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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七次修改中，瞄准官员“身边人”和退休官员腐败问题作出的规定，以其“弥补空白”的特殊意义，成为舆论的焦点。
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个渔夫救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为了报答渔夫的救命之恩，答应要满足渔夫的三个愿望。住在小窝棚里的渔夫的妻子听说后，一而再再而三逼着渔夫要小金鱼满足她的欲望，从索要大房子到宫殿到当女皇甚至要小金鱼来伺候她，欲望一个比一个强烈。而最后的结局是，渔夫的妻子又回到了那个小窝棚里。
渔夫贪得无厌的妻子正是当今很多贪官妻子的真实写照。中纪委一位官员曾经对外公开披露，“在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家韩玉胜对刑法修正案受贿犯罪主体扩大“非常赞成”。学界对此也反响热烈，有研究人员甚至给出了“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具有标本价值”这样的评价。
“身边人”腐败众生相
广西贵港市委前秘书长高二刚及妻子李华，是最新“涌现”的一对“贪腐夫妻”。近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高二刚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李华有期徒刑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
现年49岁的高二刚1986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工作。历经五年，他以过人的才华学识和踏实的工作作风，被提拔为交通厅综合处副处长。再一个五年，他又成为了贵港市交通局局长。
转折由此开始。此时的高二刚看到，许多胸无点墨的人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而自己的工资却只够养家糊口。巨大的反差，使他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他开始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疯狂敛财。而他的妻子李华，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一个中饱私囊的腐败者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
据办案部门披露，2003年上半年，贵港市交通局要建设办公信息网络工程，高二刚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李华。李华一听就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她当即提出找人来承包该工程，这想法和高二刚不谋而合。在得到高二刚的同意后，李华随即开始了她的运作。 李华先找到以前的同事閆某，和他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由闫某找南宁联成达网络科技公司的宁某制作承包项目方案。之后，由李华牵线，闫某与高二刚洽谈承包事宜。有高二刚在背后帮忙，南宁联成达网络科技公司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承包项目。事后，李华收到了闫某送来的好处费68万元……
一对“同林鸟”，一双“贪夫妻”，这样的腐败现象并不少见。往前追溯，北京巨贪毕玉玺夫妇也是典例。毕玉玺的爱人王学英收受了包工头的巨额贿赂后，便施展了自己的种种伎俩软磨硬施大吹“枕边风”。这使得心理防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毕玉玺一触即溃，以致于后来嬗变到“6000万元仅仅是一杯茶钱”，可谓触目惊心。
而王学英也并非是第一个随贪官丈夫落马而被查出的“贪内助”。据了解，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省部级高官中第一个被公诉的“贪内助”。检察机关指控，韩桂荣多次代他人向王怀忠转达请托事项，要求王怀忠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与其一起收受他人贿赂120万元；她还多次转移、藏匿自己掌管的家庭巨额财产，并对数额巨大的财产拒不说明合法来源，为其夫王怀忠拒不说明480余万元财产合法来源起到帮助作用，最后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曾先后担任莱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及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的矫智仁受审时说过一句令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除了家有“贪内助”之外，家有“贪儿女”也是不少官员腐败的一个原因。近年来，“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十分普遍，如原广东人大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和他的儿子、女婿，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与他的女儿、女婿等，都是全家伸出黑手四处捞钱。
被视为“党刊之首”的《半月谈》，曾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勾勒了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位居第一的就是家有“贪内助”，其次分别是贪官子女利用父母“顶戴”谋取私利、“养情妇、养腐败”，“贪官秘书”以及“权钱交易的密友”等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德光指出，这种腐败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容易给社会造成一种畸形的价值导向，以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社会上不少人默认的价值观念。
助贪者往往难受惩罚
大量案例证明，近亲、情妇等“身边人”正在日益成为推助贪官们进行贿赂活动的参与者和合谋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法律上的漏洞，这些助纣为虐的“身边人”往往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还成为贪官们借以逃脱制裁的帮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受贿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只能作为共犯而构成受贿罪。而据刑法专家透露，在许多实际案例中，因为“身边人”只有在共犯的情况之下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从而导致一些案件的处理遇到不少障碍。还有专家指出，在很多时候，“身边人”在腐败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官员自身，相对来说，现行规定对他们的惩罚畸轻。
