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在“特殊与普遍”或者“个别与一般”循环往复，秉持着相互映射和影响的辩证思维，通过把握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使自身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发生，作为一个突发事件，牵引着亿万国人的心，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诸多紧急措施，比如抢建方舱医院、大幅增加重点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军地医务人员多批次弛援一线、号召中共党员捐款，等等。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很强的随机性和特殊性，但它们能在短时间内集群而至，不仅有速度、强度、力度，而且管用、有效，这恰恰是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逐渐壮大起来的综合国力所决定的，是由普遍提升的各级政府应变制宜能力、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所决定的，是由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能所决定的。
　　对于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而言，不妨把这场抗疫之战看作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关于突发事件处置和特大风险防控的全民演练与大考，意义隽永而深刻。如同一切灾难终将结束一样，疫情也一定会终止肆虐。应当看到，为夺取抗疫全胜，我国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巨大的，因此在经受住特殊考验后，还应经受更高层面的考验，即如何遵循投入产出法则，使成本收益最大化。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至少应当从抗疫所需的诸多应急性措施中，经由缜密考量与甄别，转化或引伸出普遍适用的经验或常态化做法。

树立风险防控管控意识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复杂交错的风险链、风险圈、风险群，正是突破了武汉及湖北疫区收治难、医护力量严重匮乏等瓶颈制约，管控了初期的疫情无度传播扩散、公众人心浮动、动态信息掌控不力和发布不当、交叉感染，以及随后的遏制疫情反弹、部署复工复产、实现今年三大攻坚战等年度经济社会发展预定目标，应对国外或境外输入型病例骤增等各个环节的显在或潜在风险点，才使这场阻击战呈现出必胜希望。由此，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确立风险防控管控意识何以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应当看到，在企业经营中，大大小小的各类风险是随时存在的，例如公共关系风险、供应链风险、增长停滞风险、转型风险以及诉讼风险等，这与病毒于人类一直形影相随一样，只不过何时何地猛然暴发很难预测而已。所以，有位流感研究专家这样描述，我们只听到时钟的滴答滴答声，但从来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这就是不确定性，所谓风险大多来源于此。
　　企业经营中，不管是内部管理，还是国际市场冲击、宏观政策调控、营商环境、金融流动性等外生变量，不确定性是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面对的。万豪酒店集团二代掌门人小比尔·马里奥特的著作《毫无保留》，书中提及作为一家世界级企业，必须经历不可预知的多次重大挫折和生死考验。当时，未能透彻理解他所列举的互联网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等骇人事件对经营酒店的企业何至于有停摆风险。而经历了疫情的惨烈冲击，确实能够使我们觉醒：企业经营尤其是国际竞争素无宁日，倘若缺乏强烈的风险意识，缺乏抗风险、抗打击、对冲不确定性的能力，任何企业都可能随时遭遇各种麻烦乃至灭顶之灾。
　　因此，牢牢确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防控管控能力建设，必须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规定动作”和“必修课程”。如同戴口罩、勤洗手、提高免疫力以及疫苗研发，这些行动可以预防病毒侵袭一样。始终恪守合规经营底线、对市场风云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和警觉、设立专业风险防控管控岗位等，都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应当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去贯彻落实，以有效增强风险研判、评估、预警、控制、反馈等防控管控能力。须知，所有成功企业，几乎无一例外是对各类风险防范和剥离得当，而能够始终面对种种不确定性而有效防控管控住风险，绝对是高智慧，诚如《周易》所云，“见险而能止，智矣哉”。

