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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念几代观众的口碑，催我奋进，犹如军号嘹亮频吹。新时期八一厂要出精品，仍然“要讲究，不要将就”
天高日晶，绿意盎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亲历、见证八一电影制片厂历史进程，和开创、打造全新局面的原厂长、著名电影艺术家王晓棠将军。尽管事务繁忙时间宝贵，晚上还要不辞辛苦地赶去参加带观众的庆祝彩排，但她始终非常认真细致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并逐一进行翔实深入的介绍。
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内，记者和王晓棠将军面对面地坐着，听她讲述那些动情难忘的故事，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学识积淀，真切的现实忧思，可贵的自知之明，无一不给人留下清晰记忆。除人们熟知璀璨夺目的光辉成就外，走进王晓棠将军充盈的内心世界，感知她在动荡岁月人生低谷中的不屈言行、高尚品节、伟岸风骨，令人动容的同时，翘指敬意油然而生。
初入八一厂充满蓬勃朝气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军队电影厂，和全世界唯一的综合制片厂——军事片、纪录片、故事片、保密片，集四个片种于一体。其中故事片这单独的一部分，就是其他厂的全厂。1958年，王晓棠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演员工作，开始了电影生涯中的旺盛时期。正式调来前，她已在1956年借八一厂的地方拍过一部深引自己进入电影殿堂的作品《锁不住》。这是林农、谢添和其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班学习的五位导演共同拍摄的毕业论文影片。
谈起八一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的情况，王晓棠将军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回忆泛着缕缕温馨：“当时建厂还不到四年，只有几栋厂房，但质量特别好。若干年后拆除时，发现里面的木料都很棒。那是炎炎夏日，我跟几位导演合作，影片虽然没有公映，但我的收获非常大，因为林农和谢添两位导演都是演员出身，对表演很在行。我演得不好时他们会直接指出这里很假，使我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有人成名后不愿提当年自己不会演戏的起步阶段，但我不回避。我觉得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一个人能够公正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不足，才是进步的开始和继续。如果什么都认为自己好，那只能说明内心的怯懦。”
在王晓棠将军的一生中，很多时候面临的是破釜沉舟的境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她拍彩色故事片《边寨烽火》。当时，林农导演已在云南拍了近一半女主角的戏才决定换人，反复斟酌点名由王晓棠来演。提及此事，王晓棠将军深有感触地说道：“林农是一位有魄力的导演。当时他没和我说一句拍不好将有多大责任的话，我也没讲一句‘决心演好’之类的表态词。彼此有一种默契与信任。飞到昆明后，我先看剧本，他和制片主任集合全摄制组宣布换人，有高兴的，也有惊诧和质疑的。我有进无退，必须用心，加倍努力。最终凭借这部影片，我获得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有刊物登载王晓棠是我军建国后第一个获国际个人大奖的演员。这部影片之后我又在八一厂拍了《英雄虎胆》、《海鹰》等片，尚未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我已列入‘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
1958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辉煌灿烂的一年。王晓棠这年拍了四部影片。至今，她感念首任厂长陈播的付出与功劳和当时淳朴务实的工作作风：“那时八一厂的作风很有部队特色，拍戏时道具没了，缺算盘、笔纸，部门负责人蹬上自行车就去买，没有坐小汽车的，作风特别好。每个人都非常勤奋，充满一种蓬勃朝气。正因此，1958年八一厂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上影厂和北影厂各有一位男演员，经陈播厂长同意借来八一厂拍的影片，都成为他们的终身代表作。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八一厂在影界评选中获得了全国第二先进厂的荣誉，厂领导将这块横匾挂在标准放映间大门上方，大家非常自豪。”
