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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全程参加了那次盛会的报道工作，因此记录了与会的许许多多重新获得解放的著名科学家发自肺腑的感言。从中可以看出，全国科学大会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知识分子心中的阴霾，人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到了！
天亮了，解放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科技界作为全国的重灾区，许多问题亟待拨乱反正，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为准备这次大会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之前，他亲自主持召开了1977年夏天的科教座谈会（即八八座谈会）。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这个通知曾经几易其稿，在1977年9月5日的讨论稿中，字里行间对全国科技界的现状的估计，充满了紧迫感、危机感。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不搞科学实验，不采用新技术，就没有大跃进，就没有高速度，就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不能充分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落后，就会挨打，就有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危险。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可以说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党中央在会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1977年6月，中央成立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召开了预备会议。当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随后，相继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全国科学大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消息传开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收到了近2000封来信，热烈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另外，还收到向大会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达五六百件，有近百种中医祖传秘方。广西大学一个班的全体同学，以“未来建设者”的署名，寄来他们课余捡废品积累的30元钱，作为大会的献礼。此外，大会还收到工人、解放军战士乃至小学生不署名的、从5元到90元不等的汇款，表示对大会的祝贺。有的还寄来锦旗、珍贵矿石……
出席科学大会的代表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北京后，畅所欲言。
有科研人员控诉“四人帮”的罪行：他们砸了我们从事科研的实验室和温室，毁了我们20多年积累的1000多份抗锈小麦品种资源和技术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深深感到“天亮了”，“解放了”，今后一定要努力搞好科研和教学工作。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原负责人、数学家苏步青在座谈会上批判了“四人帮”。他说，真理愈辩愈明，有比较才有鉴别，争鸣很重要。但是，“四人帮”多年来把基础理论研究视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人帮”的一个余党说，复旦数学研究所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所，用种种手法进行破坏。微分几何是我在30年代开始建立的，到1966年，这个班子已经有18人。他们批判我洋奴哲学，脱离实际，只专不红，由“三代同堂”发展到“五代同堂”。批判我没啥，青年人可受不了，纷纷改行。张春桥说什么“苏步青的数学还比不上工厂的老师傅”，要把老知识分子丢到垃圾堆里去。拆的拆，散的散，结果把我的微分几何班子全都搞掉了。去年，美国应用和理论数学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数学偏于应用，以苏步青为首的古典微分几何研究机构，由于他们全部改行，消失了。苏步青说，“四人帮”不打倒，再有十年，微分几何就要断种了。过去几年，我苏步青变成了“老常宝”，多年装哑巴。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我要像“小常宝”一样开口了，我要大讲特讲，深揭猛批“四人帮”的罪行。会上，这位老数学家兴奋得当场赋诗说：“领袖英明是远谋，喜看四化二千秋。识途充作缰上马，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日移山酬壮志，今朝挥笔绘神州。细培精育勤扶植，不出人才誓不休！”
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沈元，是陈景润中学时的数学老师，他们之间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师生在科学大会上相见后，心情格外激动。沈元对陈景润说，党中央关怀你，爱护你，你要注意身体，继续攀登科学高峰！陈景润表示，没有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之举，就没有我的第二次解放。我要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攀登新的科学高峰。陈景润还被邀请参加科学大会主席团，向成千上万的人作报告，讲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
科学的春天到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来自全国科技战线的近6000人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的重要部署，是推动国民经济全面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步骤，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称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在大会开幕式上，当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时，许多人留下了热泪。代表们在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方毅同志的报告后，人人笑逐颜开，精神振奋。
著名声学家马大猷说，前天我参加了赵九章、熊庆来两位老科学家的骨灰安放仪式，听了“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以及他们的不幸遭遇。今天来参加这样空前的盛会，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科学家的春天又回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冶金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刘晓彤说，“四人帮”把地质研究所积累了40多年的地质资料、岩石标本几乎全部给毁掉了，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是妄想毁掉中华民族的文化。
化学家唐敖庆说，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以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民族出现于世界，我愿做一个辛勤的园丁，也愿意做一个伯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而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著名光学家王大珩说：“四人帮”叫嚣“知识越多，权威越大，越反动”。我作了几次关于光学进展和激光知识的科普报告，他们竟然诬蔑我是“买空卖空”的“大老板”。因此，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一定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说，杂交水稻研究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开展研究工作的。而“四人帮”却说我走白专道路，受到他们的批判。弄得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工作。邓副主席的讲话，砸碎了我的精神枷锁，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作出新成绩。
