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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1937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旱灾，给农业生产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灾情严重，当时的各种新闻报纸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以引起政府和川外人民对四川灾情的关注和救济。本文以新闻报纸为着眼点，展示报纸视野下的1936—1937年四川旱灾的受灾情况，力图对此次特大旱灾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新闻报纸;1936—1937年;四川旱灾
1936—1937年，正直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际，作为民族复兴之根据地的四川发生特大旱灾，给当时的整个四川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旱灾导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粮食几近绝收、受灾人数巨大，给四川的正常生产秩序和人民的基本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引起政府当局和川外人士对四川旱灾灾情的关注和施以救济，当时社会上各种新闻报纸对此次旱灾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1936年春夏之间，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干旱无雨，广大地区相继遭受严重的旱灾，到1936年5月，已经有67个县遭受旱灾的影响。夏秋之后，旱情又进一步加重，“自秋距冬，滴水未降，秋收既已无成，小春又未播种”，“四川今春遭受着极大的春荒，全省共148县3屯1局，受灾者即有104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全省土地共41553587万公里，受灾者达33533358万公里，占四分之三以上;全省人口七千余万，受灾者三千七百余万;64县灾民吃草根树皮，35县春耕无种子下种”，受灾面积占全省五分之二，受灾人数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成都《新新新闻》对各地灾情的报道：“泸县各乡田禾已死去十分之四五;泸州、富顺、隆昌等县水田已成焦土，沃壤变作赤地;简资内江乐至以至川北潼合安岳等地，均久旱未雨，尽龟裂，苕未载种，禾苗枯萎;永川农产物大半枯槁成绳绳形而死;资内高粱百谷，枯萎如柴;懋功田土大半荒芜，宜宾秋收完全无望，垫江苗稼枯槁大有触火即燃之势，群情惶惶，焦灼万状”。当时《北碚月刊》对灾情的报道占据了绝大部分版面。内江“自去年七月下一次大雨后，迄今八个多月之久，未下过一次大雨，小春收获已绝望，插秧期眉近于眼，各乡吃水艰难万分，近日骄阳日厉，暑季各物飞涨，食米尤甚”。《西南评论》上“岳池田中禾苗，大半枯萎，至于高粱、黄豆、红苕等粮食，业已完全乾死，如最近再不下雨，恐全县将有断炊之虑”，“开县历时已有一月有余从未降过一次透雨，四乡田亩皆旱已龟裂，稻禾奄奄待毙，山上居民，饮水大感缺乏，有至数里之遥，使能连用一口水者”，“云阳近值天气亢阳，江口镇附近各乡，田野禾苗，干枯甚多，土中芋麦，大多枯死。”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粮食供应不足，人民食不果腹，一般的贫民无法维生，饿死者不计其数。根据《国际劳工通讯》的统计，在“重灾县份，每日死亡二百人左右，轻灾县份亦日死百余人。即以重庆市而论，每日死亡在30人左右”。如此严重之灾情为历年所未曾有过。
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粮食收成不足，供给短缺，从而导致粮食价格持续暴涨。重庆每斗米涨至最高四元五角，最低三元五角，泸县每斗由二元五角涨至三元，米价飞涨，正是奸商发财的良机。“南充食米每斗由二元五六角逐渐涨到三元二三角，还有不断上涨之势，贫苦民众叫苦连天，饥民遍野，饿殍盈途，人心恐慌万状。”广大的贫困灾民面临着饥饿与死亡，没有粮食人们只得食用其他可缓解饥饿感的东西，如树皮、草根、芭蕉头、白泥等。江巴饥民掘食芭蕉头树皮者，各地皆是，小康之家，亦感日食难度，黏土呈乳白色，乡民们称为仙米，许多饥民每日都去挖掘此种泥土充饥，白泥食用之后只能带来饱腹感，在肠胃里并不能消化，因胀腹不能排泄而致死的人甚多。长期骄阳当头，普通土井、水井、河流早经干涸，当初吃些水草浮萍以资维持苦命的灾民，只能去找寻树皮草根，或挖掘山野间的白泥、青苔藉充饥，甚至“农民种入土内之豆种，以天干未生，仍复掘而食之，二三乡镇，稍好麦苗，饥民早已拔食，乡间树皮草根，业已采取殆尽。”