,字曰佩弦。“自清”不必说,可以一说的是“佩弦”。“佩弦”典故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此时的朱自清,大约对于自己赋性和缓业已觉出几分弊端,意欲如春秋时的晋人董安于,警示自己性情里多一些急进的成分。
警示终归是警示,直至朱自清的最后两年,他也不是一个急进的人,而是一个宅心仁厚、清高自守、和缓文雅的谦谦君子。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以此衡诸朱自清,他更多是“狷者”人格,洁身自好,有所不为。相比之下,他的好朋友闻一多,才是不折不扣的“狂者”。闻一多乃楚人,大约继承了“楚狂”传统,脾气很硬,复又浪漫躁进。有一件事,大抵可以说明二人性格的不同。1945年10月17日,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迎新会,欢迎新同学和杨振声教授从美归来。会上有杨振声讲话,他讲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情形,也谈到美国人对中国绘画的欣赏。杨刚讲毕,闻一多即问他英美对苏联的态度如何,会议的学生主席立即接过话来,称杨所谈乃象牙塔中的艺术,而国人所要知道的却是是否有人饿毙,以及英国对待殖民地的政策等问题。杨遇此非礼,无可如何,唯有提前退席。杨一退席,闻一多即起立演说,先是对学生主席的失礼表示遗憾,继而“仍作激烈演词,竭力排击英美文化并赞扬苏联,又称彼将继续采此态度”。而朱自清,四次被邀发言,却是“皆谢绝,未致一词”〔5〕279。狂者狷者,自是一目了然。
所以,如是闻一多扭秧歌,恐怕无人表示不理解。只可惜闻一多没能等到复归北平,而那时的昆明,还不到扭秧歌的好时候。但是,闻一多究竟“破门而出”了,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以一种无比壮烈的方式,实践了其“狂者”人格。朱自清呢?就在闻一多倒下后不久,也终于“破门而出”了。他的方式谈不上壮烈,却足以惊世骇俗。难怪毛泽东要将两人相提并论,大加颂美,说他们比伯夷强多了,还号召大家写一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
总之,闻一多和朱自清都给逼急了,情急之下,狂者益狂,狷者亦狂。狷者转而为狂,如暂不计转化的其他原因,单看转化自身,则此转化本有其内在的理路。狂者狷者,固然相反,却又能两极互转,相反相成,狷者到了一定的境界,其实已经就是狂者了。比如楚狂就有两种类型的狂,一种是屈原型,壮怀激烈,忿怼沉江,已臻狂之极境;另一种是接舆型,过孔丘之门,而“凤歌笑孔丘”,亦是狂态毕见。而楚狂接舆,究其实,原本就是有所不为的狷者。如大而化之地作一比附,闻一多的狂是浪漫急进的狂,属屈原型;而朱自清的狂则是狷者的狂,属接舆型。
老实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真逼急了,那脾气还可以大得怕人。看来,朱自清扭秧歌,还有临终前不吃“救济粮”,不过是他真给逼急了之时的一些表达。或者说,是狷者臻于一定境界时的狂态自见,就如同狷者接舆到了一定的境界,不得不于孔子门前抗议示威。那么,是什么东西在逼朱自清,逼他急起来?当然是时代,时代是两种势力大决战的动乱时代,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方是枯木朽株,腐败至极,另一方则是野火春风,燎之方扬。仿佛是又到了一个王朝的末世,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生长,两相对峙,非此即彼,几乎不用思考,人们便将渴盼的目光投向了新的一方,他们希望改朝换代能够来得更快一些。
正是在两方对峙的动乱中,在腐朽一方的愈益腐朽中,朱自清的思想和性格在慢慢地改变。1945年12月2日下午三时,“一二·一”死难者入殓仪式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等三名联大教授被推选为代表出席入殓仪式,朱自清没有出席,他在宿舍里“肃穆静坐”,长达两个多小时,“谴责自我之错误不良习惯,悲愤不已”。〔5〕282青年的血洋溢在自己的周围,这个惯于自省的人又在反躬自省。稍后,1946年3月3日,他的日记记曰:“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5〕285—286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应和着时代,朱自清要来一番“自我革命”了。
朱自清所欲丢掉的“自私与懦弱”,不过是他为人里一以贯之的清高自守与平和冷静。如此一种为人,昔日只是稍有不满,现在却成了“革命”的对象。时代在大变,衡量事物的标准和尺度也在大变,抗战胜利后,尤其是复员以来,朱自清一直都在谈论“标准与尺度”,后来还结集出版,名曰《标准与尺度》。所谈虽集中于文学方面,但他与时俱进、重立标准的思想业已十分明显。一切都要在新的“标准与尺度”下重新评估,为文如是,为人亦复如是。这个新的“标准与尺度”,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民主”的含义,朱自清并未作过明确的界定,但统观其言论,他所谓的“民主”近乎“大众民主”,凸显的是民众的价值,张扬的是民众的立场,崇尚的是民众参与的广度或曰一种集体性的力量。质言之,朱自清所谓的“民主”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民主”,与中共所宣扬的“民主”并无二致,它更多偏于平等的诉求,而昧于自由的价值,不是着力于程序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而是更富于道义吁求和情感煽动。
