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和的研究，如果从1904年梁启超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开始，已逾百年。在郑和的故乡，郑和研究起步也比较早，几乎与全国同步。1894年，晚清状元、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得悉昆明昆阳马哈只碑，并于1913年撰写《昆阳马哈只碑陵》一文，揭开了云南郑和研究的序幕。1936年，《郑和家谱》发现，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昭通人李士厚撰写《郑和家谱考释》一文。1983年李士厚又根据新发现的郑和家谱，撰写《从新发现的郑和家谱中进一步探讨郑和的家世源流》等文章，至此，郑和家世浮出水面。
　　云南百年郑和研究可概括为“两个发现，一个服务，两个推动”。两个发现即马哈只碑和郑和家谱的发现;一个服务，即郑和研究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地方经济服务;两个推动，即推动郑和研究国际化和制度化。

“两个发现”深化了郑和研究

　　马哈只碑和郑和家谱的发现，是云南，也是全国郑和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两大发现为郑和研究提供了诸多信息。信息之一，郑和出生于云南昆明昆阳和代村，这一重大发现弥补了《明史》所载“郑和，云南人”，而不知何地人之不足。信息之二，郑和系元代云南首任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祖父和父亲荫袭滇阳候。需要说明的是在元代，云南回族封侯，除了赛典赤家族而别无其他，郑和系赛典赤六世孙应该无疑。郑和出生在这样优越的家庭，有利于其自信性格的养成。
　　马哈只碑和郑和家谱的发现丰富了郑和研究的内函，深化了郑和研究，有助于破解郑和研究的某些难题。如果与马哈只碑的发现和郑和家谱的发现所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相信会找到更符合逻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进而对郑和形象，郑和精神、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作出更完整、更全面、更深入的诠释。

“一个服务”体现了郑和研究的现代价值

　　以和为贵，共享太平;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郑和精神跨越国家，跨越民族，跨越宗教，跨越时空，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永恒追求。从郑和精神的普世性出发，弘扬郑和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是郑和研究应有之义和重要取向。云南郑和研究遵循这一导向，努力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地方经济服务。
　　1992年7月昆明举办郑和下西洋587周年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规模盛大，前所未有，应邀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嘉宾700余人，慕名而来的观光者数千人。纪念活动集学术研讨、招商引资、产品展销、文艺展演和旅游观光为一体，实现学术经贸双丰收。在学术研讨方面，参加学术研讨会的，除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湖北、广东、辽宁、云南等地的专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还有香港、泰国的学者，共110人。年龄既有60岁至80岁的老前辈专家，又有40岁至60岁的中年专家，还有30岁左右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可以说是几代人共聚一堂，多民族学者参加的一次学术盛会。在经贸活动方面，经贸成效显著，代表们参观考察了正在起步的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埂国家旅游度假区，近千名海内外客商参加展销洽谈。商品展銷现金收入1.4亿元人民币，招商签订协议和合同96项，金额16亿元人民币。
　　1992年郑和下西洋587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同年9月昆明市郑和研究会成立。1993年昆明郑和研究会为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到香港招商搭桥，香港著名商界领袖霍英东等昆明郑和研究会顾问或赠送花篮或出席会议祝贺，招商大获成功，5天洽谈签订项目26项，金额2.1亿美元。
　　近几年云南郑和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3年，云南省交通技师学院在省郑和研究会的支持、配合下，将郑和研究引进校园，在校园举办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建郑和文化广场，塑郑和铜像和郑和七下西洋石雕文化长廊，创办《郑和与云南水运》刊物，建郑和研究基地，并结合教学，设郑和水运系，投资4000万元建设郑和水运大楼，在滇池畔建水运训练基地，招收水运专业学生421人，并有194人毕业。郑和研究进校园还带动了学校的国际交流，近两年学校招收孟加拉国、越南、老挝、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60人。
　　郑和研究与时俱进，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地方经济服务，成绩显著，充分体现了郑和研究的现代价值，郑和研究及其研究组织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支持而充满活力。

