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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市场像养老业一样，呈现出巨大的需求并与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在人口迅速老去的中国，老年市场需求在2010年就已达1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官方数字还表明数字在2050年—我们也老去时—增加至5万亿元。
也没有哪个产业在需求面前表现得如此复杂而纠结，目前中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还不足1000亿元。那些前来瓜分蛋糕的人，似乎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市场。
几乎所有的钱都涌向了房地产。养老地产被当做一个特殊的门类，成为各大地产商延续盈利的概念和手段。从远洋地产、融创中国和复星国际等本土开发商，到Columbia Pacific、Related Cos.和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等海外地产公司，乃至平安、泰康等保险公司，它们借鉴美国或欧洲的模式，在全国各地拿地，或单独或联手在哈尔滨、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建造了各式各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不菲。
“养老本身不会是一项房地产生意。”柯博明（Bromme Cole）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房地产公司之所以热衷提出这种概念，是因为这么说能帮它们赚钱。”
来自美国的柯博明是养老服务咨询公司Hampton Hoerter China的总裁，他其实也是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赶潮的一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柯博明在美国的生意，他在养老行业已经工作了25年，少年时期还曾在台湾度过了几年时光，当他听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之后，便于2010年正式搬到了北京寻找新商机。与他同时来到中国淘金的还有许多外资养老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后来有的成为了柯博明的客户。
但近两年来，因为生意无法在中国很好地落地生根，柯博明的一些客户决定离开中国。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2012年，总部在西雅图的房地产公司Columbia Pacific和上海盛源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办了凯健老年公寓（Senior Living L’Amore Kaijian），开业8个月后100张床只被占用了25张。
赚不到钱，这是房地产公司和外资养老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尽管中国老年人口众多，但并不富裕，以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的湖南省为例，2013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月退休工资不足1700元。但目前中国的养老地产偏向高端化，比如复星在上海宝山区投资的星堡中环养老社区，每月需缴纳7000元到3万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也缺乏足够的养老管理人才和服务标准。尽管“太阳城”、“亲和源”这些最早做养老服务的品牌，以及政府民政系统下的养老院、福利院中也培养了部分管理人才，但前者的绝对数量少，后者则欠缺服务意识和企业化管理经验。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尝试使用一些更人文的养老住宅管理方法。绿城位于浙江桐乡的乌镇雅园项目以老年大学的形式，鼓励老人每天都走出家门来上课，在增加老人的社会交往的同时，又能学习新的知识，满足他们在精神上和自我价值实现上的需求。而万科的杭州随园嘉树则被规划成大社区建筑群里的一小部分，让老人有社会的存在感和参与感，而不觉自己是被特殊安置的一群。
但对于中国地产商来说，赚钱是件简单的事，在得到稀缺的土地资源之后，哪个环节都可以赚到钱，在养老地产这个细分市场投入研发和创新，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它们思考更多的还是如何把现有卖房的模式延续到未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无从降低。
中国老人需要更优质的服务。在美国，养老服务被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针对能独立生活的老人，在处理家务上需要一定帮助的老人，以及需要护理服务的体弱老人，每一种需求都有对应的服务提供者。但究竟中国老人需要怎样的服务需求，并没有机构或公司做过很好的研究。
柯博明认为，要对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房地产公司并不精于此道。在老年公寓里配套上电影院、康复设施和诊所并不意味着能把长久细致的服务做到位。换句话说，假如这个产业需要创新来驱动，地产商的着眼点和利益关系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服务创新的引领者。
我们还无法断言这个市场的爆发点会出现在哪，但假如把目光放得足够远，你会看到，老年人的定义和群体正在发生改变。
根据英特尔的一项调查，延续“老人不富”的窘境，60岁以上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只有不到5%的低水平，大部分的中国老人从不接触电脑，这让一些已经在日本和美国发展成熟的助老技术难以在中国推广。
