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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是一个很早就与互联网结缘的行业。既有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互联网+”时代出版行为的变化入手，较少从编辑队伍能力建设的角度予以探讨。众所周知，编辑是出版行业的主力从业者，编辑队伍的业务水平能否适应“互联网+”业态的要求，是从根本上决定编辑行业的整体发展前景的关键要素。人文社会类图书一直在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亦是“互联网+”业态下受冲击较大的图书种类。笔者谨以编辑工作的基本流程为纲，从选题策划、编校功夫、延伸开发三个环节入手，就“互联网+”业态下人文社科编辑工作的若干新要求略陈管见。
选题策划需要学会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科类图书可以分为学术与通俗两大门类。根据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的现行特点，学术类著作在选题、语言风格等各方面基本不存在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通俗类人文社科图书近年来有较好的表现，每年皆有相关作品被各类读书榜所收录，效益亦相当可观;这类通俗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操刀，或围绕着他们的事迹或研究组织话题。这一类图书的选题策划往往需要作者与编辑有较深的学术渊源，这对多数出版社来说可遇不可求。事实上，多数出版社的真正机遇在于挖掘学术知名度还不够高，但在网络上影响大、实力强的通俗作者。近年来出版界对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挖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多数学院派作者相比，李硕的经历可谓传奇。他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多为名师，期间还曾在南方某知名报业集团做过记者，在文史方面的诸多领域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兼有极为生动的文笔。毕业后，他远赴新疆工作，并孤身一人到南疆、西藏、甘青川藏区乃至印度拉达克地区深度游历，以求取得历史知识与现实见识的统一，并通过在各种社交媒体连载图文游记，获得了较高的网络人气。于是一些出版社纷纷联系李硕，试图整理出版其游记，但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过程都不顺利。
中信出版社于2020年推出了李硕的《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即时为文史爱好者推崇，在今年上海书展中表现亦不俗。《俄国征服中亚战记》系从沙俄时代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改编而来的通俗作品。中信选择邀请李硕执刀，当然是敏锐捕捉到李硕近年来在网络上以“西部边疆”为标签的独特号召力及其纯熟的通俗表达技巧，这点与一部分读者对边疆及相关域外毗邻地区历史兴趣的攀升相吻合。然而，李硕的最独特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旅行者，而是他在战争史这一冷门领域的独特贡献。
由此可见，通俗类人文社会图书类的选题策划要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毕竟，作者的网络面相与真实实力间不可简单划等号。尤其是当下读者群体已经细分的状态下，不能寄希望于做出全社会普遍追捧的“爆款书”。在此情形下，深耕某些专门领域，长期从线上线下全方位关注特定作者就成为题中之义。
编校工作要善用数字资源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等新兴范式在人文社科界日益得到重视，人文社科著作的知识量日益增大、学科边界日益模糊，这些都给传统的编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往由专业编辑分工负责其熟悉领域的工作方法，目前看来已经不能继续胜任。诚然，编校软件不断升级，其自动化与识别率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某些一般性办公软件也通过强大的云计算功能，具备了“敏感词自动标记”“常识错误自动修正”等初级编校功能。然而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无法解决新时代的编校质量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的状况是“误杀”愈来愈多。目前来看，首先需解决三个问题。
亟需解决作者与编校者数字工具不对等的问题
当今较为前沿的文史论文，基本上以新文献的发现与运用为基础，通篇甚至大部分使用未出版文献。这些新文献中不少为各类数据库所收藏，使用者检索容易，但这些学术著作进入出版环节以后，则给编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人文社科图书作者多在高校任职，普遍使用各类数据库，故得以旁征博引。这些数据库的使用成本很高，主要由研究者所在单位出资购得。相形之下，编辑在编校活动中仅凭传统工具书以及常规藏书，面对使用数据库创作的稿件大有无可稽考之感，遑论发现数据库引文中的原始错误？这为保证图书编校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故需要编辑能够熟练、掌握常用学术数据库，同时探索与作者合作，建立新的编校工作方式。
亟需把数字出版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
从提升编校水平的角度，数字出版不仅是一种图书产品的新生产方式，更是“互联网+”业态下推进编校工作整体水平的必由之路。例如，当前人文社科类图书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民间文献的整理出版。这类主要以写本为基础的文献，远离已经形成规范的古籍编校传统，大量异体字、错字、不规范的民间习惯性表达，在学者看来都是重要的历史信息，不可损失，但在各种质检活动中，因超出了一般人员的知识范围，皆会计错。在我国古籍的数字出版中，存在着古籍内容量巨大、书籍种类繁多的问题。古籍数字出版的质量亟待提高，在这一方面中华书局的尝试可供借鉴，将计算机智能识别和专业人工校对相结合，专门成立数字化编辑部。古籍数字化已经在着力解决统一的标准问题，比如说，现在难以解决的异体字、通假字等问题，未来都会在网络数据库中得到完美的解决。同时古籍数据库的界面日益简明友好，适合学术界以外的人群使用。
