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思想史上的大问题总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思想者的探究。生活年代相距甚远的奥古斯丁和孟德斯鸠关于罗马异教就有一场辩驳。问题的焦点表面上是异教与基督教谁应对古罗马的衰败负责，实则是宗教与城邦的关系。奥古斯丁主张借用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因素把罗马与其本土宗教分离开来。沿此思路发展的基督教在后世造成神权对人的压抑、信仰与城邦的冲突。孟德斯鸠一方面接续理性传统，另一方面借罗马异教猛烈地抨击基督教。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埋下了城邦去除宗教、信仰缺失的隐患。这场关于罗马异教的争论实际上有三方，古典宗教学者瓦罗隐在背后，其观点与奥古斯丁、孟德斯鸠都不同。
关键词：罗马异教；奥古斯丁；孟德斯鸠；城邦；宗教
作者简介：王双洪（1975—），女，河北泊头人，文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3.1 B565.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041-06收稿日期：2007-11-12
一
在古罗马历史上，公元410年8月24日，悲惨和耻辱降临。这一天，阿拉里克（Alaric）率领哥特人攻破罗马城，劫掠三日后弃城而去。这件事震撼了罗马人。有异教徒指责基督教，说因为罗马放弃了先祖供奉的众神和宗法转而信奉基督，才导致神灵给予罗马人如此沉重的惩罚。面对这种说法，奥古斯丁挺身而出，撰写《上帝之城》进行批驳，为基督教辩护。《上帝之城》为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乃至后世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千三百多年以后（1734年），孟德斯鸠匿名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在书的开头也提到了公元410年发生的变故及其引起的争论。《罗马盛衰原因论》表面上是分析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繁盛、没落的原因，其实却暗中将矛头指向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声威赫赫的社会环境里，孟德斯鸠用了隐晦、含混的修辞手法来保护自己。除了匿名出版外，他用了一个和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的书名，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在谈政治和战争，只是其中几个章节提到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第十九章“阿提拉的伟大——蛮族定居的原因——西方帝国首先被击溃的理由”，标题也看不出和基督教有什么瓜葛，孟德斯鸠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由于帝国衰落下去的时期里基督教已大大传播开来，基督徒于是就谴责异教徒，说这种衰落是他们的过错，但异教徒则把这种过错推到基督教身上。”[1]（P105）孟德斯鸠把“帝国衰落”与“基督教已大大传播”看似漫不经心地放在了一起，而对基督教不满的人读到此处很可能心领神会。孟德斯鸠指出，是基督徒先指责异教徒，然后异教徒才反驳，他把基督教广为传播作为基督徒指责异教徒的理由，显然逻辑上也存在问题，也许他自己意识到，这种指责或许并不成立。
基督教徒说，戴克里先把帝国分给三个人和他一起统治，这样就毁坏了帝国，因为每一个皇帝都想维持奢侈的生活，都想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仿佛统治者只有他一个人一样。并且说由于收税的人数超过了交税的人数，负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农民放弃了土地，而土地也就变得杂草丛生。[1]（P105）]
基督徒指责的对象从异教变成了戴克里先，似乎有些跑题，让人怀疑孟德斯鸠是不是故意让读者觉得基督教徒在无理取闹。而异教徒的话却有力得多：
异教徒一直不停地反对直到当时为止从未听过的新宗教；就同过去在罗马的全盛时代，人们把台伯河的泛滥、把其他天灾都归之于诸神的愤怒一样，现在垂死的罗马，人们也把这一切不幸归之于这种新宗教和古老祭坛的倾覆。[1]（P105）]
异教徒把这次失陷与台伯河的泛滥相比，同时暗示基督教打翻了古老祭坛导致诸神的愤怒，给人的感觉是双方辩论水平实在有天壤之别。孟德斯鸠接着又大段引用了城防官希玛柯给皇帝的信：
除去使我们过去取得繁荣的经验之外，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诸神呢？从过去许多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对他们忠诚并且追随我们的祖宗，因为我们的祖宗就是追随他们的祖宗而得到了幸福繁荣的。想想罗马对你讲的什么话，它这样对你说：伟大的君主们，祖国的父亲们，尊敬我的那些年代吧，因为在那些年代里，我是始终遵守我的祖先的仪节的：这种祭仪使得整个世界服从我的法律；正是由于这种祭仪，汉尼拔被打出我的城壁，而高卢人被逐出卡庇托留乌姆。为了祖国的神我们才要求和平；为了当地的神我们都要和平。我们决不会进行那种只适于懒散人物的争论。我们要祈祷，可是我们不要求战争。[1]（P105-106）]
孟德斯鸠说有三个人对希玛柯作出了答复，欧洛修司、撒尔维安和奥古斯丁。欧洛修司认为总是有一些灾难会让异教徒抱怨的，却没有说异教徒抱怨的是不是有道理。撒尔维安认为罗马人受到野蛮人蹂躏是由于基督教的堕落。这让读者觉得孟德斯鸠是不是搞错了，这到底是对希玛柯的答复还是声援。孟德斯鸠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奥古斯丁，但却语焉不详。
圣奥古斯丁则要人们看到，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是有所不同的。在地上的城里，古代的罗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取得同这些美德本身一样虚幻的报偿。[1]（P106）
孟德斯鸠如此提到奥古斯丁，我们有些不清楚他究竟想说什么。他就像一个拉偏架的帮手，让异教徒的指责占据主要篇幅，而基督徒的辩护只有寥寥数语，且不着边际。因此，我们最好对照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来看。
二
奥古斯丁为基督教的辩护清晰有力，而孟德斯鸠对他的辩词讳莫如深。针对异教徒的控诉，奥古斯丁摆出了这样几条论据：（1）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崇拜诸神的罗马人就遭受过重大的苦难；（2）异教诸神没有能力解救罗马人；（3）罗马人遭灾是因为他们罪孽深重；（4）基督教上帝要比异教神更加仁慈和荣耀。奥古斯丁在卷三罗列了罗马人在基督教之前所经受的痛苦，如罗慕路斯杀弟、芬布利亚毁灭伊利昂、塔昆弑父、两次布匿战争、米特拉达提的侵略、格拉古兄弟骚乱以及从马略到奥古斯都的一系列内战。奥古斯丁列举如此多的灾难，无非是说哥特人血洗罗马城不过是这条灾难之河的清水一滴罢了，以前的灾难不因基督教而起，这次也不能说是基督教的责任。在为基督教辩护的同时，奥古斯丁开始对异教进行反击。他引用了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在城堡上阿波罗神殿当祭司的奥西里斯之潘土斯，逃脱了希腊人的袭击，手捧着圣物和被征服的神和塑像，拖着他的小孙子，疯也似的跑来请示庇护。”（《埃涅阿斯纪》，2：319）奥古斯丁故意断章取义，丝毫不考虑特洛伊是众神的战场以及当时人神之间的模糊关系。他说：
既然维吉尔如此描述了那些被征服的神，而且说他们一旦被征服，要依靠人才能逃脱，那么，认为把罗马托付给这样的守卫是睿智的，认为罗马只要推动他们就不会灭亡，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呀！[2]（P9）]
