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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国外普遍陷入停滞的煤变油研究，目前在中国却变得炙手可热？
7月中旬，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神华集团宣布双方将共同在宁夏自治区建设一座煤液化工厂的先期研究工作。如果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进展顺利，那么这家预计需投资50亿至60亿美元的工厂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之一。
消息传出，业界哗然，因为它再度拉开了中国煤变油市场的外资逐鹿的序幕。
而早在2004年11月15日，壳牌中国集团就在北京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签了一项协议，计划分别在陕西和宁夏建设两个间接液化工厂，首期投资规模均为年产油品300万吨。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不尽如人意。
此次壳牌卷土重来，大有不拿下不罢休的态势。根据双方协议，该项目分别由壳牌旗下的天然气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的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其中，壳牌拥有领先的煤炭液化技术而凸现优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就认为，“凭借神华和壳牌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优势，将有助于宁夏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的成功。”
实际上，热衷我国煤变油产业的外国公司并不只有壳牌。南非著名的沙索公司6月份就已经宣布将和神华开展合作，旨在确定陕西省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的可行性。此外，双方还为宁夏另外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签署了协议。该公司发言人约翰·冯·里德表示，中国很适合发展煤炭液化业，宁夏和陕西的经济增长也将受益于该项目的刺激。美国皮伯第能源公司执行副总裁理查德·怀丁也乐观的认为：“中国政府迟早会批准一些项目。”为此，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皮伯第能源公司刚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但是，值得中国警惕的是：为什么在国外普遍陷入停滞的煤变油研究，目前在中国却变得炙手可热？
“非常乐观”
煤变油，在科学上称为煤炭的液化，是指以煤炭为原料制取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的技术。近年来，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不但给中国的煤炭巨头带来了商机，也让众多拥有技术的外国机构看到了机遇；除了附加产品带来可观的综合效益煤炭在液化成柴油、汽油的同时，还可以开发出附加值很高的上百种产品，如乙烯、丙烯、蜡、醇、酮、化肥等，综合效益十分可观。并且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必然拉动煤炭资源以及与之配套的铁路、电站、港口、航运船队的发展，从而引来商业机会。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拥有技术的外国公司都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据报道，就连一向和我国开展能源竞争的日本也“一反常态”，其计划向中国等亚洲国家提供液化煤技术，旨在减少全球对原油的依赖。
这种趋势足见中国煤变油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与吸引力。近日，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已有近30个煤炭液化项目进入详细规划或可行性研究阶段，预计产量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需求的10%。
从2004年开始，煤变油在中国突然变得极其热闹，几乎在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除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内蒙古、云南、黑龙江、陕西之外，山西、山东、甘肃、贵州、安徽、河南、新疆等地都跃跃欲试，国内数得出来的大型煤业集团也基本都进行了“煤变油”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据说，“煤变油”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多煤少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决定中国 “煤变油”战略的必要条件，对“煤变油”战略持积极态度的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如是认为。
煤炭、石油均是人类大规模使用的常规能源，煤炭储量虽为石油的20倍左右且开采方便，但与石油相比煤炭逊色得多:固体燃料，运输不便，燃烧效率低，灰渣多，污染环境。因此，长期以来，世界上的技术界就都致力于煤炭气化、液化技术的研究，旨在有一天煤炭能经济地替代石油，
尤其在多煤的中国，煤炭一直占据能源结构的70％以上，以燃烧为主的煤炭利用方式已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酸雨、粉尘污染。专家们认为，“煤变油”技术的推广将大大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专家还认为，中国具备汽车消费能力的人口日益增加，这将使石油消费继续大幅度增长，而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煤变油”成为中国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就认为，今后30年国际石油价格将继续呈上升趋势，通过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中国油品基本自给的现实途径之一，因此要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而从技术条件上看，我国不仅具备了基本的“煤变油”的生产技术，而且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已探明储量达一万多亿吨，年产量约10亿吨左右，且每吨价格远低于石油，人力资源也相当便宜。这些将对我国“煤变油”生产的日益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即便有此种种便利条件，发展中国的“煤变油”产业一直就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
反对与警惕
首先是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介绍说：“当前煤变油的投入产出比仅从设备来讲，生产1万吨油就需要1亿元的投资，而沿海炼油厂扩建的投入产出比是每增产100万吨油投资不能超过10个亿，也就是说，每1万吨的投入是1000万元。两笔账一算，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目前各地准备上马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之巨，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对我国的任何企业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民间资本来说，更是难以承受。工程建设投融资已经成为产业化发展的重点问题之一。