王晓棠自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直至“文革”前没给外厂拍过影片。那时的特点是，各厂演员都是本厂的台柱。在银幕上，她饰演的角色性格差异巨大，人物特点鲜明，无论《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时饰演的金环和银环，无一不是深入人心的形象。高贵的气质，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超凡的演技，王晓棠成为人们心中的“美丽女神”和“全能演员”，深受爱慕与欢迎。通向成功之路除天赋垂青外，往往需要后世脚踏实地不懈追求。提及此，王晓棠将军用四个普通的字概括成为杰出艺术家的根基——“非常用功”。对事业的由衷热爱，对角色的反复推敲，在现场的应变能力，使她得到导演的一致称赞。王晓棠将军坦言，一个电影演员不准备三四套方案，是不能进摄影棚或出外景的。拍电影遇到的情况复杂多变，本来构思不错，但机器一架摄影师说今天光线不行，或者机位要换，原来设计好的方案不行了，这就需要演员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因而必须非常用功才能胜任。
1963年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严寄洲任导演。谈起电影前辈，王晓棠将军声音清亮地说道：“我非常敬重严导演。他善纳群言，放手演员参与全片的创作。在参拍他的四部影片过程中，我们畅所欲言，不提好而专谈不足。我们提意见，导演就说，好，这场戏你去写，镜头你来分。这促使我学习到除表演外的很多东西，熟悉编剧、导演、美术、录音、剪接等部门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经磨难诠释对“人民”的爱
风雨欲来，世事难料。在倾国倾城的辉煌里，王晓棠仿佛转瞬间面对不可抗拒的狂澜侵袭，跌入万劫不复的岁月深渊，亲历痛失爱子的人生巨难。但她忠贞不渝，恪守良知，不诬他人，不辱自身，保持历史与做人的尊严。“文革”挨批斗时，只要王晓棠点一下头，坐在底下前排的八一厂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们就会被揪上来实行“专政”，但不论怎么问，她就是不说。“这是谁指使的？”“没人指使。”“是谁让你干的？”“我自己干的……”她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别人负责。一位亲历当时场面的女同志在会后赞叹：“我真想向她献花！”一位八一厂摄影师，在一次黄昏漫行时，回首种种磨难情形，望着天际变幻的云霞，倏然止步热泪盈眶：“王晓棠！女中豪杰！”
王晓棠不仅拥有国色天香的外表，更身怀让人敬重的高瑞品节。“‘文革’对我来说是笔财富，这不是漂亮话，而是真切的感受。”此前，在她的心中，想的是“要做一个人民的好演员”。但究竟什么是人民，却很空泛和概念化。历经十年浩劫，当了六年的林场工人，面对各种苦难考验，在已经不是演员的状态下，王晓棠用生命感知与体验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情感和生活。林场的工友、邻居、老师、户籍警、被打倒的培养过她的前辈，以及当时接触到的不相识的人们，给予她温暖的鼓励：“王晓棠，好好的！以后再给我们演电影！”这使王晓棠铭心难忘，更让她深思“人民”的内涵。“从到林场的第一天起，我就说我要回廠。当时江青直接插手八一厂，我不走是不行的。我告诫自己，在顺境中，要慎思实干；在逆境中，要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在绝境里，要想：我是最棒的！我一定能胜利！1975年，我终于回来了，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还很嚣张的时候。我的思想得到升华，重回八一厂电影岗位，我只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王晓棠格外珍惜被耽误的光阴。回八一厂后，她想演一个角色，但苦于没有剧本。于是，王晓棠尝试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鉴于当时极左和派性复杂的社会背景，她的举动引来议论纷纷，各种风凉话沓来：王晓棠一个人把什么活都干了，连歌都自己唱，别人没饭吃了。“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我就是要告诉所有支持我回到八一厂的人，你们没有看错，没有白支持她，她比以前更强更争气。”追忆这段经历，王晓棠将军目光中充满坚毅与自信。
后来，王晓棠被任命做故事片导演，决心用作品诠释对“人民”的爱。她编导演的第一部片子主题是“他们的名字是人民”，片名为《翔》，写的是一位归国华侨园艺家研究黄牡丹的故事。“为拍好影片，我们请教了植物界研究花卉的泰斗人物俞德浚用什么花好？俞所长说用牡丹，而且得是黄牡丹。牡丹并不是富贵花，当人们将它从地下连根拔出时，根将近三尺，如果植株上有花苞，它一定把花开足了才死。所以我们在歌词里写道：‘牡丹舍命不舍花，牡丹根深二尺八。牡丹耐寒恋故土，牡丹溪头是我家。’这个寓意非常好。”拍摄完成，总政领导审片后认为好，觉得王晓棠能打硬仗、恶仗，有“舍命不舍花”的气概，对她激赏有加。
