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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融危机制造了一个“病痛时代”。一时间，经济万象纷纷归集于 “危机”的聚焦镜之下。不过，如若探究“危机”的成因，学有所长的经济学人大多归咎于金融监管的缺失。沈雄风先生则不然，他以另外一个视角，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趋同—崩塌”。根据他的这一学说，“金融危机”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样本而已。而导致“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在于：“美国金融机构出现代理人制度严重缺乏监控。由于风险不对称的效应，高管们并不直接承受失败的惩罚。而且，由于忽视了风险不释放的效应，商管决策时也往往低估了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因此，趋利的动力，驱使高管做出对文官体系更有利而并非对组织体系更有利、更安全的决策。由于这样的机理，现代金融体系在最初便埋下了金融危机深深的隐患。”此说，耐人寻味，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本刊现推出沈雄风先生的《金融危机，“趋同—崩塌”的一个样本》，希引起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它的成因有各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出了问题。加强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如是看法，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前提：金融危机是由类似麦道夫诈骗案这样的金融犯罪行为所引发的。但事实上，尽管近些年揭发出了数起数额巨大的金融犯罪案件、但全球金融危机却并非由这些金融犯罪案件的多米诺效应所造成的。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房利美与房地美”事件、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至今并未查出金融犯罪案件，它们都是在“合法经营”，而监管措施对“合法经营”是缺乏未雨绸缪的办法的，因此，现在美欧国家政府采用的监管措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指望加强监管来预防这类危机的发生，无异于刻舟求剑。
对症下药是治愈疾病的必要前提。要治理并预防金融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是“趋同—崩塌”效应造成的后果。
“趋同—崩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被当今世界 主流话语严重遮蔽的现象
趋同—崩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天体演化中，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带有质量的天体汇集到空间的一个区域内，集合成质量更大的天体；而天体的质量大过一个极限以后，就向内部塌缩，成为黑洞；在生物界，由生物圈衍化的结果，恐龙成为自然界中缺少天敌的最强、最庞大的种群。但在自然环境激变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迅速改变单一的代谢方式，导致恐龙灭绝。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垄断对企业而言，是追求高利润的最佳终极模式。其实，对企业而言，垄断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甚至崩塌。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垄断企业由于资源最佳配置的模型理念，实行近乎计划经济的模式。所以，以经济学角度看，苏联的解体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企业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崩塌。
当今世界，在“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语境下，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过度的竞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却还没有意识到趋同可能引起的崩塌。我为此用数学模式来论证“趋同—崩塌”现象的存在，撰写了数学哲学论文《趋同—崩塌游戏拓扑思维的一个样本》。由于论文探讨的问题是超越学科分类的，所以基本的概念就不能建立在某个具体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具体数学模型上。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逻辑工具，便是数学中的拓扑思想。