不过，40至50岁左右的中国人又让英特尔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用时间换取优势的市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在年轻一代当中很高，他们在二三十年以后需要养老，需要不同的电子设备，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业务发展趋势。”英特尔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下一代老年人在收入和技术接受能力上的改变，使得一些创新有条件在中国市场有的放矢，但技术公司的加入，让这个市场发生的更根本性的改变在于，针对老年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在逐步降低。技术大公司、创业公司和政府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它们正通过创新尝试改变这一市场的局面。
北京朝阳区的嘉里中心是英特尔中国实验室的所在地。与中国民政部合作，为中国的社区养老进行技术顶层设计和制定带有统一标准的指导性养老方案，是这所实验室的其中一项研究项目。
“中国在这个领域内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慢慢摸索。举个简单的例子，居家养老你可能需要餐饮和医疗服务，还有一些医疗设备的共享，那么在一个区域内就要进行整体的规划，以及信息互通。”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孙桂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2011年，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主动联系英特尔，以寻求通过技术来助老的方法。英特尔曾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个大型的养老实验室，对养老问题有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 波特兰实验室的正式全称是“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Oregon Center for Aging & Technology），2004年与英特尔合作成立，目前有120名实验人员，包括10名核心科学家。英特尔之所以尽心投入养老市场，原因在于一直以来英特尔芯片的客户都是针对年轻客户群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但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为了避免业务萎缩，英特尔决定开辟新业务。尽管2011年该中心便已脱离了英特尔独立出来，如今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但中心与英特尔仍然保持每月一次的联系。
“我们不是商业机构，但是商业机构可以通过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理解生理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想把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中，首先需要通过不断的实验去证明这些技术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证明这项技术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行政总监Tracy Zitzelberger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中心基本研究方法是收集老人们连贯的长期健康数据，然后根据大数据进行分析。
一年或半年为人们检查一次身体是目前医疗提供者通行的做法，但中心认为，这样的频率根本不足以让医生清晰了解人们的身体。而且，医生判断疾病的方法是将你的健康数据与其他同龄人进行比较，继而得出结论。但这种方法用在老人身上可能造成严重误差，如果说30岁的年轻人健康情况大致差不多，那么80岁老人的身体条件差距则可以非常大。
因此，只有每天连贯记录，并能进行自身前后比较的数据才能准确反映个人身体的真实情况。为了收集足够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中心在波特兰市的500个老年志愿者家庭中搭建了数据收据平台，把行动传感器安装在志愿者住所的客厅、房间、走廊和大门，其中有100多个家庭中心被连续跟踪了长达7年以上。
一些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总结了出来，比如，中心发现，当人脑出现记忆力问题时，人的行动方式也会跟着变化。记忆力开始减退，人的步速就会减缓，出门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也会减少以避免尴尬情况的发生，这些是早在老年人认知障碍症的明显症状出现之前就会显露的征兆。
“养老市场越来越蓬勃，我知道所有公司都会做市场调查，但是当你要做的产品是针对一个保健市场时，你就需要更丰富的理论证据，需要像我们一样的研究机构。”Tracy Zitzelberger说。
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都在试图找出技术助老的方法，英特尔只是其中之一。
2012年，微软启动了一个加速器项目，挑选了11家创业公司，并向每一家公司提供了2万美元资金，以开发基于Kinect for Windows的软件。由于Kinect带有红外摄像头和传感器，一些创业者们希望Kinect可以发挥医疗作用，比如一家名为Atlas5D的创业公司的产品能够通过动作预测老人是否患上了中风、关节炎等容易引起摔倒的疾病。
同年，IBM在意大利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Bolzano和当地市政规划部门合作实施“Smart Planet智慧星球”的计划，在一部分老人的家中安装传感器的同时，建立了一个中央数据库，所有通过传感器被监测到的异常状况都会被传送到这个数据处理中心，市政部门便会统一派出医疗人员前往救助。通过这项合作，预计每年将可以为Bolzano节省30%的老年人救助支出。
通过这些助老技术产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能由传感器主宰的可量化自我的未来，这也是CES 2014体现出的趋势。无论监测的是老人的行动、血压还是心率，此类设备都正在成为创业和投资的新热点。创业公司的加入，不仅让养老产品使用门槛降低，也把它们推向更广泛的人群。
部分人对此类智能硬件在老人身上所能产生的效果仍表示怀疑，理由在于老人是否有能力使用这些硬件。但在一些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发达地区，老人对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接受能力并不低。