浙江大学教授王仁东说，我是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亲自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决心与工农结合，把自己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但是“四人帮”硬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甚至还荒唐地问我为什么要回国？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对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作了合情合理的分析，对我们的进步和工作评价这么高，真是万分激动。现在，心有余悸完全可以置之脑后，我决心牢牢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
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学森在书面发言中，提出发展科学技术要着重抓的几个问题。他说，我完全拥护方毅同志在报告中列出的重点中有激光技术、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这三个方面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们蕴育着新的技术革命。本着这个看法，在农业科学技术中要特别抓农、林、牧、副、渔的综合试验基地，也就是要在几千亩上万亩范围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力量都用上。在材料科学技术方面，应该一抓复合材料，二抓材料的“分子设计”。总之，要搞好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管理，就要求科学技术大军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总参谋部”，也要有一个强大的“总后勤部”，现在“总参谋部”有了，就是国家科委。尽管这是一项千头万绪的工作，但现在有了大型电子计算机和管理科学技术，也不会出什么难倒人的事。
代表们对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科研机构要保证六分之五（即每周五天）的工作时间从事科研活动，表示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科研工作时间”，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搞科学技术如果没有时间保证，出成果、出人才，赶超先进水平，就都成了空话。生理学家冯德培说，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很激动。讲话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明确了红专标准，保证六分之五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起码要求。今后可以大胆工作了。我们曾讲心有余悸，“悸”者，怕也！现在，有党中央为我们撑腰，有了靠山，就不怕了。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3月20日，方毅同志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总结说:“邓副主席：你的讲话，在全体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普遍感到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解放，‘余悸’打消了，可以放心大胆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大干一番了。会场上那种兴奋激动的情景，感人至深。”
“奋起攻关新长征”
在文化部小组，到会的几位作家也热烈发言。
剧作家曹禺说，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是说，整个8亿人都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大人到小孩，从老年人到年轻人，都要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戏剧家张庚说，党中央进行这次新的“长征”，必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我现在的岗位是搞文艺研究工作，我要仔细考虑，这个门类的研究如何配合四个现代化，如何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有效的成绩。
作家雷加说，这次大会对我们来说是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关于“心有余悸”的问题，老实说，我表面上没有，心里是有的。会上有人说“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一语道破了“四人帮”的毒害之深。“四人帮”对我们摧残得太严重了，余毒一下子肃不清。我们这个文学队伍给摧残得更惨。年纪大的已经少了，年轻的还弱。这个队伍怎么办？现在是否可以“工人写工人”，“科研写科研”？在现在的工业队伍以及科研队伍中，业余文艺爱好者一定不少，各部门以文艺小组的形式展开活动，进行创作，再加以规划和领导，就能把文艺队伍迅速地建立起来。
出席会议的作家一致认为，大家能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商讨国事，这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春天回到了人间，才有情景喜人的今天。作家们说，科学大会的召开，使人体会到：党中央仿佛把阳光雨露洒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他们纷纷表示：要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事业，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多作贡献。
3月16日，聂荣臻元帅以《攀高峰，争朝夕》为题，亲笔给大会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华阳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州通。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廿载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年逾八旬、已经重病在身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说，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科学文化的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有科学的地位？又哪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得到了解放，而“四人帮”的被粉碎，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同志的诗句，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郭沫若在发言中祝愿老、中、青科学工作者要奋勇攀登科学高峰后说，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毋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空间。郭沫若最后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大会还正式通过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8年规划纲要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这个规划纲要在当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不仅增强了科技界的信心，而且为后来的逐步调整奠定了基础。