其次，从投资角度看，成本和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问题。此前虽然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突破了煤变油关键技术，可使催化剂在吨油中的成本有所降低，然而这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煤炭价格。有关企业在启动“煤变油”技术的时候，可行性方案中的效益一项是按照煤价90元/吨来计算的，在云南先锋煤变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原料煤的成本甚至只有81.9元/吨。但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3倍多。近几年煤炭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而波动幅度更大的是石油价格。虽然现在的油价足以维持“煤变油”的生产，但是这种国际性战略资源未来的价格走势，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因此，从长远看，很多“煤变油”项目未必能够保证长期盈利和高效运转。此前，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贵州都在筹划自己的“煤变油”项目，就是由于风险太大，均被国家叫停，决策部门希望等神华的工业化示范项目效果出来后再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还存在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从技术上来看，“煤变油”的技术工艺相对复杂，尽管在理论上我国“煤变油”的技术已经基本可行，液化工艺和液化条件大大缓和，但“煤变油”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还仅仅处于起步状态，真正实现“煤变油”的工业化生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目前国内尚不具备向产业化发展提供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能力，大型煤气化、煤高压加氢液化、气体催化合成、催化剂等关键单元技术还达不到为工业化建设提供支持的水平。因此，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变油”技术还是大规模发展“煤变油”的瓶颈。
最后还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风险。目前国家还未正式出台“煤变油”行业发展规划，煤变油产业能否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重点工程，除神华集团之外的第二个煤变油产业项目将花落谁家，哪些省区将列入国家战略布局，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些都使得“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中国能源安全与利益的博弈
面对蜂拥而上的外国公司，国内专家还特别指出，我国的相关部门和公司依然要保持冷静，避免错误投资使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更加恶化。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石油市场的价格有虚高的意味。在去年底，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依然在6美元/桶之内，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欧佩克代理秘书长巴尔金近日表示，欧佩克正在加紧生产。截至2010年，供应增长将满足甚至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国际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能源问题专家牛犁透露，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石油的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指出，一旦中国大举上马煤变油，对其他石油进口国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而中国却时刻面临着油价下跌，煤炭稀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这很可能也是包括美国和日本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大规模发展煤变油产业的根本原因。这些国家的个别企业也许愿意冒风险开发煤变油的技术研究和商业开发，但是如果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其总体风险之巨，是社会和政府都所不敢贸然承担的。
这也许能够提供一个诠释角度，为什么跨国巨头们对在中国开展这项研究如此重视。中国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更有那么多地方政府热情张开的双臂。
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煤变油产业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背景因素。
7月中旬，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神华集团宣布双方将共同在宁夏自治区建设一座煤液化工厂的先期研究工作。如果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进展顺利，那么这家预计需投资50亿至60亿美元的工厂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之一。
消息传出，业界哗然，因为它再度拉开了中国煤变油市场的外资逐鹿的序幕。
而早在2004年11月15日，壳牌中国集团就在北京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签了一项协议，计划分别在陕西和宁夏建设两个间接液化工厂，首期投资规模均为年产油品300万吨。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不尽如人意。
此次壳牌卷土重来，大有不拿下不罢休的态势。根据双方协议，该项目分别由壳牌旗下的天然气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的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其中，壳牌拥有领先的煤炭液化技术而凸现优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就认为，“凭借神华和壳牌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优势，将有助于宁夏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的成功。”
实际上，热衷我国煤变油产业的外国公司并不只有壳牌。南非著名的沙索公司6月份就已经宣布将和神华开展合作，旨在确定陕西省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的可行性。此外，双方还为宁夏另外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签署了协议。该公司发言人约翰·冯·里德表示，中国很适合发展煤炭液化业，宁夏和陕西的经济增长也将受益于该项目的刺激。美国皮伯第能源公司执行副总裁理查德·怀丁也乐观的认为：“中国政府迟早会批准一些项目。”为此，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皮伯第能源公司刚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但是，值得中国警惕的是：为什么在国外普遍陷入停滞的煤变油研究，目前在中国却变得炙手可热？
“非常乐观”
煤变油，在科学上称为煤炭的液化，是指以煤炭为原料制取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的技术。近年来，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不但给中国的煤炭巨头带来了商机，也让众多拥有技术的外国机构看到了机遇；除了附加产品带来可观的综合效益煤炭在液化成柴油、汽油的同时，还可以开发出附加值很高的上百种产品，如乙烯、丙烯、蜡、醇、酮、化肥等，综合效益十分可观。并且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必然拉动煤炭资源以及与之配套的铁路、电站、港口、航运船队的发展，从而引来商业机会。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拥有技术的外国公司都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据报道，就连一向和我国开展能源竞争的日本也“一反常态”，其计划向中国等亚洲国家提供液化煤技术，旨在减少全球对原油的依赖。
这种趋势足见中国煤变油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与吸引力。近日，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已有近30个煤炭液化项目进入详细规划或可行性研究阶段，预计产量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需求的10%。