言下之意，异教神有时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自己的信徒呢！奥古斯丁还认为，异教诸神对罗马共和国道德的败坏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他说：“这些鬼怪除了自己的事什么也不关心。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崇拜者怎样生活，宁愿人们活在当前的邪恶状态中，只要能够继续荣耀他们，在恐惧中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行了。”[2]（P75）异教诸神从不确立好生活的教导，任由信徒表演和欣赏淫词艳曲、胡说八道和低级下流的闹剧。不过，神明是否要受人的道德标准的约束，奥古斯丁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接下来，奥古斯丁着手批判信奉异教的罗马人，指责他们贪婪、残忍、放荡、堕落。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人发动战争是基于贪婪和统治的欲望，是为了掠夺邻邦的女人、财物，使之臣服。在奥古斯丁笔下，整个罗马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罗马人与伽太基人打了两次布匿战争，最后在对手妥协认输的情况下仍然把伽太基夷为平地。在马略与苏拉的内战中，马略派的将军芬布里亚仅仅因为伊利昂居民对他关闭了城门就下令放火焚城。奥古斯丁还谈到马略派在苏拉逼近的时候不加区分地屠杀朋友和敌人，甚至抱着维斯塔女神神龛的大祭司斯凯拉夫也难以幸免。而苏拉进城后也曾下令屠戮七千降兵，并且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自己的对手。从奥古斯丁在小标题中修饰战争的词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批判、反对战争的态度，如涂炭、残酷、毁灭、疯狂、杀戮，等等。
孟德斯鸠则不然，他对战争的态度更为平和、克制，不情绪化。孟德斯鸠认为战争起源于生存和欲望。罗马建城的最初目的就是存放抢来的谷物、畜群和钱财。罗马建成后就一直与邻邦战事不断。他说：“战利品会给罗马居民带来巨大的快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1]（P1）这里说的“凯旋”究其根本就是追求荣耀的欲望，文治武功是古代帝王两大目标，战争是君主们实现武功唯一的也是最可靠的手段。孟德斯鸠还谈到，罗马人在作战中一旦看到有更好的做法就马上放弃自己的习惯，如努米地亚的马、克里特的弓手、巴列亚尔的弩手和罗德斯的船只，这种善于学习的态度也是罗马常胜的原因之一。孟德斯鸠补充说：“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1]（P4）也就是说，罗马人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让他们获取利益，赢得荣誉。孟德斯鸠把罗马的强盛归于战争，他说：“罗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1] （P110）此外，在他看来，罗马人最出色的德行——英勇——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第22章分析东罗马的软弱时，孟德斯鸠指出：“一种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风消灭了人们的勇气，并且使整个帝国麻痹了。老实说，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1]（P123）他想要说的是英勇起源于战争和征服，基督教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就等于是泯灭了罗马人身上的这一良好品性。
在奥古斯丁那里，残酷归于战争，仁慈则给了基督。哥特人入城时，有许多呵骂基督的人披上僧侣的袍子躲到教堂里，借上帝之名才逃过此劫。令奥古斯丁愤怒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在哥特人走后开始忘恩负义地指责基督教。奥古斯丁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从道德上贬低对手从而让他们的话失去说服力。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庇护，那些人如何可能跳出来摇唇鼓舌。奥古斯丁的前提是哥特人是因为有些罗马人信仰基督教才放过他们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没有谈及，那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划分敌我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如果奥古斯丁承认哥特人是敌人，敌人宽恕的或视为朋友的人是罗马的敌人还是朋友？更直率地说，当两条划分敌我的标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选择哪一条，城邦的还是宗教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奥古斯丁的辩护就存在问题。
三
造成这一问题的正是宗教与城邦的分离。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大量引用古代学者的话，其中瓦罗所占的篇幅最大。奥古斯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位罗马最博学的人来驳斥那些对基督教的指责。奥古斯丁显然非常欣赏这位前人，但他只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利用瓦罗的观点而已。瓦罗批评庶民的宗教信仰，并不等同于他不信古典宗教，退一步说，即便瓦罗是不信神的哲人，这也未必说明他会认可奥古斯丁的观点。瓦罗把神学分为三种，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其中城邦神学是给民众用的。他说：“第三种是在城里居住的公民，特别是祭司们，应该知道的和管理的。这种神学使人们知道应该当众崇拜哪些神，对每个神应该怎样知道和管理的。”[2]（P225）瓦罗还认为：
让那些勇敢的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哪怕是假的，毕竟对城邦有用；这样让人的心灵觉得自己是神的后代，他们就会获得自信，就会勇敢地承担起伟大的事业来，做得会更卖力，这样会更能事半功倍。[2]（P92）
瓦罗从城邦的角度来看宗教，在撰写《人神制度稽古录》时把人事放在了神事的前面。他认为宗教与城邦密切相连，维护着城邦古老的风俗，希望通过宗教提升德行，为了城邦宁可说谎。瓦罗与奥古斯丁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城邦首先存在，然后才有宗教，而奥古斯丁则认为真正的宗教不是尘世城邦所能设置的。
奥古斯丁借此认为异教诸神都是假的，批评瓦罗不应把人事置于神事之前，而关于神和宗教不能说谎，即便是为了城邦。尘世上的一切虽说并非全无意义，但与天国相比，尘世中的一切都会消逝。奥古斯丁把宗教从城邦中抽离出来，让它凌驾于城邦之上，以宗教的眼睛看城邦，使政治失去了一种整全的视野。奥古斯丁曾多次引用《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尘世的脆弱性：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6：19－21）]
地上的事物短暂难存，天上的才是永恒。奥古斯丁说，上帝惩处好人首先是因为他们容忍坏人的恶行，待之过于宽厚，好人虽不会受到永久的惩罚，但要在此世受到鞭挞，更深层的原因是好人同坏人一样热爱着尘世的生活[2]（P15-16）。上帝是真正的地上王国规划者，他决定由谁当王以及王国的寿限。不过，“神不会帮助任何人为王，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会很快来临；也不会赐给人们利益，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转瞬即逝”[2]（P138）。奥古斯丁在14卷第28章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进行了对比。在上帝之城中，人们爱上帝胜过爱自我，最高的荣耀归于上帝，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以仁爱相待，力量的源泉也是上帝，人拥抱虔诚而不是智慧，崇拜真正的上帝。而在尘世之城中，人们爱自我，轻视上帝，凡人追求荣耀，国王凭统治的欲望管理臣民，力量的源泉是强者，聪明人虽然有些也能感觉到上帝，但他们追求的是身体与心灵之善。奥古斯丁引用《罗马书》中的一段话来指斥尘世之城的聪明人：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1：21）