在“民主”的“标准与尺度”下,文学自然要走着“民主”的路,也就是要承载“人民性”这个“道”,实现文学的“大众化”。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则需要经由一番自我改造,转变立场,眼睛向下,身体下移,走出“象牙塔”,代之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时代大变动所引致的必然趋向,知识分子早些年还可以暂时躲在“象牙塔”里,“到了现代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6〕。时代逼迫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对此,朱自清甚至沉痛地比作“撞自己的丧钟”。〔7〕
比照着新的“民主”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造或自我革命,朱自清也就对作为“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愈生不满,于是,清高自守,洁身自好,乃是“象牙塔”中的道德,不过是“自私”的代名词;雍容大度,沉静和缓,则是丧失了斗争精神,差不多就是奴隶式的“懦弱”。所以,在著名的《论气节》里,他十分鄙视旧时知识分子有所不为的“高节”,认定“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8〕。朱自清在解说古代士人,实质上也在解剖自己,他虽是伴随五四启蒙大潮成长起来的,身上却一直存留有浓郁的传统道德,古代士人的“高节”在他身上还有鲜明的体现。现在,朱自清已然唾弃了“高节”,那么,将自己昔日之为人斥为“自私”与“懦弱”,也就顺理成章了。
朱自清的自我改造或自我革命,即是如《论气节》里所言,向“青年一代”学习,富于“正义感”,而且付诸“行动”。在朱自清的最后两三年里,“青年”表征一种新的精神,也指向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是“改造者”,也是“时代的领导人”。固有的师生关系已然发生翻转,朱自清心甘情愿地想做“青年一代”的学生。唯恐自己“群众生活过不来”,“习惯上变不过来”,他对青年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9〕。“青年一代”在急在动,朱自清也学着让自己急起来,动起来。他称道“青年一代”“且顾眼前”的“救急”,因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为了大家,至多也只能几年几年的计划着,才能够踏实的努力前去”〔10〕。他甚至开始鄙弃“改良”思想,而公开主张“另起炉灶”:“改良恐怕不免让旧时代拉着,走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11〕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又甘愿做“青年一代”的学生,跟着青年急,跟着青年动,那么,朱自清跟青年在一起,学着扭一扭秧歌,也就没有什么不得了。难怪有人这样说:
在我们初想到这样一个瘦瘦的五十岁的人,挤在男女学生一起,也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似乎觉到不很习惯。可是只要我们不肯停顿在这表面浮浅的看法,只要我们还有一点理智来明了这中年人的精神,那么当我们看到这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这种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应该不胜钦佩罢。但是,落到轻佻者的眼里,就只能当做取笑的资料了。〔2〕
所以,嘲笑朱自清扭秧歌,几乎就是嘲笑一个正在展开的新时代。甚至也不要被朱自清的“硬手硬脚”闹得哄堂大笑,这个50岁的大教授正在“撞自己的丧钟”,正在获得“新生”,因而也就正在奔向一个新的时代。如此庄严的事情,怎好发笑?评注释
〔1〕参见陈孝全著:《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2〕参见周华:《由哀悼死者想起》,载《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地》304期,1948年8月30日。
〔3〕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
〔4〕柏生:《纪念朱自清师逝世二周年》,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13日。
〔5〕朱自清日记,转见《朱自清年谱》。
〔6〕《论不满现状》,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7〕《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
〔8〕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