旱灾不仅导致农作物歉收和川民的基本生活困难，并且随着旱灾的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灾民疯狂抢粮、盗匪数量激增、卖子食子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无法维持生存，灾民大多拖家带口的涌向城镇，1937年1月“重庆朝天门施粥厂于20日开幕，灾民达一万五千余人，较去年约增2倍。原定食米每日七石，现已增至十石以上，天尚未明，厂棚四周已聚集灾民”。各地来重庆乞食的灾民大都鸠形鹄面，骨瘦如柴。饥寒起盗心，灾荒之下为了生存，灾民成群结队疯狂抢夺粮食的事件不断发生。一般饥民在赶场时直接聚众上街抢米，或是拦路劫米，地方秩序因而大成问题。“村民徐文明去年售与田某食谷数十石，日前田某前往徐家还谷，行不多远，即被饥民十余人抢去七担”。甚至有的地方白天一个人走路“身上有一角钱或一升米，或是一样吃的东西，饥民也会给你夺去”。严重的旱灾使富者转贫，贫者流为饥民，饿殍载道，各地经常发生灾民为了生存抛妻弃子、人吃人的恶性事件，给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江津地区在“街面发现抛儿弃女者，日益增多，均系生庚年月”，以及“扎插草标，出售妻子”;还有煮食人肉的，“省靖化县乡民曾国兴等，杀死彭姓韩姓两女子，共同煮食”，“宜宾的杀子充饥，巴中的盗尸为食”，“川东一带人吃人的现象非常普遍，” 甚至还有卖人肉、挖掘食用死尸或者自相残食的情况。
在严重的旱灾和缺粮之际，逃亡也是灾民的一条悲惨末路，许多灾民在四川无法生存，扶老携幼流亡到另一个地方。许多灾民亦逃往城市，希望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但是受旱灾的影响，城市各种营业日趋萧条，贫民不易谋生，又被迫沦为乞丐，沿街乞讨，其中许多狡猾者铤而走险沦为盗匪，使本就因旱灾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1936—1937年四川发生的特大旱灾，给四川的农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时的各种报纸对四川的受灾情况和灾民的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报道，使四川严重的灾情得以向川外传播，全国人民借此了解川灾的严重性。因此，新闻报纸在传播灾情、呼吁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任望南. 四川旱灾之悲惨报告[J].中国公论.1937，1（9）：43-44.
[2]黄仲英. 春荒后的四川旱灾[J].时代批判，1936，（7）：11.
[3]內江赤地千里.内江特讯[J].北碚月刊.1937，1（7）：22.
关键词：新闻报纸;1936—1937年;四川旱灾
1936—1937年，正直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际，作为民族复兴之根据地的四川发生特大旱灾，给当时的整个四川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旱灾导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粮食几近绝收、受灾人数巨大，给四川的正常生产秩序和人民的基本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引起政府当局和川外人士对四川旱灾灾情的关注和施以救济，当时社会上各种新闻报纸对此次旱灾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1936年春夏之间，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干旱无雨，广大地区相继遭受严重的旱灾，到1936年5月，已经有67个县遭受旱灾的影响。夏秋之后，旱情又进一步加重，“自秋距冬，滴水未降，秋收既已无成，小春又未播种”，“四川今春遭受着极大的春荒，全省共148县3屯1局，受灾者即有104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全省土地共41553587万公里，受灾者达33533358万公里，占四分之三以上;全省人口七千余万，受灾者三千七百余万;64县灾民吃草根树皮，35县春耕无种子下种”，受灾面积占全省五分之二，受灾人数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成都《新新新闻》对各地灾情的报道：“泸县各乡田禾已死去十分之四五;泸州、富顺、隆昌等县水田已成焦土，沃壤变作赤地;简资内江乐至以至川北潼合安岳等地，均久旱未雨，尽龟裂，苕未载种，禾苗枯萎;永川农产物大半枯槁成绳绳形而死;资内高粱百谷，枯萎如柴;懋功田土大半荒芜，宜宾秋收完全无望，垫江苗稼枯槁大有触火即燃之势，群情惶惶，焦灼万状”。