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崔应贤先生的《修辞学讲义》意在建立科学的汉语修辞学体系，寻找修辞学的内在规律和修辞研究的方法。本书多有创新之处，是近些年来汉语修辞学不可多得的一部新成果。
关键词：科学的;体系;方法;规律;创新
崔应贤先生所撰写的《修辞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2012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笔者即选用该书作为选修课教材对大学本科阶段学生进行教学，在熟悉的过程中不断加深着对它的认识。作为同道，笔者很愿意将自己对该著作的一点体会付诸笔端，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从教学上讲，全书共16讲，以专题的形式来适应一个学期教学的安排;同时它又是一部40余萬字的大著，内容上多有创建，可供师生有选择地学习和思考，总体体现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特点定位。所以，该教材于2014年10月被教育部评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具体说来，该著作值得称道的地方突出地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努力建构修辞学的完备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它能不能建立得起来，首先要看它研究的对象是否明确;进而，如果看它是否成熟，则要看它的体系建构是否完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修辞学内容厚重而语法学相对薄弱。对比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奠先生的《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即可略见一斑（前者仅28.2万字，后者则达55.2万字）。即便如此，按照郑先生的说明，前者仍有一些内容属于修辞学，而后者有关专书还没摘引。但就目前来看，相对于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又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恐怕跟修辞研究对象把握得准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修辞，带有比较鲜明的主体修辞学、社会修辞学特征。嗣后历代以降，又往往与具体的文体形式相结合，修辞学的研究又带有了文论的性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人们之所以将它看作科学意义上的现代修辞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明确了修辞学语言本体研究的方向。时至今日，一方面存在着将修辞等同于辞格的狭义理解，而且很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有将修辞界定为言语交际这个大范畴的广义理解;甚至当代新修辞学还把所有的社会应对策略都囊括进来的。正因为看法上的林林总总，使得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始终难有一个达成普遍共识的研究对象和目标。这也就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学科研究的效度。
应该说，《讲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明确的。作者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言语。
依照索绪尔给出的公式“语言=言语活动-言语”来推证，修辞必然就是对应的另一等式：“言语=言语活动-语言”。所谓言语，即“表现为语言的具体应用，为了特定的交际效果对语言各种因素的充分利用，并体现为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言语范式。”作者进一步加强说：“修辞的本质就在于语言的应用，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及各种表现手法的具体显现。”（34页）我们首先觉得这种定位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们常说，语法、修辞一体两面。但怎么个两面法，大家又多语焉不详。语言本体研究也是这样，哪些是语法学要研究的，哪些是修辞学要研究的，没有明确分工。《讲义》通过大量的事例给我们梳理出了这样一种比较清晰的概貌：如果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话，显然两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的互补关系。任何结构的精心组合都在为特定的语意表达提供着坚实的形式支撑，同样的，特定的表达效果也都能够追寻出内在结构的特殊形式。正因为如此，语法和修辞既互补又能体现切入点的不同：一个重在描写结构规律以体现语义之精细;一个重在识见其功能效果并能追溯其内在之依据。作者在进行“总体表现方式”解释的时候，将“交际效果”放到第一位，其良苦用心恐怕也在于此。这是全书思想之立论核心。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种明确的理论认定，就使得全书的整体内容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形成了有机联系。比如讲“辞格”，即是以服从于怎样的表达需要而将其统领起来的。过去以修辞格为主体的著述，有目共睹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大都满足于数目的罗列;材料本身也很典型，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辞格究竟有怎样的属性，则就不太清楚了;也就是各类型之间缺乏有机关联，是碎片化的。借代之所以也可以看作比喻之中的一种类型，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同样能够体现形象的鲜明。传统修辞学重在辨析它与借喻间的不同点，岂不知两者还有更多的共同点——象征的表现手法即能够将它们总的特征系联起来。再则，从著作编写的角度来讲，修辞对象认定得准确，对于修辞学总体内容的系统安排也易于收纲举目张之效。如上所言，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怎样？过大过小恐怕都不好。修辞学在此基础上还得有所概括，得有一定的理论引领。《讲义》在整体设计上边就做到了主次分明、轻重适度：一开始两讲，是中外修辞学简史。这相当于前提背景，综述。接下来的四讲，则是就言语作为一种动态交际系统，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较全面的阐发。后边九讲，则是修辞的具体应用，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辞格各占两讲，其他，语形修辞、篇章修辞和语言风格各占一讲。整体体现出均衡谐调的特征。这样的一个修辞学新体系，既没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又能够体现出吻合学科特征的崭新面貌。
