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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根除疾病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愿望，而从愿望变为可实现的目标，有赖于医学技术的发展。疫苗接种被认为是医学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被认为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共卫生投入，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人群来说。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面对世界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这似乎代表了医学界普遍的共识。
二战后，针对多种传染病的疫苗和抗生素陆续问世，曾经给人们带来无尽的乐观。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彻底消灭天花，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通过疫苗接种消灭的疾病。那么，新冠病毒疫苗会是这次疫情的答案吗？
可以说，疫苗是新冠疫情的答案，不过目前这个答案还很不完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全球免疫行动的成功，必须有赖于实现和保持高的疫苗接种率。而要实现高水平的疫苗接种率，还有若干问题有待克服。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天花根除的历史，可以发现，牛痘疫苗作为人类阻断天花传播的有效方法，早在18世纪中期便已诞生，但人类彻底消灭天花的历程足有200多年。
实际上，疫苗发明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一部“反疫苗”的历史，其中有科学的理性，但也裹挟着政治、商业、国家安全、文化和宗教等各种力量的角逐。世界卫生组织免疫策略咨询专家工作组将疫苗犹豫定义为：一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接种疫苗的行为，即从完全接受者到完全拒绝者之间的连续范围的一组人群。
疫苗犹豫是一个在特定背景下的复杂问题，根据时间、地点和疫苗的不同而变化。其影响因素包括误导信息（接受反接种疫苗组织的宣传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相关言论），缺乏信心（不相信疫苗或对医务人员和卫生保健系统等不信任），自满情绪（认为不需要疫苗，不重视疫苗），便利程度（接种疫苗路途较远），费用较高，以及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等。当今自媒体时代，有关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真假消息飞速传播，加剧了人们对接种疫苗的犹豫。
通过疫苗这种技术手段控制疫情，并不是一直顺利的。世界各国的疫苗接种政策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很早就出台了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政策，而有的国家则很晚，比如法国在1902年前，一直没有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政策。1840年，英国的疫苗接种法案就规定，给穷人免费接种疫苗。然而，当一些国家通过强制性疫苗接种法律并开始执行时，疫苗接种工作却常常会遭遇抵制。
英国在1853年通过强制性疫苗接种立法，并在1867年和1871年严格执行。由于天花疫情的暴发，政府借助罚款和监禁等惩罚手段强推疫苗接种工作，但强制措施反而引发了激烈抵制。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出现了200个反疫苗接种组织。最后，国家取消强制接种的做法，1898年通过了新的疫苗接种法案，表面上规定疫苗接种仍是强制性的，但事实上却对出于道义的抵制行为网开一面，从而使得婴儿的接种率大幅下降。
美国社会对强制接种的抵制比英国还要强烈，尽管各州的情况迥异，但其总体接种率低于大部分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农村地区，接种率常常不足10%。因此，美国的天花发病率相当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疫苗接种才在美国成为惯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剩余的少数国家进行根除天花的运动，当时受到推荐的标准做法，是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立法支持下，开展大规模的免疫接种目标，设定在三五年内覆盖这几个国家至少80%的人口。1964年，世卫组织天花根除专家委员会设立了更高的接种率建议，要求百分之百覆盖这一地区人口。这个推荐数据建立在印度经验上。由于印度人口稠密天花发病率很高，80%的疫苗接種率被认为并不足以阻断天花疫苗病毒传播。
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确定了结核病的致病菌——结核杆菌。20世纪20年代初，因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迈特和卡米尔·介兰发明了结核疫苗，故该疫苗被称为卡介苗（BCG）。这是目前唯一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疫苗。他们于1921年开始进行人体试验，经累积案例与统计，接种疫苗的肺结核病患死亡率约为2%。这一系列试验被视为卡介苗有效的有力证据，接下来他们为巴黎查理特医院的一名婴儿接种了该疫苗。孩子的母亲在分娩后死于结核病，孩子口服卡介苗后没有得病。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疫苗，卡介苗的接受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法国和北欧国家。
1928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荐卡介苗普遍应用于新生儿，但一场悲剧差点断送了卡介苗的前程。德国吕贝克卫生部门于1930年2月24日开始实施婴儿接种，共有256名新生儿接受了口服卡介苗，结果造成76名婴儿死亡，131名婴儿发病。
