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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咏史”为诗题，始自东汉班固，到左思《咏史》八首标志咏史诗达到成熟。左思咏史诗借历史抒发个人情感，将咏史与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是对咏史诗的创新。本文拟以左思《咏史》八首为基础，分析《咏史》诗的咏怀特质及其对咏史诗这一诗歌题材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左思 ;咏史诗;咏怀
一、借咏史以咏怀
左思以八首《咏史》诗抒怀，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八首《咏史》诗非一时所作，各首写作时间难也以确考。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中谈到：“据诗中词意推测，大体上作于早期的有第一首。第三首与第一首内容相近，也可能为前期之作。第四首写本人才具，自许之词略同于第一首，作于后期的大致有第二首、第八首，其余第五、第六、第七首，则无明显早期或晚期时间特征，大约作于中年。”显然，在不同时期，作者的主导感情是不一样的，本文按此顺序将《咏史》诗作逐一分析，剖析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感情变化。
前期三首作品，从诗人的自许言辞中，透露出对人生前程的乐观向往态度，寓含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诗人不仅有横扫千军、克定家国的雄心壮志，更难得的是对于未来，作者有不同于一般读书人的追求：他要在建立大功之后，“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以此显示“高节卓不群”的风范。在这样的构想中，诗人相信自己必将“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永垂青史。其一、其三都是左思在家闲居以及初入洛阳时的心态，作者还未接触官场，期望之热情高涨，其四写在入洛之后，虽然也开始接触到现实的黑暗，但诗人的热情未减，依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从其五首开始却是左思由积极反抗转向消极躲避，进而绝望的转折。面对京都洛阳奢华的景象，诗人开始自问“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几经考虑，诗人下定决心与黑暗的社会决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彻底涤除世俗尘污，飘然出世，保持自尊自傲的独立品格。不同于其五宛转地宣泄不满，其六首诗借咏荆轲之“酒酣气震”痛快淋漓的表达了他的心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此时“他内心的自负、自尊，却未因现实社会中的不遇而消失，只是不再正面夸说自己如何如何，而是从反面去批判那些权贵者，在对权贵的蔑视之中显示自己的清高和尊严。”其七首，作者通过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贤早年不遇的贫穷和窘况的描写，慨叹贤士不遇，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心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发出了“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式的自我安慰。
以上三首可以看做是中期所作，这是左思在洛阳的中后期，此时的他虽然身为皇室戚属，但官位始终低微，与公卿大臣相差甚远，“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己却不在其内。故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功业未就、理想受挫情况下的矛盾心情为主。他自信尚存，但已削弱;理想未减，但情调不再高昂;底气尚足，但已掺入若干悲凉之气。
后期的兩首诗，作者对于仕途已彻底绝望。诗人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豪门世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是“地势”决定着事物的高低优劣，导致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目，此时诗人的无奈和痛苦也显露无遗。列举苏秦、李斯，他们因追求荣华而丧生，倒不如知足常乐，保全自身。“笼中鸟”、“枯池鱼”惨淡景象的描写，显示诗人此时此境的苍老颓唐心态，至于此，诗人已彻底放弃仕途之路，转而投向山林老庄，终老冀州。
纵观左思《咏史》八首，是诗人一生情绪心态以及遭际的反映。从开始的志存高远，基调昂扬，到对未来虽充满失望，但尚存远大抱负的感慨悲愤，再到最后完全绝望的消极放达。作者由积极入世到略感忧心，再到最后走向超脱，其中的情感曲折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八首诗中。
二、《咏史》八首对咏史诗的发展
以“咏史”为诗题，始自东汉班固，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同时代的张协亦有《咏史》诗，虽文采超过班固，但写法上依然是专咏一事，虽有寄托，并没有多少“咏怀”成分，此时“咏史”与“咏怀”依然泾渭分明。魏杜挚的《赠毋丘俭》，虽打破了专咏一事的写法，用了不少古人的名字，但“堆垛寡变”，也未将“咏史”与“咏怀”结合起来。到左思《咏史》八首，打破传统写法，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标志这一诗歌题材达到成熟，左思《咏史》八首对咏史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清人何焯评左思《咏史》：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咏史》八首，虽言“咏史”，但这只是作者表明心迹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是“咏怀”。如《咏史》其一，通篇都是描写诗人自己，如果不是题目为《咏史》，怕是很难分辨为咏史诗。由于具体内容的差异，每首各有其特殊风格，不一而足。比如融议论于形象之中，富于感情;善用比兴，兼有对比;意气豪迈，情调昂扬;表现手法丰富，语言精当自然。诗人以“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方式，将咏史、咏怀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诗歌创作之中。如张玉谷《古诗赏析》评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在史与己之间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从而纯熟而自然地直抒胸臆。
