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心是透明而脆弱的，小心轻放孩子的心”
　　——摘自窦桂梅《玫瑰与教育》
　　2006年9 月3号，在外飘荡一年零3天的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开始学校给我安排的工作是组织学生站队吃饭和打扫餐厅卫生，很“轻松”。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三（1）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请长假了，学校领导就把我这个赋闲在后的家伙从后勤岗位“请”到了阔别一年多的讲台上了。
　　带着重新获得领导赏识的快感往讲台上一站，下面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全班近60名学生）。课桌挨着课桌，前面抵到讲台，另外三面靠墙，只留下两条窄巷子供学生上下座位。三年级学生本就那么好动，不是这儿在讲话，就是那儿在玩小玩艺儿，挤挤攘攘，吵吵闹闹，一刻也不得消停。刚批评完这个，又要提醒那个。用那时老师们的行话就是标准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本人当教师以来，一直教小学高年级，“大”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当然比这些个三年级的学生好多了。再加上在外飘荡了一年多了，那此方法，经验，小窍门也早已荒疏了。重上讲台的我，那种幸福感一下子就被这一帮小鸦雀子吵得不知到哪儿去了。以至于每次一听到上课铃就犯怵，只是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好图个耳根清静。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叫琛的小男孩进入了我的视线。这是一个五短身材，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小男生。论身高，在班上仅算中等，比他壮的多、高大的多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是班上的同学似乎都很怕他。课堂上，老师上课时，如果有人插嘴，老师要求大家静下来而收效甚微时，他一句“吵什么吵”，教室里马上安静了下来;上自习时，有他坐在讲台上，下面鸦雀无声……他自己也经常自告奋勇的说：“老师，我来帮你管学生。”说实话，当时听他这样说时，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厌他――他的话语里隐隐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就在说帮老师“管”学生，不知他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人。但当时我正苦于课堂纪律差，班上纪律乱而头疼不已。一下子有这样一味还行之有效的猛药出现，我也就未可置否的默许了。
　　于是乎，班上纪律大好。站队时，他往前一站，一声令下，又快又静又整齐;自习课上，真的是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课堂上有他时不时的出声，纪律也大有好转;午休时，别的班上讲话的人多得是，我们班上好像没有人一样。甚至其他科任老师也让他帮助管理。学校领导也对我们三（1）班褒奖有加，我也觉得脸上有光。索性把班上的大事小事都交给他去办。无形之中，他成了班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裁者……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超过了所有科任老师，有时甚至还超过了我这个中途接手的班主任了。他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并且还是经过班上学生投票产生的。当然，现在看来，这群众同意里面有许多被同意的成分。
　　渐渐地，渐行渐远。他对同学们的管理也无意之中进入一种小霸王的状态。从开始的高声提醒到后来的厉声呵斥，再到后来的拳脚相加。整队时，对那些稍有迟缓的同学上去就是几巴掌，比他高的同学，他跳起来抽别人的耳光。睡午休时，把稍有点不守纪律的同学请到讲台上，趴在凳子上睡，还掀女同学的裙，对老师们的提醒，他也听不进去，还和科任老师争吵……他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的正常表现了。到这时，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引起了政教处的注意，引起了校长的注意。综合多方面的意见，我们对他下了猛药：请来了他的家长，建议家长把孩子带到医院做一下生长激素测定，同时免去他所有学生干部职务…
　　后来，他的行为有所收敛，他的这种病态的行为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矫正。但是是什么原因，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三年级的学生身上出现这样大的行为偏差呢？我们的教育行为是否变成了教育伤害呢？我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开始我还在追问他是在模仿他的父母还是某个老师，抑或是初中学生的行为，或是影视游戏情节。我仅仅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喜欢模仿这个层面去反思。我反思的还是别的外因，从未在自己身上去寻找问题的症结。
　　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路西法实验，我胆战心惊地读完了那篇文章。心头豁然开朗，但也吓出一身冷汗。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做过的那个探讨人性心理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显示：好人也会犯下暴行。其实就是强调情境对人的影响。环境让你是狱警，你就趋向暴力;环境让你是囚徒，你就趋向畏缩。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我心头一震：他的行为变异，不正是因为我们，尤其是我这个班主任在角色上给他安错了位吗？从一开始，我默许他那样做，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我就是为了自己偷懒，不是从培养一个好干部，不是从营造一个班风良好的班集体为目的的一种行为。定位就定错了，老师在不作为的心态下作出的定位，那就更是为害不浅啦。
　　听说他上初中后，因为头脑灵活，作风大胆，受到班主任老师的垂青。学习成绩非常不错，好像还是年级前五名。就在他上初三的那年暑假，我在学校做事，他到学校玩，我和他聊了几句。他说：“我现在不像在小学时了。我就是要努力学习，好好表现，证明给小学老师看，我不是一个调皮的人。”听了他的话，我有了些许欣慰，但马上就心中一痛：在他内心深处，他在恨着我们，恨当年我们把他的干部一撸到底，没有给他留面子，伤了他的自尊心。如果条件允许，他会不会，或者说他早已在向他当年的“上帝”――当年我们这些教他的这些小学老师宣战呢？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当年他曾经扮演的角色，已经在他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印记，在他日后的社会交往中，他会不会习惯于扮演那样的角色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他的教育伤害该有多大呀！再有，在那一段时间里，难道对其他同学就没有造成伤害吗…… 我不禁头涔涔而背凉凉了。
　　一个班集体，或者说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有一个或多个榜样，作为成员效仿的楷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发挥“头狼”的作用。但在头狼的培養上，千万不能放任自流，不然就可能出现我这种路西法的蜕变式的失误。
　　那块愧疚的石头，若有若无地压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