2009年，香港的一次人口普查把银发市场分成了不同的年龄层，其中55岁至64岁的老人被称作“Young Olds”，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超过一半都正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技术设备。可穿戴设备是其中一种正被广泛开发和应用的智能硬件，但是可穿戴式设备遇到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老年人对此的排斥。
“可穿戴设备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我们会很仔细地考虑，这会不会给长者带来被监视的感受。”香港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梁淑仪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香港长者安居协会有一款能够用GPS定位老人位置的设备，刚开始推出时，许多子女为了防止父母迷路都为老人买了一个。但是老人却不领情，他们感到子女像是在无时无刻地检查自己。
“老人不是小孩子，他们更有想法。如果服务提供者不考虑感受硬塞给他，结果就是引起老人的反感，扔到一边去不用。所以，足够的教育和家庭沟通很重要，比如劝说老人，我们只是预防你摔跤找不到人来帮助你，而不是让你背着一个追踪器。”梁淑仪说。
柯博明也相信技术会在未来成为辅助中国老人养老的方法，他同时相信更多的机会在于一些小型技术公司。
Aging 2.0是美国一个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服务的由创意者组织的网站。过去两年，Aging 2.0在全球10个国家举办的30多场活动中，接触了超过1000家创业公司后发现，增强老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提高健康护理水平的创业项目正快速冒出。
与一般意义上定义60岁以上才算作老年人不同，Aging 2.0把这个外延扩大，认为50岁以上的人便可以成为老年产品创业公司的服务对象。而且，为了能更从容不迫地进入退休生活，这个网站还鼓励人们应该早早地就开始考虑老龄化问题，比如40岁。 “当你出生你就开始老了，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该把自己放入这个类别，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早一点适应老年的生活习惯。”Aging 2.0的联合创始人Stephen Johnst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但是在中国，专注在养老产业的创业公司并不多。这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在Stephen Johnston所说的40岁以上的人身上，美国老年市场上正发生的变化也许能提供一些启发。
在美国，一些创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尽量做到减少侵入性、更简单易用、有效降低医疗成本等，让老人接纳甚至主动寻求技术的帮助。
SaferAging是一家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老人提供传感器服务的公司。这种使用Wi-Fi连接服务器的传感器利用电池供电，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安装完毕。产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独居老人，传感器能够记录老人日常生活作息时间和在屋内的移动路径，一旦发生异常便会通过短信通知登记联络人。
“如果有天我妈妈进浴室洗澡，45分钟后都没有出来，大大超出了过往的洗澡时间记录，这可能代表她在浴室滑倒了，滑倒在老年人身上本来就是很高发的。”SaferAging创始人John McKinley说。
2011年，McKinley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他90岁的妈妈。老太太独自居住在费城，距离McKinley在弗吉尼亚州的家大约两个小时车程。McKinley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定居在更远的加州，因此照顾妈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McKinley身上。
他的妈妈患有肾病，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些小细节提醒着McKinley，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独立”。这位个性骄傲的老太太非常抗拒离不开人的生活，于是McKinley开始寻找一种既能让自己和姐姐感到安心，同时老太太也能接受的方法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McKinley辞去了“美国在线（AOL）”首席技术官的工作，自资成立了SaferAging，发挥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同合伙人一起设计出了硬件产品和软件界面，他的妈妈也成为了第一位用户。
SaferAging的月费从20美元起，而在华盛顿当地，聘请一位普通家庭护工照顾的价格是每小时15美元，而少子化也让独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因此SaferAging能够以一个更低廉的成本，保障老人独立生活的安全。
除了生理机能的退化，抑郁症也是在孤独老人中常见的慢性病。如果一个人的社交圈比较活跃，抑郁症的发病率也能相应降低。而出门不便的老人想要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络，使用社交网络是一个好方法。
创业公司Second Light建立的便是一个针对老人的社交网络。我们的确已经有一个Facebook了，但Second Light的联合创始人Ajay Pal Singh认为，对于老人来说，Facebook并不友好—老人们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过得怎么样，但Facebook噪音太多，有大量老人根本不关心的信息和广告。
