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人多缺乏方向感，容易“找不到北”，在陌生地方问路多以左右为标准，不以东西为方向。九零后的孩子们这种“方向病”尤其严重。原因多重。其一，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使然。脱离了农耕、狩猎、旷野与山林，不若古人般需要对田野中的边界四至及猎物的位置了解的清清楚楚，因此，无“需要”便不“必要”。二是生活的工具性增强。玩于掌股之间的一部手机导航便可解决全部问题，何需自己的感官再去承担重任，感官的退化自不待言。三是城市化的进程轰轰烈烈，高楼林立，房屋多因势而建，道路不是正南正北。若以南北为方向，相反会乱了方寸。但无论如何，人们多认为，方向感的退化，是源于社会的进步。“退化是进步”的逻辑虽然在理论上是悖论，但其确是生活的现实。
　　那何为进步？一般而言，“进步”一词，确实具有方向性的内涵。英国历史学家波拉德认为：“人类史上若存有某种变化模式……而这变化只能朝一个方向推进、无法逆行，那么这个方向就是进步”。显然，进步是单向度的，是一个带有明确方向性并不可逆转的过程，“向上向前”应该是这个“方向”的目标指向。对此，加拿大《进步简史》（隆纳·莱特著，达娃译，海南出版社，二00九年版）的作者莱特却认为，“进步”实则是一个陷阱，因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沙漠与丛林中的伟大遗迹，便是进步陷阱的纪念碑，也是遭受自身成功之害的文明墓碑。如果我们仍然延续了现在的文明模式，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明成果也将成为伟大的遗迹。”进步存在着陷阱，陷阱就设立在进步的道路上。
　　莱特“危言耸听”的说法来自于其对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认识与深刻分析。复活岛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罗马文明无疑都是文明者被自己驱逐出了文明的伊甸园，这种驱逐源自人类与自然社会契约的瓦解。人类的社会的需求与自然的给与都呈现金字塔式結构，当人类的文明达到全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自然的索取达到顶峰。土地的城市化、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无异于在极限上求生存。所以，不同的文明在前进的步伐中，一步步辛苦向上，走到了的塔尖，却不知道这座金字塔已岌岌可危，甚至会轰然倒塌。但文明好似是可以再生的，人类文明的接力赛在不停上演。有些古老的文明至今仍在延续，譬如消失的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已经生成新的文明，并且在所有古老的文明中，还有“长生不老”的中国和埃及文明。这是否可以让人重拾信心：既然轮回重生，那么所谓浩劫也是不存在的？
　　对此，莱特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文明的再生或者说是延续，首先来源于自然的重生或者慷慨给予，但自然偶尔慷慨送出的长生不老仙丹还有赖于人类对于陷阱的有效规避。在埃及，尼罗河的泛滥后的灌溉，使得农耕的土壤可以增添一层新的淤泥，这是自然的再生。但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的农耕方式十分简单，且人们没有在生产粮食的土壤上进行建筑。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早在农耕未开始之前，干燥的风便从欧亚大陆席卷而来，携带着冰河退缩后露出的表土，最后以黄土形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将这些表土洒下，深达百余米的土落入草原之上，并随着河流向下方的冲击平原扩散而去。每一次冲蚀之后，新的土壤又重新显露出来。并且，南方水田的大面积运用，改善了粮食的结构，供养了更多的人群。对于埃及和中国而言，自然资源的再生，是自然的一种馈赠，更是文明得以延续的自然资本。当然在这其间，社会资本的整合与调整也部分使灾荒和土地的荒漠化得到缓解。二是人类的迁徙。一个文明式微后，另一个文明会在其他地区兴起。这样的文明有些是独立的，有些如星星之火从一个地方燃烧到另一个地方。有些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还会复燃出一些火花。但迁移之前的毁灭场景却让大部分人跌落并被埋葬于陷阱之中，永无再生。
　　以上“进步的陷阱”的言说，表面看来，似可以归入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行列，其立场鲜明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但深入阅读其文字背后的立场，却能够解读出它更像是一场有关“文化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辩论，所不同的是，莱特是以环境为对象，以文化为主旨。虽然书中大量篇幅纠结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但是全书的灵魂之处，却是他对“进步”精神化的解释：“人类对进步的务实信仰已，经衍生并强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俗的宗教。”在这里，进步不再是一种动态的词汇，而是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甚至是对宇宙存在的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的逻辑起点首先来自于进化论视角下的文化与身体发展的不平衡，即相比较于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身体的发展极其缓慢，人类的基因增长也同样缓慢。“我们走出山洞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在文化上，而非在生理上”。作为生理结构上的通才，物竞天择的优等生，“人类的大脑通过文化与自然互动的适应性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文化对新威胁与新需求的适应力，远比基因快得多。”可以说， “人类能够将整个地球巨大的蛋白质库据为己有，靠的是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成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进化的速度，并且持续增长且偶有发酵，最终膨胀的文化力量早一步制止了物竞天择的运作，人类也就成了一个文化“暴发户”。