1986年，银幕上“拳头加枕头”的影片已经多起来，王晓棠却费尽周折、亲力亲为拍摄了又一部作品《老乡》。写一个老将军微服重返苏北水乡故地，寻找当年牺牲的警卫员的老妈妈。这部影片有回忆当年的内容，但主要是说现在。剧本写完后，她给合作者看，对方吓一跳，“你写得这么尖锐，别人可不敢写”。提及这部影片的创作，王晓棠将军介绍起全过程：“最初，我和另一位作家想合作写反映老区洪泽湖的一个战斗故事。我们从省、市、县到了湖上，每到一处都有陪同接待的干部，等到老子山人已经很多，老乡能跟你说什么？我说，咱们走吧，这样不成。路上我遇到一位老奶奶，在木板上用刀砍菱角去皮，靠剥出的菱米卖钱度日。看到建国几十年后老区依然贫穷，我感触很深。回来后，合作者的创作假到期而归。我感到，洪泽湖不需要过去的战斗故事，应提炼出当今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主旨。”
随后，王晓棠孤身六次深入洪泽湖生活，风尘仆仆，背一个挎包，穿着布鞋，坐火车到南京，再转乘长途汽车，最后花八毛钱买张船票，跟当地民众一起登至湖上的老子山。最疲倦时，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铺稻草的床板上，她盖一条单子酣然睡去。就这样，王晓棠怀着满腔热忱沉入民众中，积累大量真实宝贵素材和生动细节，最终在水乡拍摄出极为漂亮的画面，塑造出感人的形象。当在八一厂放映时，老导演们都流下泪水，说这部片子唤起了“我们当年打仗时对老房东的军民鱼水深情”。
当厂长以身作则精通业务
1988年，当王晓棠准备拍摄下一部影片时，总政领导找她谈话，告知军队准备恢复军衔制，同时实行文职，想保留她这样的骨干。任命下达，两个选择，一是去总政话剧团做团长，二是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她选择留厂。
在担任厂领导的十年间，王晓棠将军以身作则，要求别人付出七分，自己必做到十二分，否则无以服众。她经常去摄制组调研，一下车就风风火火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车子后座上总有个盘子上面扣着个碗，有人好奇，掀开一看里面有半个馒头。这就是王晓棠将军的工作餐。厂里同志不禁感慨：这样的领导少见了。“做人首先要廉洁，领导干部一定要刚正无私，以厂为家，没有名利，因为你是厂长。除对工作严要求外，还要体贴他人，有战友之爱和谦卑之心。这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
王晓棠将军熟谙电影制作各个环节，布置工作时从不讲外行话。当时是胶片，底片要冲洗，最怕“煮”——停电一秒钟，全都废了。大场面拍的是先洗一条，万一坏了还有第二条备用。为节约时间和缩短占用部队周期，更主要是质量、成本有保证，王晓棠制定规则：夜里三点胶片洗出来，她和各部门负责人马上去看样片，大家要说出哪里不好。王晓棠将军坦言：“作为一厂之长，要对全厂影片质量负首要责任。历任厂长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接力棒传到手中，我的任务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同时考虑为后来者打下好基础。”
1992年9月，在王晓棠担任厂长时，中央军委已下达了第二次指令，把整个解放战争史拍成故事片。这样就有了前任厂长抓的《大决战》后的《大转折》、《大进军》系列鸿篇巨制。协调如此巨大的工程，需要多少魄力、智慧和坚韧，王晓棠说：“这些大片是全军全国的心血凝成。七大军区动用部队参拍，共用了135万人日，加上各省市民众，有150万人日之多。”每部影片的每批样片，她都会认真细看，并亲自参与剪辑等后期制作。这一系列全景式的解放战争巨片，成为王晓棠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留下的大手笔。
“我始终觉得我不是做领导当官，指手画脚。我要做实事。拍这系列大片时，每一部预算都是厚厚一叠，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包括化妆、服装、道具、置景、枪械、烟火、特技、制片等若干部门，由制片主任、导演签字送来，然后经财务、生产、技术部门把关，其实我只需画一个圈就可以，但我不。白天没时间，晚上大家下班后关上门，我在办公室一篇一篇看，一行一行算，非常细心。剧本我熟、分镜头本我熟，和每个导演我都交换过意见，预算里的虚实对错，我了然于心。哪种木头多少钱一立方，布料多少钱一米，小到眉笔多少钱一支，粉饼多少钱一个，我都清楚。我把助手找来，问他们是不是每篇都看了？预算上需1200条白毛巾，我问，戏里哪个镜头用得到？买1500双千层底布鞋，哪个镜头战士把脚抬起来让观众看？我说对不起，这个预算拿回去，请问摄制组的各小组是怎么造出来的？没有认真与决断是办不好的。”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王晓棠始终警醒自己，执著于事业来不得半点懈怠。刚开始有人不理解，认为厂长太较真，用王晓棠将军的话说“有时挨骂挨大了”。