按照拓扑思维，我建立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概念与“趋同”概念。“个体”，即考察背景中满足一定判定条件的元素。单个事物改变自身特性，并与多数或局部多数的同类事物达成一致共性的行为，就是“趋同”。这个一般化的“趋同”概念的意义，也就在于将之后的具体趋同行为，抽出共有特性，归类到一起。
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类具有外部领域结构的个体——生存体。生存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便需要保护和拓展自己的概念圈和利益圈。而组织化方法——将独立的个体联合组成一个更大和更高等级的个体，便是有效对抗外来威胁的手段。组织化进程满足之前提出的趋同概念，而组织的朝“巨大化”方向的发展，就更加直观地表现出一种强烈趋同的现象。
组织体系形成之后，为了维持自身的运作，组织体系上便派生出执政权的概念。执政权便是由组织体系自身存在所保证的，对组织内部成员和组织本身行使操作权限的概念。执政权集中的现象伴随着“执政权”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并呈加速度趋势。通过组织体系上两次执政权的集中，执政权完全由组织体系中的部分成员——管理者代表整个组织体系来行使。这又表现为一种趋同过程，即权力趋同。
但组织化进程的趋同和组织体系上的权力趋同，并不马上表现出危险。我因此定义了“风险”与“风险不释放”的概念，并建立了数学模式。所谓风险不释放，就是指主体在一个含有风险的行为过程中，如果没有马上得到这一过程带来的不良结果，那么能够带来不良结果的风险很可能并没有随着这一行为过程的结束而消失。风险被累积了起来，也就是没有被释放掉。于是随着后继行为过程的开始，没有被释放掉并集中起来的历次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很可能集中爆发。而且由于主体的趋利避害意识，很多时候会采取“以更大的错误来挽救一个小错误”，从而加剧风险的累积效应。
“个体趋同”、“生存体趋同”、“权力趋同”与“风险不释放”，构成了“趋同—崩塌”的基本的数学模式。
金融危机是“趋同—崩塌”效应的典型案例
在前两年，我研究组织体系和执政权问题时，因为认识到了文官体系的巨大弊端，所以感到构架在一个巨大文官体系之上的全球金融系统充满了危机，危机的爆发是迟早的事。但尚未等到我发表文章、提出预警，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我用有关“趋同—崩塌”的数学模式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分析的结果，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出现代理人制度严重缺乏监控的现象。代理人制度，便是组织体系由于巨大化和经营的专门化之后，管理者不得不将经营权与财产获利权剥离，并将经营权移交给更有优势的代理人。组织体系上的代理人，我称之为执行官，其全体为文官体系。经营权转移至文官体系上，便是组织体系上权力的又一次趋同。
执行官和管理者天然的目标并不一致，管理者追求组织体系最大化的收益，而执行官追求自身获得更大的回报。这是既有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这样，面对同一个需要决策的实际风险过程，管理者代表的组织体系和执行官所在的文官体系，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实例中，文官体系在一次冒险中，将获得远远高于组织体系的平均收益，而面临不高于平均风险。那么，基于趋利的原动力，文官体系往往充分使用自己被赋予的经营权，采取过于冒险的经营行为，从而使整个组织面临不正常的高风险。我称之为“风险不对称效应”，即组织体系和文官体系对同一个风险过程，面临并不一致的 风险。
而又由风险不释放效应的普遍存在，文官体系多次冒险行为中的风险被累积起来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于是风险不释放又大大增强了风险的不对称，并使得组织体系面临的风险累积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这样在每个巨大化的金融企业内部都确立了深度的文官体系。这些金融机构的文官体系顶点——金融高管们并非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经营行为可能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危险，但由于风险不对称的效应，高管们并不直接承受失败的惩罚。而且，由于忽视了风险不释放的效应，高管决策时也往往低估了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因此，趋利的动力，驱使高管做出对文官体系更有利而并非对组织体系更有利、更安全的决策。
