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科幻叙事集科学元素和幻想成分于一身，与后人类想象紧密结合。从美国科幻文学学术史出发，回溯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审视和书写，可以发现其从纯粹地维护人类主体性转向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流向。以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三部曲”为例，解读作品对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三种关系的后人类构想，从而探索美国科幻小说有关“人”的书写怎样预示了超前的后人类境况，以及这种境况所带来的对于后人类社会中伦理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弗兰克·赫伯特;沙丘三部曲;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3-0066-08
一、引言
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6年，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米歇尔·福柯指出：“人类只不过是近代的发明，而且正在接近它的终点”[1]422，就此暗示了经典人文主义建构的主体面临着终结的可能性。它首先代表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从质疑“人”的存在主体性出发，批驳了启蒙时代以来将建立在身体上的理性与自我意识作为“人”之本质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复杂状况，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控制论（1948）与达特茅斯会议（1956）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畅想预示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人”的终结与后人类的到来，“人”本体存在的稳定性由后人类身份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所取代。在人文学科领域，包括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N. Hayles）在内的学者相继对后人类状况进行了阐释，探寻基因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如何导致了人类的身体转型，消解人类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完整性，并进一步打破人与非人（动物、机器、信息）的边界，拓展了主体性的外延。
将我们带入后人类境况的不仅是20世纪末得以发展而后日益成熟的一系列科技手段，还有科幻叙事营造的后人类想象。科幻叙事集科学元素和幻想成分于一身，与后人类想象紧密结合，未来社会中现代技术的表征及其与人类的缠绕、对非人领域的聚焦都被囊括在科幻文学探讨的范畴以内。“科幻母题营造的叙事情境，可被视作一种对后人类境况下社会焦虑及集体幻想的转换，它是人们想象未来之时那种焦虑与希望并存的社会心态的投影。”[2]15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明不仅带来了萦绕社会的进步氛围，同样还有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强大科技力量时产生的茫然和恐慌心理，对于不断加剧的环境和生物问题的关注。美国科幻小说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黄金发展阶段，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从坎贝尔式的、偏重科学元素的硬科幻，转向60年代表现风格多样化的新浪潮科幻，美国科幻小说家愈发重视挖掘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境况，从复杂的社会空间中审视和书写“人”的存在，渴求在现实与虚构交相映衬的文本中探寻人的主体性问题。这与后人类思潮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后人类状况……提供一种思维方式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3]2。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沙丘三部曲”同时具备了科幻新浪潮与后人类想象的精神特质，它以宏大的银河系为幕布，在百科全书式的细节中展显新技术条件下社会多方面的变化。2015年7月，《大卫报》评论道：“50年过去了，如今《沙丘》被许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全球销量达数百万本。”[4]本文试图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之下，讨论20世纪以来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审视和书写，并以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三部曲”为例，探究作品对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三种关系的后人类构想。
二、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书写
从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诞生，到19世纪后半叶充溢着科学幻想与冒险情节的凡尔纳奇异旅行系列创作，科幻文学的起源和阵地主要在欧洲。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得益于印刷粗糙、售价低廉的纸浆杂志，美国读者开始接触这种来自欧洲的文学“遗产”[5]284。虽然起步较晚的美国科幻小说在廉价的木浆纸时代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巴勒斯式的星际失落文明冒险故事往往更倾向于被归类到幻想文学的范畴，但这类缺乏真实性的奇思异想不仅为早期科幻小说家指出了一条反思和逃离现代文明的出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美国幻想文学以遥远而开放的目光审视“人”的存在、书写“人”的起点。在此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美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的洗礼，从故事类型单一、风格束缚的20世纪50年代大步跟进新浪潮运动的开放潮流，最终“赛博朋克”作为一种新型科幻文类于20世纪末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科幻文学不是一座孤岛，不同时代科幻小说的创作向来伴随着纷繁的科技发展。无线电话通信的成功实现、齐柏林飞艇的21天环球飞行、计算机以及机器人的问世、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是20世纪的重大科技成果，拓展并延伸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方式，给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人”自身的边界、本质、生存状态也在产生或缓慢、或剧烈的变化，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定义“人”？人类社会理性的进步是否完全等同于自由的进步？美国科幻小说家们在对“人”的书写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9世纪的尾声见证了美国由近代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以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文明的进化，人类驯服了蛮荒大地，用钢铁水泥建设起拥挤幽闭的现代城市。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逃离城市文明成为了美国幻想故事常见的主题，尤其是主人公出于偶然在某种失落文明里的冒险经历。幻想故事通过对人类英雄的塑造维护着“人”的价值，比如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875—1950）笔下行侠仗义的主人公卡特，在濒死的火星文明中通过勇气和智慧征服了野蛮的部落，拯救了名为德娅·索利斯的火星公主。对人类英雄的塑造也离不开对地外生物的想象，比如火星上生活着长有四条胳膊、满口獠牙的绿色巨人（《火星月球下》），拉夫·米尔恩·法雷（1887—1963）笔下与人类主人公米勒斯·卡波特作战的水星智慧蚂蚁，亚伯拉罕·梅里特（1884—1943）所描绘的以人类灵魂为食的八足怪物。这些非人类在身体上与“人”有着重大差异，在理性和文明程度上也不及人类，“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与非人生物的对比中得到捍卫，这或许是纸浆雜志时代幻想小说对处于现代城市生活中人类生存状态的短暂精神补偿。 1937年，约翰·W. 坎贝尔（John W. Campbell）作为主编接手杂志《惊奇故事》，为美国科幻小说迈入第一个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他要求刊登在其杂志上的科幻短篇应包括一个能用技术方式解决问题的主角（一个理性人），以及能被科学方法（现实或虚构）所阐释的故事构架，这种审美偏好对于其后崇尚理性与技术的现代美国硬科幻小说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杂志科幻小说家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走向进行大胆预言，正如克利夫·卡特米尔（Cleve Cartmill）发表在《惊奇故事》上的《最后期限》成功预言了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引发了军事部门对坎贝尔办公室的搜查。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2011）称这些杂志科幻小说家虽然有时显得过于乐观和盲目，忽略了科技理性可能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毁灭性损害，但至少他们看到了“西方文明有增无减地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创新过程”[5]316。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为迎合通俗杂志阅读群体的审美需要，科幻小说所塑造的“人”显现出了下层人民喜闻乐见的特征，比如强壮剽悍、无所不能，坎贝尔式的主人公更是通过一种“发自心灵的维护正义的无穷尽力量”[5]325维护着“人”的高大形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美国科幻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前一个黄金时代，坎贝尔的《惊奇故事》占据了严肃科幻小说的主要市场，而50年代却见证了一大批新杂志的诞生和繁荣。