但厂长应该怎么办？她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果然，在王晓棠的严格要求下，全厂渐渐恢复起建厂时的扎实作风。短短数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每人年底能发四个半月工资的奖金。故事片和生产部的三位干部到全国多家电影厂考察，回来后在全厂大会上报告：“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咱厂每年的奖金是有一个厂的全年工资……”1992年9月王晓棠任厂长时，财务部门核算厂里亏损800多万元；1998年7月底离任时，厂里流动资金有6052万元，还不算固定资产的增加和位于厂近处的王佐乡713亩的影视基地，更有培养出的大量优秀人才。政声人去后。王晓棠将军离任14年，至今全厂很多人评价她“非常非常有责任心”，并强调，只说一个“非常”是远远不够的。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之际，王晓棠将军深情寄语道：“这60年的光辉，是八一厂几代人共同铸成的伟业。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的评论家说了很中肯的话：回头望，八一厂拍军事题材大片已经登峰造极，不可能再超越以前的作品；只能向前望，拍现实的、拍未来的、拍新颖的。这话很对。回头看是为了向前，向前才能进步。在新时期八一厂要出精品，仍然‘要讲究，不要将就’。”
“2012年7月4日晚，我在华鼎奖颁给‘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健在演员典礼上说：‘我感念几代观众的口碑，这个奖是颁给一个时代的群体，催我奋进，犹如军号嘹亮频吹。’请你把我的祝福带给读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希望广大朋友，心灵上要如美玉般温润，风骨上如金石样坚贞。这样相辅相成，就能保证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优秀公民。”采訪结束，王晓棠将军一再叮嘱将记者送至八一厂大门外。汽车启动的那一刻，记者隔窗而望，她一直伫立在门口目送我们远去。那份优雅真诚，那种朴实无华，那样从容大气，让人倾心一振，仿佛霜染过的夏花，绽放的热烈、包容与满足。走近王晓棠将军，感知她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一句熟悉的耳语隐约响起——比传说更美丽。
责任编辑 华南
天高日晶，绿意盎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亲历、见证八一电影制片厂历史进程，和开创、打造全新局面的原厂长、著名电影艺术家王晓棠将军。尽管事务繁忙时间宝贵，晚上还要不辞辛苦地赶去参加带观众的庆祝彩排，但她始终非常认真细致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并逐一进行翔实深入的介绍。
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内，记者和王晓棠将军面对面地坐着，听她讲述那些动情难忘的故事，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学识积淀，真切的现实忧思，可贵的自知之明，无一不给人留下清晰记忆。除人们熟知璀璨夺目的光辉成就外，走进王晓棠将军充盈的内心世界，感知她在动荡岁月人生低谷中的不屈言行、高尚品节、伟岸风骨，令人动容的同时，翘指敬意油然而生。
初入八一厂充满蓬勃朝气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军队电影厂，和全世界唯一的综合制片厂——军事片、纪录片、故事片、保密片，集四个片种于一体。其中故事片这单独的一部分，就是其他厂的全厂。1958年，王晓棠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演员工作，开始了电影生涯中的旺盛时期。正式调来前，她已在1956年借八一厂的地方拍过一部深引自己进入电影殿堂的作品《锁不住》。这是林农、谢添和其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班学习的五位导演共同拍摄的毕业论文影片。
谈起八一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的情况，王晓棠将军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回忆泛着缕缕温馨：“当时建厂还不到四年，只有几栋厂房，但质量特别好。若干年后拆除时，发现里面的木料都很棒。那是炎炎夏日，我跟几位导演合作，影片虽然没有公映，但我的收获非常大，因为林农和谢添两位导演都是演员出身，对表演很在行。我演得不好时他们会直接指出这里很假，使我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有人成名后不愿提当年自己不会演戏的起步阶段，但我不回避。我觉得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一个人能够公正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不足，才是进步的开始和继续。如果什么都认为自己好，那只能说明内心的怯懦。”