从2004年开始，煤变油在中国突然变得极其热闹，几乎在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除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内蒙古、云南、黑龙江、陕西之外，山西、山东、甘肃、贵州、安徽、河南、新疆等地都跃跃欲试，国内数得出来的大型煤业集团也基本都进行了“煤变油”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据说，“煤变油”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多煤少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决定中国 “煤变油”战略的必要条件，对“煤变油”战略持积极态度的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如是认为。
煤炭、石油均是人类大规模使用的常规能源，煤炭储量虽为石油的20倍左右且开采方便，但与石油相比煤炭逊色得多:固体燃料，运输不便，燃烧效率低，灰渣多，污染环境。因此，长期以来，世界上的技术界就都致力于煤炭气化、液化技术的研究，旨在有一天煤炭能经济地替代石油，
尤其在多煤的中国，煤炭一直占据能源结构的70％以上，以燃烧为主的煤炭利用方式已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酸雨、粉尘污染。专家们认为，“煤变油”技术的推广将大大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专家还认为，中国具备汽车消费能力的人口日益增加，这将使石油消费继续大幅度增长，而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煤变油”成为中国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就认为，今后30年国际石油价格将继续呈上升趋势，通过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中国油品基本自给的现实途径之一，因此要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而从技术条件上看，我国不仅具备了基本的“煤变油”的生产技术，而且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已探明储量达一万多亿吨，年产量约10亿吨左右，且每吨价格远低于石油，人力资源也相当便宜。这些将对我国“煤变油”生产的日益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即便有此种种便利条件，发展中国的“煤变油”产业一直就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
反对与警惕
首先是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介绍说：“当前煤变油的投入产出比仅从设备来讲，生产1万吨油就需要1亿元的投资，而沿海炼油厂扩建的投入产出比是每增产100万吨油投资不能超过10个亿，也就是说，每1万吨的投入是1000万元。两笔账一算，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目前各地准备上马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之巨，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对我国的任何企业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民间资本来说，更是难以承受。工程建设投融资已经成为产业化发展的重点问题之一。
其次，从投资角度看，成本和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问题。此前虽然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突破了煤变油关键技术，可使催化剂在吨油中的成本有所降低，然而这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煤炭价格。有关企业在启动“煤变油”技术的时候，可行性方案中的效益一项是按照煤价90元/吨来计算的，在云南先锋煤变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原料煤的成本甚至只有81.9元/吨。但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3倍多。近几年煤炭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而波动幅度更大的是石油价格。虽然现在的油价足以维持“煤变油”的生产，但是这种国际性战略资源未来的价格走势，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因此，从长远看，很多“煤变油”项目未必能够保证长期盈利和高效运转。此前，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贵州都在筹划自己的“煤变油”项目，就是由于风险太大，均被国家叫停，决策部门希望等神华的工业化示范项目效果出来后再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还存在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从技术上来看，“煤变油”的技术工艺相对复杂，尽管在理论上我国“煤变油”的技术已经基本可行，液化工艺和液化条件大大缓和，但“煤变油”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还仅仅处于起步状态，真正实现“煤变油”的工业化生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目前国内尚不具备向产业化发展提供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能力，大型煤气化、煤高压加氢液化、气体催化合成、催化剂等关键单元技术还达不到为工业化建设提供支持的水平。因此，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变油”技术还是大规模发展“煤变油”的瓶颈。
最后还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风险。目前国家还未正式出台“煤变油”行业发展规划，煤变油产业能否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重点工程，除神华集团之外的第二个煤变油产业项目将花落谁家，哪些省区将列入国家战略布局，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些都使得“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中国能源安全与利益的博弈
面对蜂拥而上的外国公司，国内专家还特别指出，我国的相关部门和公司依然要保持冷静，避免错误投资使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更加恶化。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石油市场的价格有虚高的意味。在去年底，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依然在6美元/桶之内，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欧佩克代理秘书长巴尔金近日表示，欧佩克正在加紧生产。截至2010年，供应增长将满足甚至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国际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能源问题专家牛犁透露，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石油的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指出，一旦中国大举上马煤变油，对其他石油进口国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而中国却时刻面临着油价下跌，煤炭稀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这很可能也是包括美国和日本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大规模发展煤变油产业的根本原因。这些国家的个别企业也许愿意冒风险开发煤变油的技术研究和商业开发，但是如果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其总体风险之巨，是社会和政府都所不敢贸然承担的。
这也许能够提供一个诠释角度，为什么跨国巨头们对在中国开展这项研究如此重视。中国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更有那么多地方政府热情张开的双臂。
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煤变油产业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