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文中的discourse这个词，由拉丁词头dis——“穿越、分离、对衬”，和词根coursus“线路、行走”两部分组成，大致的意思是指对事物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它在各种西方文字的词典里都作说话、讲演、论述解，但是作为西方当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词典里的解释远远不能概括它的内涵。在中国大陆，discourse通常被译为“话语”，在港台和其它地方的华语刊物上，则译成“述说”、“叙述”、“说法”等等，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要给“话语”这个词下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因为诸如“话语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眼中属于“本质主义”的问题，是应该去避免、去抵制的，而“话语”恰好正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中心词，因此，试图去解释清楚话语的含义，在学理逻辑上将出现矛盾。我只能换一个角度，去探讨话语产生的方式、传播的途径、它的作用，以及它和其它几个西方当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如“真理”、“权势”、“公共机构”等的相互关系。
　　英美的文学新批评派最先把“话语”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用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他们提出了“文类话语”，认为诗歌、小说、戏剧各自的话语不同，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内涵，而文类话语又有等级高下之分，诗歌的话语是最高级的。
　　“话语”在政治文化分析中的特殊含义是福柯赋予的。福柯在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中贯穿使用了话语这个词，将这个术语突出到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上。一九七○年福柯当选为法兰西院士，其就职演说的题目就是“话语的序列”(L’ordre du Discours)。他的《知识考古学》对话语更是有相当透彻的论说。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首先对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真实性”是特定社会物质实践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一思路源自维柯，维柯心目中的历史和社会都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给福柯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哲学家G.巴赫拉德(Gaston Bachelard)和科学史家G.岗贵海姆(Georges Ganguilhelm)，后者在对科学史的分析中指出：不必把科学理解为个别天才的发明创造，科学不是单个的智者在那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史是建构社会的一系列物质实践活动，科学与社会物质实践活动有一种“粘合”关系，科学与社会相互依存。福柯吸收了这些观点，再加上他对尼采的特殊理解，推出了他的颇具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色彩的真理论。
　　福柯对各种人文学科进行解构，他指出，所有的真实性都只是特定框架、结构、系统内的真实性，假使有某种理论声称已从散漫游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真实，那个“真实”必定是该理论所属的体系内部逻辑的产物。真理不是被发现从而被传播开来的，它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真实都只是话语的真实。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话语生产出来的，所以当代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去追溯特定的一套话语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对话语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也就是进行话语系谱学的研究。所谓系谱，比较接近维特根斯坦和乔姆斯基提出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和爱·萨伊德提出的“邻接物”(adjacency)的概念。将话语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多种因素清理出来，对于理解当代政治文化有特别的意义。
　　对话语系谱的研究又涉及到了对“权势”(power)的分析。话语不过是对事物的论述，论述中必定包含了对物体的价值判断，话语也一定还需要逻辑、句法、语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权势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权势在话语之先。顺带在此说明，权势这个词是英文power的一个不尽准确的翻译，并不特指统治阶级或者执政当局，更多地是指强力、征服力，或者说冲撞力、创造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权势就有什么样的话语、权势是强力意志，它启动了话语，话语积累起来、扩展开来形成学科，学科又组成公共机构(如高校、医院、监狱)；反过来，学科和公共机构又成为话语栖居和生产的场所。权势推动了话语，话语也加强了权势。权势话语的活动生产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权势是知识生产的原初动力。知识的生产有一个系统，我们不妨把权势——话语——学科——公共机构看成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生产系统推出的观念、价值、意义渗透到全社会，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和行动。
　　对话语系谱学的研究也考察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后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是由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和非话语场共同塑造起来的。比如近代以来将个体的人作为主体的概念，离开了关于性别、语言、文化、经济、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离开这些学科关于人的话语就是不可想象的。话语本身有一种“定位权势”(formative power)。在话语场中的客体经常是被权势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获得知识的过程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一直被描述成主体消解和并吞客体的过程。主体用权势话语对客体的描述常常是一种扭曲，是主体为了验证自身、给自身以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福柯在论说话语与主体的关系时，不断地使用一个法语动词assujettir。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给以规定性”，也可以表示“使服从”，权势话语给人以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又使人受制于话语，被话语束缚。人处于话语的牢笼里，无从享受自由。人们试图冲破牢笼，反抗权势话语，但是就连这种抵抗的形式也还是离不开权势话语。权势化成了空气，无孔不入，扎根在所有的学科和公共机构的话语之中，当代学人无法与之划清界线，这就是为什么像萨伊德那样的批评家，在反抗西方殖民话语的同时，也免不了使用殖民话语的逻辑之故。
　　当然，权势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否定的因素，它的功能并非只是压抑、控制、禁止等。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权势，才使许多东西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话语是权势推动的，学科和公共机构是由权势话语构成的，社会是由学科和公共机构提供的知识为依托而存在的。福柯一派人并不主张无节制地滥用话语分析理论，他们坚持话语分析应落实和限定在具体的学科之中。另一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合的批评家们，则努力去把话语分析理论从话语公共机构引向整个的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他们更注重公共机构与社会的关系。
　　话语理论改变了以前的文学批评看重意义和方法的定势，转而分析功能和效用。如今的批评家可能会从话语的角度去提出问题，对语言、知识、学科、公共机构等等进行质疑反省。话语理论反对权威和教条，所以大家也不必将其看成新的权威理论和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