Second Light目前还处在Demo阶段，UI经过数次修改之后，字体被放大以照顾视力减退的老人，页面也非常简洁，只保留了家人、活动、清单、看护和个人信息等五个核心功能选项。家人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更新的照片和视频会被自动抓取显示在Second Light的平台上。
广告并不是Second Light的盈利模式，它的收费对象是使用Second Light的看护。看护可以在Second Light上进行工作规划，比如预约上门照顾每位老人的时间、老人吃药提醒、编写待完成清单等等。同时，老人和他们的家人也可以在Second Light上同看护进行沟通，了解老人的最新情况。
像Steve Esler一类的老人可能是SaferAging和Second Light的潜在用户。60岁的Steve Esler一个人住在美国加州的Palo Alto市，他是一位外祖父。但由于女儿一家并不住在加州，加上早年和妻子的离婚使得他和女儿的关系十分疏离，几年来女儿只来看过他两三次。
Steve腿脚不便，经常滑倒，而且偏偏每次都倒在离电话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滑倒之后，他不得不用力敲打墙壁，把旁边的邻居吵醒后才被匆忙送进了医院。因为长期的孤独、疾病以及与亲人分离，Steve看上去比一般美国人都要老上许多，而且抑郁症严重，自杀这个念头时不时会从他的脑海里冒出来。
无论在哪一种文化里，老人都被普遍视作一种负担。他们的知识和学习能力无法跟上时代，消耗社会资源，社会对老人往往持有此类负面印象。而这种观念所导向的结果便是老人被排除在了创造经济价值的体系之外，反而变相促使老人变成了一个依赖性极强的群体，也通常缺乏尊严。
但随着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一种新的提法是老人也可视作生产力。目前在25个最具竞争力国家中，至少有16个已经属于老龄化前列，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研究认为，老年人比例增加的国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更高。
类似Steve Esler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类产品降低对社会的依赖，也能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SaferAging至今已经发送了数千条异常短信，摔跤、心脏病等都是常见的异常事件。在降低了社会医疗救助成本的同时，这些老年人也直接为他们所带动的养老产业创造着经济价值，这将大于社会为他们支出的赡养费用。
政府和NGO组织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政府都从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角度，为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合理和便利的生活场所。尽管中国对养老产业的政策仍然比较模糊，但一些变化正在发生。2011年9月，英特尔同民政部的4名官员飞往波特兰考察了“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回来之后，二者共同成立了一个养老信息建设工作委员会，对老年服务的类型进行研究，逐步划分确定公共网络服务和订制化社区服务的内容。
在一个巨大的市场面前，各种角色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进行布局。最终引爆它的，必将是那些创新者。
也没有哪个产业在需求面前表现得如此复杂而纠结，目前中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还不足1000亿元。那些前来瓜分蛋糕的人，似乎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市场。
几乎所有的钱都涌向了房地产。养老地产被当做一个特殊的门类，成为各大地产商延续盈利的概念和手段。从远洋地产、融创中国和复星国际等本土开发商，到Columbia Pacific、Related Cos.和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等海外地产公司，乃至平安、泰康等保险公司，它们借鉴美国或欧洲的模式，在全国各地拿地，或单独或联手在哈尔滨、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建造了各式各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不菲。
“养老本身不会是一项房地产生意。”柯博明（Bromme Cole）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房地产公司之所以热衷提出这种概念，是因为这么说能帮它们赚钱。”
来自美国的柯博明是养老服务咨询公司Hampton Hoerter China的总裁，他其实也是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赶潮的一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柯博明在美国的生意，他在养老行业已经工作了25年，少年时期还曾在台湾度过了几年时光，当他听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之后，便于2010年正式搬到了北京寻找新商机。与他同时来到中国淘金的还有许多外资养老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后来有的成为了柯博明的客户。
但近两年来，因为生意无法在中国很好地落地生根，柯博明的一些客户决定离开中国。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2012年，总部在西雅图的房地产公司Columbia Pacific和上海盛源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办了凯健老年公寓（Senior Living L’Amore Kaijian），开业8个月后100张床只被占用了25张。