企业转型与运转一样重要

　　事实上，经历防疫抗疫后，许多理念和工作思路正在豁然开朗。例如怎样构建全社会“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医疗救助保障体系，如何提高全民范围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的突发疫情处置水平，如何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储备调配等民生领域短板，如何通過释放疫情防控中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和催生而起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认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宅经济”与“云生活”加速中国产业链迭代升级进程，激发新模式、新业态，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对全球产业链升级也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因抗疫所需的种种应急性措施主要归为“特殊”，那么，从中可转化或深化出来的常态化做法就无疑具有“普遍”价值，比如“宅经济”与“云生活”，比如新近上线运行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等。而从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总结出常态化做法。
　　适时打好“转型”“转产”之硬仗。凡企业，运转为常。运转之“转”，不仅是指转动、运行，还包括转型、转产以及转向等内涵。历数中外知名企业，尤其是那些百年老店、长寿公司，都不是一个产品一成不变干到底的，也就是说，都有一部转型、转产史。成功的转型、转产，往往出自企业的战略自觉，也是优秀或卓越公司时刻高度关注、不懈探索乃至付诸实施的行动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转型”“转产”看作是企业运营之常态，实乃顺理成章。
　　这次抗疫行动中，有两家民营企业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北京纳通医疗技术公司。其主营业务原本是医疗器械（骨科类为主）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抗疫之战打响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迅速利用中石化提供的设备与原材料，转产各地急需的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新式口罩用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深入现场调研后，肯定这是民企与央企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据悉，全国口罩产量最高值曾达到日产逾亿只之多，总共约有千户厂家开足马力生产，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临时转产的。二是泰康保险集团。该集团旗下有与同济医院合作的泰康同济（武汉）医院，是按国家三甲标准建设的综合医院。经多次主动请战，后被有关部门批准转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疗点”，短期内就接收了上千名亟待治疗的确诊患者，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担当与仁爱精神。 　　这两个转型、转产案例，有明显的偶然性和应急色彩，虽不可简单竞相复制，但依然值得深思。首先，企业对需求要务求反应灵敏快捷，不然，就会错失转型、转产良机。
　　近年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企业而言，是要求创造和输出有效供给，以适应和满足不断变化、升级的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应当练就的基本功。另外企业应严格依循相关性原则。任何一个转型、转产步骤，都不能想当然、随心所欲、脱离现有基础，而应谨遵其相关性。
　　企业转型、转产的必然性，正在于所有产品都有市场边界，所有行业、产业（即使是新行业、新产业）也迟早都会碰到天花板，因此适时转型、转产应是企业经常思考的问题，或是永恒的命题，也是必须日日精进、冀图胜券在握的“硬仗”。其中的关键是，要尽可能找到基础性强、关联度强的转型、转产区间。
　　美国知名管理学教授查尔斯·汉迪提出的“第二增长曲线”理念。他强调，企业必须在主业增长达到顶峰前，不断探索新业务，实现“第二曲线”的增长。由此可见，所谓转型、转产，本质上就是企业持续拓展成长或增长空间、谋求永续发展的常态化做法。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风险规避问题。《为什么雪球滚不大》的管理学名著中，就有如下警示：“创建新业务，即不仅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而且脱离现有的核心业务领域去寻求发展，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复兴战略。公司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对潜在的客户需求具有独到的洞察力，并且通过在原有核心业务领域多年的经营而建立了强大的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

　　政府是营商环境的构建主体，企业感受营商环境优劣与否、顺逆与否，主要是通过直接体验政府服务的质量高低而作出判断、评估的。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由于中央决策快、部署周密、纪律严明、要求严谨，各级政府除少数昏官、庸官表现低劣外，总体上都还给力，体现出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执行力。特别是复工复产作为紧迫任务提出后，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敢担当、敢作为、守土有责，切实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甚至殚精竭虑，谱写了改善和优化政商关系新篇章。
　　吉利汽车集团的宁波制造基地，由于许多零部件供应厂家都在外省，受疫情影响，未能开工，或物流不畅，无法满足配套需要，制约了整车组装效率和效益。为此，当地政府部门召开紧急协调会议，就近调动和挖掘配套能力，派专员协助联系市内省内有合作意向的一些中小企业，想方设法组织其为龙头企业协作生产或转产所需零部件，迅速理顺和完善了供应链。可以说，在特殊的抗疫时期，倘若没有政府相关的管理部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光指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不符合实际需要，最后很可能会断送复工复产的最佳时机，产生一系列不良连锁效应，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大局。
　　浙江省海宁市加速在全省各市县中率先实现企业复工复产全覆盖，其主要做法是运用大数据全面摸清本市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汇编分析，精心绘制成一张反映所有企业复工复产现状的进度表，每日统计更新，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帮助企业对症下药，千方百计加快破解。比如有些企业主要存在用工难问题，年前回家的许多务工人员分散在河南以及云贵川等西部边远省份，单靠企业自身去联络召回，零零散散的，很不方便。海宁市经信局在逐户汇总本地企业与市外员工分布区域后，迅速派工作组到相关省市政府主管部门对接，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在交通运输及安全管理等方面加强疏通，征得地方支持。海宁市政府采取化零为整的对策，落实具体时点和地点，专门包用大巴车队、高铁车厢甚至包机等运力，“点对点”将外地员工有秩序、成规模地集中接运返岗，与此同时，还就地组织招工，为企业带回不少“新海宁人”。
　　山东省临沂市也着力破解用工“两头难”问题，出实招硬招稳就業、稳增长。临沂市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逐个排查相关项目的用工情况，为企业打开各种招工渠道，尤其是协助企业创新生活和生产条件，做好外地务工人员的安抚工作，使之愿意在临沂扎下根来，成为长期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夯实就业创业基础。
　　此类事例，不胜胪列。由此，笔者不禁思考：各级政府在抗疫之战这样的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充满热忱地为企业着想、靠前服务、主动作为，那么，当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步入正常轨道之后，可否仍然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继续不遗余力地为企业纾困祛难、经常到企业嘘寒问暖、助推其健康发展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切实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环节。
　　一般而言，在我国现阶段的政商关系中，为政者相对强势，而商家比较弱势，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实现政商关系“亲”上加“清”新常态。如果各级政府官员都能将抗疫时期竭诚为企业分忧解难、合力奋进的“特殊表现”，变成任何时候都能展现的职业精神、敬业精神，何愁不能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积弊，真正构建起一个充满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在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名作《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这样的哲思，对于启发我们学会从特殊到普遍、从个别到一般，深刻而精准地总结抗疫斗争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说，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