当时《北碚月刊》对灾情的报道占据了绝大部分版面。内江“自去年七月下一次大雨后，迄今八个多月之久，未下过一次大雨，小春收获已绝望，插秧期眉近于眼，各乡吃水艰难万分，近日骄阳日厉，暑季各物飞涨，食米尤甚”。《西南评论》上“岳池田中禾苗，大半枯萎，至于高粱、黄豆、红苕等粮食，业已完全乾死，如最近再不下雨，恐全县将有断炊之虑”，“开县历时已有一月有余从未降过一次透雨，四乡田亩皆旱已龟裂，稻禾奄奄待毙，山上居民，饮水大感缺乏，有至数里之遥，使能连用一口水者”，“云阳近值天气亢阳，江口镇附近各乡，田野禾苗，干枯甚多，土中芋麦，大多枯死。”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粮食供应不足，人民食不果腹，一般的贫民无法维生，饿死者不计其数。根据《国际劳工通讯》的统计，在“重灾县份，每日死亡二百人左右，轻灾县份亦日死百余人。即以重庆市而论，每日死亡在30人左右”。如此严重之灾情为历年所未曾有过。
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粮食收成不足，供给短缺，从而导致粮食价格持续暴涨。重庆每斗米涨至最高四元五角，最低三元五角，泸县每斗由二元五角涨至三元，米价飞涨，正是奸商发财的良机。“南充食米每斗由二元五六角逐渐涨到三元二三角，还有不断上涨之势，贫苦民众叫苦连天，饥民遍野，饿殍盈途，人心恐慌万状。”广大的贫困灾民面临着饥饿与死亡，没有粮食人们只得食用其他可缓解饥饿感的东西，如树皮、草根、芭蕉头、白泥等。江巴饥民掘食芭蕉头树皮者，各地皆是，小康之家，亦感日食难度，黏土呈乳白色，乡民们称为仙米，许多饥民每日都去挖掘此种泥土充饥，白泥食用之后只能带来饱腹感，在肠胃里并不能消化，因胀腹不能排泄而致死的人甚多。长期骄阳当头，普通土井、水井、河流早经干涸，当初吃些水草浮萍以资维持苦命的灾民，只能去找寻树皮草根，或挖掘山野间的白泥、青苔藉充饥，甚至“农民种入土内之豆种，以天干未生，仍复掘而食之，二三乡镇，稍好麦苗，饥民早已拔食，乡间树皮草根，业已采取殆尽。”旱灾不仅导致农作物歉收和川民的基本生活困难，并且随着旱灾的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灾民疯狂抢粮、盗匪数量激增、卖子食子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无法维持生存，灾民大多拖家带口的涌向城镇，1937年1月“重庆朝天门施粥厂于20日开幕，灾民达一万五千余人，较去年约增2倍。原定食米每日七石，现已增至十石以上，天尚未明，厂棚四周已聚集灾民”。各地来重庆乞食的灾民大都鸠形鹄面，骨瘦如柴。饥寒起盗心，灾荒之下为了生存，灾民成群结队疯狂抢夺粮食的事件不断发生。一般饥民在赶场时直接聚众上街抢米，或是拦路劫米，地方秩序因而大成问题。“村民徐文明去年售与田某食谷数十石，日前田某前往徐家还谷，行不多远，即被饥民十余人抢去七担”。甚至有的地方白天一个人走路“身上有一角钱或一升米，或是一样吃的东西，饥民也会给你夺去”。严重的旱灾使富者转贫，贫者流为饥民，饿殍载道，各地经常发生灾民为了生存抛妻弃子、人吃人的恶性事件，给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江津地区在“街面发现抛儿弃女者，日益增多，均系生庚年月”，以及“扎插草标，出售妻子”;还有煮食人肉的，“省靖化县乡民曾国兴等，杀死彭姓韩姓两女子，共同煮食”，“宜宾的杀子充饥，巴中的盗尸为食”，“川东一带人吃人的现象非常普遍，” 甚至还有卖人肉、挖掘食用死尸或者自相残食的情况。
在严重的旱灾和缺粮之际，逃亡也是灾民的一条悲惨末路，许多灾民在四川无法生存，扶老携幼流亡到另一个地方。许多灾民亦逃往城市，希望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但是受旱灾的影响，城市各种营业日趋萧条，贫民不易谋生，又被迫沦为乞丐，沿街乞讨，其中许多狡猾者铤而走险沦为盗匪，使本就因旱灾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1936—1937年四川发生的特大旱灾，给四川的农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时的各种报纸对四川的受灾情况和灾民的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报道，使四川严重的灾情得以向川外传播，全国人民借此了解川灾的严重性。因此，新闻报纸在传播灾情、呼吁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任望南. 四川旱灾之悲惨报告[J].中国公论.1937，1（9）：43-44.
[2]黄仲英. 春荒后的四川旱灾[J].时代批判，1936，（7）：11.
[3]內江赤地千里.内江特讯[J].北碚月刊.1937，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