若按照奥古斯丁的标准，不知孟德斯鸠算不算尘世之城中的聪明人。
孟德斯鸠亲眼目睹了把宗教从城邦中剥离出来的后果，正如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所说：“人类在大地上到处悲惨地呻吟，人所共见地在宗教的重压底下，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用她凶恶的脸孔怒视人群。”[3]（P3-4）奥古斯丁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描述：
对上帝有真正的虔诚的人，爱上帝、信上帝、望上帝。他更关心自己身上令自己不悦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如果有的话）取悦自己（不只是自己，更是取悦于真理）的东西。他唯恐让上帝不悦，他只会把他喜欢的东西归给上帝的悲悯；为了已经被治疗的东西，他感谢神恩，为了那些还没被治疗的，他向上帝祈祷。[2]（P206）
在上帝面前，人变得柔弱无力，人在尘世的所有活动都被剥夺了意义和荣耀，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源于上帝，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孟德斯鸠说每个民族都有种精神，权力就建立在这种精神之上，一旦这种精神受到了损害，权力也就羸弱不堪了。奥古斯丁正是通过把本土性异教提升为普世性基督教，从而损害了罗马精神，也就使得罗马政权颓败下去。在孟德斯鸠看来，古代罗马人容许各种祭仪的存在，帝国才得以加强，而后来这些多种多样的教派都被基督教君主严禁，帝国就变得风雨飘摇。孟德斯鸠惊讶地认识到，在古罗马早期，祭司并不被排除于城邦社会之外，甚至还可以担任公职，但他们并不关心城邦事务，只照顾自己司职的神；当基督教传播后，其教士虽说与世俗相隔绝，却更多地干预政务，当帝国衰败时他们就操控一切事情，插手和约、战争、谈判、婚姻，等等。关于宗教与城邦的关系，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的不多，在《论法的精神》中则干脆避而不谈，只讲法律与政治制度，倒是在《波斯人信札》中对基督教屡屡进行攻击。信二十九“黎伽寄伊邦”提到了教皇与君主的关系，说教皇“是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焚香，无非习惯使然”，原来可剥夺君主的王冠，而“现在已经无人怕他”[4]（P48-49）。孟德斯鸠引用帕斯卡的话说：“他很愿意生病，因为病是基督徒的真实状态。”[1]（P122）孟德斯鸠没有说出来的话是，病因就是上帝。
四
如果说基督教让人把精神寄托于上帝之城，从而让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受到摧残，那么罗马异教又如何看待人的肉体与灵魂？在奥古斯丁的笔下，瓦罗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由身体和灵魂组成，分为天与地两个部分，天和地又各有两个部分。天是以太和空气，地是水和土。四者从高到低的次序是以太、空气、水、土。四者都有灵魂，以太和空气的灵魂是不朽的，水和土的灵魂是必朽的。瓦罗把自然中的灵魂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的注入生灵的整个身体，没有感觉，只有生命的形态，贯穿于我们的骨骼、毛发，草木没有感觉却能发育和生长靠的就是这种灵魂的存在。第二等的有感觉，存在于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肤。第三等为最高，称为“心灵”，其中渗透了理智，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必朽之物都没有[2]（P250）。
与他们不同的是，奥古斯丁更重视灵魂，他认为属于尘世的肉体容易消逝，只有灵魂才是永恒的。鬼怪虽有优秀的身体，但基督徒有好的生活，并主张基督徒应蔑视身体的优秀[2]（P300）。生命的终结使寿命长短变得效果一样，谁长谁短，谁好谁坏，都无所谓，因为都不存在了。他反问道：“究竟一死百了好，还是充满恐惧地活着好。”[2]（P20）。《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针对圣贞女受到野蛮人奸淫的问题，奥古斯丁主张如果没有心志的默许，心灵是不受污损的。对因此而出现的自杀，奥古斯丁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理由是“杀死自己就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那么，没有作恶的人怎能通过对自己作恶来避免别人的伤害”[2]（P27）。他说身体的神圣性不在于器官的干净完整，只要心灵纯洁身体就是神圣的，相反如果灵魂堕落，即便身体未受玷污也不再神圣。卢克莱西亚被塔昆王的儿子强奸后告诉丈夫与朋友为她报仇就自杀了。奥古斯丁以她为例说，“二人同床，一人犯奸”，只要心灵没有肮脏的欲望，身体受到蹂躏也不影响她灵魂的贞节。《出埃及记》（20：13）说“不可杀人”，奥古斯丁将此理解为“人是不可杀的，不能杀别人，也不能杀你自己”[2]（P32）。凡是自杀的人都无法承担苦难和他人的罪过，这很难表明他们有伟大的心灵。接到神的指令自杀的则不在此列。他还谈到加图自杀的例子，说加图希望恺撒宽恕儿子却不愿恺撒宽恕自己，原因是他对儿子的爱不及他对恺撒光荣的忌妒。
孟德斯鸠也谈到了加图的自杀，认为造成他自杀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廊下派哲学的影响、荣耀和奴隶制度的确立（这让许多人认为不该在失败后苟且偷生）、免受令人羞耻的宣判和财产充公、爱惜荣誉、表现英雄气概，还有就是完全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看不到死亡。孟德斯鸠感叹说事情如此悖谬，人们爱自己爱到了可以杀死自己的程度，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惜要高于对自己生命的热恋。同样令人困惑的是，重视来世轻蔑身体的奥古斯丁不赞成自杀，因为生命是神赋予的，人无权决定取舍；而谴责基督教鼓励现世生活的孟德斯鸠却对加图的自杀且叹且怜。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生命由谁来支配的问题，奥古斯丁声讨自杀的理由是人僭越了神，而孟德斯鸠表示赞叹则同样是由于人因自杀而变得强大。
孟德斯鸠注重现世，关心人的身体欲望，认为东罗马帝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知道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本质与界限。他花了很大气力研究货币、政治制度、气候、贸易，这些在奥古斯丁看来是尘世中细微的事务。尽管他说过：“宗教永远是人们可以用来维系人心的最好保证”[1]（P53），孟德斯鸠却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与法律，只有良好的制度与法律才能约束权力，“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说经常动荡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没有法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是无法维持下去的”[1]（P48）。孟德斯鸠对尘世的关怀可以在罗马异教中寻到同道。
