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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成名的朱天心并未一直沉浸在最初的光芒中。她清楚自己的写作方向，也清楚想要怎样的生活。她在文字中留下温婉和清新，也在街头留下坚强和抗议。
很多年前，胡兰成评价朱天心说，“她的大眼睛真真是美绝了。”那时候，没人能猜透那眼睛里实际上藏了多少骄傲劲儿。李登辉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久，开始排斥外省人，眷村长大的朱天心就非要写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告诉世人眷村人的朴实、真挚，以及生活的不易，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那个时候好简单，以为自己有一腔热情就可以改变什么，现在我有长大呀。”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声音轻轻柔柔，像在跟人撒娇。朱天心，一直都没有变。即使如今她已经54岁。
“让我们最后一代恐龙活着吧”
8月的上海经历着今年最炎热的一个礼拜。因连日参加世纪文景十周年文景艺文季的沙龙，加上水土不服，朱天心的气喘有些发作。她宽慰说回到台北情况应该会好转，还可以照顾猫，以及和老公谢材俊回归正常的台北时间。
台北的早晨通常来得让人手忙脚乱。八点半是谢材俊的出门时间，他会叫上一辆计程车，到离家并不近的一家咖啡馆写作。朱天心为了搭顺风车，总要在他的催促声中忙乱一阵。
“早上起来琐碎的事情好多，要到楼上把猫砂清理一下，要把谢材俊前一天晚上喝咖啡的杯子拿到楼下洗一洗。虽然我已经完全不打扮，但还是要把头发梳一下。谢材俊呢，要是有多啦A梦的任意门的话，他恨不得打开门就是咖啡馆。有时候我好希望他出门前能把头发梳一下。”天心调侃着自己的先生，世人眼中严苛的评论家唐诺，在她眼中一直还是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少年谢材俊。
这是被他们选中的第七家咖啡馆。在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一段继而放弃了6家(据说其中5家是自己倒闭了)之后，唐诺选择了这个“有着好吃又廉价的早餐，可以抽烟，有一点点吵闹但完全不影响写作的”地方。
朱天心喜欢和唐诺一起待在咖啡馆，她坐在空调区，他坐在吸烟区。每人面前一叠稿纸，一支钢笔，够用一上午的墨水，以及几本写作会用到的书。不用电脑。对天心来说，不用笔写字，就像思维缺了一块。“现在这样的书写者很少了，我们比较像恐龙。”朱天心自嘲道，“但我希望能让我们最后这一代的恐龙活着吧，将来的读者或许会跟他们的孩子说，曾经有这样一些作者，留下一些值得收藏的东西。可能人们会觉得我是怪个性，但我尽量会把我的怪个性养得比较有品质。”
朱天心把咖啡馆写作叫做“禅定”。不仅她这样，唐诺更像“苦行僧”。“有时候我到吸烟区去找他说话，看到奋笔疾书的他，会被吓一跳。没有空调，天热的时候他的汗水滴到写满字的稿纸上，洇出好多墨点，天冷的时候他又把自己包裹得像爱斯基摩人。”看到这样的唐诺，天心常觉得好笑，可又喜欢得不得了。
从高二开始，上建国中学的唐诺因为编校刊的缘故，总要到老师朱西宁家约稿，并与朱西宁的女儿、上北一女中的朱天心相识。彼时的唐诺是朱西宁的得意门生，常常到朱家“蹭饭”。后来唐诺与朱天心共同考上台大。结婚的时候，唐诺没有工作，而朱天心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有一个房子住，遮风避雨就可以。每天读书、写作，在爸妈家吃饭，像学生一样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到现在。
如今的朱家，住着朱妈妈刘慕沙、朱天心一家、姐姐朱天文，以及19只猫。房子是老房子，空间狭小，朱天心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桌。需要写信，就在吃饭的桌子上凑合一下。而曾经常来“蹭饭”的唐诺，现在成了家里的主厨。“他有这个天赋。不过我会做很好吃的泡面，煮很漂亮的水泼蛋。”朱天心像孩子一样为自己争取道。
简单到朴素，是朱天心理想的生活方式。唐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他从工作了若干年的麦田出版公司辞职时，甚至没有和朱天心商量。因为他知道，天心对辞职的态度一定会是“是”，因为“反正一个月5000块台币就可以活下去”。
其实，对朱天心来说，之所以固执地坚持朴素生活，是因为害怕。“在成长中，有很多我敬重的人或者少年时的朋友。可是你一路看到他们的放弃，变成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变成了他自己过往都会讨厌的人。”朱天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我们是同行，我知道太多他们断裂的部分。看着一具具倒下的‘尸体’，我好害怕和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荒凉的景象。”说这番话的时候，朱天心的表情很认真。她知道很多人看来，那些随波逐流的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她却固执地对此“在意得不得了”。
