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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侠是中国文化中一曲美妙的声乐，一篇浪漫的诗章。中国自古有好侠之风。西汉时期是游侠的盛行时期，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均为游侠专门立传。但两者的游侠观差异甚大。本文试图对马班游侠观进行再认识，即从“侠的定义”角度切入，探究其差异之因，并从儒侠文化同一性的角度，探究马班游侠观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游侠观 定义 影响
一、一褒一贬看游侠
对于侠，中国人心中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均为游侠专门立传。
司马迁作为为游侠专门立传的第一人，他对游侠的赞美显而易见。《史记·游侠列传》开篇明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几句话简明而要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赞美之情。但班固对司马迁的游侠观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在《汉书·游侠传》中以记述为主，评论甚少，但《汉书·游侠传》伊始，班固说道：“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班固开篇就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为盾牌，把游侠排斥在社会阶级之外。同时，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残贫，此其所蔽也。”可见司马迁所热情歌颂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究其原因，前人多有论述。在主观上，我们对马班的个人遭遇、性情、著书目的等进行对比；在客观方面上，则探究两人所处的社会风尚，以及统治阶级对游侠态度。
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就游侠观看，分歧更为大，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
我认为，司马迁与班固作为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两人游侠观的巨大差异，与他们对游侠的基本问题：“侠的定义或什么是侠”的看法的分歧密不可分。所以，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即游侠的基本问题：“什么是侠？”以及儒侠文化同一性的角度，探究司马迁和班固的游侠观。
二、侠的定义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把“侠”定义为：“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把游侠列入堕国乱法的“五蠹”之一。可见，当时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文人对“侠”的评价是不甚高的。当司马迁翻阅古籍，却找不到记载游侠事迹的篇章后，慨然叹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自秦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甚恨之”。
我在阅读李欧先生的《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时，对于马班游侠观的问题，受到一丝启发。李欧先生认为侠可以从三方面来把握，即观念、实存、文学。所谓“观念侠”是各阶层人士意识中的某种理想的人格模式，经碰撞现实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形象，一种群体的“超我”形象，一种公理和正气的象征。所谓“实存侠”即具有强烈而不可遏制的“酒神精神”的人，一种违背“内在超越”的中国传统的人，一种信奉“快乐原则”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李欧先生认为“实存侠”与韩非子对侠的定义相似：“人臣肆意陈欲曰侠。”所谓“文学侠”实际上是指穿透了具体的历史而投归到文化的原始意念。对于李欧先生对侠的三种定义，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同时，李欧先生这一定义方法让我不禁联想到司马迁与班固对游侠的定义。其实，也是在这三种层面间游离。
（一）司马迁笔下的“道义”游侠——“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
司马迁说道：“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游侠以赞美为主，但也看到了游侠的不足之处。但却没有因其缺点而对游侠持否定态度。同时，司马迁指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私剑之侠及豪强之侠并不在司马迁游侠的范围之内。可见，司马迁对游侠有自己新的划分，并不是一味沿袭前人的观点，真正做到了“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史目的与精神，所以他在写《史记·游侠列传》时也秉承“不隐恶”、客观真实地著书原则。在《游侠列传》中，他以客观公正地笔调叙述了像鲁国朱家，郭解等游侠的两面性。
其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一定义，并不是李欧先生所说的侠的三层面中的一层，而是“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所以，司马迁对侠的定义，不仅是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拥有的一种性格和品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侠气”与“道义”。有“侠气”与“道义”，方可称游侠。
可谓，司马迁所言之侠为“道义之侠”，可以说是“观念侠”主导下的“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
（二）班固笔下的“豪强”游侠——“实存侠”。
与司马迁相比，很多学者认为班固对游侠的定义更为客观与全面。这种看法我并不赞同。《汉书·游侠传》除了照抄《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几个游侠外，也对西汉后期的三个著名游侠，即楼护之宾客、陈遵之放纵、原涉之豪强，进行浓墨重写。虽然，班固在叙述中也做到了一分为二，但是，正如韩云波先生在《〈汉书〉西汉后期游侠》中提出的：“班固之侠，既不同于司马迁之道义，又不同于韩非之私剑，在汉代新形势下，他有自己的标准。但总的来说，他更多地继承韩非而加以调整，一是强调侠“作威作惠”的社会活动，二是强调背公死党的政治倾向。”
可见，对于班固而言，侠，只是一群社会上于官方秩序之外自行其是、自施其威的人。我认为，班固笔下的游侠正是上文中所说的“实存侠”。表面上，司马迁只以“间巷之侠”为侠，班固则社会上各类人举而并包。看似班固思想更为全面，但其实班固心中的侠只不过是有碍于封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群豪强，与司马迁所说的游侠并不是同一回事。从严格意义上看，班固所言之游侠已不是司马迁所说的真正的游侠。
对于游侠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侠”这一问题，马班认识差之甚远，他们游侠观的一褒一贬就更不足为奇了。
三、马班游侠对后代游侠的影响
上文已经对马班的游侠定义进行了对比和探究。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试图分析马班两种截然不同的游侠定义及游侠观对于后代游侠的发展的影响。
在司马迁看来，游侠虽然不是完美之人，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具有“行侠仗义的侠气”及“救人于危难的道义”的侠士。然而，在班固看来，游侠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义气和伸张正义的化身，只是寻衅生事的作威作福的利益群体。可以说，继韩非“私剑之侠”后，司马迁和班固各开创了另外两种游侠模式——“道义之侠”及“豪强之侠”。