二、探索运用科学的描写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判断它是否拥有学理上的高品格，是否体现出学术上的前沿性，那就是要看它理论方法上是否明确，是否成熟，是否具有科学的内在含量。语法学之所以能够在人文学科里边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显学，也就在于它在方法上面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追求，充分体现了方法的多样性、先进性，直接与学科的内容蕴涵相统一的特征。与此相对，修辞学在语言学领域之所以不能够与语法学相比肩，根源于它在研究方法上长期处于一种迷惘惶惑的状态。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主要采用辨证的、综合的、宏观的方法，对修辞活动的认知又多停留在个体的、分离的、直觉感悟的层面。形而下的描写不足，故也难形成本质规律性的精细归总;系统理论上的阐释，即形而上的内容自然也显得薄弱。就我们所知，《讲义》的作者在学术生涯中既不断坚持了修辞学课题的研究，同时也在语法学领域坚持着不懈的探索。这就使得他比单一的所谓的“学术方向明确”的专家要具有一定的背景优势，可以很方便地向语法学借鉴参照。作者于此也没有回避自己的特点，强调指出：“修辞学要想取得突破和进展，同样也需要从该方法中汲取力量。”“修辞学也需要这样做，即努力向精细处探寻，总结规则，为人们提供值得遵循的东西，以提高语言表达的效度。因为修辞不能是脱离言语形式的修辞。就现阶段的情况讲，言语修辞的研究最容易使该研究落实到实处，并有助于将规律的总结具体化和可操作。”（108-109页）因此，“修辞学最需要展示的是方法上的充分性，即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和具体应用上的操作。”（111页） 事实上，在这之前也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如法国美学家让·科恩在他的多本著作里边中都重申了“修辞学零度”的概念，以所谓的科学语言——规范的语法语言形式为参照，来认识分析修辞的属性，及具体运用中的不同“偏差”。可惜的是，这种基本的观念本身表述得就不够清晰，没有引发学界过多的关注。《讲义》大胆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并且在这部著作中给予了很好的示范。比如过去讲“词语的锤炼”，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内容单薄，规律性不强，甚至还有一定的畏惧心理。因为数千年的文论，雖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性的萃语佳话，但仍然有比较多的顾虑：一是那是古代汉语的，与今天人们的语言运用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再一是诸多事例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不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讲义》就从人们所熟知的“词类活用”现象入手，注意到它们所有词语使用中都有着一致性的追求倾向，那就是由不具有述谓性的词语向述谓性的词语转移，由述谓性弱的词语向述谓性强的词语转移，充分利用词语在组合搭配上的弹性和张力让语言富有表现力。这种现象不管是在鲁迅先生笔下，还是当今方兴未艾的“程度副词+N”的组合中，都能得以证明。反过来说，具体应用中的情况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表述的成立。不仅如此，这一理论总结还将过去人们所列举的诸多修辞现象，诸如“同语”、“警策”等都能得到一并的统一说明，打通了修辞与语法之间的界限，可以相互参证解释。
《讲义》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还表现在对最高层次范畴方法论的辨证分析上。作者大胆立论，对传统认识进行质疑，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能启发人们思考。
三、认真发掘言语运用的潜在规则
对于任何一部著述来讲，有没有新见，有没有创意，都是考核其得失成败的决定性指标。《讲义》虽属教材，但一如王力先生老早就提出的主张那样：“一本好的教材本身也是科研”;更不要说《讲义》属于本科高年级选修课的教材了。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时，字里行间就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表述自己修辞学思想的强烈愿望。一旦看进去了，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讲解里边，我们都能发现过去未曾见到的新见解、新论述。因为这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可能全部列举，仅以两处为证：
第六讲中有“言语的功能与信息特征”之间关系的论述。里边以《水浒传》第三回中鲁智深于五台山出家情节作为引子进行展开：长老用手与他摩顶受记，嘱以三归五戒。接下来的文字是：“智深不晓得禅宗答应‘是’、‘否’两字，却便道：‘洒家记得’。众僧都笑。”这一段文字粗粗看来似乎并没有奇异之处，仅仅是两个人的简单对话而已;即便是“画龙点睛，金针随度”的金圣叹也未曾识破个中机关。《讲义》却细心辨析，体察揣悟，深得其三昧：“实是施耐庵用了狡黠之笔。‘不晓得’在于掩饰鲁智深‘不打诳语’的精明，‘洒家记得’这种模糊性的回复正好遮藏言说者当时矛盾复杂的心绪情感;至于‘众僧都笑’，看似明白，却是未悟其中真谛。”为后边大闹五台山着实埋下了伏笔，抖足了包袱，却又吻合得天衣无缝。作者之所以能看到这一点，既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新进展，同时还有高于他人的整合能力——在言语功能的表述类型与信息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中，采取了用隐性信息的表达方式施之于实现信息功能的交际环境之中，真正的语义信息潜藏在语形深处，故增加了解读的困难。金圣叹虽然能于“事”中识得鲁达“甚是精细”，只是“性急”而已，却不能识见他于“言”里也是一把好手，颇能把握言语运用的尺度分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方法在专业研究中的价值力量。