赚不到钱，这是房地产公司和外资养老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尽管中国老年人口众多，但并不富裕，以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的湖南省为例，2013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月退休工资不足1700元。但目前中国的养老地产偏向高端化，比如复星在上海宝山区投资的星堡中环养老社区，每月需缴纳7000元到3万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也缺乏足够的养老管理人才和服务标准。尽管“太阳城”、“亲和源”这些最早做养老服务的品牌，以及政府民政系统下的养老院、福利院中也培养了部分管理人才，但前者的绝对数量少，后者则欠缺服务意识和企业化管理经验。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尝试使用一些更人文的养老住宅管理方法。绿城位于浙江桐乡的乌镇雅园项目以老年大学的形式，鼓励老人每天都走出家门来上课，在增加老人的社会交往的同时，又能学习新的知识，满足他们在精神上和自我价值实现上的需求。而万科的杭州随园嘉树则被规划成大社区建筑群里的一小部分，让老人有社会的存在感和参与感，而不觉自己是被特殊安置的一群。
但对于中国地产商来说，赚钱是件简单的事，在得到稀缺的土地资源之后，哪个环节都可以赚到钱，在养老地产这个细分市场投入研发和创新，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它们思考更多的还是如何把现有卖房的模式延续到未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无从降低。
中国老人需要更优质的服务。在美国，养老服务被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针对能独立生活的老人，在处理家务上需要一定帮助的老人，以及需要护理服务的体弱老人，每一种需求都有对应的服务提供者。但究竟中国老人需要怎样的服务需求，并没有机构或公司做过很好的研究。
柯博明认为，要对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房地产公司并不精于此道。在老年公寓里配套上电影院、康复设施和诊所并不意味着能把长久细致的服务做到位。换句话说，假如这个产业需要创新来驱动，地产商的着眼点和利益关系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服务创新的引领者。
我们还无法断言这个市场的爆发点会出现在哪，但假如把目光放得足够远，你会看到，老年人的定义和群体正在发生改变。
根据英特尔的一项调查，延续“老人不富”的窘境，60岁以上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只有不到5%的低水平，大部分的中国老人从不接触电脑，这让一些已经在日本和美国发展成熟的助老技术难以在中国推广。
不过，40至50岁左右的中国人又让英特尔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用时间换取优势的市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在年轻一代当中很高，他们在二三十年以后需要养老，需要不同的电子设备，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业务发展趋势。”英特尔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下一代老年人在收入和技术接受能力上的改变，使得一些创新有条件在中国市场有的放矢，但技术公司的加入，让这个市场发生的更根本性的改变在于，针对老年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在逐步降低。技术大公司、创业公司和政府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它们正通过创新尝试改变这一市场的局面。
北京朝阳区的嘉里中心是英特尔中国实验室的所在地。与中国民政部合作，为中国的社区养老进行技术顶层设计和制定带有统一标准的指导性养老方案，是这所实验室的其中一项研究项目。
“中国在这个领域内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慢慢摸索。举个简单的例子，居家养老你可能需要餐饮和医疗服务，还有一些医疗设备的共享，那么在一个区域内就要进行整体的规划，以及信息互通。”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孙桂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2011年，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主动联系英特尔，以寻求通过技术来助老的方法。英特尔曾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个大型的养老实验室，对养老问题有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 波特兰实验室的正式全称是“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Oregon Center for Aging & Technology），2004年与英特尔合作成立，目前有120名实验人员，包括10名核心科学家。英特尔之所以尽心投入养老市场，原因在于一直以来英特尔芯片的客户都是针对年轻客户群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但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为了避免业务萎缩，英特尔决定开辟新业务。尽管2011年该中心便已脱离了英特尔独立出来，如今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但中心与英特尔仍然保持每月一次的联系。
“我们不是商业机构，但是商业机构可以通过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理解生理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想把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中，首先需要通过不断的实验去证明这些技术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证明这项技术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行政总监Tracy Zitzelberger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中心基本研究方法是收集老人们连贯的长期健康数据，然后根据大数据进行分析。