在王晓棠将军的一生中，很多时候面临的是破釜沉舟的境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她拍彩色故事片《边寨烽火》。当时，林农导演已在云南拍了近一半女主角的戏才决定换人，反复斟酌点名由王晓棠来演。提及此事，王晓棠将军深有感触地说道：“林农是一位有魄力的导演。当时他没和我说一句拍不好将有多大责任的话，我也没讲一句‘决心演好’之类的表态词。彼此有一种默契与信任。飞到昆明后，我先看剧本，他和制片主任集合全摄制组宣布换人，有高兴的，也有惊诧和质疑的。我有进无退，必须用心，加倍努力。最终凭借这部影片，我获得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有刊物登载王晓棠是我军建国后第一个获国际个人大奖的演员。这部影片之后我又在八一厂拍了《英雄虎胆》、《海鹰》等片，尚未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我已列入‘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
1958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辉煌灿烂的一年。王晓棠这年拍了四部影片。至今，她感念首任厂长陈播的付出与功劳和当时淳朴务实的工作作风：“那时八一厂的作风很有部队特色，拍戏时道具没了，缺算盘、笔纸，部门负责人蹬上自行车就去买，没有坐小汽车的，作风特别好。每个人都非常勤奋，充满一种蓬勃朝气。正因此，1958年八一厂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上影厂和北影厂各有一位男演员，经陈播厂长同意借来八一厂拍的影片，都成为他们的终身代表作。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八一厂在影界评选中获得了全国第二先进厂的荣誉，厂领导将这块横匾挂在标准放映间大门上方，大家非常自豪。”
王晓棠自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直至“文革”前没给外厂拍过影片。那时的特点是，各厂演员都是本厂的台柱。在银幕上，她饰演的角色性格差异巨大，人物特点鲜明，无论《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时饰演的金环和银环，无一不是深入人心的形象。高贵的气质，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超凡的演技，王晓棠成为人们心中的“美丽女神”和“全能演员”，深受爱慕与欢迎。通向成功之路除天赋垂青外，往往需要后世脚踏实地不懈追求。提及此，王晓棠将军用四个普通的字概括成为杰出艺术家的根基——“非常用功”。对事业的由衷热爱，对角色的反复推敲，在现场的应变能力，使她得到导演的一致称赞。王晓棠将军坦言，一个电影演员不准备三四套方案，是不能进摄影棚或出外景的。拍电影遇到的情况复杂多变，本来构思不错，但机器一架摄影师说今天光线不行，或者机位要换，原来设计好的方案不行了，这就需要演员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因而必须非常用功才能胜任。
1963年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严寄洲任导演。谈起电影前辈，王晓棠将军声音清亮地说道：“我非常敬重严导演。他善纳群言，放手演员参与全片的创作。在参拍他的四部影片过程中，我们畅所欲言，不提好而专谈不足。我们提意见，导演就说，好，这场戏你去写，镜头你来分。这促使我学习到除表演外的很多东西，熟悉编剧、导演、美术、录音、剪接等部门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经磨难诠释对“人民”的爱
风雨欲来，世事难料。在倾国倾城的辉煌里，王晓棠仿佛转瞬间面对不可抗拒的狂澜侵袭，跌入万劫不复的岁月深渊，亲历痛失爱子的人生巨难。但她忠贞不渝，恪守良知，不诬他人，不辱自身，保持历史与做人的尊严。“文革”挨批斗时，只要王晓棠点一下头，坐在底下前排的八一厂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们就会被揪上来实行“专政”，但不论怎么问，她就是不说。“这是谁指使的？”“没人指使。”“是谁让你干的？”“我自己干的……”她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别人负责。一位亲历当时场面的女同志在会后赞叹：“我真想向她献花！”一位八一厂摄影师，在一次黄昏漫行时，回首种种磨难情形，望着天际变幻的云霞，倏然止步热泪盈眶：“王晓棠！女中豪杰！”