同时，科幻小说的平装书与精装书开始出版，科幻文学长期作为边缘化文类的地位得到了改善，不再只是“提供人们精神猎奇的通俗读本”[6]96。美苏对太空的探索在此时的科幻小说中泛起了涟漪，太空旅行的逐步现实化反而加深了人类对于在银河系战争中惨遭灭绝的恐惧，这种恐惧往往来源于生存在其他星球、并且人类从未遭遇过的生物。在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捕兽机》中，人类捕获到了他们视为不自然、非人道的外星生物;阿兰·努尔斯（Alan Nourse）的《冒充》塑造了一群随着飞船返回地球的外星人，他们具有与人类别无二致的身体，让人无从辨认;威廉·特恩（William Tenn）的《地球解放》想象人类由于频发的星际战争最终退化为打地洞的低等动物。科幻小说家开始审视科技这把双刃剑，以及工业社会中人类所身处的两难困境：科技可以成就人类，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反噬摧毁人类。例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机器人系列小说不断地实验人类与机器人未来合作的可靠模式，尽管他笔下的一些机器人角色展现了堪称完美的能力和德行，足以从身体和人性两方面打破人机固有的界限，但是人类对于机器人族的警惕和恐惧从不退场，“对机器人伦理的核心要求便是奉献与服务”[7]40，可见作者在对待这种人造之物时的谨慎和矛盾情感。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受到英国“新浪潮运动”的影响，迎来了科幻文学创作的风格转向。黄金时代盛行的坎贝尔式硬科幻不再是创作的主流，新浪潮时期的作品更加关注“内容和思想”，而不仅仅是硬科幻具备的“形式、风格或美学”[8]335。人类能够探索的科学范围仍在不断地拓展，通信卫星的投入使用和载人登月都在逐步现实化，科幻小说家却从乐观的未来科技展望中抽身而退，开始反思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新一代作者将哲学、神话、宗教、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引入到作品中，从复杂的社会空间审视和书写“人”的存在，科幻文学的意义和内涵因其深刻的隐喻性更加丰富多元。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以神话体系作为作品的架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对“古神话模式、行为主义体系以及古怪的新崇拜对象”进行实验[5]425;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则引入了精彩纷呈的心理学内容，其中不乏对致幻剂、精神病人以及机器人的描绘，在现实与虚构世界的变幻翻转中追寻真实与人性的定义;罗伯特·海因莱茵（Robert A. Heinlein）的《异乡异客》从政治、宗教、道德出发控诉人性的卑劣之处，指涉了60年代反文化运动对主流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反叛，一时间成为大学校园的畅销书。
弗兰克·赫伯特作为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界的后起之秀，从长篇《沙丘世界》的发表开始崭露头角。尽管《沙丘世界》的背景设定以欧洲中世纪为蓝本，但没有人能否认它是一系列未来主义的作品。与多数科幻小说家的不同点在于，赫伯特跨越了时间的漫漫长河，将人类可能的未来当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板，它称得上是人类未来史的未来史：银河系曾存在一段人类集体被人工智能奴役的历史，因此沙丘宇宙中，以机器为载体的人工智能早已被宗教禁止，人类不可制造具备思维能力的机器。赫伯特构想的银河系未来几乎交织了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热衷的一切元素：政治阴谋、宗教崇拜、哲学、神秘主义、毒品，并由此开创了小说家将生态学思想引入科幻文学创作的传统。亚当·罗伯特评价道，它是能与《异乡异客》媲美的、那十年里最重要的科幻小说，甚至这二者中《沙丘》可能更负盛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沙丘》“全面透辟的文化意旨和沙丘超文本的创作”[8]338。读者可以从作品中找到这种评价的依据，赫伯特创造了一个如此具有真实感的沙丘世界。银河系的历史如何演绎到沙丘宇宙的时代、银河系帝国的政治架构、主要星球的生态特征以及不同的文明形态，每一个细节都是构成这部宏大未来史的基础。
从第一本《沙丘》（1965）到第三本《沙丘之子》（1976）的出版，“沙丘三部曲”的创作过程正好历经了美国新浪潮运动的兴起与没落。与新浪潮运动时期小说家们青睐的科幻样式一样，沙丘系列故事缺乏那类足以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技术堆砌。小说预设了人工智能在芭特勒圣战中被人类毁灭的背景，在后续故事发展中也少有十分硬核的科技想象，和生态、人性等话题相比，文本呈现的人與科技的复杂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人类、科技、生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现如今，人类所置身其中的三种重要关系，即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的关系，这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始后人文主义者们思考的关键问题。后人文主义“首先对人文主义的基石‘人’的概念进行了解构，接着又向‘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人的优越性发难，彻底终结了人的自大传统”[9]97，这种关于人类本体和存在的颠覆性看法不仅为我们看待科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也在推动人类积极应对已经或有可能发生的生态挑战、科技伦理等现实性问题。 三、人与科技：三种形态的“赛博格”
传统人文主义将人性视为一种普遍的状态，理性、自我意识、情感都是人类所特有的，使得宇宙中人的本体存在具有了绝对的稳定性。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种本体论占据着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人”与“非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十分明确的界限。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取得的新发展使得这条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从目前已经实现的、可以作为人体能力延伸和增强工具的各类媒介，可以永久性植入人体的假肢、人工肺，再到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完成的、能让“心智和自我的思维与推理系统在生物脑和非生物电路中自由传递”的“人类—技术共生体”[10]3，无一不在消解传统人文主义所秉持的关于“人”的本质概念。
这些表现为自然与人工物相混合的有机体，又被后人文主义者称为“赛博格（Cyborg）”。从词源上看，赛博格（Cyborg）由控制论（Cybernetics）、有机体（Organism）二词组合而来。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美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ner），该学科旨在实现有机体与机器组件之间的信息流交互。这种人与人造体（机器）的信息交互模式不断地在科幻小说、电影中被创造，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开始逐步出现在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中。1985年，女权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指出，“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理论化的和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我们都是赛博格”[11]158。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N. Hayles）同样强调，“建构赛博格最重要的因素是将有机身体和对于身体进行辅助的延伸连接起来的信息通道”[12]2。在科技变革的推动下产生并仍在不断发展中“赛博格”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对人类身体的延伸或增强，而是人类与技术这二者的高度结合所导致的身体转型，赛博格的出现使得人的本质问题正在日益复杂化。
在“沙丘三部曲”中，作者赫伯特创造了鲜活的赛博格群像，这些赛博格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机器（设备）并没有直接被植入人体，只是与人体简单结合组成一个“临时的赛博格”[13]24，作为人类感知能力的增强和延伸，且人可以选择随时使用或终止这种设备。在《沙丘世界》中，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所使用的“便捷式浮空器”就属于第一阶段的赛博格：“他穿着黑色长袍，衣服的皱褶下有一些细微的隆起，可以看出他身上装着便携式浮空器，托着那身肥肉。他的体重可能达两百公斤，但他那双腿却只能承受五十公斤的重量”[14]25。此外，还有银河帝国中各权贵身上配备的“屏蔽场”[14]41，只要使用者开启屏蔽场，便可以使得他人的攻击速度放缓，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反应时间。
第二种形态的赛博格表现为机器和有机体的结合更加紧密，成为有机体在极端环境中存活的必要条件，沙丘星上配备了“蒸馏服”[14]130的人类都属于第二阶段的赛博格。沙丘星上黄沙遍布，水荒是生活的常态，因此沙丘星人在沙漠中行走时必须回收自己身体的水分。蒸馏服紧贴皮肤，具备强大的储水功能，人体排出的汗液被过滤后保存进蒸馏服循环利用。第三种形态的赛博格是一种触及心智的赛博格，技术和大脑神经系统相结合，从而对人的心智、情感进行调节。在沙丘系列故事中，特莱拉人拥有复活死者的先进技术，通过保存死者的遗体，对死者的记忆进行复制，甚至是创建和修改，“重生”的人被称为“死灵”。