〔9〕在《中建》半月刊举办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的发言,1948年7月23日,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10〕《论且顾眼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11〕《文物·旧书·毛笔》,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朱自清传,陈孝全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朱自清年谱,姜建、吴为公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已知的史料显示,朱自清至少扭过两次秧歌,都是在复员后的北平清华园,一次在1947年10月24日晚,一次在1948年1月1日晚。
1947年10月24日,白天,朱自清听了英国文化专员德拉克作的“英语在中国”讲演,晚上,清华中文系举办迎新大会,他是系主任,自然出席了迎新会。所谓“迎新会”,其实是师生“同乐会”,正是在这次“同乐会”上,秧歌登场了。师生一道,热热闹闹地扭起来。大约是有人邀请,他们的系主任也走上前来,加入到秧歌的队伍。有学生在示范,朱自清用心地看,尔后照着示范动作,进三步,退一步,一丝不苟地扭起来,像个认真的小学生。一个瘦弱的50岁的男人,还是平时颇具威严的系主任,就这样挤在青年男女中间,进三步退一步地扭着,这场景确实颇能惹人发笑。
朱自清自己也感觉“颇有趣”,他那天的日记有记:“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1〕304可是,有人并不这么看。据说有一位“文学大师”,认为朱自清扭秧歌“很可笑”,而且根本就是“无法明了”的事儿。〔2〕
其实,彼时扭秧歌的大教授,也远不只朱自清一人。比如大史学家向达,就在朱自清之前扭过了。罗荣渠当时就学于北大史学系,有日记记云:“向先生也跟着我们一同扭,硬手硬脚的,有趣得很。”〔3〕176
向达和朱自清一样,扭起秧歌来都是“硬手硬脚的”,因而“有趣”,观者观出了“有趣”,自己也颇觉“有趣”。两个多月后的1948年元旦,朱自清又扭了一回,这一次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仍旧会是“硬手硬脚的”。但是,朱自清这一次扭完之后,他自己的感觉有了些许的变化,这一天的日记记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1〕305第一次的感觉是“颇有趣”,此次的感觉则是“颇愉快”,朱自清乃语文家,是很注意用词的,此用词的变化大可玩味。大抵第一次扭时,肢体上是“硬手硬脚的”,心境上也有几分别别扭扭,只是“有趣”而已;这一次却不同了,主要是心境起了微妙的变化,“有趣”之上分明多了一些“愉快”,可视作是身与心的一次不大不小的“解放”,而且他自己对于秧歌的情感认同,似也上升至一个新的境界。
1948年元旦,是朱自清复员后度过的第二个元旦。这一日上午,新年团拜会在清华工字厅举行,他照例参加了。晚上才是中文系的新年同乐会,特选在余冠英家中举行,像是一个家庭party。家庭party的规模很小,邀请谁参加,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教师这边,除了朱自清,也只有李广田和几位青年教师能获此“殊荣”。晚会的主要节目,也就是扭秧歌,差不多是一个“秧歌晚会”。吃过余冠英招待的汤圆,秧歌就热热闹闹地扭起来。学生扭得很兴奋,朱自清扭得兴奋而又认真,而且扭出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一位参加晚会的学生回忆说:
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4〕176
回忆者有些夸大,朱自清并非“带着病”扭秧歌。但是,他一贯瘦弱,一贯患有胃病,却是真的。而且,翌日,他确真病倒了。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只好在家中静养。朱自清不知道,此次病倒乃是他的身体彻底溃败的一个信号,往后,他胃病复发的频率明显加大。8个月后,他死于胃病复发引起的并发症。
这一次,朱自清真的“豁出去”了。让人“化了妆”,穿了“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这般模样的朱自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朱自清呢?不好想象。许多人都不好想象,甚至颇有微词,原因主要不在他是名教授,而在他的为人。比如,向达也是名教授,他扭了一下,也就罢了,产生不出太大的动静。因为向达性情爽朗,能说善聊,还真有几分如其名所昭示的“放达”作风。朱自清却不是这样,其为人敦厚、平和、冷静,近乎古时的“君子”人格。如此为人,也可从其名字里观出究竟。他早年名自华,字秋实,“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好,“春华秋实”也好,寓指的不外是文雅和浑厚的为人。考入北大后,他改名“自清”,字曰佩弦。“自清”不必说,可以一说的是“佩弦”。“佩弦”典故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此时的朱自清,大约对于自己赋性和缓业已觉出几分弊端,意欲如春秋时的晋人董安于,警示自己性情里多一些急进的成分。