（二）将历史人物与自身遭际紧密联系
左思《咏史》八首，例举了近二十位古人，在诗中借古人之事以咏一己之情怀，如前期作品在作者的自许之词中，他自拟于贾谊、司马相如，甚至孔子，在政治军事方面，自拟于穰苴、段干木、鲁仲连、班超，这一时期的作品寓含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基调颇为高昂。中期作品中作者心态有所变化，此时所列举人物已变成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以及荆轲、高渐离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些都是诗人慷慨高旷胸怀与激愤悲辛情愫的进一步延伸。后期作品中，诗人列举了金日磾、张汤、冯唐以及苏秦、李斯，此时诗人对于仕途功名已完全绝望，以苏秦、李斯安慰自己。由此可以看出八首诗中列举的古人与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心境相互构成某种对应关系，使得诗中流露的情感更加立体且丰富。
（三）左思风力矫太康颓靡文风，重现建安风骨
晋初太康文坛，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文风。左思独树一帜摆脱形式主义文风，以《咏史》诗为代表，继承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 以文被质”及慷慨悲壮的传统。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左思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幹”在谈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可以说《咏史》八首是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的建安风骨与苍凉沉郁、苦闷深沉的正始之音相结合的产物。
三、结语
左思以《三都赋》受到时人称赞，但在文学史上，他的贡献却首先在《咏史》八首，谢灵运评“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钟嵘列左思于上品，将其与曹植《赠白马王彪》等同列，评为“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曰：“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之心，不绝于来此者，非太冲其为归？”《咏史》八首在内容上契合作者遭际心境，在形式手法上丰富发展了咏史诗，确为“五言之警策”。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白玉、王玉彪.浅析左思《咏史诗》[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关键词】：左思 ;咏史诗;咏怀
一、借咏史以咏怀
左思以八首《咏史》诗抒怀，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八首《咏史》诗非一时所作，各首写作时间难也以确考。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中谈到：“据诗中词意推测，大体上作于早期的有第一首。第三首与第一首内容相近，也可能为前期之作。第四首写本人才具，自许之词略同于第一首，作于后期的大致有第二首、第八首，其余第五、第六、第七首，则无明显早期或晚期时间特征，大约作于中年。”显然，在不同时期，作者的主导感情是不一样的，本文按此顺序将《咏史》诗作逐一分析，剖析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感情变化。
前期三首作品，从诗人的自许言辞中，透露出对人生前程的乐观向往态度，寓含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诗人不仅有横扫千军、克定家国的雄心壮志，更难得的是对于未来，作者有不同于一般读书人的追求：他要在建立大功之后，“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以此显示“高节卓不群”的风范。在这样的构想中，诗人相信自己必将“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永垂青史。其一、其三都是左思在家闲居以及初入洛阳时的心态，作者还未接触官场，期望之热情高涨，其四写在入洛之后，虽然也开始接触到现实的黑暗，但诗人的热情未减，依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从其五首开始却是左思由积极反抗转向消极躲避，进而绝望的转折。面对京都洛阳奢华的景象，诗人开始自问“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几经考虑，诗人下定决心与黑暗的社会决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彻底涤除世俗尘污，飘然出世，保持自尊自傲的独立品格。不同于其五宛转地宣泄不满，其六首诗借咏荆轲之“酒酣气震”痛快淋漓的表达了他的心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此时“他内心的自负、自尊，却未因现实社会中的不遇而消失，只是不再正面夸说自己如何如何，而是从反面去批判那些权贵者，在对权贵的蔑视之中显示自己的清高和尊严。”其七首，作者通过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贤早年不遇的贫穷和窘况的描写，慨叹贤士不遇，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心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发出了“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式的自我安慰。