由于这样的机理，现代金融体系在最初便埋下了金融危机深深的隐患。在组织巨大化进程、权力趋同的过程中，文官体系诞生了。而随着这两类趋同的加剧，文官体系就摆脱了约束和控制。那么由文官体系本身最底层的欠缺，文官体系反过来给组织全体带来了危险。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证实了“趋同—崩塌”以这样的方式现实存在。
另一种带来深刻危机的趋同便是代谢趋同。我参照生物和生物圈、经济活动单位和经济圈，定义了代谢体概念。代谢体具有和生物、经济活动单位共同的一般化行为——代谢行为，并需要通过代谢行为维持自身存在。而代谢行为大致分为补充能量的能量代谢方式，和传递自身信息以此存续自身的易体代谢。
在考察生育选择胎儿性别的问题时，便用到了易体代谢和代谢圈概念，代谢圈即代谢体为维持易体代谢的进行而结成的圈结构。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便是一种易体代谢方式的趋同。这样导致代谢圈中由于代谢产物的不均匀而使得代谢圈效率低下，出现危机。
而能量代谢上的趋同，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定义代谢体以能量代谢的补充关系建立起代谢体系统。将代谢体的能量代谢方式进行向量化的模型处理之后，便能刻画出代谢体系统的平衡状态。而能量代谢方式的趋同会由于削弱了向量的范数不等式作用，而使得代谢体系统的“总代谢向量和”突破代谢体系统的平衡状态。
在现实中，经济行为的趋同就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就是能量代谢趋同一种实际的体现形式。在握有经营权的文官体系或管理者集合的主动调节下，如果不同的能量代谢方式之间存在了巨大的受益差，便会大大加速能量代谢的趋同化进程。趋同带来的代谢体系统的不平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使得整个系统崩溃。而当代谢体系统因为能量代谢趋同的加剧而失去控制时，便是整个系统上出现了“癌化”的现象。所谓“癌化”，乃是代谢体系统失去平衡的后期阶段。就好比人体内癌细胞的扩张，会争夺正常细胞的生存空间，导致整体的衰竭。
对于符合执政权概念的实体，攘外(应对外部压力)和安内(打击犯罪，保障安全底线)的职能都已经被多次提到。如今，依据能量代谢方式趋同将带来癌化危害的认知，应当对管理团体再提出“防癌化”的功能要求。理想的执政权应当拥有的三大功能是：攘外、安内、防癌化。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现象普遍存在，执政权的防癌化职能其实更为重要。执政权面对癌化时，既要防人也要防己，而防己癌化更加重要。落实到治理金融危机并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课题，研究如何“防癌化”，才能使监管有的放矢。但在“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语境中，实行起来不无困难，然而，含此没有别的根治的办法。
游戏拓扑思维的意义
我们现有的科学手法，大抵建立在逻辑系统的固态——数理逻辑系统之上。数理逻辑系统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带来了科学的一次次飞跃。现在的学科，只有引入了数理逻辑来进行规范，才能被视为系统的科学。
数理逻辑系统的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提高机器的思维能力。将逻辑凝固为机器能够理解和执行的模块，便是数理逻辑系统最早的目标之一。而完全是人为定义出来的数学，由于近乎完美的严谨(有时甚至严谨到机械的程度)，天然地能被机器所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采用了“模型化的方法”，以此来加快这一进程。所谓的“模型化的方法”，便是在学科之上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这一步的集体操作，正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将人类的智慧完全传授给机器。而建立了系统的数学模型的学科，才被视为成熟的科学。
所谓电脑游戏(含其他载体的电子游戏)，在设计时有着鲜明的层次分别。基础的核心乃是游戏的“引擎”，就如公理系统的核心公理、公式；在其表层的，便是游戏的数据“骨架”，是一个游戏实际运行最主要的部分，就好比是公理系统的一些低级公理和定理；更表层的，便是游戏给人带来直观感受的表象，包括各种图案、符号，以及其后包含的文化含义，这一层称之为“皮肤”。
很多不同的游戏，可能共用同一个游戏引擎，有时或许还共用同样的数据骨架。而简单地调换“皮肤”层，就能使玩家感觉到是一个全新的游戏。这样的例子在业界不胜枚举。比如，将《三国志》游戏中，代表人物的符号(姓名等)和图像(头像等)简单替换，在不改变基本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水浒传》的MOD(游戏设计用语，Modification，游戏的一种修改或增强程序)。就这个MOD本身而言，便是一个全新的游戏。