　　暴发自然不符合自然规律，显然人类文化的部分内容是与自然相违背的。为了生长出最多的食物，“文化”制造了技术;为了制造出更大的空间，文化规划了地盘;为了解决地球的报复，文化将饥饿、寒冷当作一种暂时的精神折磨;为了更快的进步，文化将不同类型文明的消亡只看作一种经验，却不从其中吸取更多的教训……这一切的本源，如若不用贪婪、诱惑、无知等字眼来形容，或许，人类身体、基因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与其大脑“拧巴”着。
　　“拧巴”的还不止于此。随着进步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内部也出现了深深的裂痕。知识（技术）和精神思想无疑是构成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一方面，知识与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对未知或者便利积极追求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的解释、征服和控制;知识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而对它的过度追求，必然会对自然的神圣性和道德的正义性造成危害甚至导致其瓦解。另一方面，作为自然中的一份子，人类的精神依托又必然扎根于自然之中，那是一种不可消解的生命意义最终的确定之所，是心灵诺亚方舟的最终落脚之处。 　　知识技术的工具性，支持了人类本身和文明的成长。但是技术的动力却来自于精神，事实上“技术也使人上瘾”。瘾者何来？每一种瘾都有一个物质或者与物质密切相关的载体，但是最重要的却是人在这种物质中能够得到便利、满足感、成就感和现实利益。这是瘾的“元意义”。瘾是一种精神依赖，要解除这种依赖需要的是另一个自我的“喷薄而出”，建立起新的一套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和自我运作体系，否则，瘾是无法戒掉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瘾”不是代表恶势力的毒品，不是可有可无的麻将桌上的娱乐，也不是官本位文化脉络中的“治国平天下”的道法原则。相反它代表“先进力量”，被人们所追捧，成为一种价值追求。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文明的核心是某种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的根基则是宗教信仰。而信仰本身即是精神思想的核心”。因此 “进步”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其成为一种世俗的信仰并非事出无因。又或者说进步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宗教。
　　信仰与工具结为连理，心中的“神灵”也往往与自然、道德为敌，成为性、食物、财富、声望的化身，诱惑我们前行，成为精神源泉，那么，“站在大竞技场和集中营的大门前，就不能奢求信仰是道德进步的保证”。 所以，进步作为一种信仰和精神是珍贵的，是一项值得持續进行的实践。然而这种信仰也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攀爬进步之梯的同时，往往会顺便把下面的梯级踢掉了。
　　莱特对“进步”文化观的否定，振聋发聩，引人反思，但又不足以真正否定人们追求富足生活的“天赋人权”。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主要是通过文化方式来适应自然、发展经济的，而非是依靠作为生物体的本能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自我需求的。目前，理性人群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也已经不局限于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方面，还会考虑到生活消费因素，并进一步发展出人类生态学的理论以及制度层面政治经济学等等，并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动因。这些行动的思想文化基础，在于其关注现实生活，不做纯粹的抽象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实上，一种思想和文化模式能够存在大概有三方面的基础，一是国家王朝对其的认可与宣扬;二是教育制度及机构的传播与传承;三是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认可。进步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哪一个国家制度对其是漠视的;对于个体而言，人并非天生具有人类中心或者生态中心的倾向，也不是天生要破坏环境或者保护环境。人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通过教育并在社会环境中做出的选择，一般具有社会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由个体理性所决定的。“天天向上”本身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思想;社会结构中的小到个体、家庭、各类组织，无不在享受进步的乐趣，并为之而努力。所以，进步文化并无式微的前景，更主要的是不存在式微的基础。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中道”？既不竭泽而渔求之于野，亦不缘木求鱼失之于道，将人类的文化属性与生物属性进行有机的结合，让生命活动场域的扩张与生态关系的协调同步而行。《庄子﹒秋水》濠濮之境的故事似表达了人与自然生物关系的一种中立态度：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段生命至尚的讨论中实则表明了一种观念，即“生命关怀”。这里的生命不仅仅指人的生命，也指万物的生命。“万物等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所固有的情怀，而在整个生命系统中，人类作为主导力量，必须承担其相应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高于任何人类文化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且成为那些改变环境强烈冲动的约束力。所以，在生命关怀或者生命中心的情怀之下，人类与自然彼此之间的生态关系是互相因应协同演化的，其互为因果，非为一方决定另一方的简单的重复。
　　对于方向的辨别，是寻找到目的地的前提。在寻找“北”的过程中，北斗星或许不再是必须的参照物，越来越多的工具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但是关于“北”的感觉和情怀却不能丢弃，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何处是“北”，更关乎人类是否能够长久生存。
　　作者简介：吴欣，女，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