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有多少,技术创新绩效终归是企业行为的结果,企业行为往往表现为模式化——即企业惯例。企业依托这些模式化的惯例而运转,因此惯例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但什么样的惯例有助于技术创新,什么样的惯例不利于技术创新?什么因素先影响组织惯例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目前企业界和学术界对此问题均没有给出答案。本研究以探寻组织惯例的前因及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研究主线,基于主体性视角构建了高管领导行为、组织惯例与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研究中考察了企业最高领导者是否为企业创始人这一在领导作用机制研究中被长期普遍忽视的关键因素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通过344家中国企业样本,综合运用结构方程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模型和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假设大部分得到了验证,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本研究对组织惯例这一构念进行了分解,将组织惯例划分为一般惯例和创新惯例,给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惯例分类标准,即任何惯例均可再进一步划分为一般惯例和创新惯例。通过将认知风格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拓展到组织层次加以应用,对组织惯例的认知和动机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再分类,以此为基将组织惯例划分为一般惯例和创新惯例。这一划分是建立在同一层次的认知和动机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两种惯例间不存在阶层差别,即创新惯例不是多数学者认为的一种即兴搜寻惯例,而是内生性的,这与现有大多数研究将创新惯例视作高阶惯例不同,从而间接表明不存在所谓的高阶惯例,也不存在高阶惯例的“无限回归”问题,澄清了学术界对是否存在高阶惯例的争论和分歧。文章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给出了测量组织惯例的方法,对解决组织惯例测量难题做出了一定贡献。研究结论丰富了惯例基础理论,对后续组织惯例基础理论和效能分析具有借鉴意义。(2)本研究验证了组织一般惯例和创新惯例分别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组织惯例是一个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由于惯例是在组织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性、遗传性、稳定性,体现着现存组织与其历史的联系,因此,相较于组织学习、组织氛围等其他技术创新绩效内部影响因素,组织惯例是一个更具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内部影响因素。传统观点认为“惯例具有刚性、惯例阻碍创新”。本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惯例都阻碍创新,对创新企业而言,其组织中的创新惯例有助于技术创新,但一般惯例往往阻碍创新。因此,可将“惯例阻碍创新”这一传统观点修正为“惯例中的一般惯例阻碍创新”。本研究对企业破解技术创新难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技术创新理论是一个有力的补充。(3)本研究验证了变革型和交易型企业最高领导者领导行为分别对组织创新惯例和一般惯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最高领导者领导行为是组织惯例形成的前因之一,从领导者主体性作用视角部分回答了“组织惯例的起源”这一前沿学术问题。研究中通过区分最高领导者是否为企业创始人,验证了相较于非创始人,创始人领导者对组织惯例的影响更为显著,进而间接验证了组织惯例的初始状况敏感性和路径依赖性。这一结论也从反面验证了创业理论中强调的企业创始人对企业具有长期重要影响的观点,间接表明创始人是将其作用传递给组织惯例,依赖组织惯例的稳定性、遗传性,传递其对组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组织惯例理论、领导理论和创业理论。(4)基于中国情境下检验高管团队的组织效应实际上稀释、模糊了中国企业“一把手”的绝对领导和巨大影响作用这一认知,本研究突破现有战略领导研究以高管团队作为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基于中国情境,以企业高管中的高管——企业最高领导者——个体领导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现有领导研究普遍忽视对领导是否为创始人进行区分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不足,将“创始人身份”作为高管特征,弥补了现有高层领导研究仅注重考察高管年龄、教育、职业背景等人口特征及其组织效应的不足,拓展了高管特征研究范围,对高阶理论是一个补充。将组织惯例作为中介变量用于揭示高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验证了创新惯例在变革型高管领导行为与技术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般惯例在交易型高管领导行为与技术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企业高管通过影响组织惯例进而长期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为揭开高层领导作用机制“黑箱”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研究将战略领导理论、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理论、组织惯例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整合,拓展了这些理论的应用范围,为揭示高管通过组织惯例影响技术创新的内部作用机理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