在异教中大地代表着尘世，主管大地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即诸神之母——特勒斯大母神。大母神有三样器物：鼓、塔和椅子。鼓象征着广袤的圆形大地，塔象征着城镇，而围绕着她的那一圈椅子则意味着万物变动不居，而只有大地稳然不动。罗马人让去势的伽利①侍奉大母神，这象征着没有种子的人应该置身于大地，因为万物的种子都来自于大地。人们在大母神面前跳跃，劝勉去开垦土地，敲锣打鼓则是说要挥动锄头，也象征着劳作中的各种声音。鼓是铜制成的，暗示在铁器时代之前，人们用铜器进行农业耕作。有一头温顺的狮子卧在大母神旁边代指再蛮荒的土地也可以开垦。人们给大母神起了许多个名字，“以为特勒斯是欧皮斯（Ops），靠劳作改善大地；又认为她是母亲神，因为她孕育万物；认为她是普罗塞耳皮娜，因为果实由她丰收；认为她是维斯塔，因为她以绿草为裳”[2]（P268）。瓦罗还说大地有两种力量，阳力生产种子，阴力接受哺育种子，就阴力而言叫特勒斯，而就阳力而言则叫特勒莫[2]（P267）。
奥古斯丁认为，大母神的诸多特征都与农业生产有关，瓦罗慑于祖先的权威不敢揭示事情的真相。他指责大母神说，如果她是神，就该让人们因她得到种子，而不是失去种子，更不该由那些伽利亲手阉割自己。这样的仪式既残忍又下流。“不正是为了服务于女神，这些才被弄得缺少种子吗？究竟是每个缺少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能获得种子，还是每个有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失去种子？”奥古斯丁如此质问旨在证明大母神是虚假的精灵，不是真神。真正的神在天空，而不是在地上。瓦罗认为神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奥古斯丁则主张神只在天上，且是天空的创造者，而不是被造者。瓦罗认为天空与大地是一体的，奥古斯丁倾向于二者的分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幸福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天空澄明、高远、轻灵，大地浑厚、敦实、沉重，两者的特性就是基督教与异教的张力。奥古斯丁把神拉到天空，与云朵和星辰相伴，把污浊的大地留与人，这实际上意味着宗教与城邦的撕裂。奥古斯丁的初衷并非贬低压抑尘世，使人间与天国隔绝，他想做的不过是要彰显神的强大与上帝之城的美好。
好的初衷并非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到孟德斯鸠时代，基督教使人世混乱不堪，世俗政权在神权的压制下无所作为，人们在严苛的宗教律令中喘不过气来，生活穷困潦倒，变得日益渺小和虚弱。种下龙种长出跳蚤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孟德斯鸠想做的就是把重心从天空拉回到大地，让人在尘世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开启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努力。奥古斯丁和孟德斯鸠都推崇罗马古老的风俗与德行，奥古斯丁引用撒路斯特的话说，罗马德行最杰出的两个人就是加图和恺撒，而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真正的德行。孟德斯鸠对加图的敬佩，我们可以从他对加图与西塞罗的比较中看出来：
西塞罗做第二流角色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做第一流角色。他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论人品却往往是平凡的。在西塞罗身上，品德是次要的；在加图身上，品德却是一种荣誉了。西塞罗总是先想到自己，加图却总是忘掉自己。加图想挽救共和国是为了共和国本身，西塞罗则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加图有预见的能力，但西塞罗却是心怀畏惧的；加图有所期望，但西塞罗则是信任；前者看事情的时候经常保持冷静，后者则受到成百种琐细热情的干扰。[1]（P66）
孟德斯鸠说罗马人在爱国热情里倾注了宗教情感，认为罗马在建城之初就有极好的征兆。国王罗慕路斯在永恒的卡匹托利山上建立了同建城者一样永恒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罗马会永远存在下去[1]（P53）。针对布鲁图刺杀恺撒一事，孟德斯鸠说布鲁图完全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超越了罪恶和德行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德性正仿佛是为了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1]（P64）。孟德斯鸠这话的背后影影绰绰中有马基亚维利的阴魂，为了祖国可以置德行于不顾，或者说对祖国的爱是最高的德行，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审慎、正义、勇气与节制。基督教给人世造成的罪恶如此深重，以至于孟德斯鸠为了张扬人的力量要彻底地摆脱宗教的束缚，他所凭借的思想基石就是理性。奥古斯丁把古希腊哲学引入到基督教中的根本目的是使其壮大为普世性宗教。没有理性的帮助，基督教可能至今仍不过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蕞尔小派。但奥古斯丁的这一举措又恰恰为基督教留下隐患，日后正是弘扬理性的启蒙哲人把奥古斯丁放在理性上面的上帝一脚踢掉，一步步把基督教逼入困境。孟德斯鸠没有料想到的是宗教固然不能凌驾于城邦之上，但城邦也不能完全去除宗教，否则人会刚刚从神手里解脱出来就一头栽进欲望的深渊，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 婉玲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吴飞译［M］． 上海：三联书店，2007．
［3］卢克莱修． 物性论， 方书春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孟德斯鸠． 波斯人信札， 罗大冈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付洪泉］
An Debate on Rome Paganism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WANG Shuang-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cial Academy of Beijing, 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as often been researched by thinkers in different ages.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have a gap of 1300 years, but they are disputing about paganism in ancient Rome. Their focus seems to b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ome’s ruin, but actually the rel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s. Augustine argues that Rome shall be cut off with it’s own religion by the logos in Athens’ philosophy, resulting in Christianity’s oppression upon ma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logos, Montesquieu attacks Christianity with the mask of Roman paganism. As the forerunner in Enlightenment, Montesquieu hides a danger for human beings to live in a city without religion. There are actually three sides in the argument with the classic scholar Varro standing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Key words: rome paganism; Augustine; Montesquieu; polis; religion