以上三首可以看做是中期所作，这是左思在洛阳的中后期，此时的他虽然身为皇室戚属，但官位始终低微，与公卿大臣相差甚远，“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己却不在其内。故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功业未就、理想受挫情况下的矛盾心情为主。他自信尚存，但已削弱;理想未减，但情调不再高昂;底气尚足，但已掺入若干悲凉之气。
后期的兩首诗，作者对于仕途已彻底绝望。诗人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豪门世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是“地势”决定着事物的高低优劣，导致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目，此时诗人的无奈和痛苦也显露无遗。列举苏秦、李斯，他们因追求荣华而丧生，倒不如知足常乐，保全自身。“笼中鸟”、“枯池鱼”惨淡景象的描写，显示诗人此时此境的苍老颓唐心态，至于此，诗人已彻底放弃仕途之路，转而投向山林老庄，终老冀州。
纵观左思《咏史》八首，是诗人一生情绪心态以及遭际的反映。从开始的志存高远，基调昂扬，到对未来虽充满失望，但尚存远大抱负的感慨悲愤，再到最后完全绝望的消极放达。作者由积极入世到略感忧心，再到最后走向超脱，其中的情感曲折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八首诗中。
二、《咏史》八首对咏史诗的发展
以“咏史”为诗题，始自东汉班固，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同时代的张协亦有《咏史》诗，虽文采超过班固，但写法上依然是专咏一事，虽有寄托，并没有多少“咏怀”成分，此时“咏史”与“咏怀”依然泾渭分明。魏杜挚的《赠毋丘俭》，虽打破了专咏一事的写法，用了不少古人的名字，但“堆垛寡变”，也未将“咏史”与“咏怀”结合起来。到左思《咏史》八首，打破传统写法，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标志这一诗歌题材达到成熟，左思《咏史》八首对咏史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清人何焯评左思《咏史》：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咏史》八首，虽言“咏史”，但这只是作者表明心迹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是“咏怀”。如《咏史》其一，通篇都是描写诗人自己，如果不是题目为《咏史》，怕是很难分辨为咏史诗。由于具体内容的差异，每首各有其特殊风格，不一而足。比如融议论于形象之中，富于感情;善用比兴，兼有对比;意气豪迈，情调昂扬;表现手法丰富，语言精当自然。诗人以“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方式，将咏史、咏怀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诗歌创作之中。如张玉谷《古诗赏析》评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在史与己之间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从而纯熟而自然地直抒胸臆。
（二）将历史人物与自身遭际紧密联系
左思《咏史》八首，例举了近二十位古人，在诗中借古人之事以咏一己之情怀，如前期作品在作者的自许之词中，他自拟于贾谊、司马相如，甚至孔子，在政治军事方面，自拟于穰苴、段干木、鲁仲连、班超，这一时期的作品寓含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基调颇为高昂。中期作品中作者心态有所变化，此时所列举人物已变成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以及荆轲、高渐离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些都是诗人慷慨高旷胸怀与激愤悲辛情愫的进一步延伸。后期作品中，诗人列举了金日磾、张汤、冯唐以及苏秦、李斯，此时诗人对于仕途功名已完全绝望，以苏秦、李斯安慰自己。由此可以看出八首诗中列举的古人与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心境相互构成某种对应关系，使得诗中流露的情感更加立体且丰富。
（三）左思风力矫太康颓靡文风，重现建安风骨
晋初太康文坛，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文风。左思独树一帜摆脱形式主义文风，以《咏史》诗为代表，继承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 以文被质”及慷慨悲壮的传统。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左思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幹”在谈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可以说《咏史》八首是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的建安风骨与苍凉沉郁、苦闷深沉的正始之音相结合的产物。
三、结语
左思以《三都赋》受到时人称赞，但在文学史上，他的贡献却首先在《咏史》八首，谢灵运评“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钟嵘列左思于上品，将其与曹植《赠白马王彪》等同列，评为“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曰：“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之心，不绝于来此者，非太冲其为归？”《咏史》八首在内容上契合作者遭际心境，在形式手法上丰富发展了咏史诗，确为“五言之警策”。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白玉、王玉彪.浅析左思《咏史诗》[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