因此，在游戏设计中，实际存在着相当多的拓扑化理念。这种拓扑化，就带来了游戏设计时的分层概念。所以，在拓扑学的两大应用“点集拓扑”和“代数拓扑”之外，实际广泛应用到的，就是“游戏拓扑”(也即程序设计中的模块拓扑)。两个具有相同引擎的游戏，即具有最基本的相同“拓扑结构”。
除了设计时带来的自然的拓扑概念以外，一个成功运行的游戏，必定是一个完备的公理系统。游戏设计时，要求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要求，是基于将游戏变成一个能独立运行的、没有缺陷的、纯粹的公理体系而提出的。游戏作为公理体系的纯粹性表现在，游戏是独立于现实的，并且完全建立在机器内部的逻辑结构上。
这之前，提到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引入、建立、完善数学模型。而数学模型是建立在数理逻辑系统之上的。如果基础的数理逻辑是一个游戏的引擎，那么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数学模型，最多也就是数据骨架的地位，有时甚至还只是皮肤。数学模型离不开能提供它基本演算环境的数理逻辑系统。而数理逻辑系统和具体的数学模型，所结合而成的也就是一个公理系统。一个成功运行的游戏，便是一个完备的公理系统。那么数学模型在电脑游戏面前的地位，也仅仅是游戏的某个低层次的、负责具体运算的皮肤。
除了作为公理系统的自身完备性，游戏比之现有的学科数学模型化发展的程度，还有一个巨大优势。
很多学科现有的数学模型化程度，仅仅能做到自备。也就是作为公理体系，仅能自圆其 说，不会出现BuG(计算机术语，指一类程序运行错误)，而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模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也即得到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在设计范围内。
反观游戏设计，一个游戏从设计完成到运行，除了要经受住公理系统自身的运行以外，还要保证玩家通过游戏得到的数据结果，完全在游戏设计者的设计范围以内。也就是说，成功的游戏，除非玩家采取作弊手段，否则是无法突破设计者创造的世界的，是不能得到设计范围以外的游戏结果的。
再观察对现实的模拟程度。游戏设计者只要换一下皮肤，或者数据骨架，便能对现实世界有个更新的模拟。贴近现实或者远离现实，完全都由设计者决定。而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完全把握。但是就目前数学模型化的程度而言，还是游戏设计上的程度最高——毕竟电脑游戏是完全建立在概念、公理、公式这样的纯粹公理系统之上的。
“游戏拓扑”的含义，指的是从游戏设计的视角来看，天然有俯瞰诸多学科的高点。因为每个学科采用的数学模型，至多也就是可以游戏化的数学结构。所以，可模型化，是对学科上升为系统科学的要求；而可游戏化，才是将拥有了数学模型的系统科学上升为成熟科学的要求。
所以，游戏拓扑是数学模型的终极形态。游戏拓扑的世界很丰富多彩，每个游戏的世界也足够完备，但作为高度成熟化的公理系统——游戏拓扑，有一个问题，也回避不掉并解决不了-未知和偶然。
对玩家而言，一个游戏的可玩程度很多时候是与游戏所包含的未知性程度和偶然性程度相关的。但这里的“未知和偶然”，都是从不知道游戏结构的玩家角度所看到的。对于游戏设计者来说，他所设计的游戏，所有的“未知”都是已知的，所有的“偶然”都是设计出来的必然所模拟出来的偶然。
现实世界中，被捕获的未知和偶然都能被完美刻画，但是，作为整体的未知和偶然，仍然只能有损模拟而不能完美描画。即便是高度成熟化的数学模型，位于数理系统实践效果顶点的游戏拓扑，亦然如此。
游戏拓扑，乃是目前人类能掌握的数学模型化方法的极限。这一极限下，人类能创造出完满和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也可以充满着设计者设计出的“未知”和“偶然”。但是，对于设计范围以外，现实存在的未知和偶然，这种方法是完全、彻底地无能为力。
金融危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那些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沉湎于他们设计出来的数学模型模拟的金融世界之中，以为这就是对现实的金融世界的完全的复制。在他们模拟的金融世界里，“未知”与“偶然”的风险完全是可控的，他们被自己设计的图景迷惑住了，以为他们凭着数学运算，真能创建一个世界。
游戏可以对一般的现实世界进行模拟，但绝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人如果自大到忘记了这一点，就必然受到严厉惩罚。
但从另一方面说，数理逻辑系统的机械可操作部分——数学模型化，以及其成熟形态——游戏拓扑，使人类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把握的极限近在眼前，却不用悲观，因为在数理逻辑的屋顶下，人类还是可以创造出无穷的风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也许知道了能力极限的创造，可以省去很多徒劳和折腾。