关键词：罗马异教；奥古斯丁；孟德斯鸠；城邦；宗教
作者简介：王双洪（1975—），女，河北泊头人，文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3.1 B565.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041-06收稿日期：2007-11-12
一
在古罗马历史上，公元410年8月24日，悲惨和耻辱降临。这一天，阿拉里克（Alaric）率领哥特人攻破罗马城，劫掠三日后弃城而去。这件事震撼了罗马人。有异教徒指责基督教，说因为罗马放弃了先祖供奉的众神和宗法转而信奉基督，才导致神灵给予罗马人如此沉重的惩罚。面对这种说法，奥古斯丁挺身而出，撰写《上帝之城》进行批驳，为基督教辩护。《上帝之城》为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乃至后世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千三百多年以后（1734年），孟德斯鸠匿名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在书的开头也提到了公元410年发生的变故及其引起的争论。《罗马盛衰原因论》表面上是分析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繁盛、没落的原因，其实却暗中将矛头指向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声威赫赫的社会环境里，孟德斯鸠用了隐晦、含混的修辞手法来保护自己。除了匿名出版外，他用了一个和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的书名，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在谈政治和战争，只是其中几个章节提到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第十九章“阿提拉的伟大——蛮族定居的原因——西方帝国首先被击溃的理由”，标题也看不出和基督教有什么瓜葛，孟德斯鸠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由于帝国衰落下去的时期里基督教已大大传播开来，基督徒于是就谴责异教徒，说这种衰落是他们的过错，但异教徒则把这种过错推到基督教身上。”[1]（P105）孟德斯鸠把“帝国衰落”与“基督教已大大传播”看似漫不经心地放在了一起，而对基督教不满的人读到此处很可能心领神会。孟德斯鸠指出，是基督徒先指责异教徒，然后异教徒才反驳，他把基督教广为传播作为基督徒指责异教徒的理由，显然逻辑上也存在问题，也许他自己意识到，这种指责或许并不成立。
基督教徒说，戴克里先把帝国分给三个人和他一起统治，这样就毁坏了帝国，因为每一个皇帝都想维持奢侈的生活，都想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仿佛统治者只有他一个人一样。并且说由于收税的人数超过了交税的人数，负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农民放弃了土地，而土地也就变得杂草丛生。[1]（P105）]
基督徒指责的对象从异教变成了戴克里先，似乎有些跑题，让人怀疑孟德斯鸠是不是故意让读者觉得基督教徒在无理取闹。而异教徒的话却有力得多：
异教徒一直不停地反对直到当时为止从未听过的新宗教；就同过去在罗马的全盛时代，人们把台伯河的泛滥、把其他天灾都归之于诸神的愤怒一样，现在垂死的罗马，人们也把这一切不幸归之于这种新宗教和古老祭坛的倾覆。[1]（P105）]
异教徒把这次失陷与台伯河的泛滥相比，同时暗示基督教打翻了古老祭坛导致诸神的愤怒，给人的感觉是双方辩论水平实在有天壤之别。孟德斯鸠接着又大段引用了城防官希玛柯给皇帝的信：
除去使我们过去取得繁荣的经验之外，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诸神呢？从过去许多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对他们忠诚并且追随我们的祖宗，因为我们的祖宗就是追随他们的祖宗而得到了幸福繁荣的。想想罗马对你讲的什么话，它这样对你说：伟大的君主们，祖国的父亲们，尊敬我的那些年代吧，因为在那些年代里，我是始终遵守我的祖先的仪节的：这种祭仪使得整个世界服从我的法律；正是由于这种祭仪，汉尼拔被打出我的城壁，而高卢人被逐出卡庇托留乌姆。为了祖国的神我们才要求和平；为了当地的神我们都要和平。我们决不会进行那种只适于懒散人物的争论。我们要祈祷，可是我们不要求战争。[1]（P105-106）]
孟德斯鸠说有三个人对希玛柯作出了答复，欧洛修司、撒尔维安和奥古斯丁。欧洛修司认为总是有一些灾难会让异教徒抱怨的，却没有说异教徒抱怨的是不是有道理。撒尔维安认为罗马人受到野蛮人蹂躏是由于基督教的堕落。这让读者觉得孟德斯鸠是不是搞错了，这到底是对希玛柯的答复还是声援。孟德斯鸠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奥古斯丁，但却语焉不详。
圣奥古斯丁则要人们看到，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是有所不同的。在地上的城里，古代的罗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取得同这些美德本身一样虚幻的报偿。[1]（P106）
孟德斯鸠如此提到奥古斯丁，我们有些不清楚他究竟想说什么。他就像一个拉偏架的帮手，让异教徒的指责占据主要篇幅，而基督徒的辩护只有寥寥数语，且不着边际。因此，我们最好对照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来看。
二
奥古斯丁为基督教的辩护清晰有力，而孟德斯鸠对他的辩词讳莫如深。针对异教徒的控诉，奥古斯丁摆出了这样几条论据：（1）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崇拜诸神的罗马人就遭受过重大的苦难；（2）异教诸神没有能力解救罗马人；（3）罗马人遭灾是因为他们罪孽深重；（4）基督教上帝要比异教神更加仁慈和荣耀。奥古斯丁在卷三罗列了罗马人在基督教之前所经受的痛苦，如罗慕路斯杀弟、芬布利亚毁灭伊利昂、塔昆弑父、两次布匿战争、米特拉达提的侵略、格拉古兄弟骚乱以及从马略到奥古斯都的一系列内战。奥古斯丁列举如此多的灾难，无非是说哥特人血洗罗马城不过是这条灾难之河的清水一滴罢了，以前的灾难不因基督教而起，这次也不能说是基督教的责任。在为基督教辩护的同时，奥古斯丁开始对异教进行反击。他引用了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在城堡上阿波罗神殿当祭司的奥西里斯之潘土斯，逃脱了希腊人的袭击，手捧着圣物和被征服的神和塑像，拖着他的小孙子，疯也似的跑来请示庇护。”（《埃涅阿斯纪》，2：319）奥古斯丁故意断章取义，丝毫不考虑特洛伊是众神的战场以及当时人神之间的模糊关系。他说：
既然维吉尔如此描述了那些被征服的神，而且说他们一旦被征服，要依靠人才能逃脱，那么，认为把罗马托付给这样的守卫是睿智的，认为罗马只要推动他们就不会灭亡，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呀！[2]（P9）]
