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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文学爆炸的“格兰德大妈”、西班牙文学代理事业的缔造者,卡门·巴尔塞斯(Carmen Balcells)在逝世之际,仍经营着300多名西班牙和拉美作家的著作权,其中6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闻界总结说,她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幕后推手,经她推介,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才得以登陆世界上的众多国家,被译介成众多语言。但对文学爱好者来说,这个说法简略得令人气愤,因为卡门·巴尔塞斯文学代理公司旗下的作家名录要长得多:胡里奥·科塔萨尔、路易斯·戈伊蒂索罗、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何塞·多诺索、卡米洛·何塞·塞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堪称西语文学的巨擘。
卡门女士最大的资历在于她对未来作家之星的精准判断。1965年,她前往拉丁美洲物色新作家,拜访了当时住在墨西哥城的名不见经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她提议出1000美元,买断马尔克斯头几部小说当中某一部的英译本版权。“加博”是那种洞晓自己将来身价的人,他鄙弃这份协议,说它“像屎一样”,不过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名。1967年《百年孤独》用世界上多种主流语言出版。卡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的密切关系,也成了她出版事业的“旗舰”。后来,曾有编辑恳请加博“转阵”到其他出版社,《百年孤独》作者的答复是,“除非买下‘卡门·巴尔塞斯文学代理’。”
对初出茅庐者的赏识,通常能换来长久的忠诚。略萨不止在一个场合回忆在伦敦时,他与妻儿住在一套老鼠奔窜的旧公寓里,全年教书也仅能赚取500美元左右。某一天,卡门敲门拜访,喝令:“马上辞掉教书工作,你必须全职写作!”略萨支吾着谈起妻儿的状况,卡门旋即承诺负担生活费用,并请求略萨一家搬离伦敦,到巴塞罗那居住。为此,略萨不可能拒绝卡门的邀请。上世纪60年代末,曾有一批青年西语作家聚居到巴塞罗那,那几乎都是卡门网罗文坛新锐的结果。卡门·巴尔塞斯甚至帮忙租房子,安排作家的儿女入学,尽可能让她的作者们在巴塞罗那落下脚来——虽然,就像女作家安娜·玛利亚·马图特所说的,有时这样做不过是敦促作家们尽快完成下一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质询卡门是否爱他,女经纪人应道:“我无法回答,因为你代表着我们36.2%的商业利益。”
实际上,通过如此亲密的介入,很难把卡门·巴尔塞斯只看做“文学爆炸”的幕后推手,她早已卷入了创作之中。略萨在追忆文章里写到当卡门对创作不满意时,“她会跟我们争吵,揪我们的耳朵”。同样跟代理公司关系密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对此颇存质疑,在他的小说《旁边的花园》里,多诺索甚至把卡门写成了一个反派人物——反复无常的文学代理人努莉亚·蒙克鲁斯。小说家借这部“反爆炸小说”批评道,“是作家在进行创作,还是他们在被别人创作?”不论如何,女代理人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1996年,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对一位采访者透露,正因为读到了《旁边的花园》里努莉亚这个角色,她才突发奇想把《幽灵之家》的书稿邮寄到卡门的办公室。
鉴于这位逝者在文学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方才将卡门称作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格兰德大妈”(Mama Grande)。绰号来自他1962年的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哥伦比亚小镇上的老族长、“马孔多王国的绝对君主”;她下葬之时,世界各地的亲友络绎不绝,甚至教皇也亲自赶来吊唁,小镇边缘支起了绵延的帐篷。
现今,卡门·巴尔塞斯这位西语文学界的女族长当真离世了,小镇外绵延的吊唁队伍里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客人。多年前,略萨和波拉尼奥的中文译者赵德明先生曾赴巴塞罗那拜访卡门,协助出版社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略萨回忆录《水中鱼》版权。卡门起初按国际市场标准作价,不愿提供方便,直到赵德明先生在纸上写下汉字“水中鱼”三个字,女经纪人才感动于中国文化的魅力而动心。可见,除去杰出的商业头脑,卡门·巴尔塞斯并不缺乏文学情趣。
实际上,卡门热衷于文学味道十足的浪漫排场。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卡门出资将斯德哥尔摩的现场铺成黄色鲜花的海洋,以配合《百年孤独》的格调。当然,黄色也是她的幸运色:1960年她从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手中继承事业,开设了文学代理公司,当时她要求办公室里所有的打字机都必须是黄色的。卡门还有些迷信,与新作家签约时,一定要选在以“7”结尾的日子。
这位执掌西语文坛的女族长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1930年出生于莱里达的一个小农庄,是四兄妹当中的老大。2015年9月21日卡门逝世,葬礼在故乡圣菲·德塞加拉的教堂举行,约有150名亲友、名人到场。许多到场者承认他们心怀悲悼与诧异,因为从心里人们相信,“卡门的时代是永恒的”。