金融危机制造了一个“病痛时代”。一时间，经济万象纷纷归集于 “危机”的聚焦镜之下。不过，如若探究“危机”的成因，学有所长的经济学人大多归咎于金融监管的缺失。沈雄风先生则不然，他以另外一个视角，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趋同—崩塌”。根据他的这一学说，“金融危机”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样本而已。而导致“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在于：“美国金融机构出现代理人制度严重缺乏监控。由于风险不对称的效应，高管们并不直接承受失败的惩罚。而且，由于忽视了风险不释放的效应，商管决策时也往往低估了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因此，趋利的动力，驱使高管做出对文官体系更有利而并非对组织体系更有利、更安全的决策。由于这样的机理，现代金融体系在最初便埋下了金融危机深深的隐患。”此说，耐人寻味，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本刊现推出沈雄风先生的《金融危机，“趋同—崩塌”的一个样本》，希引起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它的成因有各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出了问题。加强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如是看法，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前提：金融危机是由类似麦道夫诈骗案这样的金融犯罪行为所引发的。但事实上，尽管近些年揭发出了数起数额巨大的金融犯罪案件、但全球金融危机却并非由这些金融犯罪案件的多米诺效应所造成的。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房利美与房地美”事件、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至今并未查出金融犯罪案件，它们都是在“合法经营”，而监管措施对“合法经营”是缺乏未雨绸缪的办法的，因此，现在美欧国家政府采用的监管措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指望加强监管来预防这类危机的发生，无异于刻舟求剑。
对症下药是治愈疾病的必要前提。要治理并预防金融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是“趋同—崩塌”效应造成的后果。
“趋同—崩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被当今世界 主流话语严重遮蔽的现象
趋同—崩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天体演化中，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带有质量的天体汇集到空间的一个区域内，集合成质量更大的天体；而天体的质量大过一个极限以后，就向内部塌缩，成为黑洞；在生物界，由生物圈衍化的结果，恐龙成为自然界中缺少天敌的最强、最庞大的种群。但在自然环境激变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迅速改变单一的代谢方式，导致恐龙灭绝。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垄断对企业而言，是追求高利润的最佳终极模式。其实，对企业而言，垄断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甚至崩塌。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垄断企业由于资源最佳配置的模型理念，实行近乎计划经济的模式。所以，以经济学角度看，苏联的解体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企业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崩塌。
当今世界，在“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语境下，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过度的竞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却还没有意识到趋同可能引起的崩塌。我为此用数学模式来论证“趋同—崩塌”现象的存在，撰写了数学哲学论文《趋同—崩塌游戏拓扑思维的一个样本》。由于论文探讨的问题是超越学科分类的，所以基本的概念就不能建立在某个具体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具体数学模型上。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逻辑工具，便是数学中的拓扑思想。