“这个社会不需要廉价的呐喊”
朱天心已经很久没留长发了。她喜欢短发蓬松柔软的感觉，衬着面庞干干净净。虽然她笔下的中年女子，似乎总有些力不从心，需要首饰或者浓重的妆容来引开别人对眼角皱纹的注意力。现实中的朱天心对这些却丝毫不介意，那些细细的纹路才是自然的馈赠。
2012年初，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门前，朱天心挤在一群动物保护者中间表达诉求。一个年轻人认出了她，兴奋地喊道，“天心姐，我觉得你好勇敢，你居然敢不戴假睫毛就出门!”朱天心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勇敢”可以这样定义。
54岁，她依然不愿花时间去“修饰”自己。没事的时候，宁愿用10个小时和唐诺一起轧马路，就这样走着、看着，连骑脚踏车都觉得速度太快。她作品中和生活中时常流露出“温婉”的情绪，这是外界加给她的标签。就像唐诺描述的，一群人聊天时，朱天心永远是那个笨拙的被调侃对象。但骨子里，朱天心也有“街头”的一面。
作家阿城对朱天心的评价是，她从来不闪，头破血流也要冲过去。姐姐朱天文说，天心是热的。唐诺对太太的评价更具体，朱天心在家里待不住，动不动就要跑到街上去呐喊。关于动物保护，关于核能，关于弱势群体的福利，朱天心像个战士。2011年10月，为了保护流浪动物，她还“拉拢”导演侯孝贤走上街头。
“台湾的文化不是指向单一价值，而是像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也能容忍我像一个‘疯婆子’一样，去愤怒，去呐喊。”朱天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台湾她很少参加文学演讲，更多的是去“里民大会”，到那里去宣传动物保护。这两年，这方面的心思，她花了不少。 但来大陆，朱天心的身份单纯很多——作家。
2010年，朱天心夫妇第一次正式到北京与读者交流。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来过北京多次，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读者阵势。朱天心固执地要站着讲话，因为这样可以与读者有眼神交流。在她的描述中，这些“有备而来”的大陆读者，是她能接触到的“最好的读者”。“他们好像30年前的台湾读者，你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真挚的目光，这是真正读过你的书的人。”她说。
而对大陆作家群体，她欣赏“敢言”的那些人。“在大陆，‘敢言’的作家往往头上会有光环。但在台湾，谈论政治甚至是骂领导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种呐喊就很廉价。这个社会不需要廉价的呐喊。”
“我很怕被当作导师的感觉”
54岁的朱天心不敢再回头看17岁时的作品。彼时，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击壤歌》，尽管现在看来“很幼稚”，在当时却红极一时。销了30万册，她被姐姐朱天文戏称为“家里的印钞机。”读者的信也如雪片般飞来。
“那时我对什么都懵懵懂懂。有人写信来，问我关于人生的方向、爱情等问题，我很怕被当作导师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明确了自己写作的目的，开始不太关注读者和市场。”朱天心坦言，需要纯粹一些，只与自己对话。
34岁那年，她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喊出了“可不可以我不认同这里、讨厌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住在这里”的外省人心情；36岁那年，她在《学飞的盟盟》中“努力理性又情感深重”地记录女儿成长；39岁那年，她在《古都》中叹息“过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冬和枫香”；47岁那年，她固执地把《猎人们》“写给猫和不了解猫的人”。她竭尽全力地记录当下，而每一个字分明依然烙印着《击壤歌》中“风起时我又有大志”的天真理想。
也许是继承了家庭的传统，因作家父亲朱西宁，翻译家母亲刘慕沙，以及天生的“写匠”姐姐朱天文的存在，她从小就习惯性地与书相伴，总不那么世故。“其实我一点也不关心未来，对于我来说，写作就是在创造内心的黄金国度。”朱天心说。
她无意中就拿了时报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奖，能完成世人“规定动作”的朱天心，还是要很另类地坚持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不签约。她说，她也很羡慕“高产”的作家，但更喜欢自己能有“不写”的自由。几年前在创作《南都一望》的时候，她因为写得“不舒服”而放弃了，转而投身《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部真正的爱情小说。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出版后，很多人问朱天心，那对“虽然爱还在，可是不喜欢了”的夫妻，是否就是你和唐诺的写照?朱天心笑说，刚好相反。“我不知道爱还在不在，可是我一直喜欢他。”说这话的时候，她微笑着，仿佛在想象十几岁的她坐在谢材俊的单车后面，摇头晃脑地轻念着“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裙摆在阳光里飞扬。