再比如第十三讲“辞格研究（一）”中于“比喻”特征的再探究。众所周知，虽然现代修辞学研究新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破除辞格与修辞等同论，但不能不说，辞格仍是修辞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支柱;至于比喻，就更是这一支柱中的强力筋骨。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就我们汉语而言以比喻作为课题所出版的专著已经不下5本。专题研究，精益求精，还能不能于其中再产生新知，收获新成果？《讲义》于此也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那就是对流行数千年的由“弹不能喻弹”演变而来的“凡喻必以非类”说进行否定，代之以本体喻体语义分量不等值说——喻体必须体现特定范畴中的典型意义。“比喻的心理机制在于将单一思维变为多向性的联系。根基在于虚拟的形象性的展示，作为表现手法，在更高层面上还有凸现其典型性与意象的模糊性等追求。”（248页）于此也能看出作者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坚持不懈的思考和在学术攻坚上坚韧不拔的意志。纵览这部分论述，也确实能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气象和思想认识上的启迪。
总之，《讲义》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汉语修辞学不可多得的一部新成果。上一世纪，老一代的修辞学家为真正振兴修辞学事业，发出了该学科要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呼唤，本世纪初，仍有要使它成为“显学”的热切期望。然而不能不说，现实与期望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讲义》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这是让人倍受鼓舞的。
当然，正因为我们给予《讲义》以比较多的褒奖，对它的不足也要更加苛刻挑剔才对。该书信息量非常繁富的另一面，对于教师备课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需要接受消化很多理论方法上的新知;课堂上，也不可能将所有内容对学生进行讲授，还需要有所筛选和分辨，把教和学的内容进行分离。这种情况虽然对教师科研有辅助启发作用，但无疑增加了工作量。再则就是《讲义》本身采撷引用的素材多。可能是出版时间比较紧的因素，个别地方出现有校对上的错误。我们想，在它修订之后再与我们见面时，当会以新的面貌呈现，这些方面也会得到很好的弥补。
关键词：科学的;体系;方法;规律;创新
崔应贤先生所撰写的《修辞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2012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笔者即选用该书作为选修课教材对大学本科阶段学生进行教学，在熟悉的过程中不断加深着对它的认识。作为同道，笔者很愿意将自己对该著作的一点体会付诸笔端，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从教学上讲，全书共16讲，以专题的形式来适应一个学期教学的安排;同时它又是一部40余萬字的大著，内容上多有创建，可供师生有选择地学习和思考，总体体现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特点定位。所以，该教材于2014年10月被教育部评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具体说来，该著作值得称道的地方突出地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努力建构修辞学的完备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它能不能建立得起来，首先要看它研究的对象是否明确;进而，如果看它是否成熟，则要看它的体系建构是否完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修辞学内容厚重而语法学相对薄弱。对比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奠先生的《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即可略见一斑（前者仅28.2万字，后者则达55.2万字）。即便如此，按照郑先生的说明，前者仍有一些内容属于修辞学，而后者有关专书还没摘引。但就目前来看，相对于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又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恐怕跟修辞研究对象把握得准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修辞，带有比较鲜明的主体修辞学、社会修辞学特征。嗣后历代以降，又往往与具体的文体形式相结合，修辞学的研究又带有了文论的性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人们之所以将它看作科学意义上的现代修辞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明确了修辞学语言本体研究的方向。时至今日，一方面存在着将修辞等同于辞格的狭义理解，而且很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有将修辞界定为言语交际这个大范畴的广义理解;甚至当代新修辞学还把所有的社会应对策略都囊括进来的。正因为看法上的林林总总，使得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始终难有一个达成普遍共识的研究对象和目标。这也就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学科研究的效度。