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官员“身边人”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对此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关系、亲情、人伦的社会，利益冲突不仅仅和官员本人密切相关，也和官员的配偶、子女密切相关”，因此，反腐的主体范围“就要更大一些、更复杂一些”。
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的标本价值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增加对于官员“身边人”犯罪进行规定的条款，无疑具有标本价值。
一方面，这是我国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以往，我国有关非身份犯参与受贿的法律界定都不够科学准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7月8日最高两院联合颁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钱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两条规定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司法界在反贪实践中的两大难题：非身份犯的罪刑认定问题和特定关系人的界定问题。此次，刑法修正案又明确了“身边人”作为“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的具体刑责，相当于扩大了受贿罪主体范围，而且把这个构成犯罪主体的范围明确了。这对于约束官员“身边人”至少有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唤起了司法实践对于官员“八小时以外”的关注。以往，纪检司法部门对官员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对其履行公职的相关情况上，对于官员的个人领域则较少关注。表面看来，官员也是一个公民，他有自己的隐私，有权利保护自己不想为人所知的私生活。可实际上，官员的“八小时之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单纯的绝对隐私。这是因为：某人只要担任了公职，特殊的身份便决定了其私生活必然与其手中的公权连在了一起，此其一；很多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都与“八小时以外”的人或事有关，此其二。事实表明，即便是在极端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的西方民主国家，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例外。故而，我们常常会看到，国外的司法检调部门对于官员的“八小时以外”格外关注，每年也都会有不少官员因为公职以外的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而被迫辞职或吃上官司。从这一点来看，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不仅是反贪立法的一次及时补位，更有利于唤起司法实践对于官员“八小时以外”的关注，意义不容忽视。
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个渔夫救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为了报答渔夫的救命之恩，答应要满足渔夫的三个愿望。住在小窝棚里的渔夫的妻子听说后，一而再再而三逼着渔夫要小金鱼满足她的欲望，从索要大房子到宫殿到当女皇甚至要小金鱼来伺候她，欲望一个比一个强烈。而最后的结局是，渔夫的妻子又回到了那个小窝棚里。
渔夫贪得无厌的妻子正是当今很多贪官妻子的真实写照。中纪委一位官员曾经对外公开披露，“在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家韩玉胜对刑法修正案受贿犯罪主体扩大“非常赞成”。学界对此也反响热烈，有研究人员甚至给出了“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具有标本价值”这样的评价。
“身边人”腐败众生相
广西贵港市委前秘书长高二刚及妻子李华，是最新“涌现”的一对“贪腐夫妻”。近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高二刚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李华有期徒刑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
现年49岁的高二刚1986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工作。历经五年，他以过人的才华学识和踏实的工作作风，被提拔为交通厅综合处副处长。再一个五年，他又成为了贵港市交通局局长。
转折由此开始。此时的高二刚看到，许多胸无点墨的人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而自己的工资却只够养家糊口。巨大的反差，使他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他开始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疯狂敛财。而他的妻子李华，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一个中饱私囊的腐败者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
据办案部门披露，2003年上半年，贵港市交通局要建设办公信息网络工程，高二刚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李华。李华一听就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她当即提出找人来承包该工程，这想法和高二刚不谋而合。在得到高二刚的同意后，李华随即开始了她的运作。 李华先找到以前的同事閆某，和他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由闫某找南宁联成达网络科技公司的宁某制作承包项目方案。之后，由李华牵线，闫某与高二刚洽谈承包事宜。有高二刚在背后帮忙，南宁联成达网络科技公司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承包项目。事后，李华收到了闫某送来的好处费68万元……