言下之意，异教神有时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自己的信徒呢！奥古斯丁还认为，异教诸神对罗马共和国道德的败坏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他说：“这些鬼怪除了自己的事什么也不关心。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崇拜者怎样生活，宁愿人们活在当前的邪恶状态中，只要能够继续荣耀他们，在恐惧中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行了。”[2]（P75）异教诸神从不确立好生活的教导，任由信徒表演和欣赏淫词艳曲、胡说八道和低级下流的闹剧。不过，神明是否要受人的道德标准的约束，奥古斯丁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接下来，奥古斯丁着手批判信奉异教的罗马人，指责他们贪婪、残忍、放荡、堕落。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人发动战争是基于贪婪和统治的欲望，是为了掠夺邻邦的女人、财物，使之臣服。在奥古斯丁笔下，整个罗马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罗马人与伽太基人打了两次布匿战争，最后在对手妥协认输的情况下仍然把伽太基夷为平地。在马略与苏拉的内战中，马略派的将军芬布里亚仅仅因为伊利昂居民对他关闭了城门就下令放火焚城。奥古斯丁还谈到马略派在苏拉逼近的时候不加区分地屠杀朋友和敌人，甚至抱着维斯塔女神神龛的大祭司斯凯拉夫也难以幸免。而苏拉进城后也曾下令屠戮七千降兵，并且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自己的对手。从奥古斯丁在小标题中修饰战争的词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批判、反对战争的态度，如涂炭、残酷、毁灭、疯狂、杀戮，等等。
孟德斯鸠则不然，他对战争的态度更为平和、克制，不情绪化。孟德斯鸠认为战争起源于生存和欲望。罗马建城的最初目的就是存放抢来的谷物、畜群和钱财。罗马建成后就一直与邻邦战事不断。他说：“战利品会给罗马居民带来巨大的快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1]（P1）这里说的“凯旋”究其根本就是追求荣耀的欲望，文治武功是古代帝王两大目标，战争是君主们实现武功唯一的也是最可靠的手段。孟德斯鸠还谈到，罗马人在作战中一旦看到有更好的做法就马上放弃自己的习惯，如努米地亚的马、克里特的弓手、巴列亚尔的弩手和罗德斯的船只，这种善于学习的态度也是罗马常胜的原因之一。孟德斯鸠补充说：“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1]（P4）也就是说，罗马人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让他们获取利益，赢得荣誉。孟德斯鸠把罗马的强盛归于战争，他说：“罗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1] （P110）此外，在他看来，罗马人最出色的德行——英勇——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第22章分析东罗马的软弱时，孟德斯鸠指出：“一种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风消灭了人们的勇气，并且使整个帝国麻痹了。老实说，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1]（P123）他想要说的是英勇起源于战争和征服，基督教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就等于是泯灭了罗马人身上的这一良好品性。
在奥古斯丁那里，残酷归于战争，仁慈则给了基督。哥特人入城时，有许多呵骂基督的人披上僧侣的袍子躲到教堂里，借上帝之名才逃过此劫。令奥古斯丁愤怒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在哥特人走后开始忘恩负义地指责基督教。奥古斯丁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从道德上贬低对手从而让他们的话失去说服力。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庇护，那些人如何可能跳出来摇唇鼓舌。奥古斯丁的前提是哥特人是因为有些罗马人信仰基督教才放过他们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没有谈及，那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划分敌我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如果奥古斯丁承认哥特人是敌人，敌人宽恕的或视为朋友的人是罗马的敌人还是朋友？更直率地说，当两条划分敌我的标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选择哪一条，城邦的还是宗教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奥古斯丁的辩护就存在问题。
三
造成这一问题的正是宗教与城邦的分离。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大量引用古代学者的话，其中瓦罗所占的篇幅最大。奥古斯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位罗马最博学的人来驳斥那些对基督教的指责。奥古斯丁显然非常欣赏这位前人，但他只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利用瓦罗的观点而已。瓦罗批评庶民的宗教信仰，并不等同于他不信古典宗教，退一步说，即便瓦罗是不信神的哲人，这也未必说明他会认可奥古斯丁的观点。瓦罗把神学分为三种，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其中城邦神学是给民众用的。他说：“第三种是在城里居住的公民，特别是祭司们，应该知道的和管理的。这种神学使人们知道应该当众崇拜哪些神，对每个神应该怎样知道和管理的。”[2]（P225）瓦罗还认为：
让那些勇敢的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哪怕是假的，毕竟对城邦有用；这样让人的心灵觉得自己是神的后代，他们就会获得自信，就会勇敢地承担起伟大的事业来，做得会更卖力，这样会更能事半功倍。[2]（P92）
瓦罗从城邦的角度来看宗教，在撰写《人神制度稽古录》时把人事放在了神事的前面。他认为宗教与城邦密切相连，维护着城邦古老的风俗，希望通过宗教提升德行，为了城邦宁可说谎。瓦罗与奥古斯丁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城邦首先存在，然后才有宗教，而奥古斯丁则认为真正的宗教不是尘世城邦所能设置的。
奥古斯丁借此认为异教诸神都是假的，批评瓦罗不应把人事置于神事之前，而关于神和宗教不能说谎，即便是为了城邦。尘世上的一切虽说并非全无意义，但与天国相比，尘世中的一切都会消逝。奥古斯丁把宗教从城邦中抽离出来，让它凌驾于城邦之上，以宗教的眼睛看城邦，使政治失去了一种整全的视野。奥古斯丁曾多次引用《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尘世的脆弱性：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6：19－21）]
地上的事物短暂难存，天上的才是永恒。奥古斯丁说，上帝惩处好人首先是因为他们容忍坏人的恶行，待之过于宽厚，好人虽不会受到永久的惩罚，但要在此世受到鞭挞，更深层的原因是好人同坏人一样热爱着尘世的生活[2]（P15-16）。上帝是真正的地上王国规划者，他决定由谁当王以及王国的寿限。不过，“神不会帮助任何人为王，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会很快来临；也不会赐给人们利益，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转瞬即逝”[2]（P138）。奥古斯丁在14卷第28章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进行了对比。在上帝之城中，人们爱上帝胜过爱自我，最高的荣耀归于上帝，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以仁爱相待，力量的源泉也是上帝，人拥抱虔诚而不是智慧，崇拜真正的上帝。而在尘世之城中，人们爱自我，轻视上帝，凡人追求荣耀，国王凭统治的欲望管理臣民，力量的源泉是强者，聪明人虽然有些也能感觉到上帝，但他们追求的是身体与心灵之善。奥古斯丁引用《罗马书》中的一段话来指斥尘世之城的聪明人：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1：21）