游侠盛于西汉，但到了唐代以后，关于游侠的专门记载逐渐减少。但这并不是说游侠文化就此断绝，淡出中国文化的舞台。相反，中国好侠之风愈强。这与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对游侠文化正面的肯定与引导关系甚大。
韩云波先生在《〈汉书〉西汉后期游侠》中，就司马迁游侠观对后代游侠的影响说道：“第一，游侠是汉初自由风气的产物，游侠心理则是在专制政治下对自由的追怀。第二，游侠风气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纠补，游侠心理代表着对人际关系中道义的呼唤。这两点，实际上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侠文化中积极的方面，是侠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得以立足并发扬的出发点，也是《史记》对中国侠文化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我对此甚为赞同。
同时，我认为司马迁“道义游侠观”与儒家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这种内在的同一性，正是使得后代游侠文化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虽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甚至，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似乎，古代学者都习惯于把儒与侠对立而谈论。
我认为，儒侠文化虽有很大的离异性，例如从儒家的价值观念来看，游侠的某些行为、性格是不符合礼法的，是不为儒家思想所接受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同一性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是借用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为游侠正名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载的所赞扬的“道义”游侠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密不可分的。傅其林先生在《论儒侠文化精神》中说道：“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隐形的张扬，发扬了儒文化刚烈纯粹的一面；另一方面，儒文化因有侠之精神的加盟而不断地审视自身。”我对此深表赞同。司马迁的“道义游侠”模式，正是儒文化的隐形张扬。正是因为儒侠文化具有根本上的同一性，后代游侠才能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价值非凡的瑰宝。
四、结语
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师一褒一贬看游侠，究其原因，我认为根本在于两者对于侠的定义的截然差异。司马迁所言之侠为“道义之侠”，但班固笔下的侠仍为“豪强之侠”。可见，正是两者对于侠的定义相距甚远，他们的游侠观才会如此迥异。但与“豪强之侠”相比，“道义之侠”与儒家思想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更符合人们心中的追求，对后世人们的游侠观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6.
［3］李欧.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4，4.
［4］傅其林.论儒侠文化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01，2.
［5］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
［6］韩云波.《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汉书》与西汉后期游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3.
［7］陈向春.《史记·游侠列传》的文化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4.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游侠观 定义 影响
一、一褒一贬看游侠
对于侠，中国人心中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均为游侠专门立传。
司马迁作为为游侠专门立传的第一人，他对游侠的赞美显而易见。《史记·游侠列传》开篇明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几句话简明而要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赞美之情。但班固对司马迁的游侠观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在《汉书·游侠传》中以记述为主，评论甚少，但《汉书·游侠传》伊始，班固说道：“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班固开篇就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为盾牌，把游侠排斥在社会阶级之外。同时，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残贫，此其所蔽也。”可见司马迁所热情歌颂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究其原因，前人多有论述。在主观上，我们对马班的个人遭遇、性情、著书目的等进行对比；在客观方面上，则探究两人所处的社会风尚，以及统治阶级对游侠态度。
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就游侠观看，分歧更为大，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
我认为，司马迁与班固作为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两人游侠观的巨大差异，与他们对游侠的基本问题：“侠的定义或什么是侠”的看法的分歧密不可分。所以，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即游侠的基本问题：“什么是侠？”以及儒侠文化同一性的角度，探究司马迁和班固的游侠观。
二、侠的定义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把“侠”定义为：“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把游侠列入堕国乱法的“五蠹”之一。可见，当时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文人对“侠”的评价是不甚高的。当司马迁翻阅古籍，却找不到记载游侠事迹的篇章后，慨然叹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自秦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甚恨之”。
我在阅读李欧先生的《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时，对于马班游侠观的问题，受到一丝启发。李欧先生认为侠可以从三方面来把握，即观念、实存、文学。所谓“观念侠”是各阶层人士意识中的某种理想的人格模式，经碰撞现实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形象，一种群体的“超我”形象，一种公理和正气的象征。所谓“实存侠”即具有强烈而不可遏制的“酒神精神”的人，一种违背“内在超越”的中国传统的人，一种信奉“快乐原则”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李欧先生认为“实存侠”与韩非子对侠的定义相似：“人臣肆意陈欲曰侠。”所谓“文学侠”实际上是指穿透了具体的历史而投归到文化的原始意念。对于李欧先生对侠的三种定义，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同时，李欧先生这一定义方法让我不禁联想到司马迁与班固对游侠的定义。其实，也是在这三种层面间游离。