一对“同林鸟”，一双“贪夫妻”，这样的腐败现象并不少见。往前追溯，北京巨贪毕玉玺夫妇也是典例。毕玉玺的爱人王学英收受了包工头的巨额贿赂后，便施展了自己的种种伎俩软磨硬施大吹“枕边风”。这使得心理防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毕玉玺一触即溃，以致于后来嬗变到“6000万元仅仅是一杯茶钱”，可谓触目惊心。
而王学英也并非是第一个随贪官丈夫落马而被查出的“贪内助”。据了解，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省部级高官中第一个被公诉的“贪内助”。检察机关指控，韩桂荣多次代他人向王怀忠转达请托事项，要求王怀忠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与其一起收受他人贿赂120万元；她还多次转移、藏匿自己掌管的家庭巨额财产，并对数额巨大的财产拒不说明合法来源，为其夫王怀忠拒不说明480余万元财产合法来源起到帮助作用，最后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曾先后担任莱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及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的矫智仁受审时说过一句令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除了家有“贪内助”之外，家有“贪儿女”也是不少官员腐败的一个原因。近年来，“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十分普遍，如原广东人大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和他的儿子、女婿，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与他的女儿、女婿等，都是全家伸出黑手四处捞钱。
被视为“党刊之首”的《半月谈》，曾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勾勒了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位居第一的就是家有“贪内助”，其次分别是贪官子女利用父母“顶戴”谋取私利、“养情妇、养腐败”，“贪官秘书”以及“权钱交易的密友”等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德光指出，这种腐败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容易给社会造成一种畸形的价值导向，以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社会上不少人默认的价值观念。
助贪者往往难受惩罚
大量案例证明，近亲、情妇等“身边人”正在日益成为推助贪官们进行贿赂活动的参与者和合谋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法律上的漏洞，这些助纣为虐的“身边人”往往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还成为贪官们借以逃脱制裁的帮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受贿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只能作为共犯而构成受贿罪。而据刑法专家透露，在许多实际案例中，因为“身边人”只有在共犯的情况之下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从而导致一些案件的处理遇到不少障碍。还有专家指出，在很多时候，“身边人”在腐败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官员自身，相对来说，现行规定对他们的惩罚畸轻。
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官员“身边人”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对此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关系、亲情、人伦的社会，利益冲突不仅仅和官员本人密切相关，也和官员的配偶、子女密切相关”，因此，反腐的主体范围“就要更大一些、更复杂一些”。
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的标本价值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增加对于官员“身边人”犯罪进行规定的条款，无疑具有标本价值。
一方面，这是我国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以往，我国有关非身份犯参与受贿的法律界定都不够科学准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7月8日最高两院联合颁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钱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两条规定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司法界在反贪实践中的两大难题：非身份犯的罪刑认定问题和特定关系人的界定问题。此次，刑法修正案又明确了“身边人”作为“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的具体刑责，相当于扩大了受贿罪主体范围，而且把这个构成犯罪主体的范围明确了。这对于约束官员“身边人”至少有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唤起了司法实践对于官员“八小时以外”的关注。以往，纪检司法部门对官员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对其履行公职的相关情况上，对于官员的个人领域则较少关注。表面看来，官员也是一个公民，他有自己的隐私，有权利保护自己不想为人所知的私生活。可实际上，官员的“八小时之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单纯的绝对隐私。这是因为：某人只要担任了公职，特殊的身份便决定了其私生活必然与其手中的公权连在了一起，此其一；很多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都与“八小时以外”的人或事有关，此其二。事实表明，即便是在极端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的西方民主国家，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例外。故而，我们常常会看到，国外的司法检调部门对于官员的“八小时以外”格外关注，每年也都会有不少官员因为公职以外的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而被迫辞职或吃上官司。从这一点来看，刑法瞄准官员“身边人”不仅是反贪立法的一次及时补位，更有利于唤起司法实践对于官员“八小时以外”的关注，意义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