很多年前，胡兰成评价朱天心说，“她的大眼睛真真是美绝了。”那时候，没人能猜透那眼睛里实际上藏了多少骄傲劲儿。李登辉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久，开始排斥外省人，眷村长大的朱天心就非要写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告诉世人眷村人的朴实、真挚，以及生活的不易，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那个时候好简单，以为自己有一腔热情就可以改变什么，现在我有长大呀。”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声音轻轻柔柔，像在跟人撒娇。朱天心，一直都没有变。即使如今她已经54岁。
“让我们最后一代恐龙活着吧”
8月的上海经历着今年最炎热的一个礼拜。因连日参加世纪文景十周年文景艺文季的沙龙，加上水土不服，朱天心的气喘有些发作。她宽慰说回到台北情况应该会好转，还可以照顾猫，以及和老公谢材俊回归正常的台北时间。
台北的早晨通常来得让人手忙脚乱。八点半是谢材俊的出门时间，他会叫上一辆计程车，到离家并不近的一家咖啡馆写作。朱天心为了搭顺风车，总要在他的催促声中忙乱一阵。
“早上起来琐碎的事情好多，要到楼上把猫砂清理一下，要把谢材俊前一天晚上喝咖啡的杯子拿到楼下洗一洗。虽然我已经完全不打扮，但还是要把头发梳一下。谢材俊呢，要是有多啦A梦的任意门的话，他恨不得打开门就是咖啡馆。有时候我好希望他出门前能把头发梳一下。”天心调侃着自己的先生，世人眼中严苛的评论家唐诺，在她眼中一直还是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少年谢材俊。
这是被他们选中的第七家咖啡馆。在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一段继而放弃了6家(据说其中5家是自己倒闭了)之后，唐诺选择了这个“有着好吃又廉价的早餐，可以抽烟，有一点点吵闹但完全不影响写作的”地方。
朱天心喜欢和唐诺一起待在咖啡馆，她坐在空调区，他坐在吸烟区。每人面前一叠稿纸，一支钢笔，够用一上午的墨水，以及几本写作会用到的书。不用电脑。对天心来说，不用笔写字，就像思维缺了一块。“现在这样的书写者很少了，我们比较像恐龙。”朱天心自嘲道，“但我希望能让我们最后这一代的恐龙活着吧，将来的读者或许会跟他们的孩子说，曾经有这样一些作者，留下一些值得收藏的东西。可能人们会觉得我是怪个性，但我尽量会把我的怪个性养得比较有品质。”
朱天心把咖啡馆写作叫做“禅定”。不仅她这样，唐诺更像“苦行僧”。“有时候我到吸烟区去找他说话，看到奋笔疾书的他，会被吓一跳。没有空调，天热的时候他的汗水滴到写满字的稿纸上，洇出好多墨点，天冷的时候他又把自己包裹得像爱斯基摩人。”看到这样的唐诺，天心常觉得好笑，可又喜欢得不得了。
从高二开始，上建国中学的唐诺因为编校刊的缘故，总要到老师朱西宁家约稿，并与朱西宁的女儿、上北一女中的朱天心相识。彼时的唐诺是朱西宁的得意门生，常常到朱家“蹭饭”。后来唐诺与朱天心共同考上台大。结婚的时候，唐诺没有工作，而朱天心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有一个房子住，遮风避雨就可以。每天读书、写作，在爸妈家吃饭，像学生一样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到现在。
如今的朱家，住着朱妈妈刘慕沙、朱天心一家、姐姐朱天文，以及19只猫。房子是老房子，空间狭小，朱天心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桌。需要写信，就在吃饭的桌子上凑合一下。而曾经常来“蹭饭”的唐诺，现在成了家里的主厨。“他有这个天赋。不过我会做很好吃的泡面，煮很漂亮的水泼蛋。”朱天心像孩子一样为自己争取道。
简单到朴素，是朱天心理想的生活方式。唐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他从工作了若干年的麦田出版公司辞职时，甚至没有和朱天心商量。因为他知道，天心对辞职的态度一定会是“是”，因为“反正一个月5000块台币就可以活下去”。
其实，对朱天心来说，之所以固执地坚持朴素生活，是因为害怕。“在成长中，有很多我敬重的人或者少年时的朋友。可是你一路看到他们的放弃，变成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变成了他自己过往都会讨厌的人。”朱天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我们是同行，我知道太多他们断裂的部分。看着一具具倒下的‘尸体’，我好害怕和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荒凉的景象。”说这番话的时候，朱天心的表情很认真。她知道很多人看来，那些随波逐流的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她却固执地对此“在意得不得了”。
“这个社会不需要廉价的呐喊”
朱天心已经很久没留长发了。她喜欢短发蓬松柔软的感觉，衬着面庞干干净净。虽然她笔下的中年女子，似乎总有些力不从心，需要首饰或者浓重的妆容来引开别人对眼角皱纹的注意力。现实中的朱天心对这些却丝毫不介意，那些细细的纹路才是自然的馈赠。