应该说，《讲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明确的。作者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言语。
依照索绪尔给出的公式“语言=言语活动-言语”来推证，修辞必然就是对应的另一等式：“言语=言语活动-语言”。所谓言语，即“表现为语言的具体应用，为了特定的交际效果对语言各种因素的充分利用，并体现为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言语范式。”作者进一步加强说：“修辞的本质就在于语言的应用，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及各种表现手法的具体显现。”（34页）我们首先觉得这种定位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们常说，语法、修辞一体两面。但怎么个两面法，大家又多语焉不详。语言本体研究也是这样，哪些是语法学要研究的，哪些是修辞学要研究的，没有明确分工。《讲义》通过大量的事例给我们梳理出了这样一种比较清晰的概貌：如果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话，显然两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的互补关系。任何结构的精心组合都在为特定的语意表达提供着坚实的形式支撑，同样的，特定的表达效果也都能够追寻出内在结构的特殊形式。正因为如此，语法和修辞既互补又能体现切入点的不同：一个重在描写结构规律以体现语义之精细;一个重在识见其功能效果并能追溯其内在之依据。作者在进行“总体表现方式”解释的时候，将“交际效果”放到第一位，其良苦用心恐怕也在于此。这是全书思想之立论核心。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种明确的理论认定，就使得全书的整体内容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形成了有机联系。比如讲“辞格”，即是以服从于怎样的表达需要而将其统领起来的。过去以修辞格为主体的著述，有目共睹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大都满足于数目的罗列;材料本身也很典型，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辞格究竟有怎样的属性，则就不太清楚了;也就是各类型之间缺乏有机关联，是碎片化的。借代之所以也可以看作比喻之中的一种类型，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同样能够体现形象的鲜明。传统修辞学重在辨析它与借喻间的不同点，岂不知两者还有更多的共同点——象征的表现手法即能够将它们总的特征系联起来。再则，从著作编写的角度来讲，修辞对象认定得准确，对于修辞学总体内容的系统安排也易于收纲举目张之效。如上所言，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怎样？过大过小恐怕都不好。修辞学在此基础上还得有所概括，得有一定的理论引领。《讲义》在整体设计上边就做到了主次分明、轻重适度：一开始两讲，是中外修辞学简史。这相当于前提背景，综述。接下来的四讲，则是就言语作为一种动态交际系统，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较全面的阐发。后边九讲，则是修辞的具体应用，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辞格各占两讲，其他，语形修辞、篇章修辞和语言风格各占一讲。整体体现出均衡谐调的特征。这样的一个修辞学新体系，既没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又能够体现出吻合学科特征的崭新面貌。
二、探索运用科学的描写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判断它是否拥有学理上的高品格，是否体现出学术上的前沿性，那就是要看它理论方法上是否明确，是否成熟，是否具有科学的内在含量。语法学之所以能够在人文学科里边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显学，也就在于它在方法上面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追求，充分体现了方法的多样性、先进性，直接与学科的内容蕴涵相统一的特征。与此相对，修辞学在语言学领域之所以不能够与语法学相比肩，根源于它在研究方法上长期处于一种迷惘惶惑的状态。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主要采用辨证的、综合的、宏观的方法，对修辞活动的认知又多停留在个体的、分离的、直觉感悟的层面。形而下的描写不足，故也难形成本质规律性的精细归总;系统理论上的阐释，即形而上的内容自然也显得薄弱。就我们所知，《讲义》的作者在学术生涯中既不断坚持了修辞学课题的研究，同时也在语法学领域坚持着不懈的探索。这就使得他比单一的所谓的“学术方向明确”的专家要具有一定的背景优势，可以很方便地向语法学借鉴参照。作者于此也没有回避自己的特点，强调指出：“修辞学要想取得突破和进展，同样也需要从该方法中汲取力量。”“修辞学也需要这样做，即努力向精细处探寻，总结规则，为人们提供值得遵循的东西，以提高语言表达的效度。因为修辞不能是脱离言语形式的修辞。就现阶段的情况讲，言语修辞的研究最容易使该研究落实到实处，并有助于将规律的总结具体化和可操作。”（108-109页）因此，“修辞学最需要展示的是方法上的充分性，即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和具体应用上的操作。”（111页） 事实上，在这之前也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如法国美学家让·科恩在他的多本著作里边中都重申了“修辞学零度”的概念，以所谓的科学语言——规范的语法语言形式为参照，来认识分析修辞的属性，及具体运用中的不同“偏差”。可惜的是，这种基本的观念本身表述得就不够清晰，没有引发学界过多的关注。《讲义》大胆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并且在这部著作中给予了很好的示范。比如过去讲“词语的锤炼”，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内容单薄，规律性不强，甚至还有一定的畏惧心理。