（一）司马迁笔下的“道义”游侠——“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
司马迁说道：“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游侠以赞美为主，但也看到了游侠的不足之处。但却没有因其缺点而对游侠持否定态度。同时，司马迁指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私剑之侠及豪强之侠并不在司马迁游侠的范围之内。可见，司马迁对游侠有自己新的划分，并不是一味沿袭前人的观点，真正做到了“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史目的与精神，所以他在写《史记·游侠列传》时也秉承“不隐恶”、客观真实地著书原则。在《游侠列传》中，他以客观公正地笔调叙述了像鲁国朱家，郭解等游侠的两面性。
其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一定义，并不是李欧先生所说的侠的三层面中的一层，而是“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所以，司马迁对侠的定义，不仅是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拥有的一种性格和品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侠气”与“道义”。有“侠气”与“道义”，方可称游侠。
可谓，司马迁所言之侠为“道义之侠”，可以说是“观念侠”主导下的“观念侠”与“实存侠”的合体。
（二）班固笔下的“豪强”游侠——“实存侠”。
与司马迁相比，很多学者认为班固对游侠的定义更为客观与全面。这种看法我并不赞同。《汉书·游侠传》除了照抄《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几个游侠外，也对西汉后期的三个著名游侠，即楼护之宾客、陈遵之放纵、原涉之豪强，进行浓墨重写。虽然，班固在叙述中也做到了一分为二，但是，正如韩云波先生在《〈汉书〉西汉后期游侠》中提出的：“班固之侠，既不同于司马迁之道义，又不同于韩非之私剑，在汉代新形势下，他有自己的标准。但总的来说，他更多地继承韩非而加以调整，一是强调侠“作威作惠”的社会活动，二是强调背公死党的政治倾向。”
可见，对于班固而言，侠，只是一群社会上于官方秩序之外自行其是、自施其威的人。我认为，班固笔下的游侠正是上文中所说的“实存侠”。表面上，司马迁只以“间巷之侠”为侠，班固则社会上各类人举而并包。看似班固思想更为全面，但其实班固心中的侠只不过是有碍于封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群豪强，与司马迁所说的游侠并不是同一回事。从严格意义上看，班固所言之游侠已不是司马迁所说的真正的游侠。
对于游侠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侠”这一问题，马班认识差之甚远，他们游侠观的一褒一贬就更不足为奇了。
三、马班游侠对后代游侠的影响
上文已经对马班的游侠定义进行了对比和探究。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试图分析马班两种截然不同的游侠定义及游侠观对于后代游侠的发展的影响。
在司马迁看来，游侠虽然不是完美之人，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具有“行侠仗义的侠气”及“救人于危难的道义”的侠士。然而，在班固看来，游侠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义气和伸张正义的化身，只是寻衅生事的作威作福的利益群体。可以说，继韩非“私剑之侠”后，司马迁和班固各开创了另外两种游侠模式——“道义之侠”及“豪强之侠”。
游侠盛于西汉，但到了唐代以后，关于游侠的专门记载逐渐减少。但这并不是说游侠文化就此断绝，淡出中国文化的舞台。相反，中国好侠之风愈强。这与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对游侠文化正面的肯定与引导关系甚大。
韩云波先生在《〈汉书〉西汉后期游侠》中，就司马迁游侠观对后代游侠的影响说道：“第一，游侠是汉初自由风气的产物，游侠心理则是在专制政治下对自由的追怀。第二，游侠风气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纠补，游侠心理代表着对人际关系中道义的呼唤。这两点，实际上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侠文化中积极的方面，是侠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得以立足并发扬的出发点，也是《史记》对中国侠文化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我对此甚为赞同。
同时，我认为司马迁“道义游侠观”与儒家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这种内在的同一性，正是使得后代游侠文化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虽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甚至，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似乎，古代学者都习惯于把儒与侠对立而谈论。
我认为，儒侠文化虽有很大的离异性，例如从儒家的价值观念来看，游侠的某些行为、性格是不符合礼法的，是不为儒家思想所接受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同一性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是借用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为游侠正名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载的所赞扬的“道义”游侠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密不可分的。傅其林先生在《论儒侠文化精神》中说道：“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隐形的张扬，发扬了儒文化刚烈纯粹的一面；另一方面，儒文化因有侠之精神的加盟而不断地审视自身。”我对此深表赞同。司马迁的“道义游侠”模式，正是儒文化的隐形张扬。正是因为儒侠文化具有根本上的同一性，后代游侠才能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价值非凡的瑰宝。
四、结语
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师一褒一贬看游侠，究其原因，我认为根本在于两者对于侠的定义的截然差异。司马迁所言之侠为“道义之侠”，但班固笔下的侠仍为“豪强之侠”。可见，正是两者对于侠的定义相距甚远，他们的游侠观才会如此迥异。但与“豪强之侠”相比，“道义之侠”与儒家思想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更符合人们心中的追求，对后世人们的游侠观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6.
［3］李欧.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4，4.
［4］傅其林.论儒侠文化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01，2.
［5］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
［6］韩云波.《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汉书》与西汉后期游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3.
［7］陈向春.《史记·游侠列传》的文化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