乐观的后人文主义者将人与非人界限的崩溃看作人类开启新世界的钥匙。例如，沃尔夫（Cary Wolfe）将后人类技术视为对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强调其延伸生命周期、增强能力，以此解放人类自我的积极意义;在哈拉维眼中，赛博格通过重建更加多元化的后现代混合主体，在未来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当前各种身份认同（比如性别、种族、阶级等）具有矛盾冲突的困境。与此同时，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首的学者表现出对人与机器结合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焦虑，担忧人类身份可能受到科技的威胁，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沙丘三部曲”也表达了类似的焦虑。“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 [14]615，这是沙丘宇宙《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教义。小说开篇便设定了人工智能被生产领域禁止的故事背景：很久以前，想要获得自由的人类将思维赋予了机器，最终导致其他人凭借机器奴役他们。因此在芭特勒圣战中，人类奋起反抗，毁灭了人工智能。而且，《沙丘世界》中可以进行人体增强和心智改造的各项科技也并非完美无缺、一劳永逸。在赫伯特的笔下，肥胖者失去了浮空器就只能是行动不便的废人，开启了屏蔽场则意味着自己对他人的进攻速度也会减缓，且在沙漠之中极有可能引来沙虫。穿戴蒸馏服的人并不会感到非常舒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发汗箱，在户外时间较长时，穿戴者必须适应体内较低的含水量;而且，从鼻子呼出的水汽由一根带有鼻塞的管子回收进人体，这种鼻塞容易引起不适，常在脸上留下管子的印痕。重生的死灵可能会被植入虚假记忆，然后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体身份认同受到严重的破坏，也会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不利于和谐后人类社会的构建。
由此可见，弗兰克·赫伯特在作品中描绘的三种赛博格形态都体现了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外部的体现”发生剧烈变化[15]843，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形态各异的人机深度结合体成为可能，人类对科技的高度依赖究竟会彻底解放人性，还是会让人类彻底失去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开始崩塌，推崇科技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受到全新的审视。“沙丘三部曲”塑造的人机关系传递出對这个问题的忧思，从赛博格后人类出发批判了长期以来将科技用作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工具的西方理性主义。
四、人与自然：沙丘星的生态变革
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人类开始将自身置于宇宙的中心。而后，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16]149。由此作为最终的目的本身，人在宇宙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人被视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存在，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征服、改造自然的权利。 同时，“人”的主体地位也在三次技术革命中被进一步巩固。从18世纪末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再到20世纪中期以信息控制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人类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对科技理性的信心也逐渐膨胀，这使得科技“由最初的工具理性异化为霸权政治控制社会和自然的工具，……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和控制形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17]29。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绝对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将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视为生产活动的行为准则。在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和掠夺的过程中，自然不断被边缘化，且在经历了人类的肆意践踏和破坏之后，生态环境呈现出越来越恶劣的态势，自然灾害、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等问题的出现已经开始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二者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后人文主义者倡导建立新的主体观，认为主体应该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存在，“人的能动性不在于掌握或者控制自然和技术，而在于反思传统价值观的可能性，以转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存在的理解”[18]38。后人类主义者对去人类中心化的呼吁从根本上挑战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传统人文主义所坚持的真理：自然不再是人可以绝对认识和作用的客体，只有二者的和谐共存才能有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家园。
沙丘系列故事的创作契机来源于弗兰克·赫伯特早年的工作身份，正如在1981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提到：“我做了多年的新闻工作者，以此保持自己的写作习惯”[19]231。20世纪50年代末，在撰写一篇关于俄勒冈流沙治理的杂志文章时，赫伯特掌握了大量“沙丘”研究的资料，由此成为小说创作的灵感。在“沙丘三部曲”中，弗兰克·赫伯特通过对沙丘星生态变革进程的描绘重塑了传统主体观。沙丘星地平面下生存着一种庞大生物——沙虫。沙丘星虽然植被稀少，生活在荒漠深处的沙虫却可以代替植物的光合作用来产生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氧气。因此，沙虫的存在对于星球的生态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保罗·厄崔迪从卡拉丹来到沙丘星之后，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生态改革，希望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让沙丘保存充足的水源和大范围覆盖的绿植。这种生态改革的初衷是善意的，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沙丘上的水源和绿植日益丰富起来。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宜人”，沙虫的数量却在急剧减少，作为宇宙中最有力的硬通货——香料美琅脂的产量也大幅下降，威胁着星球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背后的原因正是过于充足的水源导致了沙虫的死亡。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系统价值”，也就是创造生命的价值。“自然界的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20]303关于沙丘生态变革的故事发展脉络从反面展现了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态学和系统论思想：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存在的价值主体，科技加身的人类不仅要承认自身的价值，也要承认人类所置身其中的自然的价值。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假使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生态破坏、威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严重后果，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和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在《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看清沙丘生态变革造成的后果以及生态变革的本质之后，以一己之力对变革进程进行阻挠和破坏，企图拯救濒临灭绝的沙虫，恢复沙丘生态的原始面貌。
除人为生态变革造成的生态破坏之外，小说还描绘了科技滥用所引发的生态灾难。在第二部《沙丘救世主》中，当保罗·厄崔迪带领的沙丘星土著弗雷曼人与帝国军队对抗时，遭遇了帝国军队的熔岩弹袭击，这种原子武器因破坏力过于强大一直在银河宇宙中被禁止使用：“装药量足的话，它的威力甚至可以直达星球的核心。沙丘星地壳的热熔层埋得很深，可越是这样，危险就越大。它深埋地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被炸开，爆炸的力量有可能彻底撕裂整颗星球，把它毫无生气的碎片撒满太空”[21]241。
熔岩弹爆炸之后的地表成为了一片废墟，也对处于地表的人类造成了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保罗及其追随者正是由于受到熔岩弹的辐射而双目失明。人类无节制的权力斗争以军事科技的斗争为手段，不能受到法律有效约束的科技斗争完全漠视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最终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存。通过描绘科技滥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赫伯特深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生态的漠视，人类的自大与浅薄在战火后的废墟中被无情揭露。
五、人与动物：雷托二世与沙虫的结合
人类对自身的定义方式也在反映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定义方式，后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樣体现在区分人与其他物种的问题之上。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将生命的演进视为发展的自然阶梯，阶梯的构成体现了人类对宇宙万物存在的想象模型：存在巨链的底端包含了岩石等无生命物质，往上依次是植物、昆虫类、鱼类、飞禽、哺乳类灵长类动物，人则居于阶梯的顶端。人的这种“优越”在17世纪的笛卡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理性是人类身心对立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让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唯一东西”[22]21;上帝将灵魂赋予人类，从而使得人类具有了其他生物所不曾有的灵性与权利。动物虽然也具有大脑，但是动物大脑体现的仅是动物精神，只能让动物身体具有活力。人与动物的梯级关系清晰地划分着二者的界限，人与动物有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的区别，动物被作为万物之尺度的人所丈量和审视，这是传统人文主义对人与动物的建构。