按照拓扑思维，我建立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概念与“趋同”概念。“个体”，即考察背景中满足一定判定条件的元素。单个事物改变自身特性，并与多数或局部多数的同类事物达成一致共性的行为，就是“趋同”。这个一般化的“趋同”概念的意义，也就在于将之后的具体趋同行为，抽出共有特性，归类到一起。
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类具有外部领域结构的个体——生存体。生存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便需要保护和拓展自己的概念圈和利益圈。而组织化方法——将独立的个体联合组成一个更大和更高等级的个体，便是有效对抗外来威胁的手段。组织化进程满足之前提出的趋同概念，而组织的朝“巨大化”方向的发展，就更加直观地表现出一种强烈趋同的现象。
组织体系形成之后，为了维持自身的运作，组织体系上便派生出执政权的概念。执政权便是由组织体系自身存在所保证的，对组织内部成员和组织本身行使操作权限的概念。执政权集中的现象伴随着“执政权”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并呈加速度趋势。通过组织体系上两次执政权的集中，执政权完全由组织体系中的部分成员——管理者代表整个组织体系来行使。这又表现为一种趋同过程，即权力趋同。
但组织化进程的趋同和组织体系上的权力趋同，并不马上表现出危险。我因此定义了“风险”与“风险不释放”的概念，并建立了数学模式。所谓风险不释放，就是指主体在一个含有风险的行为过程中，如果没有马上得到这一过程带来的不良结果，那么能够带来不良结果的风险很可能并没有随着这一行为过程的结束而消失。风险被累积了起来，也就是没有被释放掉。于是随着后继行为过程的开始，没有被释放掉并集中起来的历次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很可能集中爆发。而且由于主体的趋利避害意识，很多时候会采取“以更大的错误来挽救一个小错误”，从而加剧风险的累积效应。
“个体趋同”、“生存体趋同”、“权力趋同”与“风险不释放”，构成了“趋同—崩塌”的基本的数学模式。
金融危机是“趋同—崩塌”效应的典型案例
在前两年，我研究组织体系和执政权问题时，因为认识到了文官体系的巨大弊端，所以感到构架在一个巨大文官体系之上的全球金融系统充满了危机，危机的爆发是迟早的事。但尚未等到我发表文章、提出预警，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我用有关“趋同—崩塌”的数学模式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分析的结果，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出现代理人制度严重缺乏监控的现象。代理人制度，便是组织体系由于巨大化和经营的专门化之后，管理者不得不将经营权与财产获利权剥离，并将经营权移交给更有优势的代理人。组织体系上的代理人，我称之为执行官，其全体为文官体系。经营权转移至文官体系上，便是组织体系上权力的又一次趋同。
执行官和管理者天然的目标并不一致，管理者追求组织体系最大化的收益，而执行官追求自身获得更大的回报。这是既有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这样，面对同一个需要决策的实际风险过程，管理者代表的组织体系和执行官所在的文官体系，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实例中，文官体系在一次冒险中，将获得远远高于组织体系的平均收益，而面临不高于平均风险。那么，基于趋利的原动力，文官体系往往充分使用自己被赋予的经营权，采取过于冒险的经营行为，从而使整个组织面临不正常的高风险。我称之为“风险不对称效应”，即组织体系和文官体系对同一个风险过程，面临并不一致的 风险。
而又由风险不释放效应的普遍存在，文官体系多次冒险行为中的风险被累积起来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于是风险不释放又大大增强了风险的不对称，并使得组织体系面临的风险累积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这样在每个巨大化的金融企业内部都确立了深度的文官体系。这些金融机构的文官体系顶点——金融高管们并非完全不清楚自己的经营行为可能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危险，但由于风险不对称的效应，高管们并不直接承受失败的惩罚。而且，由于忽视了风险不释放的效应，高管决策时也往往低估了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因此，趋利的动力，驱使高管做出对文官体系更有利而并非对组织体系更有利、更安全的决策。