若按照奥古斯丁的标准，不知孟德斯鸠算不算尘世之城中的聪明人。
孟德斯鸠亲眼目睹了把宗教从城邦中剥离出来的后果，正如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所说：“人类在大地上到处悲惨地呻吟，人所共见地在宗教的重压底下，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用她凶恶的脸孔怒视人群。”[3]（P3-4）奥古斯丁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描述：
对上帝有真正的虔诚的人，爱上帝、信上帝、望上帝。他更关心自己身上令自己不悦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如果有的话）取悦自己（不只是自己，更是取悦于真理）的东西。他唯恐让上帝不悦，他只会把他喜欢的东西归给上帝的悲悯；为了已经被治疗的东西，他感谢神恩，为了那些还没被治疗的，他向上帝祈祷。[2]（P206）
在上帝面前，人变得柔弱无力，人在尘世的所有活动都被剥夺了意义和荣耀，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源于上帝，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孟德斯鸠说每个民族都有种精神，权力就建立在这种精神之上，一旦这种精神受到了损害，权力也就羸弱不堪了。奥古斯丁正是通过把本土性异教提升为普世性基督教，从而损害了罗马精神，也就使得罗马政权颓败下去。在孟德斯鸠看来，古代罗马人容许各种祭仪的存在，帝国才得以加强，而后来这些多种多样的教派都被基督教君主严禁，帝国就变得风雨飘摇。孟德斯鸠惊讶地认识到，在古罗马早期，祭司并不被排除于城邦社会之外，甚至还可以担任公职，但他们并不关心城邦事务，只照顾自己司职的神；当基督教传播后，其教士虽说与世俗相隔绝，却更多地干预政务，当帝国衰败时他们就操控一切事情，插手和约、战争、谈判、婚姻，等等。关于宗教与城邦的关系，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的不多，在《论法的精神》中则干脆避而不谈，只讲法律与政治制度，倒是在《波斯人信札》中对基督教屡屡进行攻击。信二十九“黎伽寄伊邦”提到了教皇与君主的关系，说教皇“是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焚香，无非习惯使然”，原来可剥夺君主的王冠，而“现在已经无人怕他”[4]（P48-49）。孟德斯鸠引用帕斯卡的话说：“他很愿意生病，因为病是基督徒的真实状态。”[1]（P122）孟德斯鸠没有说出来的话是，病因就是上帝。
四
如果说基督教让人把精神寄托于上帝之城，从而让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受到摧残，那么罗马异教又如何看待人的肉体与灵魂？在奥古斯丁的笔下，瓦罗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由身体和灵魂组成，分为天与地两个部分，天和地又各有两个部分。天是以太和空气，地是水和土。四者从高到低的次序是以太、空气、水、土。四者都有灵魂，以太和空气的灵魂是不朽的，水和土的灵魂是必朽的。瓦罗把自然中的灵魂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的注入生灵的整个身体，没有感觉，只有生命的形态，贯穿于我们的骨骼、毛发，草木没有感觉却能发育和生长靠的就是这种灵魂的存在。第二等的有感觉，存在于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肤。第三等为最高，称为“心灵”，其中渗透了理智，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必朽之物都没有[2]（P250）。
与他们不同的是，奥古斯丁更重视灵魂，他认为属于尘世的肉体容易消逝，只有灵魂才是永恒的。鬼怪虽有优秀的身体，但基督徒有好的生活，并主张基督徒应蔑视身体的优秀[2]（P300）。生命的终结使寿命长短变得效果一样，谁长谁短，谁好谁坏，都无所谓，因为都不存在了。他反问道：“究竟一死百了好，还是充满恐惧地活着好。”[2]（P20）。《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针对圣贞女受到野蛮人奸淫的问题，奥古斯丁主张如果没有心志的默许，心灵是不受污损的。对因此而出现的自杀，奥古斯丁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理由是“杀死自己就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那么，没有作恶的人怎能通过对自己作恶来避免别人的伤害”[2]（P27）。他说身体的神圣性不在于器官的干净完整，只要心灵纯洁身体就是神圣的，相反如果灵魂堕落，即便身体未受玷污也不再神圣。卢克莱西亚被塔昆王的儿子强奸后告诉丈夫与朋友为她报仇就自杀了。奥古斯丁以她为例说，“二人同床，一人犯奸”，只要心灵没有肮脏的欲望，身体受到蹂躏也不影响她灵魂的贞节。《出埃及记》（20：13）说“不可杀人”，奥古斯丁将此理解为“人是不可杀的，不能杀别人，也不能杀你自己”[2]（P32）。凡是自杀的人都无法承担苦难和他人的罪过，这很难表明他们有伟大的心灵。接到神的指令自杀的则不在此列。他还谈到加图自杀的例子，说加图希望恺撒宽恕儿子却不愿恺撒宽恕自己，原因是他对儿子的爱不及他对恺撒光荣的忌妒。
孟德斯鸠也谈到了加图的自杀，认为造成他自杀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廊下派哲学的影响、荣耀和奴隶制度的确立（这让许多人认为不该在失败后苟且偷生）、免受令人羞耻的宣判和财产充公、爱惜荣誉、表现英雄气概，还有就是完全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看不到死亡。孟德斯鸠感叹说事情如此悖谬，人们爱自己爱到了可以杀死自己的程度，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惜要高于对自己生命的热恋。同样令人困惑的是，重视来世轻蔑身体的奥古斯丁不赞成自杀，因为生命是神赋予的，人无权决定取舍；而谴责基督教鼓励现世生活的孟德斯鸠却对加图的自杀且叹且怜。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生命由谁来支配的问题，奥古斯丁声讨自杀的理由是人僭越了神，而孟德斯鸠表示赞叹则同样是由于人因自杀而变得强大。
孟德斯鸠注重现世，关心人的身体欲望，认为东罗马帝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知道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本质与界限。他花了很大气力研究货币、政治制度、气候、贸易，这些在奥古斯丁看来是尘世中细微的事务。尽管他说过：“宗教永远是人们可以用来维系人心的最好保证”[1]（P53），孟德斯鸠却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与法律，只有良好的制度与法律才能约束权力，“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说经常动荡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没有法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是无法维持下去的”[1]（P48）。孟德斯鸠对尘世的关怀可以在罗马异教中寻到同道。
在异教中大地代表着尘世，主管大地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即诸神之母——特勒斯大母神。大母神有三样器物：鼓、塔和椅子。鼓象征着广袤的圆形大地，塔象征着城镇，而围绕着她的那一圈椅子则意味着万物变动不居，而只有大地稳然不动。罗马人让去势的伽利①侍奉大母神，这象征着没有种子的人应该置身于大地，因为万物的种子都来自于大地。人们在大母神面前跳跃，劝勉去开垦土地，敲锣打鼓则是说要挥动锄头，也象征着劳作中的各种声音。鼓是铜制成的，暗示在铁器时代之前，人们用铜器进行农业耕作。有一头温顺的狮子卧在大母神旁边代指再蛮荒的土地也可以开垦。人们给大母神起了许多个名字，“以为特勒斯是欧皮斯（Ops），靠劳作改善大地；又认为她是母亲神，因为她孕育万物；认为她是普罗塞耳皮娜，因为果实由她丰收；认为她是维斯塔，因为她以绿草为裳”[2]（P268）。瓦罗还说大地有两种力量，阳力生产种子，阴力接受哺育种子，就阴力而言叫特勒斯，而就阳力而言则叫特勒莫[2]（P267）。