人类自诩的优越感在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中被打破，进化并非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达尔文在自然选择中看到的不是‘进’或‘退’，而是对环境的‘适应’或‘不适应’”[23]29。后人文主义更是倡导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去中心化”作为武器，旨在打破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范畴的界限，包括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眼中的赛博格是打破这种对立的新主体，它象征着模糊的边界和多元的本体论。并且，赛博格代表的后人类世界“包容了后现代状况中的生态保护和动物伦理，强调环境与人、人与动物的依存和平等关系”[24]89，“沙丘三部曲”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为读者呈现了同样的精神。 在第一部《沙丘》中，保罗·厄崔迪接受过姐妹会的基因训练，利用香料升华了自身的预知能力，最后完成了复仇，改变了银河帝国的格局并成功称帝。由于保罗力量过于强大，成为了沙丘星弗雷曼人宗教神话中的“穆阿迪布”，导致了对他个人的宗教崇拜。在一场原子武器的爆炸中，保罗失明，在这之后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预知能力不断地预测未来，找到人类最好的前进道路，但却始终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最终选择走进沙漠，自我放逐。
在沙丘系列故事的设定中，生物以及军事科技是支配人类未来的重要武器：香料美琅脂可以开启人的预知能力，而军事科技可以成为人类权力斗争的武器，但正是因为有这二者的存在，弱小的人类始终依赖它们的力量而不会主动进化。人类为了争夺香料（现实意义的各类自然资源）就需要不断扩大的权力，然后就不断地依靠科技去奴役剥削其他人，就此产生了毁灭性的恶性循环。
而保罗之子雷托二世，在成长过程中明白了父亲当时不敢开启的“金色通道”，也就是拥有超能力的帝王与沙虫的结合，用一种暴力统治的方式破坏生态变革进程，保护沙虫，禁绝科技，严控香料。他以自己为反面，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不断地压迫人类，企图让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肉体和意志的互相磨砺来完成进化，就在他和沙虫结合的瞬间：“他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离通常意义上的人类相去甚远。他已经吃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香料，在它们的刺激下，覆盖在他身体表面的膜不再是沙鲑，就像他不再属于人类一样。沙鲑的纤毛刺进了他的肉体，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它将在未来的无数世代中不断进行自身的演变。”[25]440
由此，人类与生物的界限也被打破，主人公雷托二世和沙虫的结合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人类的进化朝着更安全的方向发展。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消失，既是对人类的本体论纯洁性的威胁，也表明关于人的本质的向度是建构出来的，这也是后人类语境下赫伯特沙丘系列小说传达的关键意义。
六、后人类——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
在粗糙的纸浆杂志中起步的美国科幻小说是世界科幻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科幻文学的载体从20世纪初发源的廉价科幻杂志升级到黄金时代以后多见的科幻平装书，科幻作品的内容逐渐跳脱猎奇性的情节设置，不再单纯地通过对非人类的贬损描绘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幻新浪潮时期的作品尤其关注身处后现代状况的“人”，当人类企图依靠理性主义达成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进步显得过于乐观，科幻小说也开始从多重视角审视人的主体性存在，解构的对象最终落到了人本身。科幻提供了后人类状况依靠的叙事情景，任何二元对立的标准都可以在文本内被消解，人本体存在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在科幻小说家的思想实验中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后人类状况的一系列模糊边界。
成书于新浪潮时期的“沙丘三部曲”将人的本质与目的放在宇宙的星辰大海中进行考量，是作者对于后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大胆构想：（1）通过三种不同形态的赛博格，沙丘世界呈现了身体与现代技术相互缠绕的后人类状态，无限发展的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后人类身份认同障碍是小说文本关注的焦点，传递了赫伯特对于后人类社会的忧思;（2）赫伯特开创性地将生态学与系统论思想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之中，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生态变革之失败回应了后工业社会愈发突出的生态问题，批驳了推崇科技理性、漠视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建立和谐共存的自然观;（3）故事情节从“人”与生物这二者的身体性结合意义上打破了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极具前瞻性地预见了20世纪后期后人文主义者们对建立后现代多元混合主体的呼吁，体现了承认差异、与他者相互给养的思想，对于建构多元物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沙丘三部曲”提供了审视后人类状况的多重视角。就像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将后人类状况开启的困境视为一种机遇。这种机遇催生了全新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在人类的存在形态和生存方式逐渐改变的未来，积极探索和思考一切将人包含在内的伦理问题，由此更平静地迎接后人类社会的到来。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2]王曦. 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來——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J]. 探索与争鸣， 2019，（7）： 147-160.
[3][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M]. 宋根成，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4]Kunzru H. Dune， 50 years on： How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Changed the World[EB/OL].（2015-07-03）[2021-02-27].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03/dune-50-years-on-science-fiction-novel-world.
[5][英]布莱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 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M]. 舒伟， 孙法理， 孙丹丁，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6]叶冬. 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J]. 邵阳学院学报， 2015，（3）： 94-99.
[7]张雪娇. 阿西莫夫对机器人世界的伦理凝视[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Robert A.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陈世丹. 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J]. 外国文学， 2019，（3）： 95-104. [10]Clark A. Natural-born Cyborg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81.
[12]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a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3]李恒威，王昊晟. 赛博格与 （后） 人类主义——从混合1. 0到混合3. 0.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 P21-29.
[14][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M]. 潘振华，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15]Hassan Ihab.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s a Posthumanist Culture？[J].The Georgia Review ， 1977，31（4）： 830-50.
[1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學原著选读 （上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7]王茜. 菲利普·K. 迪克科幻小说的科技伦理危机主题[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 2015.
[18]杨一铎. 后人类主义： 人文主义的消解和技术主义建构[J].社会科学家， 2012，（187）： 38-41.
[19]Elkington Jone. Profile of Frank Herbert[J]. Environmentalist， 1891， 1（3）：229-234.
[20][美]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1][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救世主[M]. 苏益群，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22]Descartes 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44.
[23]但汉松.“同伴物种”的后人类批判及其限度[J]. 文艺研究， 2018（1）： 27-37.
[24]王峰. 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J]. 文艺争鸣， 2020，（9）： 84-92.