2012年初，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门前，朱天心挤在一群动物保护者中间表达诉求。一个年轻人认出了她，兴奋地喊道，“天心姐，我觉得你好勇敢，你居然敢不戴假睫毛就出门!”朱天心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勇敢”可以这样定义。
54岁，她依然不愿花时间去“修饰”自己。没事的时候，宁愿用10个小时和唐诺一起轧马路，就这样走着、看着，连骑脚踏车都觉得速度太快。她作品中和生活中时常流露出“温婉”的情绪，这是外界加给她的标签。就像唐诺描述的，一群人聊天时，朱天心永远是那个笨拙的被调侃对象。但骨子里，朱天心也有“街头”的一面。
作家阿城对朱天心的评价是，她从来不闪，头破血流也要冲过去。姐姐朱天文说，天心是热的。唐诺对太太的评价更具体，朱天心在家里待不住，动不动就要跑到街上去呐喊。关于动物保护，关于核能，关于弱势群体的福利，朱天心像个战士。2011年10月，为了保护流浪动物，她还“拉拢”导演侯孝贤走上街头。
“台湾的文化不是指向单一价值，而是像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也能容忍我像一个‘疯婆子’一样，去愤怒，去呐喊。”朱天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台湾她很少参加文学演讲，更多的是去“里民大会”，到那里去宣传动物保护。这两年，这方面的心思，她花了不少。 但来大陆，朱天心的身份单纯很多——作家。
2010年，朱天心夫妇第一次正式到北京与读者交流。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来过北京多次，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读者阵势。朱天心固执地要站着讲话，因为这样可以与读者有眼神交流。在她的描述中，这些“有备而来”的大陆读者，是她能接触到的“最好的读者”。“他们好像30年前的台湾读者，你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真挚的目光，这是真正读过你的书的人。”她说。
而对大陆作家群体，她欣赏“敢言”的那些人。“在大陆，‘敢言’的作家往往头上会有光环。但在台湾，谈论政治甚至是骂领导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种呐喊就很廉价。这个社会不需要廉价的呐喊。”
“我很怕被当作导师的感觉”
54岁的朱天心不敢再回头看17岁时的作品。彼时，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击壤歌》，尽管现在看来“很幼稚”，在当时却红极一时。销了30万册，她被姐姐朱天文戏称为“家里的印钞机。”读者的信也如雪片般飞来。
“那时我对什么都懵懵懂懂。有人写信来，问我关于人生的方向、爱情等问题，我很怕被当作导师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明确了自己写作的目的，开始不太关注读者和市场。”朱天心坦言，需要纯粹一些，只与自己对话。
34岁那年，她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喊出了“可不可以我不认同这里、讨厌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住在这里”的外省人心情；36岁那年，她在《学飞的盟盟》中“努力理性又情感深重”地记录女儿成长；39岁那年，她在《古都》中叹息“过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冬和枫香”；47岁那年，她固执地把《猎人们》“写给猫和不了解猫的人”。她竭尽全力地记录当下，而每一个字分明依然烙印着《击壤歌》中“风起时我又有大志”的天真理想。
也许是继承了家庭的传统，因作家父亲朱西宁，翻译家母亲刘慕沙，以及天生的“写匠”姐姐朱天文的存在，她从小就习惯性地与书相伴，总不那么世故。“其实我一点也不关心未来，对于我来说，写作就是在创造内心的黄金国度。”朱天心说。
她无意中就拿了时报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奖，能完成世人“规定动作”的朱天心，还是要很另类地坚持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不签约。她说，她也很羡慕“高产”的作家，但更喜欢自己能有“不写”的自由。几年前在创作《南都一望》的时候，她因为写得“不舒服”而放弃了，转而投身《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部真正的爱情小说。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出版后，很多人问朱天心，那对“虽然爱还在，可是不喜欢了”的夫妻，是否就是你和唐诺的写照?朱天心笑说，刚好相反。“我不知道爱还在不在，可是我一直喜欢他。”说这话的时候，她微笑着，仿佛在想象十几岁的她坐在谢材俊的单车后面，摇头晃脑地轻念着“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裙摆在阳光里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