人文社科图书的延伸开发要更积极转入线上
作者对图书内容的线上“追加”会更为重要
传统的作者线下宣传活动比如举办“读者见面会”，场地一般在书店，这类活动参与者少，影响力有限，形式也比较局限，作者为了扩大影响不得不在多地举办同类活动。而基于线上活动的深度开发中，作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与读者起分享创作的心路历程、研究写作体验，展示更多“书外”的内容。这种持续“追加”的展示活动，不但可以持续维持出版物的人气，也在客观上不断丰富图书的内容，甚至创造出新的“作者一读者”关系，读者可能对作者产生更加稳固的“忠诚”感，这当然有利于出版方。此外，当时机成熟时，这些“追加”内容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步畅销著作的渊源。
图书线上延伸开发的形式会更趋多样
图书的特点是单产品投入较小，而每个出版社的产品种类较多，每年出版的图书最少也几十种。在“互联网+”时代，营销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社推广图书的成本也大幅下降。现在，网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将数据信息与客户端更好地连接起来，做到线上、线下的全面销售推广，是编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反过来又会促进编辑的良好发展。当今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基本特点，是网民个性化的网络行为方式受到更多的追捧和鼓励，短视频软件的普及引发了全民视频的浪潮，人人为主播的图书视频点评，必然也会成为一种风尚。
作者、读者与出版机构的三方互动
西方现代传播理论比较强调媒体对大众的控制，但当今的网民已不能说是简单的“乌合之众”。在1960年代，以赛亚，柏林在BBC讲述思想史的浪漫主义问题时，许多读者来信与他进行了各种专业、非专业的商榷。在认真回应读者的基础上，以节目录音稿为基础的《浪漫主义的起源》横空出世，成为以赛亚。柏林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成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畅销书。这样的历史，在互联网时代具有更为直观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在“二次元”时代中“翻红”的一些经典作品，其用途与接受机制往往与作者的本意大相径庭。对此，作者应该有更广阔的胸襟去接受并与读者对话，而出版机构则应在其中扮演调和沟通的角色，让双方加强理解与认识，促进更包容的文化氛围的出现。当然，包容的文化氛围也是出版方的新机会。
参考文献：
【1】杨东来，“互联网+”来了，学术出版能怎么+【J】.出版参考.2015（13）.
【2】吴顺安，我国古籍数字出版问题及优化对策研究【J】，传媒论坛、2021，4（02）.
【3】秦嵩.“互联网+”时代培养学术图书编辑综合素质的途径【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12）：191-193.
（作者单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需要学会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科类图书可以分为学术与通俗两大门类。根据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的现行特点，学术类著作在选题、语言风格等各方面基本不存在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通俗类人文社科图书近年来有较好的表现，每年皆有相关作品被各类读书榜所收录，效益亦相当可观;这类通俗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操刀，或围绕着他们的事迹或研究组织话题。这一类图书的选题策划往往需要作者与编辑有较深的学术渊源，这对多数出版社来说可遇不可求。事实上，多数出版社的真正机遇在于挖掘学术知名度还不够高，但在网络上影响大、实力强的通俗作者。近年来出版界对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挖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多数学院派作者相比，李硕的经历可谓传奇。他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多为名师，期间还曾在南方某知名报业集团做过记者，在文史方面的诸多领域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兼有极为生动的文笔。毕业后，他远赴新疆工作，并孤身一人到南疆、西藏、甘青川藏区乃至印度拉达克地区深度游历，以求取得历史知识与现实见识的统一，并通过在各种社交媒体连载图文游记，获得了较高的网络人气。于是一些出版社纷纷联系李硕，试图整理出版其游记，但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过程都不顺利。
中信出版社于2020年推出了李硕的《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即时为文史爱好者推崇，在今年上海书展中表现亦不俗。《俄国征服中亚战记》系从沙俄时代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改编而来的通俗作品。中信选择邀请李硕执刀，当然是敏锐捕捉到李硕近年来在网络上以“西部边疆”为标签的独特号召力及其纯熟的通俗表达技巧，这点与一部分读者对边疆及相关域外毗邻地区历史兴趣的攀升相吻合。然而，李硕的最独特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旅行者，而是他在战争史这一冷门领域的独特贡献。