[25][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之子[M]. 张建光，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The Writing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ost-Humanistic Context：Taking Dune Trilogy as an Example
WEI Yue，HE Mi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 combines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fantasy elements， and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post-human imagination. Starting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examination and depiction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points out its creative direction from purely safeguarding human subjectivity to reflecting and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With Frank Herbert’s Dune Tri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work’s post-human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technology，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animals. Exploring the depiction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the perfection of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post-human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Frank Herbert; Dune Trilogy; anthropocentrism; the post-human
编辑：邹蕊
关键词：弗兰克·赫伯特;沙丘三部曲;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3-0066-08
一、引言
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6年，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米歇尔·福柯指出：“人类只不过是近代的发明，而且正在接近它的终点”[1]422，就此暗示了经典人文主义建构的主体面临着终结的可能性。它首先代表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从质疑“人”的存在主体性出发，批驳了启蒙时代以来将建立在身体上的理性与自我意识作为“人”之本质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复杂状况，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控制论（1948）与达特茅斯会议（1956）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畅想预示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人”的终结与后人类的到来，“人”本体存在的稳定性由后人类身份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所取代。在人文学科领域，包括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N. Hayles）在内的学者相继对后人类状况进行了阐释，探寻基因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如何导致了人类的身体转型，消解人类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完整性，并进一步打破人与非人（动物、机器、信息）的边界，拓展了主体性的外延。
将我们带入后人类境况的不仅是20世纪末得以发展而后日益成熟的一系列科技手段，还有科幻叙事营造的后人类想象。科幻叙事集科学元素和幻想成分于一身，与后人类想象紧密结合，未来社会中现代技术的表征及其与人类的缠绕、对非人领域的聚焦都被囊括在科幻文学探讨的范畴以内。“科幻母题营造的叙事情境，可被视作一种对后人类境况下社会焦虑及集体幻想的转换，它是人们想象未来之时那种焦虑与希望并存的社会心态的投影。”[2]15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明不仅带来了萦绕社会的进步氛围，同样还有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强大科技力量时产生的茫然和恐慌心理，对于不断加剧的环境和生物问题的关注。美国科幻小说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黄金发展阶段，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从坎贝尔式的、偏重科学元素的硬科幻，转向60年代表现风格多样化的新浪潮科幻，美国科幻小说家愈发重视挖掘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境况，从复杂的社会空间中审视和书写“人”的存在，渴求在现实与虚构交相映衬的文本中探寻人的主体性问题。这与后人类思潮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后人类状况……提供一种思维方式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3]2。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沙丘三部曲”同时具备了科幻新浪潮与后人类想象的精神特质，它以宏大的银河系为幕布，在百科全书式的细节中展显新技术条件下社会多方面的变化。2015年7月，《大卫报》评论道：“50年过去了，如今《沙丘》被许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全球销量达数百万本。”[4]本文试图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之下，讨论20世纪以来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审视和书写，并以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三部曲”为例，探究作品对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三种关系的后人类构想。
二、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书写
从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诞生，到19世纪后半叶充溢着科学幻想与冒险情节的凡尔纳奇异旅行系列创作，科幻文学的起源和阵地主要在欧洲。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得益于印刷粗糙、售价低廉的纸浆杂志，美国读者开始接触这种来自欧洲的文学“遗产”[5]284。虽然起步较晚的美国科幻小说在廉价的木浆纸时代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巴勒斯式的星际失落文明冒险故事往往更倾向于被归类到幻想文学的范畴，但这类缺乏真实性的奇思异想不仅为早期科幻小说家指出了一条反思和逃离现代文明的出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美国幻想文学以遥远而开放的目光审视“人”的存在、书写“人”的起点。在此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美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的洗礼，从故事类型单一、风格束缚的20世纪50年代大步跟进新浪潮运动的开放潮流，最终“赛博朋克”作为一种新型科幻文类于20世纪末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科幻文学不是一座孤岛，不同时代科幻小说的创作向来伴随着纷繁的科技发展。无线电话通信的成功实现、齐柏林飞艇的21天环球飞行、计算机以及机器人的问世、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是20世纪的重大科技成果，拓展并延伸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方式，给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人”自身的边界、本质、生存状态也在产生或缓慢、或剧烈的变化，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定义“人”？人类社会理性的进步是否完全等同于自由的进步？美国科幻小说家们在对“人”的书写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9世纪的尾声见证了美国由近代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以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文明的进化，人类驯服了蛮荒大地，用钢铁水泥建设起拥挤幽闭的现代城市。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逃离城市文明成为了美国幻想故事常见的主题，尤其是主人公出于偶然在某种失落文明里的冒险经历。幻想故事通过对人类英雄的塑造维护着“人”的价值，比如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875—1950）笔下行侠仗义的主人公卡特，在濒死的火星文明中通过勇气和智慧征服了野蛮的部落，拯救了名为德娅·索利斯的火星公主。对人类英雄的塑造也离不开对地外生物的想象，比如火星上生活着长有四条胳膊、满口獠牙的绿色巨人（《火星月球下》），拉夫·米尔恩·法雷（1887—1963）笔下与人类主人公米勒斯·卡波特作战的水星智慧蚂蚁，亚伯拉罕·梅里特（1884—1943）所描绘的以人类灵魂为食的八足怪物。这些非人类在身体上与“人”有着重大差异，在理性和文明程度上也不及人类，“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与非人生物的对比中得到捍卫，这或许是纸浆雜志时代幻想小说对处于现代城市生活中人类生存状态的短暂精神补偿。 1937年，约翰·W. 坎贝尔（John W. Campbell）作为主编接手杂志《惊奇故事》，为美国科幻小说迈入第一个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他要求刊登在其杂志上的科幻短篇应包括一个能用技术方式解决问题的主角（一个理性人），以及能被科学方法（现实或虚构）所阐释的故事构架，这种审美偏好对于其后崇尚理性与技术的现代美国硬科幻小说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杂志科幻小说家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走向进行大胆预言，正如克利夫·卡特米尔（Cleve Cartmill）发表在《惊奇故事》上的《最后期限》成功预言了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引发了军事部门对坎贝尔办公室的搜查。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2011）称这些杂志科幻小说家虽然有时显得过于乐观和盲目，忽略了科技理性可能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毁灭性损害，但至少他们看到了“西方文明有增无减地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创新过程”[5]316。