闭幕会上，方毅等代表中共中央给1192位先进科技工作者、826个先进集体、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颁发了奖状。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崇尚科学的风气，科学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青少年中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蔚然成风，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责任编辑 谢文雄）
天亮了，解放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科技界作为全国的重灾区，许多问题亟待拨乱反正，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为准备这次大会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之前，他亲自主持召开了1977年夏天的科教座谈会（即八八座谈会）。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这个通知曾经几易其稿，在1977年9月5日的讨论稿中，字里行间对全国科技界的现状的估计，充满了紧迫感、危机感。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不搞科学实验，不采用新技术，就没有大跃进，就没有高速度，就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不能充分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落后，就会挨打，就有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危险。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可以说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党中央在会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1977年6月，中央成立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召开了预备会议。当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随后，相继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全国科学大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消息传开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收到了近2000封来信，热烈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另外，还收到向大会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达五六百件，有近百种中医祖传秘方。广西大学一个班的全体同学，以“未来建设者”的署名，寄来他们课余捡废品积累的30元钱，作为大会的献礼。此外，大会还收到工人、解放军战士乃至小学生不署名的、从5元到90元不等的汇款，表示对大会的祝贺。有的还寄来锦旗、珍贵矿石……
出席科学大会的代表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北京后，畅所欲言。
有科研人员控诉“四人帮”的罪行：他们砸了我们从事科研的实验室和温室，毁了我们20多年积累的1000多份抗锈小麦品种资源和技术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深深感到“天亮了”，“解放了”，今后一定要努力搞好科研和教学工作。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原负责人、数学家苏步青在座谈会上批判了“四人帮”。他说，真理愈辩愈明，有比较才有鉴别，争鸣很重要。但是，“四人帮”多年来把基础理论研究视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人帮”的一个余党说，复旦数学研究所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所，用种种手法进行破坏。微分几何是我在30年代开始建立的，到1966年，这个班子已经有18人。他们批判我洋奴哲学，脱离实际，只专不红，由“三代同堂”发展到“五代同堂”。批判我没啥，青年人可受不了，纷纷改行。张春桥说什么“苏步青的数学还比不上工厂的老师傅”，要把老知识分子丢到垃圾堆里去。拆的拆，散的散，结果把我的微分几何班子全都搞掉了。去年，美国应用和理论数学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数学偏于应用，以苏步青为首的古典微分几何研究机构，由于他们全部改行，消失了。苏步青说，“四人帮”不打倒，再有十年，微分几何就要断种了。过去几年，我苏步青变成了“老常宝”，多年装哑巴。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我要像“小常宝”一样开口了，我要大讲特讲，深揭猛批“四人帮”的罪行。会上，这位老数学家兴奋得当场赋诗说：“领袖英明是远谋，喜看四化二千秋。识途充作缰上马，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日移山酬壮志，今朝挥笔绘神州。细培精育勤扶植，不出人才誓不休！”
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沈元，是陈景润中学时的数学老师，他们之间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师生在科学大会上相见后，心情格外激动。沈元对陈景润说，党中央关怀你，爱护你，你要注意身体，继续攀登科学高峰！陈景润表示，没有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之举，就没有我的第二次解放。我要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攀登新的科学高峰。陈景润还被邀请参加科学大会主席团，向成千上万的人作报告，讲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
科学的春天到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来自全国科技战线的近6000人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的重要部署，是推动国民经济全面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步骤，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称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在大会开幕式上，当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时，许多人留下了热泪。代表们在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方毅同志的报告后，人人笑逐颜开，精神振奋。
著名声学家马大猷说，前天我参加了赵九章、熊庆来两位老科学家的骨灰安放仪式，听了“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以及他们的不幸遭遇。今天来参加这样空前的盛会，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科学家的春天又回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冶金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刘晓彤说，“四人帮”把地质研究所积累了40多年的地质资料、岩石标本几乎全部给毁掉了，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是妄想毁掉中华民族的文化。
化学家唐敖庆说，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以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民族出现于世界，我愿做一个辛勤的园丁，也愿意做一个伯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而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著名光学家王大珩说：“四人帮”叫嚣“知识越多，权威越大，越反动”。我作了几次关于光学进展和激光知识的科普报告，他们竟然诬蔑我是“买空卖空”的“大老板”。因此，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一定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说，杂交水稻研究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开展研究工作的。而“四人帮”却说我走白专道路，受到他们的批判。弄得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工作。邓副主席的讲话，砸碎了我的精神枷锁，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作出新成绩。