因为数千年的文论，雖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性的萃语佳话，但仍然有比较多的顾虑：一是那是古代汉语的，与今天人们的语言运用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再一是诸多事例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不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讲义》就从人们所熟知的“词类活用”现象入手，注意到它们所有词语使用中都有着一致性的追求倾向，那就是由不具有述谓性的词语向述谓性的词语转移，由述谓性弱的词语向述谓性强的词语转移，充分利用词语在组合搭配上的弹性和张力让语言富有表现力。这种现象不管是在鲁迅先生笔下，还是当今方兴未艾的“程度副词+N”的组合中，都能得以证明。反过来说，具体应用中的情况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理论表述的成立。不仅如此，这一理论总结还将过去人们所列举的诸多修辞现象，诸如“同语”、“警策”等都能得到一并的统一说明，打通了修辞与语法之间的界限，可以相互参证解释。
《讲义》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还表现在对最高层次范畴方法论的辨证分析上。作者大胆立论，对传统认识进行质疑，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能启发人们思考。
三、认真发掘言语运用的潜在规则
对于任何一部著述来讲，有没有新见，有没有创意，都是考核其得失成败的决定性指标。《讲义》虽属教材，但一如王力先生老早就提出的主张那样：“一本好的教材本身也是科研”;更不要说《讲义》属于本科高年级选修课的教材了。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时，字里行间就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表述自己修辞学思想的强烈愿望。一旦看进去了，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讲解里边，我们都能发现过去未曾见到的新见解、新论述。因为这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可能全部列举，仅以两处为证：
第六讲中有“言语的功能与信息特征”之间关系的论述。里边以《水浒传》第三回中鲁智深于五台山出家情节作为引子进行展开：长老用手与他摩顶受记，嘱以三归五戒。接下来的文字是：“智深不晓得禅宗答应‘是’、‘否’两字，却便道：‘洒家记得’。众僧都笑。”这一段文字粗粗看来似乎并没有奇异之处，仅仅是两个人的简单对话而已;即便是“画龙点睛，金针随度”的金圣叹也未曾识破个中机关。《讲义》却细心辨析，体察揣悟，深得其三昧：“实是施耐庵用了狡黠之笔。‘不晓得’在于掩饰鲁智深‘不打诳语’的精明，‘洒家记得’这种模糊性的回复正好遮藏言说者当时矛盾复杂的心绪情感;至于‘众僧都笑’，看似明白，却是未悟其中真谛。”为后边大闹五台山着实埋下了伏笔，抖足了包袱，却又吻合得天衣无缝。作者之所以能看到这一点，既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新进展，同时还有高于他人的整合能力——在言语功能的表述类型与信息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中，采取了用隐性信息的表达方式施之于实现信息功能的交际环境之中，真正的语义信息潜藏在语形深处，故增加了解读的困难。金圣叹虽然能于“事”中识得鲁达“甚是精细”，只是“性急”而已，却不能识见他于“言”里也是一把好手，颇能把握言语运用的尺度分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方法在专业研究中的价值力量。
再比如第十三讲“辞格研究（一）”中于“比喻”特征的再探究。众所周知，虽然现代修辞学研究新进展的标志之一就是破除辞格与修辞等同论，但不能不说，辞格仍是修辞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支柱;至于比喻，就更是这一支柱中的强力筋骨。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就我们汉语而言以比喻作为课题所出版的专著已经不下5本。专题研究，精益求精，还能不能于其中再产生新知，收获新成果？《讲义》于此也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那就是对流行数千年的由“弹不能喻弹”演变而来的“凡喻必以非类”说进行否定，代之以本体喻体语义分量不等值说——喻体必须体现特定范畴中的典型意义。“比喻的心理机制在于将单一思维变为多向性的联系。根基在于虚拟的形象性的展示，作为表现手法，在更高层面上还有凸现其典型性与意象的模糊性等追求。”（248页）于此也能看出作者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坚持不懈的思考和在学术攻坚上坚韧不拔的意志。纵览这部分论述，也确实能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气象和思想认识上的启迪。
总之，《讲义》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汉语修辞学不可多得的一部新成果。上一世纪，老一代的修辞学家为真正振兴修辞学事业，发出了该学科要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呼唤，本世纪初，仍有要使它成为“显学”的热切期望。然而不能不说，现实与期望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讲义》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这是让人倍受鼓舞的。
当然，正因为我们给予《讲义》以比较多的褒奖，对它的不足也要更加苛刻挑剔才对。该书信息量非常繁富的另一面，对于教师备课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需要接受消化很多理论方法上的新知;课堂上，也不可能将所有内容对学生进行讲授，还需要有所筛选和分辨，把教和学的内容进行分离。这种情况虽然对教师科研有辅助启发作用，但无疑增加了工作量。再则就是《讲义》本身采撷引用的素材多。可能是出版时间比较紧的因素，个别地方出现有校对上的错误。我们想，在它修订之后再与我们见面时，当会以新的面貌呈现，这些方面也会得到很好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