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为迎合通俗杂志阅读群体的审美需要，科幻小说所塑造的“人”显现出了下层人民喜闻乐见的特征，比如强壮剽悍、无所不能，坎贝尔式的主人公更是通过一种“发自心灵的维护正义的无穷尽力量”[5]325维护着“人”的高大形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美国科幻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前一个黄金时代，坎贝尔的《惊奇故事》占据了严肃科幻小说的主要市场，而50年代却见证了一大批新杂志的诞生和繁荣。同时，科幻小说的平装书与精装书开始出版，科幻文学长期作为边缘化文类的地位得到了改善，不再只是“提供人们精神猎奇的通俗读本”[6]96。美苏对太空的探索在此时的科幻小说中泛起了涟漪，太空旅行的逐步现实化反而加深了人类对于在银河系战争中惨遭灭绝的恐惧，这种恐惧往往来源于生存在其他星球、并且人类从未遭遇过的生物。在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捕兽机》中，人类捕获到了他们视为不自然、非人道的外星生物;阿兰·努尔斯（Alan Nourse）的《冒充》塑造了一群随着飞船返回地球的外星人，他们具有与人类别无二致的身体，让人无从辨认;威廉·特恩（William Tenn）的《地球解放》想象人类由于频发的星际战争最终退化为打地洞的低等动物。科幻小说家开始审视科技这把双刃剑，以及工业社会中人类所身处的两难困境：科技可以成就人类，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反噬摧毁人类。例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机器人系列小说不断地实验人类与机器人未来合作的可靠模式，尽管他笔下的一些机器人角色展现了堪称完美的能力和德行，足以从身体和人性两方面打破人机固有的界限，但是人类对于机器人族的警惕和恐惧从不退场，“对机器人伦理的核心要求便是奉献与服务”[7]40，可见作者在对待这种人造之物时的谨慎和矛盾情感。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受到英国“新浪潮运动”的影响，迎来了科幻文学创作的风格转向。黄金时代盛行的坎贝尔式硬科幻不再是创作的主流，新浪潮时期的作品更加关注“内容和思想”，而不仅仅是硬科幻具备的“形式、风格或美学”[8]335。人类能够探索的科学范围仍在不断地拓展，通信卫星的投入使用和载人登月都在逐步现实化，科幻小说家却从乐观的未来科技展望中抽身而退，开始反思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新一代作者将哲学、神话、宗教、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引入到作品中，从复杂的社会空间审视和书写“人”的存在，科幻文学的意义和内涵因其深刻的隐喻性更加丰富多元。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以神话体系作为作品的架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对“古神话模式、行为主义体系以及古怪的新崇拜对象”进行实验[5]425;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则引入了精彩纷呈的心理学内容，其中不乏对致幻剂、精神病人以及机器人的描绘，在现实与虚构世界的变幻翻转中追寻真实与人性的定义;罗伯特·海因莱茵（Robert A. Heinlein）的《异乡异客》从政治、宗教、道德出发控诉人性的卑劣之处，指涉了60年代反文化运动对主流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反叛，一时间成为大学校园的畅销书。
弗兰克·赫伯特作为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界的后起之秀，从长篇《沙丘世界》的发表开始崭露头角。尽管《沙丘世界》的背景设定以欧洲中世纪为蓝本，但没有人能否认它是一系列未来主义的作品。与多数科幻小说家的不同点在于，赫伯特跨越了时间的漫漫长河，将人类可能的未来当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板，它称得上是人类未来史的未来史：银河系曾存在一段人类集体被人工智能奴役的历史，因此沙丘宇宙中，以机器为载体的人工智能早已被宗教禁止，人类不可制造具备思维能力的机器。赫伯特构想的银河系未来几乎交织了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热衷的一切元素：政治阴谋、宗教崇拜、哲学、神秘主义、毒品，并由此开创了小说家将生态学思想引入科幻文学创作的传统。亚当·罗伯特评价道，它是能与《异乡异客》媲美的、那十年里最重要的科幻小说，甚至这二者中《沙丘》可能更负盛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沙丘》“全面透辟的文化意旨和沙丘超文本的创作”[8]338。读者可以从作品中找到这种评价的依据，赫伯特创造了一个如此具有真实感的沙丘世界。银河系的历史如何演绎到沙丘宇宙的时代、银河系帝国的政治架构、主要星球的生态特征以及不同的文明形态，每一个细节都是构成这部宏大未来史的基础。
从第一本《沙丘》（1965）到第三本《沙丘之子》（1976）的出版，“沙丘三部曲”的创作过程正好历经了美国新浪潮运动的兴起与没落。与新浪潮运动时期小说家们青睐的科幻样式一样，沙丘系列故事缺乏那类足以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技术堆砌。小说预设了人工智能在芭特勒圣战中被人类毁灭的背景，在后续故事发展中也少有十分硬核的科技想象，和生态、人性等话题相比，文本呈现的人與科技的复杂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人类、科技、生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现如今，人类所置身其中的三种重要关系，即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的关系，这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始后人文主义者们思考的关键问题。后人文主义“首先对人文主义的基石‘人’的概念进行了解构，接着又向‘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人的优越性发难，彻底终结了人的自大传统”[9]97，这种关于人类本体和存在的颠覆性看法不仅为我们看待科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也在推动人类积极应对已经或有可能发生的生态挑战、科技伦理等现实性问题。 三、人与科技：三种形态的“赛博格”
传统人文主义将人性视为一种普遍的状态，理性、自我意识、情感都是人类所特有的，使得宇宙中人的本体存在具有了绝对的稳定性。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种本体论占据着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人”与“非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十分明确的界限。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取得的新发展使得这条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从目前已经实现的、可以作为人体能力延伸和增强工具的各类媒介，可以永久性植入人体的假肢、人工肺，再到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完成的、能让“心智和自我的思维与推理系统在生物脑和非生物电路中自由传递”的“人类—技术共生体”[10]3，无一不在消解传统人文主义所秉持的关于“人”的本质概念。
这些表现为自然与人工物相混合的有机体，又被后人文主义者称为“赛博格（Cyborg）”。从词源上看，赛博格（Cyborg）由控制论（Cybernetics）、有机体（Organism）二词组合而来。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美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ner），该学科旨在实现有机体与机器组件之间的信息流交互。这种人与人造体（机器）的信息交互模式不断地在科幻小说、电影中被创造，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开始逐步出现在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中。1985年，女权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指出，“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理论化的和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我们都是赛博格”[11]158。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N. Hayles）同样强调，“建构赛博格最重要的因素是将有机身体和对于身体进行辅助的延伸连接起来的信息通道”[12]2。在科技变革的推动下产生并仍在不断发展中“赛博格”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对人类身体的延伸或增强，而是人类与技术这二者的高度结合所导致的身体转型，赛博格的出现使得人的本质问题正在日益复杂化。
在“沙丘三部曲”中，作者赫伯特创造了鲜活的赛博格群像，这些赛博格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机器（设备）并没有直接被植入人体，只是与人体简单结合组成一个“临时的赛博格”[13]24，作为人类感知能力的增强和延伸，且人可以选择随时使用或终止这种设备。在《沙丘世界》中，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所使用的“便捷式浮空器”就属于第一阶段的赛博格：“他穿着黑色长袍，衣服的皱褶下有一些细微的隆起，可以看出他身上装着便携式浮空器，托着那身肥肉。他的体重可能达两百公斤，但他那双腿却只能承受五十公斤的重量”[14]25。此外，还有银河帝国中各权贵身上配备的“屏蔽场”[14]41，只要使用者开启屏蔽场，便可以使得他人的攻击速度放缓，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反应时间。
第二种形态的赛博格表现为机器和有机体的结合更加紧密，成为有机体在极端环境中存活的必要条件，沙丘星上配备了“蒸馏服”[14]130的人类都属于第二阶段的赛博格。沙丘星上黄沙遍布，水荒是生活的常态，因此沙丘星人在沙漠中行走时必须回收自己身体的水分。蒸馏服紧贴皮肤，具备强大的储水功能，人体排出的汗液被过滤后保存进蒸馏服循环利用。第三种形态的赛博格是一种触及心智的赛博格，技术和大脑神经系统相结合，从而对人的心智、情感进行调节。在沙丘系列故事中，特莱拉人拥有复活死者的先进技术，通过保存死者的遗体，对死者的记忆进行复制，甚至是创建和修改，“重生”的人被称为“死灵”。
乐观的后人文主义者将人与非人界限的崩溃看作人类开启新世界的钥匙。例如，沃尔夫（Cary Wolfe）将后人类技术视为对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强调其延伸生命周期、增强能力，以此解放人类自我的积极意义;在哈拉维眼中，赛博格通过重建更加多元化的后现代混合主体，在未来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当前各种身份认同（比如性别、种族、阶级等）具有矛盾冲突的困境。与此同时，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首的学者表现出对人与机器结合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焦虑，担忧人类身份可能受到科技的威胁，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沙丘三部曲”也表达了类似的焦虑。“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 [14]615，这是沙丘宇宙《奥兰治天主圣经》中的教义。小说开篇便设定了人工智能被生产领域禁止的故事背景：很久以前，想要获得自由的人类将思维赋予了机器，最终导致其他人凭借机器奴役他们。因此在芭特勒圣战中，人类奋起反抗，毁灭了人工智能。而且，《沙丘世界》中可以进行人体增强和心智改造的各项科技也并非完美无缺、一劳永逸。在赫伯特的笔下，肥胖者失去了浮空器就只能是行动不便的废人，开启了屏蔽场则意味着自己对他人的进攻速度也会减缓，且在沙漠之中极有可能引来沙虫。穿戴蒸馏服的人并不会感到非常舒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发汗箱，在户外时间较长时，穿戴者必须适应体内较低的含水量;而且，从鼻子呼出的水汽由一根带有鼻塞的管子回收进人体，这种鼻塞容易引起不适，常在脸上留下管子的印痕。重生的死灵可能会被植入虚假记忆，然后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体身份认同受到严重的破坏，也会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不利于和谐后人类社会的构建。