“两个推动”促进了郑和研究在世界广泛开展和持续发展

　　“两个推动”之一：推动郑和研究国际化。郑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郑和精神是世界的共同财富。郑和研究应该走向世界，只有走向世界才会更有意义。郑和研究国际化，云南的方式是请进来、走出去。1992年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和2002年云南省郑和研究会成立以来，云南先后召开了三次请进来且影响较大的郑和研究国际会议。
　　1993年10月昆明郑和研究会在昆明举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会议主题为：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的全面开放。与会代表围绕这一主题着重从郑和下西洋与我国的对外开放，郑和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创立郑和学的构想等3方面展开研讨。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欣然赴会，并作精彩的演讲。印尼驻华副大使苏纳约代表全体外国来宾致贺词，他说，郑和下西洋“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的范例，即幅员广袤、人口众多，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却并不对他国构成威胁”。会议分学术、经贸两个活动，收到论文90多篇，出版论文集《郑和·历史与现实》。与会者赴滇池旅游度假区、晋宁郑和公园进行考察。这次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在全国乃至世界尚属首次，与郑和下西洋587周年纪念活动一样，其规模和影响前所未有，成为郑和研究由国内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继1993年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之后，1994年，云南又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赴马来西亚举办郑和下西洋图片展。图片展开幕式有数千人参加，规模盛大，气氛热烈。开幕式的序幕是这样拉开的：与会场相连的河道上驶来一条木船，船头上站立着由马来西亚著名演员扮演的身材魁梧、气度非凡的郑和。这别出心裁的设计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10月，昆明郑和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在昆明举办“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有来自我国和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驻华使节、热心郑和研究的海外华商领袖出席。会议围绕“世界的郑和”这一主题，分别从郑和的家世、郑和与中国外交、郑和与中国航海业、郑和与伊斯兰文化、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以及郑和研究的新进展等问题展开热烈的研讨。孟席斯特邀作“郑和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学术演讲，这一观点引来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孟席斯是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业余历史学家，他走遍全球120多个国家，查阅了900多个图书馆，旁征博引，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地图学、星象学和现代遗传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和丰富的资料，经过14年的潜心研究提出“郑和首先环球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观点，并于2002年3月15日在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宣布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论据之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用的航海图是中国人绘制的。绘制世界航海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需要强大的船队和高超的技术，当时世界上具备这些条件、可以绘制航海图的只有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他写了一本约50万字的书阐述他的观点。他提醒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评价中国对世界历史做出的贡献。孟席斯的观点虽然还在争论之中，但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西欧中心论的史学观就会受到挑战。孟席斯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对郑和研究无疑是一股清风，是郑和国际研究的一块丰碑。
　　“两个推动”之二：推动郑和研究制度化。制度化是鄭和研究常态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郑和研究制度化，组织是基础，刊物是平台，政府主导是保证。云南郑和研究制度化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组织方面，先后成立了晋宁县、昆明市和云南省三个郑和研究会。在刊物方面，从省郑和研究会创办《郑和研究通讯》开始，逐步形成了晋宁县郑和研究会主办的《晋宁郑和研究》，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与云南交通技师学院主办的《郑和与云南水运》。在政府主导方面，多年来云南郑和研究一直得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进一步将郑和研究由民间层面推向国家层面，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于2002年提出设立“郑和世界纪念日”的倡议。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国务院决定每年的7月11日为我国“航海日”，这标志着郑和研究从根本上实现了制度化。目前云南郑和研究已进入有组织、有章程、有队伍、有刊物、有成果、有基地、有场所、有设施、制度化、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高发元简介
　　高发元，回族，云南个旧沙甸人，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回族学会会长，云南郑和研究会会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中共十六大代表，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穆圣后裔》和《安拉的子民》，创作40集电视剧本《云南人在埃及》等。曾应邀赴亚、非、欧、美所属多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进行教育、民族、宗教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