警示终归是警示,直至朱自清的最后两年,他也不是一个急进的人,而是一个宅心仁厚、清高自守、和缓文雅的谦谦君子。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以此衡诸朱自清,他更多是“狷者”人格,洁身自好,有所不为。相比之下,他的好朋友闻一多,才是不折不扣的“狂者”。闻一多乃楚人,大约继承了“楚狂”传统,脾气很硬,复又浪漫躁进。有一件事,大抵可以说明二人性格的不同。1945年10月17日,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迎新会,欢迎新同学和杨振声教授从美归来。会上有杨振声讲话,他讲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情形,也谈到美国人对中国绘画的欣赏。杨刚讲毕,闻一多即问他英美对苏联的态度如何,会议的学生主席立即接过话来,称杨所谈乃象牙塔中的艺术,而国人所要知道的却是是否有人饿毙,以及英国对待殖民地的政策等问题。杨遇此非礼,无可如何,唯有提前退席。杨一退席,闻一多即起立演说,先是对学生主席的失礼表示遗憾,继而“仍作激烈演词,竭力排击英美文化并赞扬苏联,又称彼将继续采此态度”。而朱自清,四次被邀发言,却是“皆谢绝,未致一词”〔5〕279。狂者狷者,自是一目了然。
所以,如是闻一多扭秧歌,恐怕无人表示不理解。只可惜闻一多没能等到复归北平,而那时的昆明,还不到扭秧歌的好时候。但是,闻一多究竟“破门而出”了,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以一种无比壮烈的方式,实践了其“狂者”人格。朱自清呢?就在闻一多倒下后不久,也终于“破门而出”了。他的方式谈不上壮烈,却足以惊世骇俗。难怪毛泽东要将两人相提并论,大加颂美,说他们比伯夷强多了,还号召大家写一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
总之,闻一多和朱自清都给逼急了,情急之下,狂者益狂,狷者亦狂。狷者转而为狂,如暂不计转化的其他原因,单看转化自身,则此转化本有其内在的理路。狂者狷者,固然相反,却又能两极互转,相反相成,狷者到了一定的境界,其实已经就是狂者了。比如楚狂就有两种类型的狂,一种是屈原型,壮怀激烈,忿怼沉江,已臻狂之极境;另一种是接舆型,过孔丘之门,而“凤歌笑孔丘”,亦是狂态毕见。而楚狂接舆,究其实,原本就是有所不为的狷者。如大而化之地作一比附,闻一多的狂是浪漫急进的狂,属屈原型;而朱自清的狂则是狷者的狂,属接舆型。
老实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真逼急了,那脾气还可以大得怕人。看来,朱自清扭秧歌,还有临终前不吃“救济粮”,不过是他真给逼急了之时的一些表达。或者说,是狷者臻于一定境界时的狂态自见,就如同狷者接舆到了一定的境界,不得不于孔子门前抗议示威。那么,是什么东西在逼朱自清,逼他急起来?当然是时代,时代是两种势力大决战的动乱时代,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方是枯木朽株,腐败至极,另一方则是野火春风,燎之方扬。仿佛是又到了一个王朝的末世,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生长,两相对峙,非此即彼,几乎不用思考,人们便将渴盼的目光投向了新的一方,他们希望改朝换代能够来得更快一些。
正是在两方对峙的动乱中,在腐朽一方的愈益腐朽中,朱自清的思想和性格在慢慢地改变。1945年12月2日下午三时,“一二·一”死难者入殓仪式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等三名联大教授被推选为代表出席入殓仪式,朱自清没有出席,他在宿舍里“肃穆静坐”,长达两个多小时,“谴责自我之错误不良习惯,悲愤不已”。〔5〕282青年的血洋溢在自己的周围,这个惯于自省的人又在反躬自省。稍后,1946年3月3日,他的日记记曰:“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5〕285—286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应和着时代,朱自清要来一番“自我革命”了。
朱自清所欲丢掉的“自私与懦弱”,不过是他为人里一以贯之的清高自守与平和冷静。如此一种为人,昔日只是稍有不满,现在却成了“革命”的对象。时代在大变,衡量事物的标准和尺度也在大变,抗战胜利后,尤其是复员以来,朱自清一直都在谈论“标准与尺度”,后来还结集出版,名曰《标准与尺度》。所谈虽集中于文学方面,但他与时俱进、重立标准的思想业已十分明显。一切都要在新的“标准与尺度”下重新评估,为文如是,为人亦复如是。这个新的“标准与尺度”,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民主”的含义,朱自清并未作过明确的界定,但统观其言论,他所谓的“民主”近乎“大众民主”,凸显的是民众的价值,张扬的是民众的立场,崇尚的是民众参与的广度或曰一种集体性的力量。质言之,朱自清所谓的“民主”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民主”,与中共所宣扬的“民主”并无二致,它更多偏于平等的诉求,而昧于自由的价值,不是着力于程序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而是更富于道义吁求和情感煽动。
