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向凤姐、王夫人通风报信的人，是构成多米诺骨牌的一个个部分，最终也是杀人的帮凶和利器，在群体之中作恶，常常会让作恶者缩小作恶的感觉，减少承担的责任
　　去年在媒体一系列对呼格吉勒图案的报道里，我对《新京报》记者古力对呼格案的报道印象最深。文章提到本案唯一的在场者、呼的朋友闫峰曾在警方恫吓之下说出一个细节：呼格吉勒图曾和自己开过关于女性的黄色玩笑。不知道这算不算呼格被误判为奸杀女孩的证据之一。但闫峰18年后还是记得他说的那几句话，因为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虽然当时被问及呼格吉勒图的人品时，他告诉警察，呼格吉勒图是好人。
　　闫峰肯定不是这起冤案的关键性人物，但我还是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很生动直观的人性，有时未必是在多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会提供不客观的证据，也许只是迎合，只是从众，就能让很多人去积极地提供一个被人群厌憎者的所有不利证据，去加强这种厌恶，众人因此获得一种在集体内，与少数不合群者划清界限的安全感。这，常常是群体作恶的开端。
　　小时候，有个邻居阿姨个性很不讨人喜欢，又自私又别扭，几乎得罪光了附近邻居。众人都与她为敌，她成了每个人见面时的谈资，连小孩子都知道经常去她家刺探，看她又在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回去当情报汇报给家长，家长津津有味听完，再从中提炼出可恶之处，细细讲给别人听。众人在塑造这个女人的丑恶形象上群策群力，随时补充和完善。
　　每个长日无聊、生活乐趣不多的群体里，都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众人借由与他（她）为敌，找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群体中这样的存在。她虽是贾政之妾，且两人感情不错，贾政时常歇宿于赵姨娘处。但除此之外，她几乎冒犯了贾府从上到下所有人。上至不待见她的贾母、王夫人、凤姐，下至婆子、丫鬟们，似乎人人都不喜欢她。
　　其实，除了她可见的罪恶（比如让马道婆施法暗害凤姐和宝玉）和言行的粗俗、不得体，多数时候，她的劣迹是由贾府里很多人一点点补充和完善起来的。
　　第25回赵姨娘揭发凤姐损公肥私，“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到83回凤姐就曾说到“更有一种嚼舌根的，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可知平日里赵姨娘私下抱怨的话，都会一字不差地传到凤姐耳中。
　　凤姐克扣众人月钱去放高利贷谋利，底下人敢怒不敢言，主子们不缺钱注意不到。唯有处在中间阶层、生活窘困的赵姨娘去向王夫人告了状。王夫人循例问了凤姐是否每月按数给赵姨娘月例，说“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原故？”凤姐滴水不漏地搪塞过去，出了门就跟底下人抱怨，“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克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
　　可以想见，自此以后，当家人凤姐只会以加倍的克扣和处处为难来回报她，让赵姨娘更加穷酸和举步维艰。
　　那些向凤姐、王夫人通风报信的人，也许不过是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句嘴，但他们是构成多米诺骨牌的一个个部分，最终也是杀人的帮凶和利器。在群体之中作恶，常常会让作恶者缩小作恶的感觉，减少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