一年或半年为人们检查一次身体是目前医疗提供者通行的做法，但中心认为，这样的频率根本不足以让医生清晰了解人们的身体。而且，医生判断疾病的方法是将你的健康数据与其他同龄人进行比较，继而得出结论。但这种方法用在老人身上可能造成严重误差，如果说30岁的年轻人健康情况大致差不多，那么80岁老人的身体条件差距则可以非常大。
因此，只有每天连贯记录，并能进行自身前后比较的数据才能准确反映个人身体的真实情况。为了收集足够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中心在波特兰市的500个老年志愿者家庭中搭建了数据收据平台，把行动传感器安装在志愿者住所的客厅、房间、走廊和大门，其中有100多个家庭中心被连续跟踪了长达7年以上。
一些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总结了出来，比如，中心发现，当人脑出现记忆力问题时，人的行动方式也会跟着变化。记忆力开始减退，人的步速就会减缓，出门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也会减少以避免尴尬情况的发生，这些是早在老年人认知障碍症的明显症状出现之前就会显露的征兆。
“养老市场越来越蓬勃，我知道所有公司都会做市场调查，但是当你要做的产品是针对一个保健市场时，你就需要更丰富的理论证据，需要像我们一样的研究机构。”Tracy Zitzelberger说。
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都在试图找出技术助老的方法，英特尔只是其中之一。
2012年，微软启动了一个加速器项目，挑选了11家创业公司，并向每一家公司提供了2万美元资金，以开发基于Kinect for Windows的软件。由于Kinect带有红外摄像头和传感器，一些创业者们希望Kinect可以发挥医疗作用，比如一家名为Atlas5D的创业公司的产品能够通过动作预测老人是否患上了中风、关节炎等容易引起摔倒的疾病。
同年，IBM在意大利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Bolzano和当地市政规划部门合作实施“Smart Planet智慧星球”的计划，在一部分老人的家中安装传感器的同时，建立了一个中央数据库，所有通过传感器被监测到的异常状况都会被传送到这个数据处理中心，市政部门便会统一派出医疗人员前往救助。通过这项合作，预计每年将可以为Bolzano节省30%的老年人救助支出。
通过这些助老技术产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能由传感器主宰的可量化自我的未来，这也是CES 2014体现出的趋势。无论监测的是老人的行动、血压还是心率，此类设备都正在成为创业和投资的新热点。创业公司的加入，不仅让养老产品使用门槛降低，也把它们推向更广泛的人群。
部分人对此类智能硬件在老人身上所能产生的效果仍表示怀疑，理由在于老人是否有能力使用这些硬件。但在一些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发达地区，老人对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接受能力并不低。
2009年，香港的一次人口普查把银发市场分成了不同的年龄层，其中55岁至64岁的老人被称作“Young Olds”，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超过一半都正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技术设备。可穿戴设备是其中一种正被广泛开发和应用的智能硬件，但是可穿戴式设备遇到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老年人对此的排斥。
“可穿戴设备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我们会很仔细地考虑，这会不会给长者带来被监视的感受。”香港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梁淑仪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香港长者安居协会有一款能够用GPS定位老人位置的设备，刚开始推出时，许多子女为了防止父母迷路都为老人买了一个。但是老人却不领情，他们感到子女像是在无时无刻地检查自己。
“老人不是小孩子，他们更有想法。如果服务提供者不考虑感受硬塞给他，结果就是引起老人的反感，扔到一边去不用。所以，足够的教育和家庭沟通很重要，比如劝说老人，我们只是预防你摔跤找不到人来帮助你，而不是让你背着一个追踪器。”梁淑仪说。
柯博明也相信技术会在未来成为辅助中国老人养老的方法，他同时相信更多的机会在于一些小型技术公司。
Aging 2.0是美国一个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服务的由创意者组织的网站。过去两年，Aging 2.0在全球10个国家举办的30多场活动中，接触了超过1000家创业公司后发现，增强老人的独立生活能力、提高健康护理水平的创业项目正快速冒出。
与一般意义上定义60岁以上才算作老年人不同，Aging 2.0把这个外延扩大，认为50岁以上的人便可以成为老年产品创业公司的服务对象。而且，为了能更从容不迫地进入退休生活，这个网站还鼓励人们应该早早地就开始考虑老龄化问题，比如40岁。 “当你出生你就开始老了，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该把自己放入这个类别，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早一点适应老年的生活习惯。”Aging 2.0的联合创始人Stephen Johnst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但是在中国，专注在养老产业的创业公司并不多。这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在Stephen Johnston所说的40岁以上的人身上，美国老年市场上正发生的变化也许能提供一些启发。
在美国，一些创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尽量做到减少侵入性、更简单易用、有效降低医疗成本等，让老人接纳甚至主动寻求技术的帮助。
SaferAging是一家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老人提供传感器服务的公司。这种使用Wi-Fi连接服务器的传感器利用电池供电，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安装完毕。产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独居老人，传感器能够记录老人日常生活作息时间和在屋内的移动路径，一旦发生异常便会通过短信通知登记联络人。
