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6岁的张红兵被革命的意念冲昏了头，向当局告发了自己的生身母亲，两个月后，无辜的母亲被枪决。在经历了40多年日益沉重的愧疚后，张红兵通过公开忏悔的方式打破了包裹在中国十年浩劫之外的沉默。
　　随着年岁的增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破沉默，为自己在“文革”中对他人犯下的恶向被害人道歉。山东人刘伯勤历数自己的罪状，列举了受害人的姓名：“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湖南老人温庆福向当年的老师道歉，为自己当年带人抄老师的家而忏悔。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良知的审判是没有期限的。
　　1967年底，浙江瑞安村医洪云科在出外行医时，被当地一群武斗人员怀疑是其他武斗组织派来的探子，遭人活活勒死，并掩埋于山上。邱日仁就是当时的凶手之一。1984年，原列第三被告的邱日仁离乡出走，从此下落不明。直到近三十年后，八十高龄的他重返家乡与家人团聚，由此引发对他的临终审判。2013年3月，浙江瑞安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邱日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法制的重建，国家对于“文革”遗案曾有过一轮清查，当时处理这一类案件，秉持的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为此，“文革”中的大多数受害人的冤屈并未全面真正昭雪，当年的受害人要么已告别人世，要么至今仍对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网民们对法院重审这起“文革”遗案反应各异。有网民称“正义虽然迟到，但也好过缺席”；但也有人认为，与其要求年事已高的邱日仁道歉，还不如要求中国政府全面反思“文革”，因为“许多杀人犯至今仍未受到历史的制裁”。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博客，谈到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并未大赦天下，东德政府的系统性犯罪得到了清算。可以说，被清算的范围很大，但是判决和执行很谨慎。尤其涉及到死刑时，只有确认具有最高级别的责任才适用。对“偷渡”柏林墙的人开枪的士兵也受到了审判，的确，所有人都辩解说，他们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但是由于东德的法律也规定要尊重生命，这个理由不能成立。有一个著名的案子，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人权法院同样以东德法律规定驳回；再上诉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审理后也驳回，因为根据人权公约，只有当事人本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时才能剥夺他人生命，不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去杀人。
　　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打破沉默，就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恶进行道歉和忏悔时，我们的国家和法律是否可以缺席？从法律的功能看，理应对一切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即便这些行为可能发生在多年以前。一种全民性的犯罪，仅凭当事人个人的道歉和忏悔，是不足以让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反思，预防悲剧的再度重演的。对恶的清算，需要国家和法律承担起责任。
　　1965年11月11日，空军飞行员李显斌驾驶轰炸机从浙江省某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在途中将不愿同去的机组人员杀死。1991年12月李回大陆。由于该案已超过刑诉法规定的20年最高追诉期，此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予以追诉，李显斌于1992年被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从法律技术层面上看，对一些重特大的“文革”遗案进行审判并无障碍。
　　正义女神双眼被蒙着黑纱是为了保证公平，而决不是为了对恶行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