在“民主”的“标准与尺度”下,文学自然要走着“民主”的路,也就是要承载“人民性”这个“道”,实现文学的“大众化”。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则需要经由一番自我改造,转变立场,眼睛向下,身体下移,走出“象牙塔”,代之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时代大变动所引致的必然趋向,知识分子早些年还可以暂时躲在“象牙塔”里,“到了现代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6〕。时代逼迫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对此,朱自清甚至沉痛地比作“撞自己的丧钟”。〔7〕
比照着新的“民主”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造或自我革命,朱自清也就对作为“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愈生不满,于是,清高自守,洁身自好,乃是“象牙塔”中的道德,不过是“自私”的代名词;雍容大度,沉静和缓,则是丧失了斗争精神,差不多就是奴隶式的“懦弱”。所以,在著名的《论气节》里,他十分鄙视旧时知识分子有所不为的“高节”,认定“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8〕。朱自清在解说古代士人,实质上也在解剖自己,他虽是伴随五四启蒙大潮成长起来的,身上却一直存留有浓郁的传统道德,古代士人的“高节”在他身上还有鲜明的体现。现在,朱自清已然唾弃了“高节”,那么,将自己昔日之为人斥为“自私”与“懦弱”,也就顺理成章了。
朱自清的自我改造或自我革命,即是如《论气节》里所言,向“青年一代”学习,富于“正义感”,而且付诸“行动”。在朱自清的最后两三年里,“青年”表征一种新的精神,也指向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是“改造者”,也是“时代的领导人”。固有的师生关系已然发生翻转,朱自清心甘情愿地想做“青年一代”的学生。唯恐自己“群众生活过不来”,“习惯上变不过来”,他对青年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9〕。“青年一代”在急在动,朱自清也学着让自己急起来,动起来。他称道“青年一代”“且顾眼前”的“救急”,因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为了大家,至多也只能几年几年的计划着,才能够踏实的努力前去”〔10〕。他甚至开始鄙弃“改良”思想,而公开主张“另起炉灶”:“改良恐怕不免让旧时代拉着,走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11〕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又甘愿做“青年一代”的学生,跟着青年急,跟着青年动,那么,朱自清跟青年在一起,学着扭一扭秧歌,也就没有什么不得了。难怪有人这样说:
在我们初想到这样一个瘦瘦的五十岁的人,挤在男女学生一起,也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似乎觉到不很习惯。可是只要我们不肯停顿在这表面浮浅的看法,只要我们还有一点理智来明了这中年人的精神,那么当我们看到这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这种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应该不胜钦佩罢。但是,落到轻佻者的眼里,就只能当做取笑的资料了。〔2〕
所以,嘲笑朱自清扭秧歌,几乎就是嘲笑一个正在展开的新时代。甚至也不要被朱自清的“硬手硬脚”闹得哄堂大笑,这个50岁的大教授正在“撞自己的丧钟”,正在获得“新生”,因而也就正在奔向一个新的时代。如此庄严的事情,怎好发笑?评注释
〔1〕参见陈孝全著:《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2〕参见周华:《由哀悼死者想起》,载《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地》304期,1948年8月30日。
〔3〕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
〔4〕柏生:《纪念朱自清师逝世二周年》,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13日。
〔5〕朱自清日记,转见《朱自清年谱》。
〔6〕《论不满现状》,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7〕《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
〔8〕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
〔9〕在《中建》半月刊举办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的发言,1948年7月23日,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10〕《论且顾眼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11〕《文物·旧书·毛笔》,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