奥古斯丁认为，大母神的诸多特征都与农业生产有关，瓦罗慑于祖先的权威不敢揭示事情的真相。他指责大母神说，如果她是神，就该让人们因她得到种子，而不是失去种子，更不该由那些伽利亲手阉割自己。这样的仪式既残忍又下流。“不正是为了服务于女神，这些才被弄得缺少种子吗？究竟是每个缺少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能获得种子，还是每个有种子的人一旦追随女神就失去种子？”奥古斯丁如此质问旨在证明大母神是虚假的精灵，不是真神。真正的神在天空，而不是在地上。瓦罗认为神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奥古斯丁则主张神只在天上，且是天空的创造者，而不是被造者。瓦罗认为天空与大地是一体的，奥古斯丁倾向于二者的分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幸福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天空澄明、高远、轻灵，大地浑厚、敦实、沉重，两者的特性就是基督教与异教的张力。奥古斯丁把神拉到天空，与云朵和星辰相伴，把污浊的大地留与人，这实际上意味着宗教与城邦的撕裂。奥古斯丁的初衷并非贬低压抑尘世，使人间与天国隔绝，他想做的不过是要彰显神的强大与上帝之城的美好。
好的初衷并非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到孟德斯鸠时代，基督教使人世混乱不堪，世俗政权在神权的压制下无所作为，人们在严苛的宗教律令中喘不过气来，生活穷困潦倒，变得日益渺小和虚弱。种下龙种长出跳蚤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孟德斯鸠想做的就是把重心从天空拉回到大地，让人在尘世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开启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努力。奥古斯丁和孟德斯鸠都推崇罗马古老的风俗与德行，奥古斯丁引用撒路斯特的话说，罗马德行最杰出的两个人就是加图和恺撒，而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真正的德行。孟德斯鸠对加图的敬佩，我们可以从他对加图与西塞罗的比较中看出来：
西塞罗做第二流角色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做第一流角色。他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论人品却往往是平凡的。在西塞罗身上，品德是次要的；在加图身上，品德却是一种荣誉了。西塞罗总是先想到自己，加图却总是忘掉自己。加图想挽救共和国是为了共和国本身，西塞罗则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加图有预见的能力，但西塞罗却是心怀畏惧的；加图有所期望，但西塞罗则是信任；前者看事情的时候经常保持冷静，后者则受到成百种琐细热情的干扰。[1]（P66）
孟德斯鸠说罗马人在爱国热情里倾注了宗教情感，认为罗马在建城之初就有极好的征兆。国王罗慕路斯在永恒的卡匹托利山上建立了同建城者一样永恒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罗马会永远存在下去[1]（P53）。针对布鲁图刺杀恺撒一事，孟德斯鸠说布鲁图完全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超越了罪恶和德行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德性正仿佛是为了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1]（P64）。孟德斯鸠这话的背后影影绰绰中有马基亚维利的阴魂，为了祖国可以置德行于不顾，或者说对祖国的爱是最高的德行，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审慎、正义、勇气与节制。基督教给人世造成的罪恶如此深重，以至于孟德斯鸠为了张扬人的力量要彻底地摆脱宗教的束缚，他所凭借的思想基石就是理性。奥古斯丁把古希腊哲学引入到基督教中的根本目的是使其壮大为普世性宗教。没有理性的帮助，基督教可能至今仍不过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蕞尔小派。但奥古斯丁的这一举措又恰恰为基督教留下隐患，日后正是弘扬理性的启蒙哲人把奥古斯丁放在理性上面的上帝一脚踢掉，一步步把基督教逼入困境。孟德斯鸠没有料想到的是宗教固然不能凌驾于城邦之上，但城邦也不能完全去除宗教，否则人会刚刚从神手里解脱出来就一头栽进欲望的深渊，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 婉玲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吴飞译［M］． 上海：三联书店，2007．
［3］卢克莱修． 物性论， 方书春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孟德斯鸠． 波斯人信札， 罗大冈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付洪泉］
An Debate on Rome Paganism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WANG Shuang-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cial Academy of Beijing, 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as often been researched by thinkers in different ages.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have a gap of 1300 years, but they are disputing about paganism in ancient Rome. Their focus seems to b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ome’s ruin, but actually the rel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s. Augustine argues that Rome shall be cut off with it’s own religion by the logos in Athens’ philosophy, resulting in Christianity’s oppression upon ma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logos, Montesquieu attacks Christianity with the mask of Roman paganism. As the forerunner in Enlightenment, Montesquieu hides a danger for human beings to live in a city without religion. There are actually three sides in the argument with the classic scholar Varro standing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Augustine and Montesquieu.
Key words: rome paganism; Augustine; Montesquieu; polis;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