作者为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闻界总结说,她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幕后推手,经她推介,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才得以登陆世界上的众多国家,被译介成众多语言。但对文学爱好者来说,这个说法简略得令人气愤,因为卡门·巴尔塞斯文学代理公司旗下的作家名录要长得多:胡里奥·科塔萨尔、路易斯·戈伊蒂索罗、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何塞·多诺索、卡米洛·何塞·塞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堪称西语文学的巨擘。
卡门女士最大的资历在于她对未来作家之星的精准判断。1965年,她前往拉丁美洲物色新作家,拜访了当时住在墨西哥城的名不见经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她提议出1000美元,买断马尔克斯头几部小说当中某一部的英译本版权。“加博”是那种洞晓自己将来身价的人,他鄙弃这份协议,说它“像屎一样”,不过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名。1967年《百年孤独》用世界上多种主流语言出版。卡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的密切关系,也成了她出版事业的“旗舰”。后来,曾有编辑恳请加博“转阵”到其他出版社,《百年孤独》作者的答复是,“除非买下‘卡门·巴尔塞斯文学代理’。”
对初出茅庐者的赏识,通常能换来长久的忠诚。略萨不止在一个场合回忆在伦敦时,他与妻儿住在一套老鼠奔窜的旧公寓里,全年教书也仅能赚取500美元左右。某一天,卡门敲门拜访,喝令:“马上辞掉教书工作,你必须全职写作!”略萨支吾着谈起妻儿的状况,卡门旋即承诺负担生活费用,并请求略萨一家搬离伦敦,到巴塞罗那居住。为此,略萨不可能拒绝卡门的邀请。上世纪60年代末,曾有一批青年西语作家聚居到巴塞罗那,那几乎都是卡门网罗文坛新锐的结果。卡门·巴尔塞斯甚至帮忙租房子,安排作家的儿女入学,尽可能让她的作者们在巴塞罗那落下脚来——虽然,就像女作家安娜·玛利亚·马图特所说的,有时这样做不过是敦促作家们尽快完成下一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质询卡门是否爱他,女经纪人应道:“我无法回答,因为你代表着我们36.2%的商业利益。”
实际上,通过如此亲密的介入,很难把卡门·巴尔塞斯只看做“文学爆炸”的幕后推手,她早已卷入了创作之中。略萨在追忆文章里写到当卡门对创作不满意时,“她会跟我们争吵,揪我们的耳朵”。同样跟代理公司关系密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对此颇存质疑,在他的小说《旁边的花园》里,多诺索甚至把卡门写成了一个反派人物——反复无常的文学代理人努莉亚·蒙克鲁斯。小说家借这部“反爆炸小说”批评道,“是作家在进行创作,还是他们在被别人创作?”不论如何,女代理人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1996年,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对一位采访者透露,正因为读到了《旁边的花园》里努莉亚这个角色,她才突发奇想把《幽灵之家》的书稿邮寄到卡门的办公室。
鉴于这位逝者在文学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方才将卡门称作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格兰德大妈”(Mama Grande)。绰号来自他1962年的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哥伦比亚小镇上的老族长、“马孔多王国的绝对君主”;她下葬之时,世界各地的亲友络绎不绝,甚至教皇也亲自赶来吊唁,小镇边缘支起了绵延的帐篷。
现今,卡门·巴尔塞斯这位西语文学界的女族长当真离世了,小镇外绵延的吊唁队伍里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客人。多年前,略萨和波拉尼奥的中文译者赵德明先生曾赴巴塞罗那拜访卡门,协助出版社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略萨回忆录《水中鱼》版权。卡门起初按国际市场标准作价,不愿提供方便,直到赵德明先生在纸上写下汉字“水中鱼”三个字,女经纪人才感动于中国文化的魅力而动心。可见,除去杰出的商业头脑,卡门·巴尔塞斯并不缺乏文学情趣。
实际上,卡门热衷于文学味道十足的浪漫排场。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卡门出资将斯德哥尔摩的现场铺成黄色鲜花的海洋,以配合《百年孤独》的格调。当然,黄色也是她的幸运色:1960年她从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手中继承事业,开设了文学代理公司,当时她要求办公室里所有的打字机都必须是黄色的。卡门还有些迷信,与新作家签约时,一定要选在以“7”结尾的日子。
这位执掌西语文坛的女族长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1930年出生于莱里达的一个小农庄,是四兄妹当中的老大。2015年9月21日卡门逝世,葬礼在故乡圣菲·德塞加拉的教堂举行,约有150名亲友、名人到场。许多到场者承认他们心怀悲悼与诧异,因为从心里人们相信,“卡门的时代是永恒的”。
作者为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