由于这样的机理，现代金融体系在最初便埋下了金融危机深深的隐患。在组织巨大化进程、权力趋同的过程中，文官体系诞生了。而随着这两类趋同的加剧，文官体系就摆脱了约束和控制。那么由文官体系本身最底层的欠缺，文官体系反过来给组织全体带来了危险。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证实了“趋同—崩塌”以这样的方式现实存在。
另一种带来深刻危机的趋同便是代谢趋同。我参照生物和生物圈、经济活动单位和经济圈，定义了代谢体概念。代谢体具有和生物、经济活动单位共同的一般化行为——代谢行为，并需要通过代谢行为维持自身存在。而代谢行为大致分为补充能量的能量代谢方式，和传递自身信息以此存续自身的易体代谢。
在考察生育选择胎儿性别的问题时，便用到了易体代谢和代谢圈概念，代谢圈即代谢体为维持易体代谢的进行而结成的圈结构。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便是一种易体代谢方式的趋同。这样导致代谢圈中由于代谢产物的不均匀而使得代谢圈效率低下，出现危机。
而能量代谢上的趋同，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定义代谢体以能量代谢的补充关系建立起代谢体系统。将代谢体的能量代谢方式进行向量化的模型处理之后，便能刻画出代谢体系统的平衡状态。而能量代谢方式的趋同会由于削弱了向量的范数不等式作用，而使得代谢体系统的“总代谢向量和”突破代谢体系统的平衡状态。
在现实中，经济行为的趋同就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就是能量代谢趋同一种实际的体现形式。在握有经营权的文官体系或管理者集合的主动调节下，如果不同的能量代谢方式之间存在了巨大的受益差，便会大大加速能量代谢的趋同化进程。趋同带来的代谢体系统的不平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使得整个系统崩溃。而当代谢体系统因为能量代谢趋同的加剧而失去控制时，便是整个系统上出现了“癌化”的现象。所谓“癌化”，乃是代谢体系统失去平衡的后期阶段。就好比人体内癌细胞的扩张，会争夺正常细胞的生存空间，导致整体的衰竭。
对于符合执政权概念的实体，攘外(应对外部压力)和安内(打击犯罪，保障安全底线)的职能都已经被多次提到。如今，依据能量代谢方式趋同将带来癌化危害的认知，应当对管理团体再提出“防癌化”的功能要求。理想的执政权应当拥有的三大功能是：攘外、安内、防癌化。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现象普遍存在，执政权的防癌化职能其实更为重要。执政权面对癌化时，既要防人也要防己，而防己癌化更加重要。落实到治理金融危机并预防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课题，研究如何“防癌化”，才能使监管有的放矢。但在“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语境中，实行起来不无困难，然而，含此没有别的根治的办法。
游戏拓扑思维的意义
我们现有的科学手法，大抵建立在逻辑系统的固态——数理逻辑系统之上。数理逻辑系统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带来了科学的一次次飞跃。现在的学科，只有引入了数理逻辑来进行规范，才能被视为系统的科学。
数理逻辑系统的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提高机器的思维能力。将逻辑凝固为机器能够理解和执行的模块，便是数理逻辑系统最早的目标之一。而完全是人为定义出来的数学，由于近乎完美的严谨(有时甚至严谨到机械的程度)，天然地能被机器所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采用了“模型化的方法”，以此来加快这一进程。所谓的“模型化的方法”，便是在学科之上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这一步的集体操作，正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将人类的智慧完全传授给机器。而建立了系统的数学模型的学科，才被视为成熟的科学。
所谓电脑游戏(含其他载体的电子游戏)，在设计时有着鲜明的层次分别。基础的核心乃是游戏的“引擎”，就如公理系统的核心公理、公式；在其表层的，便是游戏的数据“骨架”，是一个游戏实际运行最主要的部分，就好比是公理系统的一些低级公理和定理；更表层的，便是游戏给人带来直观感受的表象，包括各种图案、符号，以及其后包含的文化含义，这一层称之为“皮肤”。
很多不同的游戏，可能共用同一个游戏引擎，有时或许还共用同样的数据骨架。而简单地调换“皮肤”层，就能使玩家感觉到是一个全新的游戏。这样的例子在业界不胜枚举。比如，将《三国志》游戏中，代表人物的符号(姓名等)和图像(头像等)简单替换，在不改变基本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水浒传》的MOD(游戏设计用语，Modification，游戏的一种修改或增强程序)。就这个MOD本身而言，便是一个全新的游戏。