后来的调查证实，是因为疫苗在生产过程中意外污染了结核杆菌的有毒菌株，致病和致死并非卡介苗本身的问题。但出于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德国中止了卡介苗接种。这一悲剧的发生，推迟了卡介苗在英国和美国的推广。二战期间，结核病在欧洲和亚洲死灰复燃，卡介苗才得以大规模使用。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开始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但在这项全球疫苗接种运动中，存在严重的疫苗分配不均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这种不平等的疫苗政策，使得世界正面临着灾难性的道德失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需要为这种失败付出生命和生计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指出，当前免疫工作“严重不平等且不公正”。在所有已完成的疫苗接种中，75%的疫苗接种集中在10个国家，“受到冲突和不安全因素影响的群体尤其面临掉队的风险”。他毫不讳言：“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二战后，针对多种传染病的疫苗和抗生素陆续问世，曾经给人们带来无尽的乐观。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彻底消灭天花，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通过疫苗接种消灭的疾病。那么，新冠病毒疫苗会是这次疫情的答案吗？
可以说，疫苗是新冠疫情的答案，不过目前这个答案还很不完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全球免疫行动的成功，必须有赖于实现和保持高的疫苗接种率。而要实现高水平的疫苗接种率，还有若干问题有待克服。
疫苗犹豫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天花根除的历史，可以发现，牛痘疫苗作为人类阻断天花传播的有效方法，早在18世纪中期便已诞生，但人类彻底消灭天花的历程足有200多年。
实际上，疫苗发明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一部“反疫苗”的历史，其中有科学的理性，但也裹挟着政治、商业、国家安全、文化和宗教等各种力量的角逐。世界卫生组织免疫策略咨询专家工作组将疫苗犹豫定义为：一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接种疫苗的行为，即从完全接受者到完全拒绝者之间的连续范围的一组人群。
疫苗犹豫是一个在特定背景下的复杂问题，根据时间、地点和疫苗的不同而变化。其影响因素包括误导信息（接受反接种疫苗组织的宣传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相关言论），缺乏信心（不相信疫苗或对医务人员和卫生保健系统等不信任），自满情绪（认为不需要疫苗，不重视疫苗），便利程度（接种疫苗路途较远），费用较高，以及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等。当今自媒体时代，有关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真假消息飞速传播，加剧了人们对接种疫苗的犹豫。
接种政策
通过疫苗这种技术手段控制疫情，并不是一直顺利的。世界各国的疫苗接种政策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很早就出台了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政策，而有的国家则很晚，比如法国在1902年前，一直没有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政策。1840年，英国的疫苗接种法案就规定，给穷人免费接种疫苗。然而，当一些国家通过强制性疫苗接种法律并开始执行时，疫苗接种工作却常常会遭遇抵制。
英国在1853年通过强制性疫苗接种立法，并在1867年和1871年严格执行。由于天花疫情的暴发，政府借助罚款和监禁等惩罚手段强推疫苗接种工作，但强制措施反而引发了激烈抵制。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出现了200个反疫苗接种组织。最后，国家取消强制接种的做法，1898年通过了新的疫苗接种法案，表面上规定疫苗接种仍是强制性的，但事实上却对出于道义的抵制行为网开一面，从而使得婴儿的接种率大幅下降。
美国社会对强制接种的抵制比英国还要强烈，尽管各州的情况迥异，但其总体接种率低于大部分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农村地区，接种率常常不足10%。因此，美国的天花发病率相当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疫苗接种才在美国成为惯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剩余的少数国家进行根除天花的运动，当时受到推荐的标准做法，是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立法支持下，开展大规模的免疫接种目标，设定在三五年内覆盖这几个国家至少80%的人口。1964年，世卫组织天花根除专家委员会设立了更高的接种率建议，要求百分之百覆盖这一地区人口。这个推荐数据建立在印度经验上。由于印度人口稠密天花发病率很高，80%的疫苗接種率被认为并不足以阻断天花疫苗病毒传播。
疫苗的安全危机
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确定了结核病的致病菌——结核杆菌。20世纪20年代初，因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迈特和卡米尔·介兰发明了结核疫苗，故该疫苗被称为卡介苗（BCG）。这是目前唯一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疫苗。他们于1921年开始进行人体试验，经累积案例与统计，接种疫苗的肺结核病患死亡率约为2%。这一系列试验被视为卡介苗有效的有力证据，接下来他们为巴黎查理特医院的一名婴儿接种了该疫苗。孩子的母亲在分娩后死于结核病，孩子口服卡介苗后没有得病。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疫苗，卡介苗的接受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法国和北欧国家。
1928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荐卡介苗普遍应用于新生儿，但一场悲剧差点断送了卡介苗的前程。德国吕贝克卫生部门于1930年2月24日开始实施婴儿接种，共有256名新生儿接受了口服卡介苗，结果造成76名婴儿死亡，131名婴儿发病。
后来的调查证实，是因为疫苗在生产过程中意外污染了结核杆菌的有毒菌株，致病和致死并非卡介苗本身的问题。但出于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德国中止了卡介苗接种。这一悲剧的发生，推迟了卡介苗在英国和美国的推广。二战期间，结核病在欧洲和亚洲死灰复燃，卡介苗才得以大规模使用。
全球的不公平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开始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但在这项全球疫苗接种运动中，存在严重的疫苗分配不均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这种不平等的疫苗政策，使得世界正面临着灾难性的道德失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需要为这种失败付出生命和生计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指出，当前免疫工作“严重不平等且不公正”。在所有已完成的疫苗接种中，75%的疫苗接种集中在10个国家，“受到冲突和不安全因素影响的群体尤其面临掉队的风险”。他毫不讳言：“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