由此可见，通俗类人文社会图书类的选题策划要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毕竟，作者的网络面相与真实实力间不可简单划等号。尤其是当下读者群体已经细分的状态下，不能寄希望于做出全社会普遍追捧的“爆款书”。在此情形下，深耕某些专门领域，长期从线上线下全方位关注特定作者就成为题中之义。
编校工作要善用数字资源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等新兴范式在人文社科界日益得到重视，人文社科著作的知识量日益增大、学科边界日益模糊，这些都给传统的编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往由专业编辑分工负责其熟悉领域的工作方法，目前看来已经不能继续胜任。诚然，编校软件不断升级，其自动化与识别率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某些一般性办公软件也通过强大的云计算功能，具备了“敏感词自动标记”“常识错误自动修正”等初级编校功能。然而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无法解决新时代的编校质量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的状况是“误杀”愈来愈多。目前来看，首先需解决三个问题。
亟需解决作者与编校者数字工具不对等的问题
当今较为前沿的文史论文，基本上以新文献的发现与运用为基础，通篇甚至大部分使用未出版文献。这些新文献中不少为各类数据库所收藏，使用者检索容易，但这些学术著作进入出版环节以后，则给编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人文社科图书作者多在高校任职，普遍使用各类数据库，故得以旁征博引。这些数据库的使用成本很高，主要由研究者所在单位出资购得。相形之下，编辑在编校活动中仅凭传统工具书以及常规藏书，面对使用数据库创作的稿件大有无可稽考之感，遑论发现数据库引文中的原始错误？这为保证图书编校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故需要编辑能够熟练、掌握常用学术数据库，同时探索与作者合作，建立新的编校工作方式。
亟需把数字出版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
从提升编校水平的角度，数字出版不仅是一种图书产品的新生产方式，更是“互联网+”业态下推进编校工作整体水平的必由之路。例如，当前人文社科类图书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民间文献的整理出版。这类主要以写本为基础的文献，远离已经形成规范的古籍编校传统，大量异体字、错字、不规范的民间习惯性表达，在学者看来都是重要的历史信息，不可损失，但在各种质检活动中，因超出了一般人员的知识范围，皆会计错。在我国古籍的数字出版中，存在着古籍内容量巨大、书籍种类繁多的问题。古籍数字出版的质量亟待提高，在这一方面中华书局的尝试可供借鉴，将计算机智能识别和专业人工校对相结合，专门成立数字化编辑部。古籍数字化已经在着力解决统一的标准问题，比如说，现在难以解决的异体字、通假字等问题，未来都会在网络数据库中得到完美的解决。同时古籍数据库的界面日益简明友好，适合学术界以外的人群使用。
人文社科图书的延伸开发要更积极转入线上
作者对图书内容的线上“追加”会更为重要
传统的作者线下宣传活动比如举办“读者见面会”，场地一般在书店，这类活动参与者少，影响力有限，形式也比较局限，作者为了扩大影响不得不在多地举办同类活动。而基于线上活动的深度开发中，作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与读者起分享创作的心路历程、研究写作体验，展示更多“书外”的内容。这种持续“追加”的展示活动，不但可以持续维持出版物的人气，也在客观上不断丰富图书的内容，甚至创造出新的“作者一读者”关系，读者可能对作者产生更加稳固的“忠诚”感，这当然有利于出版方。此外，当时机成熟时，这些“追加”内容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步畅销著作的渊源。
图书线上延伸开发的形式会更趋多样
图书的特点是单产品投入较小，而每个出版社的产品种类较多，每年出版的图书最少也几十种。在“互联网+”时代，营销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社推广图书的成本也大幅下降。现在，网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将数据信息与客户端更好地连接起来，做到线上、线下的全面销售推广，是编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反过来又会促进编辑的良好发展。当今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基本特点，是网民个性化的网络行为方式受到更多的追捧和鼓励，短视频软件的普及引发了全民视频的浪潮，人人为主播的图书视频点评，必然也会成为一种风尚。
作者、读者与出版机构的三方互动
西方现代传播理论比较强调媒体对大众的控制，但当今的网民已不能说是简单的“乌合之众”。在1960年代，以赛亚，柏林在BBC讲述思想史的浪漫主义问题时，许多读者来信与他进行了各种专业、非专业的商榷。在认真回应读者的基础上，以节目录音稿为基础的《浪漫主义的起源》横空出世，成为以赛亚。柏林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成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畅销书。这样的历史，在互联网时代具有更为直观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在“二次元”时代中“翻红”的一些经典作品，其用途与接受机制往往与作者的本意大相径庭。对此，作者应该有更广阔的胸襟去接受并与读者对话，而出版机构则应在其中扮演调和沟通的角色，让双方加强理解与认识，促进更包容的文化氛围的出现。当然，包容的文化氛围也是出版方的新机会。
参考文献：
【1】杨东来，“互联网+”来了，学术出版能怎么+【J】.出版参考.2015（13）.
【2】吴顺安，我国古籍数字出版问题及优化对策研究【J】，传媒论坛、2021，4（02）.
【3】秦嵩.“互联网+”时代培养学术图书编辑综合素质的途径【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12）：191-193.
（作者单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