因此，在游戏设计中，实际存在着相当多的拓扑化理念。这种拓扑化，就带来了游戏设计时的分层概念。所以，在拓扑学的两大应用“点集拓扑”和“代数拓扑”之外，实际广泛应用到的，就是“游戏拓扑”(也即程序设计中的模块拓扑)。两个具有相同引擎的游戏，即具有最基本的相同“拓扑结构”。
除了设计时带来的自然的拓扑概念以外，一个成功运行的游戏，必定是一个完备的公理系统。游戏设计时，要求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要求，是基于将游戏变成一个能独立运行的、没有缺陷的、纯粹的公理体系而提出的。游戏作为公理体系的纯粹性表现在，游戏是独立于现实的，并且完全建立在机器内部的逻辑结构上。
这之前，提到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引入、建立、完善数学模型。而数学模型是建立在数理逻辑系统之上的。如果基础的数理逻辑是一个游戏的引擎，那么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数学模型，最多也就是数据骨架的地位，有时甚至还只是皮肤。数学模型离不开能提供它基本演算环境的数理逻辑系统。而数理逻辑系统和具体的数学模型，所结合而成的也就是一个公理系统。一个成功运行的游戏，便是一个完备的公理系统。那么数学模型在电脑游戏面前的地位，也仅仅是游戏的某个低层次的、负责具体运算的皮肤。
除了作为公理系统的自身完备性，游戏比之现有的学科数学模型化发展的程度，还有一个巨大优势。
很多学科现有的数学模型化程度，仅仅能做到自备。也就是作为公理体系，仅能自圆其 说，不会出现BuG(计算机术语，指一类程序运行错误)，而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模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也即得到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在设计范围内。
反观游戏设计，一个游戏从设计完成到运行，除了要经受住公理系统自身的运行以外，还要保证玩家通过游戏得到的数据结果，完全在游戏设计者的设计范围以内。也就是说，成功的游戏，除非玩家采取作弊手段，否则是无法突破设计者创造的世界的，是不能得到设计范围以外的游戏结果的。
再观察对现实的模拟程度。游戏设计者只要换一下皮肤，或者数据骨架，便能对现实世界有个更新的模拟。贴近现实或者远离现实，完全都由设计者决定。而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完全把握。但是就目前数学模型化的程度而言，还是游戏设计上的程度最高——毕竟电脑游戏是完全建立在概念、公理、公式这样的纯粹公理系统之上的。
“游戏拓扑”的含义，指的是从游戏设计的视角来看，天然有俯瞰诸多学科的高点。因为每个学科采用的数学模型，至多也就是可以游戏化的数学结构。所以，可模型化，是对学科上升为系统科学的要求；而可游戏化，才是将拥有了数学模型的系统科学上升为成熟科学的要求。
所以，游戏拓扑是数学模型的终极形态。游戏拓扑的世界很丰富多彩，每个游戏的世界也足够完备，但作为高度成熟化的公理系统——游戏拓扑，有一个问题，也回避不掉并解决不了-未知和偶然。
对玩家而言，一个游戏的可玩程度很多时候是与游戏所包含的未知性程度和偶然性程度相关的。但这里的“未知和偶然”，都是从不知道游戏结构的玩家角度所看到的。对于游戏设计者来说，他所设计的游戏，所有的“未知”都是已知的，所有的“偶然”都是设计出来的必然所模拟出来的偶然。
现实世界中，被捕获的未知和偶然都能被完美刻画，但是，作为整体的未知和偶然，仍然只能有损模拟而不能完美描画。即便是高度成熟化的数学模型，位于数理系统实践效果顶点的游戏拓扑，亦然如此。
游戏拓扑，乃是目前人类能掌握的数学模型化方法的极限。这一极限下，人类能创造出完满和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也可以充满着设计者设计出的“未知”和“偶然”。但是，对于设计范围以外，现实存在的未知和偶然，这种方法是完全、彻底地无能为力。
金融危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那些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沉湎于他们设计出来的数学模型模拟的金融世界之中，以为这就是对现实的金融世界的完全的复制。在他们模拟的金融世界里，“未知”与“偶然”的风险完全是可控的，他们被自己设计的图景迷惑住了，以为他们凭着数学运算，真能创建一个世界。
游戏可以对一般的现实世界进行模拟，但绝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人如果自大到忘记了这一点，就必然受到严厉惩罚。
但从另一方面说，数理逻辑系统的机械可操作部分——数学模型化，以及其成熟形态——游戏拓扑，使人类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把握的极限近在眼前，却不用悲观，因为在数理逻辑的屋顶下，人类还是可以创造出无穷的风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也许知道了能力极限的创造，可以省去很多徒劳和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