王晓棠不仅拥有国色天香的外表，更身怀让人敬重的高瑞品节。“‘文革’对我来说是笔财富，这不是漂亮话，而是真切的感受。”此前，在她的心中，想的是“要做一个人民的好演员”。但究竟什么是人民，却很空泛和概念化。历经十年浩劫，当了六年的林场工人，面对各种苦难考验，在已经不是演员的状态下，王晓棠用生命感知与体验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情感和生活。林场的工友、邻居、老师、户籍警、被打倒的培养过她的前辈，以及当时接触到的不相识的人们，给予她温暖的鼓励：“王晓棠，好好的！以后再给我们演电影！”这使王晓棠铭心难忘，更让她深思“人民”的内涵。“从到林场的第一天起，我就说我要回廠。当时江青直接插手八一厂，我不走是不行的。我告诫自己，在顺境中，要慎思实干；在逆境中，要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在绝境里，要想：我是最棒的！我一定能胜利！1975年，我终于回来了，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还很嚣张的时候。我的思想得到升华，重回八一厂电影岗位，我只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王晓棠格外珍惜被耽误的光阴。回八一厂后，她想演一个角色，但苦于没有剧本。于是，王晓棠尝试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鉴于当时极左和派性复杂的社会背景，她的举动引来议论纷纷，各种风凉话沓来：王晓棠一个人把什么活都干了，连歌都自己唱，别人没饭吃了。“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我就是要告诉所有支持我回到八一厂的人，你们没有看错，没有白支持她，她比以前更强更争气。”追忆这段经历，王晓棠将军目光中充满坚毅与自信。
后来，王晓棠被任命做故事片导演，决心用作品诠释对“人民”的爱。她编导演的第一部片子主题是“他们的名字是人民”，片名为《翔》，写的是一位归国华侨园艺家研究黄牡丹的故事。“为拍好影片，我们请教了植物界研究花卉的泰斗人物俞德浚用什么花好？俞所长说用牡丹，而且得是黄牡丹。牡丹并不是富贵花，当人们将它从地下连根拔出时，根将近三尺，如果植株上有花苞，它一定把花开足了才死。所以我们在歌词里写道：‘牡丹舍命不舍花，牡丹根深二尺八。牡丹耐寒恋故土，牡丹溪头是我家。’这个寓意非常好。”拍摄完成，总政领导审片后认为好，觉得王晓棠能打硬仗、恶仗，有“舍命不舍花”的气概，对她激赏有加。
1986年，银幕上“拳头加枕头”的影片已经多起来，王晓棠却费尽周折、亲力亲为拍摄了又一部作品《老乡》。写一个老将军微服重返苏北水乡故地，寻找当年牺牲的警卫员的老妈妈。这部影片有回忆当年的内容，但主要是说现在。剧本写完后，她给合作者看，对方吓一跳，“你写得这么尖锐，别人可不敢写”。提及这部影片的创作，王晓棠将军介绍起全过程：“最初，我和另一位作家想合作写反映老区洪泽湖的一个战斗故事。我们从省、市、县到了湖上，每到一处都有陪同接待的干部，等到老子山人已经很多，老乡能跟你说什么？我说，咱们走吧，这样不成。路上我遇到一位老奶奶，在木板上用刀砍菱角去皮，靠剥出的菱米卖钱度日。看到建国几十年后老区依然贫穷，我感触很深。回来后，合作者的创作假到期而归。我感到，洪泽湖不需要过去的战斗故事，应提炼出当今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主旨。”
随后，王晓棠孤身六次深入洪泽湖生活，风尘仆仆，背一个挎包，穿着布鞋，坐火车到南京，再转乘长途汽车，最后花八毛钱买张船票，跟当地民众一起登至湖上的老子山。最疲倦时，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铺稻草的床板上，她盖一条单子酣然睡去。就这样，王晓棠怀着满腔热忱沉入民众中，积累大量真实宝贵素材和生动细节，最终在水乡拍摄出极为漂亮的画面，塑造出感人的形象。当在八一厂放映时，老导演们都流下泪水，说这部片子唤起了“我们当年打仗时对老房东的军民鱼水深情”。
当厂长以身作则精通业务
1988年，当王晓棠准备拍摄下一部影片时，总政领导找她谈话，告知军队准备恢复军衔制，同时实行文职，想保留她这样的骨干。任命下达，两个选择，一是去总政话剧团做团长，二是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她选择留厂。
在担任厂领导的十年间，王晓棠将军以身作则，要求别人付出七分，自己必做到十二分，否则无以服众。她经常去摄制组调研，一下车就风风火火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车子后座上总有个盘子上面扣着个碗，有人好奇，掀开一看里面有半个馒头。这就是王晓棠将军的工作餐。厂里同志不禁感慨：这样的领导少见了。“做人首先要廉洁，领导干部一定要刚正无私，以厂为家，没有名利，因为你是厂长。除对工作严要求外，还要体贴他人，有战友之爱和谦卑之心。这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
