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经验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一是西化背景，二是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就作为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参照经验而言，中国在短短30年里，实际上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因而西方几百年来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中国这30年。大体说来，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见证了近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和多样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的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历史与社会文化思潮都带有一定的重复性，因而，借助西方近代史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的变迁过程，大体可以透视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乃至于整个8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动轨迹，而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诸多社会思想及其错综复杂矛盾的认识，也为我们把握和批判上世纪90 年代以来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批判框架与视角。就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而言，30年观念及社会文化思潮，乃是150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观念不断演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累进。
　　从现实维度而言，把握30年社会文化思潮，必须更全面地结合中国已经置身的全球化处境。大体说来，前十年的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以激进的方式表明了中国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性，新启蒙思潮表现为激进的变革诉求。邓小平同样把改革理解为一场革命，但他却主动和更为建设性地把握了中国当代史的内在方向与命运。实际上，新启蒙思潮所依从的西化路线及其观念性的实践过程，正是以他者体验的方式反证并确证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代化是有主体的现代化，其主体性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体，还要求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实体。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试探、一种实验，经过试探与实验，它以自身的方式限定了西式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能性，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通向了在形式与思想立场上完全不同的保守主义。然而，这又是一种内在的转换。
　　第三个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涉及到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时代的总流向中的定位、方向与命运，只是目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经过长期的引进消化，20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在既有的世界历史体系内，中国以依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选择以反叛西方资本主义为主旨、但又是作为西方另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破解西方化，进而使中国在马克思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时代中获得主体性，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而在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