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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希冀举案齐眉的人，虽然他在留美的时候，写过一首诗给江冬秀，遐想他俩未来“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画眉之乐。关于这点，敏感的杜威夫人就洞察到了。她在一封家信里说：
胡适回国以后就结婚了。他的妻子来自乡村、裹过小脚。他们说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女子都是天足了。尽管胡适才气纵横，但我不相信他会去教育他的妻子。
杜威夫人在另一封家信里，形容胡适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都搞错了。她说：
胡适的太太大概8月1号会生（注：即素斐）。他告诉我好几次，说6月会生。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注：胡适错了，杜威夫人的推算比较正确，素斐是8月16日生的）。我相信他们——我意指的是他——现在大概才大梦初醒吧。她生第一胎（祖望）的时候，他人不在场。但至少那时她是在娘家。我不能作太多的臆测，但我知道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陈衡哲对胡适说凡是富有情感的女子都能领会情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她了解胡适，所以她说：“但你与叔永都是男子，我怎能使你们领会呢！”1931年1月，她跟胡适到上海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与莎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说胡适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信然。
杜威夫人对胡适的臧否也是一针见血。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妨碍他的事业的。早在留美的时候，胡适就秉持“无后主义”了。后来他结了婚，而且连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他的哲学信念，从来就认为妻子、孩子都是“事功”的障碍。他在1914年9月7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倍根（培根）曰：“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绝无大成就矣）。盖妻子者，大事业之障碍也，不可以为大恶，亦不足以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见《婚娶与独处论》）
又曰：
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见《父子论》）
此是何种魄力，何种见地！吾国今日正须此种思想为振聩发聋之计耳。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胡适好夸言“无后主义”，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无妻主义”或独身主义。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换句话说，胡适的“无后主义”不是以“无妻主义”作为先决条件。即使他跟江冬秀成婚，也是因为这桩婚事是母亲替他做主的，他不忍违背。就像他对韦莲司所说的：“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她赐予的。”新婚之后他在信中告诉他的叔叔兼挚友胡祥木：“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但我们还是不能轻信他在这封信里接着所说的话：“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封信写于1918年5月2日。然而，在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半月以前，也就是3月17日，他有一封以胡适的风格来说，相当缠绵的信给江冬秀：
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道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
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
胡适在新婚燕尔之后，只身北上，留下新婚的娇娘在家乡上庄。依依不舍的他，写过好几首胡适体的艳诗给江冬秀。比如《新婚杂诗》第五首：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
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又如他在北上旅途中写的《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常相聚。
今夜月重来，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换句话说，不管后来胡适跟江冬秀的关系如何，不管他后来一生中有着诸多的“星星”与“月亮”，江冬秀曾经是他“灯前絮语”、“相对说相思”、“中夜睡醒时”、“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的相思的对象。
胡适有他的爱欲，而且有他恣纵爱欲的高招。然而，这跟他的“无后主义”是不相冲突的。爱欲与生殖无关，后者只是“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意外。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思想是相当现代的。他在生了祖望后所写的《我的儿子》，把这个“无后主义”并不需要摒除爱欲的思想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结婚生子以后的胡适有了家累。然而，就像杜威夫人所洞察的，胡适“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对胡适来说，事功诚然第一。但事功与爱欲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事功与爱欲可以并行不悖，只是必须能拿捏其间的轻重缓急。就像他对陈衡哲所说的：“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1921年9月16日是中秋节。胡适在日记里回想他几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里描写的月亮：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愁，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遮密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然而，好不煞风景的他，从中秋之月，急转而下，硬是要插一句按语：“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这就是胡适及时行乐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学的最佳写照。
正由于胡适能及时行乐，又不忘事功，所以他才能在成功之余，有他灿烂的一生。胡适从1917年回国以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往后的十年里，他如日中天。他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就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里所说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还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宗师，胡适又是一个处世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1934年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Critic）发表的一篇《胡适小传》形容得很好。这篇小传的作者说，胡适不是一个骑士，却有骑士的风范。在施展那些无关痛痒但又绝对必要的“轻声细语”（airy nothings）的艺术上——它讨人喜欢，特别讨女士的喜欢——胡博士是个大师。他就是有本领让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在。他可以对高傲的人假以辞色，让他们飘飘然，仿如身在云端；他也可以平等地对待笨伯，让他们觉得自己还颇伟大的。
这篇小传的作者是温源宁，他说：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说他是哲学家、时论家、社交明星都正确。然而，单独使用，它们都只能说明胡适的一个面相，不足以彰显出他的多面性。这篇小传表示，要概括胡适，最贴切的字眼莫过于18世纪所特有的“哲人”。他说胡适就像伏尔泰、达兰贝尔（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霍尔巴赫（Barond’Holbach， 1723—1789，“百科全书派”成员之一）、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边沁那些“哲人”一样：
他们都既有那么一点儿入世者的气味，也有那么一点儿学者的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儿干才的气象，更有那么一点儿哲学家的韵味。他们对宇宙的格局都有自己的定论；他们下笔都充满着干才所特有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分析天地间林林总总的题材，笔调既权威又条理分明。不论对错，他们都有宣扬自己主张的勇气。在这群“哲人”里，胡博士绝对不是敬陪末座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相信他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当代特例。