浙江大学教授王仁东说，我是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亲自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决心与工农结合，把自己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但是“四人帮”硬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甚至还荒唐地问我为什么要回国？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对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作了合情合理的分析，对我们的进步和工作评价这么高，真是万分激动。现在，心有余悸完全可以置之脑后，我决心牢牢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
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学森在书面发言中，提出发展科学技术要着重抓的几个问题。他说，我完全拥护方毅同志在报告中列出的重点中有激光技术、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这三个方面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们蕴育着新的技术革命。本着这个看法，在农业科学技术中要特别抓农、林、牧、副、渔的综合试验基地，也就是要在几千亩上万亩范围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力量都用上。在材料科学技术方面，应该一抓复合材料，二抓材料的“分子设计”。总之，要搞好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管理，就要求科学技术大军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总参谋部”，也要有一个强大的“总后勤部”，现在“总参谋部”有了，就是国家科委。尽管这是一项千头万绪的工作，但现在有了大型电子计算机和管理科学技术，也不会出什么难倒人的事。
代表们对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科研机构要保证六分之五（即每周五天）的工作时间从事科研活动，表示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科研工作时间”，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搞科学技术如果没有时间保证，出成果、出人才，赶超先进水平，就都成了空话。生理学家冯德培说，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很激动。讲话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明确了红专标准，保证六分之五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起码要求。今后可以大胆工作了。我们曾讲心有余悸，“悸”者，怕也！现在，有党中央为我们撑腰，有了靠山，就不怕了。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3月20日，方毅同志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总结说:“邓副主席：你的讲话，在全体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普遍感到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解放，‘余悸’打消了，可以放心大胆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大干一番了。会场上那种兴奋激动的情景，感人至深。”
“奋起攻关新长征”
在文化部小组，到会的几位作家也热烈发言。
剧作家曹禺说，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是说，整个8亿人都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大人到小孩，从老年人到年轻人，都要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戏剧家张庚说，党中央进行这次新的“长征”，必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我现在的岗位是搞文艺研究工作，我要仔细考虑，这个门类的研究如何配合四个现代化，如何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有效的成绩。
作家雷加说，这次大会对我们来说是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关于“心有余悸”的问题，老实说，我表面上没有，心里是有的。会上有人说“外伤好治”，“内伤难医”，一语道破了“四人帮”的毒害之深。“四人帮”对我们摧残得太严重了，余毒一下子肃不清。我们这个文学队伍给摧残得更惨。年纪大的已经少了，年轻的还弱。这个队伍怎么办？现在是否可以“工人写工人”，“科研写科研”？在现在的工业队伍以及科研队伍中，业余文艺爱好者一定不少，各部门以文艺小组的形式展开活动，进行创作，再加以规划和领导，就能把文艺队伍迅速地建立起来。
出席会议的作家一致认为，大家能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商讨国事，这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春天回到了人间，才有情景喜人的今天。作家们说，科学大会的召开，使人体会到：党中央仿佛把阳光雨露洒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他们纷纷表示：要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事业，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多作贡献。
3月16日，聂荣臻元帅以《攀高峰，争朝夕》为题，亲笔给大会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华阳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州通。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廿载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年逾八旬、已经重病在身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说，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科学文化的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有科学的地位？又哪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得到了解放，而“四人帮”的被粉碎，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同志的诗句，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郭沫若在发言中祝愿老、中、青科学工作者要奋勇攀登科学高峰后说，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毋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空间。郭沫若最后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大会还正式通过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8年规划纲要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这个规划纲要在当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不仅增强了科技界的信心，而且为后来的逐步调整奠定了基础。
闭幕会上，方毅等代表中共中央给1192位先进科技工作者、826个先进集体、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颁发了奖状。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崇尚科学的风气，科学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青少年中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蔚然成风，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