王晓棠将军熟谙电影制作各个环节，布置工作时从不讲外行话。当时是胶片，底片要冲洗，最怕“煮”——停电一秒钟，全都废了。大场面拍的是先洗一条，万一坏了还有第二条备用。为节约时间和缩短占用部队周期，更主要是质量、成本有保证，王晓棠制定规则：夜里三点胶片洗出来，她和各部门负责人马上去看样片，大家要说出哪里不好。王晓棠将军坦言：“作为一厂之长，要对全厂影片质量负首要责任。历任厂长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接力棒传到手中，我的任务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同时考虑为后来者打下好基础。”
1992年9月，在王晓棠担任厂长时，中央军委已下达了第二次指令，把整个解放战争史拍成故事片。这样就有了前任厂长抓的《大决战》后的《大转折》、《大进军》系列鸿篇巨制。协调如此巨大的工程，需要多少魄力、智慧和坚韧，王晓棠说：“这些大片是全军全国的心血凝成。七大军区动用部队参拍，共用了135万人日，加上各省市民众，有150万人日之多。”每部影片的每批样片，她都会认真细看，并亲自参与剪辑等后期制作。这一系列全景式的解放战争巨片，成为王晓棠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留下的大手笔。
“我始终觉得我不是做领导当官，指手画脚。我要做实事。拍这系列大片时，每一部预算都是厚厚一叠，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包括化妆、服装、道具、置景、枪械、烟火、特技、制片等若干部门，由制片主任、导演签字送来，然后经财务、生产、技术部门把关，其实我只需画一个圈就可以，但我不。白天没时间，晚上大家下班后关上门，我在办公室一篇一篇看，一行一行算，非常细心。剧本我熟、分镜头本我熟，和每个导演我都交换过意见，预算里的虚实对错，我了然于心。哪种木头多少钱一立方，布料多少钱一米，小到眉笔多少钱一支，粉饼多少钱一个，我都清楚。我把助手找来，问他们是不是每篇都看了？预算上需1200条白毛巾，我问，戏里哪个镜头用得到？买1500双千层底布鞋，哪个镜头战士把脚抬起来让观众看？我说对不起，这个预算拿回去，请问摄制组的各小组是怎么造出来的？没有认真与决断是办不好的。”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王晓棠始终警醒自己，执著于事业来不得半点懈怠。刚开始有人不理解，认为厂长太较真，用王晓棠将军的话说“有时挨骂挨大了”。但厂长应该怎么办？她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果然，在王晓棠的严格要求下，全厂渐渐恢复起建厂时的扎实作风。短短数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每人年底能发四个半月工资的奖金。故事片和生产部的三位干部到全国多家电影厂考察，回来后在全厂大会上报告：“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咱厂每年的奖金是有一个厂的全年工资……”1992年9月王晓棠任厂长时，财务部门核算厂里亏损800多万元；1998年7月底离任时，厂里流动资金有6052万元，还不算固定资产的增加和位于厂近处的王佐乡713亩的影视基地，更有培养出的大量优秀人才。政声人去后。王晓棠将军离任14年，至今全厂很多人评价她“非常非常有责任心”，并强调，只说一个“非常”是远远不够的。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之际，王晓棠将军深情寄语道：“这60年的光辉，是八一厂几代人共同铸成的伟业。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的评论家说了很中肯的话：回头望，八一厂拍军事题材大片已经登峰造极，不可能再超越以前的作品；只能向前望，拍现实的、拍未来的、拍新颖的。这话很对。回头看是为了向前，向前才能进步。在新时期八一厂要出精品，仍然‘要讲究，不要将就’。”
“2012年7月4日晚，我在华鼎奖颁给‘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健在演员典礼上说：‘我感念几代观众的口碑，这个奖是颁给一个时代的群体，催我奋进，犹如军号嘹亮频吹。’请你把我的祝福带给读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希望广大朋友，心灵上要如美玉般温润，风骨上如金石样坚贞。这样相辅相成，就能保证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优秀公民。”采訪结束，王晓棠将军一再叮嘱将记者送至八一厂大门外。汽车启动的那一刻，记者隔窗而望，她一直伫立在门口目送我们远去。那份优雅真诚，那种朴实无华，那样从容大气，让人倾心一振，仿佛霜染过的夏花，绽放的热烈、包容与满足。走近王晓棠将军，感知她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一句熟悉的耳语隐约响起——比传说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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