由此可见，弗兰克·赫伯特在作品中描绘的三种赛博格形态都体现了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外部的体现”发生剧烈变化[15]843，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形态各异的人机深度结合体成为可能，人类对科技的高度依赖究竟会彻底解放人性，还是会让人类彻底失去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开始崩塌，推崇科技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受到全新的审视。“沙丘三部曲”塑造的人机关系传递出對这个问题的忧思，从赛博格后人类出发批判了长期以来将科技用作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工具的西方理性主义。
四、人与自然：沙丘星的生态变革
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人类开始将自身置于宇宙的中心。而后，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16]149。由此作为最终的目的本身，人在宇宙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人被视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存在，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征服、改造自然的权利。 同时，“人”的主体地位也在三次技术革命中被进一步巩固。从18世纪末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再到20世纪中期以信息控制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人类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对科技理性的信心也逐渐膨胀，这使得科技“由最初的工具理性异化为霸权政治控制社会和自然的工具，……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和控制形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17]29。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绝对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将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视为生产活动的行为准则。在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和掠夺的过程中，自然不断被边缘化，且在经历了人类的肆意践踏和破坏之后，生态环境呈现出越来越恶劣的态势，自然灾害、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等问题的出现已经开始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二者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后人文主义者倡导建立新的主体观，认为主体应该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存在，“人的能动性不在于掌握或者控制自然和技术，而在于反思传统价值观的可能性，以转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存在的理解”[18]38。后人类主义者对去人类中心化的呼吁从根本上挑战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传统人文主义所坚持的真理：自然不再是人可以绝对认识和作用的客体，只有二者的和谐共存才能有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家园。
沙丘系列故事的创作契机来源于弗兰克·赫伯特早年的工作身份，正如在1981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提到：“我做了多年的新闻工作者，以此保持自己的写作习惯”[19]231。20世纪50年代末，在撰写一篇关于俄勒冈流沙治理的杂志文章时，赫伯特掌握了大量“沙丘”研究的资料，由此成为小说创作的灵感。在“沙丘三部曲”中，弗兰克·赫伯特通过对沙丘星生态变革进程的描绘重塑了传统主体观。沙丘星地平面下生存着一种庞大生物——沙虫。沙丘星虽然植被稀少，生活在荒漠深处的沙虫却可以代替植物的光合作用来产生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氧气。因此，沙虫的存在对于星球的生态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保罗·厄崔迪从卡拉丹来到沙丘星之后，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生态改革，希望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让沙丘保存充足的水源和大范围覆盖的绿植。这种生态改革的初衷是善意的，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沙丘上的水源和绿植日益丰富起来。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宜人”，沙虫的数量却在急剧减少，作为宇宙中最有力的硬通货——香料美琅脂的产量也大幅下降，威胁着星球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背后的原因正是过于充足的水源导致了沙虫的死亡。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系统价值”，也就是创造生命的价值。“自然界的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20]303关于沙丘生态变革的故事发展脉络从反面展现了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态学和系统论思想：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存在的价值主体，科技加身的人类不仅要承认自身的价值，也要承认人类所置身其中的自然的价值。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假使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生态破坏、威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严重后果，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和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在《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看清沙丘生态变革造成的后果以及生态变革的本质之后，以一己之力对变革进程进行阻挠和破坏，企图拯救濒临灭绝的沙虫，恢复沙丘生态的原始面貌。
除人为生态变革造成的生态破坏之外，小说还描绘了科技滥用所引发的生态灾难。在第二部《沙丘救世主》中，当保罗·厄崔迪带领的沙丘星土著弗雷曼人与帝国军队对抗时，遭遇了帝国军队的熔岩弹袭击，这种原子武器因破坏力过于强大一直在银河宇宙中被禁止使用：“装药量足的话，它的威力甚至可以直达星球的核心。沙丘星地壳的热熔层埋得很深，可越是这样，危险就越大。它深埋地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被炸开，爆炸的力量有可能彻底撕裂整颗星球，把它毫无生气的碎片撒满太空”[21]241。
熔岩弹爆炸之后的地表成为了一片废墟，也对处于地表的人类造成了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保罗及其追随者正是由于受到熔岩弹的辐射而双目失明。人类无节制的权力斗争以军事科技的斗争为手段，不能受到法律有效约束的科技斗争完全漠视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最终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存。通过描绘科技滥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赫伯特深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生态的漠视，人类的自大与浅薄在战火后的废墟中被无情揭露。
五、人与动物：雷托二世与沙虫的结合
人类对自身的定义方式也在反映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定义方式，后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樣体现在区分人与其他物种的问题之上。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将生命的演进视为发展的自然阶梯，阶梯的构成体现了人类对宇宙万物存在的想象模型：存在巨链的底端包含了岩石等无生命物质，往上依次是植物、昆虫类、鱼类、飞禽、哺乳类灵长类动物，人则居于阶梯的顶端。人的这种“优越”在17世纪的笛卡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理性是人类身心对立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让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唯一东西”[22]21;上帝将灵魂赋予人类，从而使得人类具有了其他生物所不曾有的灵性与权利。动物虽然也具有大脑，但是动物大脑体现的仅是动物精神，只能让动物身体具有活力。人与动物的梯级关系清晰地划分着二者的界限，人与动物有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的区别，动物被作为万物之尺度的人所丈量和审视，这是传统人文主义对人与动物的建构。
人类自诩的优越感在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中被打破，进化并非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达尔文在自然选择中看到的不是‘进’或‘退’，而是对环境的‘适应’或‘不适应’”[23]29。后人文主义更是倡导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去中心化”作为武器，旨在打破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范畴的界限，包括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眼中的赛博格是打破这种对立的新主体，它象征着模糊的边界和多元的本体论。并且，赛博格代表的后人类世界“包容了后现代状况中的生态保护和动物伦理，强调环境与人、人与动物的依存和平等关系”[24]89，“沙丘三部曲”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为读者呈现了同样的精神。 在第一部《沙丘》中，保罗·厄崔迪接受过姐妹会的基因训练，利用香料升华了自身的预知能力，最后完成了复仇，改变了银河帝国的格局并成功称帝。由于保罗力量过于强大，成为了沙丘星弗雷曼人宗教神话中的“穆阿迪布”，导致了对他个人的宗教崇拜。在一场原子武器的爆炸中，保罗失明，在这之后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预知能力不断地预测未来，找到人类最好的前进道路，但却始终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最终选择走进沙漠，自我放逐。