胡适回国以后就结婚了。他的妻子来自乡村、裹过小脚。他们说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女子都是天足了。尽管胡适才气纵横，但我不相信他会去教育他的妻子。
杜威夫人在另一封家信里，形容胡适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都搞错了。她说：
胡适的太太大概8月1号会生（注：即素斐）。他告诉我好几次，说6月会生。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注：胡适错了，杜威夫人的推算比较正确，素斐是8月16日生的）。我相信他们——我意指的是他——现在大概才大梦初醒吧。她生第一胎（祖望）的时候，他人不在场。但至少那时她是在娘家。我不能作太多的臆测，但我知道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陈衡哲对胡适说凡是富有情感的女子都能领会情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她了解胡适，所以她说：“但你与叔永都是男子，我怎能使你们领会呢！”1931年1月，她跟胡适到上海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与莎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说胡适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信然。
杜威夫人对胡适的臧否也是一针见血。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妨碍他的事业的。早在留美的时候，胡适就秉持“无后主义”了。后来他结了婚，而且连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他的哲学信念，从来就认为妻子、孩子都是“事功”的障碍。他在1914年9月7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倍根（培根）曰：“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绝无大成就矣）。盖妻子者，大事业之障碍也，不可以为大恶，亦不足以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见《婚娶与独处论》）
又曰：
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见《父子论》）
此是何种魄力，何种见地！吾国今日正须此种思想为振聩发聋之计耳。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胡适好夸言“无后主义”，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无妻主义”或独身主义。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换句话说，胡适的“无后主义”不是以“无妻主义”作为先决条件。即使他跟江冬秀成婚，也是因为这桩婚事是母亲替他做主的，他不忍违背。就像他对韦莲司所说的：“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她赐予的。”新婚之后他在信中告诉他的叔叔兼挚友胡祥木：“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但我们还是不能轻信他在这封信里接着所说的话：“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封信写于1918年5月2日。然而，在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半月以前，也就是3月17日，他有一封以胡适的风格来说，相当缠绵的信给江冬秀：
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道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
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
胡适在新婚燕尔之后，只身北上，留下新婚的娇娘在家乡上庄。依依不舍的他，写过好几首胡适体的艳诗给江冬秀。比如《新婚杂诗》第五首：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
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又如他在北上旅途中写的《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相对说相思，私祝常相聚。
今夜月重来，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换句话说，不管后来胡适跟江冬秀的关系如何，不管他后来一生中有着诸多的“星星”与“月亮”，江冬秀曾经是他“灯前絮语”、“相对说相思”、“中夜睡醒时”、“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的相思的对象。
胡适有他的爱欲，而且有他恣纵爱欲的高招。然而，这跟他的“无后主义”是不相冲突的。爱欲与生殖无关，后者只是“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意外。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思想是相当现代的。他在生了祖望后所写的《我的儿子》，把这个“无后主义”并不需要摒除爱欲的思想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结婚生子以后的胡适有了家累。然而，就像杜威夫人所洞察的，胡适“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对胡适来说，事功诚然第一。但事功与爱欲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事功与爱欲可以并行不悖，只是必须能拿捏其间的轻重缓急。就像他对陈衡哲所说的：“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1921年9月16日是中秋节。胡适在日记里回想他几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里描写的月亮：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愁，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遮密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然而，好不煞风景的他，从中秋之月，急转而下，硬是要插一句按语：“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这就是胡适及时行乐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学的最佳写照。
正由于胡适能及时行乐，又不忘事功，所以他才能在成功之余，有他灿烂的一生。胡适从1917年回国以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往后的十年里，他如日中天。他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就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里所说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还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宗师，胡适又是一个处世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1934年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Critic）发表的一篇《胡适小传》形容得很好。这篇小传的作者说，胡适不是一个骑士，却有骑士的风范。在施展那些无关痛痒但又绝对必要的“轻声细语”（airy nothings）的艺术上——它讨人喜欢，特别讨女士的喜欢——胡博士是个大师。他就是有本领让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在。他可以对高傲的人假以辞色，让他们飘飘然，仿如身在云端；他也可以平等地对待笨伯，让他们觉得自己还颇伟大的。
这篇小传的作者是温源宁，他说：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说他是哲学家、时论家、社交明星都正确。然而，单独使用，它们都只能说明胡适的一个面相，不足以彰显出他的多面性。这篇小传表示，要概括胡适，最贴切的字眼莫过于18世纪所特有的“哲人”。他说胡适就像伏尔泰、达兰贝尔（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霍尔巴赫（Barond’Holbach， 1723—1789，“百科全书派”成员之一）、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边沁那些“哲人”一样：
他们都既有那么一点儿入世者的气味，也有那么一点儿学者的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儿干才的气象，更有那么一点儿哲学家的韵味。他们对宇宙的格局都有自己的定论；他们下笔都充满着干才所特有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分析天地间林林总总的题材，笔调既权威又条理分明。不论对错，他们都有宣扬自己主张的勇气。在这群“哲人”里，胡博士绝对不是敬陪末座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相信他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当代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