“如果有天我妈妈进浴室洗澡，45分钟后都没有出来，大大超出了过往的洗澡时间记录，这可能代表她在浴室滑倒了，滑倒在老年人身上本来就是很高发的。”SaferAging创始人John McKinley说。
2011年，McKinley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他90岁的妈妈。老太太独自居住在费城，距离McKinley在弗吉尼亚州的家大约两个小时车程。McKinley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定居在更远的加州，因此照顾妈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McKinley身上。
他的妈妈患有肾病，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些小细节提醒着McKinley，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独立”。这位个性骄傲的老太太非常抗拒离不开人的生活，于是McKinley开始寻找一种既能让自己和姐姐感到安心，同时老太太也能接受的方法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McKinley辞去了“美国在线（AOL）”首席技术官的工作，自资成立了SaferAging，发挥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同合伙人一起设计出了硬件产品和软件界面，他的妈妈也成为了第一位用户。
SaferAging的月费从20美元起，而在华盛顿当地，聘请一位普通家庭护工照顾的价格是每小时15美元，而少子化也让独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因此SaferAging能够以一个更低廉的成本，保障老人独立生活的安全。
除了生理机能的退化，抑郁症也是在孤独老人中常见的慢性病。如果一个人的社交圈比较活跃，抑郁症的发病率也能相应降低。而出门不便的老人想要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络，使用社交网络是一个好方法。
创业公司Second Light建立的便是一个针对老人的社交网络。我们的确已经有一个Facebook了，但Second Light的联合创始人Ajay Pal Singh认为，对于老人来说，Facebook并不友好—老人们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过得怎么样，但Facebook噪音太多，有大量老人根本不关心的信息和广告。
Second Light目前还处在Demo阶段，UI经过数次修改之后，字体被放大以照顾视力减退的老人，页面也非常简洁，只保留了家人、活动、清单、看护和个人信息等五个核心功能选项。家人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更新的照片和视频会被自动抓取显示在Second Light的平台上。
广告并不是Second Light的盈利模式，它的收费对象是使用Second Light的看护。看护可以在Second Light上进行工作规划，比如预约上门照顾每位老人的时间、老人吃药提醒、编写待完成清单等等。同时，老人和他们的家人也可以在Second Light上同看护进行沟通，了解老人的最新情况。
像Steve Esler一类的老人可能是SaferAging和Second Light的潜在用户。60岁的Steve Esler一个人住在美国加州的Palo Alto市，他是一位外祖父。但由于女儿一家并不住在加州，加上早年和妻子的离婚使得他和女儿的关系十分疏离，几年来女儿只来看过他两三次。
Steve腿脚不便，经常滑倒，而且偏偏每次都倒在离电话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滑倒之后，他不得不用力敲打墙壁，把旁边的邻居吵醒后才被匆忙送进了医院。因为长期的孤独、疾病以及与亲人分离，Steve看上去比一般美国人都要老上许多，而且抑郁症严重，自杀这个念头时不时会从他的脑海里冒出来。
无论在哪一种文化里，老人都被普遍视作一种负担。他们的知识和学习能力无法跟上时代，消耗社会资源，社会对老人往往持有此类负面印象。而这种观念所导向的结果便是老人被排除在了创造经济价值的体系之外，反而变相促使老人变成了一个依赖性极强的群体，也通常缺乏尊严。
但随着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一种新的提法是老人也可视作生产力。目前在25个最具竞争力国家中，至少有16个已经属于老龄化前列，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研究认为，老年人比例增加的国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更高。
类似Steve Esler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类产品降低对社会的依赖，也能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SaferAging至今已经发送了数千条异常短信，摔跤、心脏病等都是常见的异常事件。在降低了社会医疗救助成本的同时，这些老年人也直接为他们所带动的养老产业创造着经济价值，这将大于社会为他们支出的赡养费用。
政府和NGO组织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政府都从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角度，为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合理和便利的生活场所。尽管中国对养老产业的政策仍然比较模糊，但一些变化正在发生。2011年9月，英特尔同民政部的4名官员飞往波特兰考察了“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回来之后，二者共同成立了一个养老信息建设工作委员会，对老年服务的类型进行研究，逐步划分确定公共网络服务和订制化社区服务的内容。
在一个巨大的市场面前，各种角色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进行布局。最终引爆它的，必将是那些创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