在沙丘系列故事的设定中，生物以及军事科技是支配人类未来的重要武器：香料美琅脂可以开启人的预知能力，而军事科技可以成为人类权力斗争的武器，但正是因为有这二者的存在，弱小的人类始终依赖它们的力量而不会主动进化。人类为了争夺香料（现实意义的各类自然资源）就需要不断扩大的权力，然后就不断地依靠科技去奴役剥削其他人，就此产生了毁灭性的恶性循环。
而保罗之子雷托二世，在成长过程中明白了父亲当时不敢开启的“金色通道”，也就是拥有超能力的帝王与沙虫的结合，用一种暴力统治的方式破坏生态变革进程，保护沙虫，禁绝科技，严控香料。他以自己为反面，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不断地压迫人类，企图让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肉体和意志的互相磨砺来完成进化，就在他和沙虫结合的瞬间：“他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离通常意义上的人类相去甚远。他已经吃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香料，在它们的刺激下，覆盖在他身体表面的膜不再是沙鲑，就像他不再属于人类一样。沙鲑的纤毛刺进了他的肉体，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它将在未来的无数世代中不断进行自身的演变。”[25]440
由此，人类与生物的界限也被打破，主人公雷托二世和沙虫的结合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人类的进化朝着更安全的方向发展。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消失，既是对人类的本体论纯洁性的威胁，也表明关于人的本质的向度是建构出来的，这也是后人类语境下赫伯特沙丘系列小说传达的关键意义。
六、后人类——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
在粗糙的纸浆杂志中起步的美国科幻小说是世界科幻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科幻文学的载体从20世纪初发源的廉价科幻杂志升级到黄金时代以后多见的科幻平装书，科幻作品的内容逐渐跳脱猎奇性的情节设置，不再单纯地通过对非人类的贬损描绘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幻新浪潮时期的作品尤其关注身处后现代状况的“人”，当人类企图依靠理性主义达成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进步显得过于乐观，科幻小说也开始从多重视角审视人的主体性存在，解构的对象最终落到了人本身。科幻提供了后人类状况依靠的叙事情景，任何二元对立的标准都可以在文本内被消解，人本体存在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在科幻小说家的思想实验中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后人类状况的一系列模糊边界。
成书于新浪潮时期的“沙丘三部曲”将人的本质与目的放在宇宙的星辰大海中进行考量，是作者对于后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大胆构想：（1）通过三种不同形态的赛博格，沙丘世界呈现了身体与现代技术相互缠绕的后人类状态，无限发展的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后人类身份认同障碍是小说文本关注的焦点，传递了赫伯特对于后人类社会的忧思;（2）赫伯特开创性地将生态学与系统论思想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之中，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生态变革之失败回应了后工业社会愈发突出的生态问题，批驳了推崇科技理性、漠视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建立和谐共存的自然观;（3）故事情节从“人”与生物这二者的身体性结合意义上打破了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极具前瞻性地预见了20世纪后期后人文主义者们对建立后现代多元混合主体的呼吁，体现了承认差异、与他者相互给养的思想，对于建构多元物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沙丘三部曲”提供了审视后人类状况的多重视角。就像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将后人类状况开启的困境视为一种机遇。这种机遇催生了全新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在人类的存在形态和生存方式逐渐改变的未来，积极探索和思考一切将人包含在内的伦理问题，由此更平静地迎接后人类社会的到来。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2]王曦. 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來——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J]. 探索与争鸣， 2019，（7）： 147-160.
[3][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M]. 宋根成，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4]Kunzru H. Dune， 50 years on： How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Changed the World[EB/OL].（2015-07-03）[2021-02-27].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03/dune-50-years-on-science-fiction-novel-world.
[5][英]布莱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 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M]. 舒伟， 孙法理， 孙丹丁，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6]叶冬. 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J]. 邵阳学院学报， 2015，（3）： 94-99.
[7]张雪娇. 阿西莫夫对机器人世界的伦理凝视[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Robert A.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陈世丹. 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J]. 外国文学， 2019，（3）： 95-104. [10]Clark A. Natural-born Cyborg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81.
[12]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a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3]李恒威，王昊晟. 赛博格与 （后） 人类主义——从混合1. 0到混合3. 0.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 P21-29.
[14][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M]. 潘振华，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15]Hassan Ihab.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s a Posthumanist Culture？[J].The Georgia Review ， 1977，31（4）： 830-50.
[1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學原著选读 （上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7]王茜. 菲利普·K. 迪克科幻小说的科技伦理危机主题[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 2015.
[18]杨一铎. 后人类主义： 人文主义的消解和技术主义建构[J].社会科学家， 2012，（187）： 38-41.
[19]Elkington Jone. Profile of Frank Herbert[J]. Environmentalist， 1891， 1（3）：229-234.
[20][美]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1][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救世主[M]. 苏益群，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22]Descartes 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44.
[23]但汉松.“同伴物种”的后人类批判及其限度[J]. 文艺研究， 2018（1）： 27-37.
[24]王峰. 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J]. 文艺争鸣， 2020，（9）： 84-92.
[25][美] 弗兰克·赫伯特. 沙丘之子[M]. 张建光，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The Writing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ost-Humanistic Context：Taking Dune Trilogy as an Example
WEI Yue，HE Mi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 combines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fantasy elements， and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post-human imagination. Starting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examination and depiction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points out its creative direction from purely safeguarding human subjectivity to reflecting and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With Frank Herbert’s Dune Tri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work’s post-human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technology，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animals. Exploring the depiction of “human”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the perfection of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post-human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Frank Herbert; Dune Trilogy; anthropocentrism; the post-human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