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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班街头，傅超突然被一个加拿大人拽住了。此人八十多岁，冲他唠叨不止。他是自费来参加世界气候大会的，但他每天围着会场转，也找不到发表言论的场合，就只好拽住身边的年轻人唠叨来唠叨去。
又一次，傅超又被一个黑人拽住，他看起来满脸愁容，抓住他的胳膊就说，“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还有一次，傅超碰到一个肥肥大大的男人。这个人看到傅超在拍照片，就来拍他的肩膀，“为什么不给我拍张照片？”傅超出于礼貌，抬起了相机。后来一聊才知道，这个肥大的男人是索马里的环境资源部部长。他表情很冷漠，对傅超絮叨，“没有人重视我们，对我们很冷漠。”
傅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2011年9月份注册成为COP1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这次和部分成员一起来到德班参与世界气候大会。
这个年轻人的组织，是由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领袖论坛联合发起的一个民间机构。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关注气候变化的青年团。
傅超没有想到，会在德班的大街上被人拽来拽去，他觉得很尴尬。实话说，他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知道，与这些无奈的拽人相比，会议场内的争吵更为无奈。
演戏
争吵，是任何人都能想得到的结局。南非总统祖马在会议开始前，就先预言：“德班会议显然不会像逛公园那样轻松，它将是一次艰难的会议。”
傅超一到德班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媒体席位安排上，美国的ABC和中国的新华社被一东一西隔得老远，中间是小国家的媒体们，“或者，是担心发生观点冲突吧。”
这种看似紧张的情绪，随着会议一天天进展，也在一天天加重。青年团成员何苗在日记里写道：“大会进入到了高端会议的第二天，入口处，只有粉色的牌子才能进入了（粉色代表政府，黄色为NGO，蓝色为媒体）。其他人员，一律从小门进入。街上政要们的车队伴着警车一次次地呼啸而过。”
最近几年的气候大会都不顺畅。2009年，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签署了一个不具法律效益的《哥本哈根协议》。第二年，在坎昆举行的气候会议，达成了一个各方通过的法律文件，但最根本的《京都议定书》存亡问题悬而未决。
德班大会是京都议定书到期前的最后一个气候大会，德班能否取得成果，意味着京东议定书还能否存活。
对小岛国而言，京东议定书能否存活，则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小岛能否存活。
何苗清晰地记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小岛国的大妈，坐船就坐了五天，到了一个有机场的地方，然后再飞来德班开会。她只有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她穿得很隆重，一开口，满嘴感谢，很激动。感觉把这个大会当成了救命草。等她很礼貌地感谢完各方，开始讲自己国家遇到的气候危机，就只剩下二三分钟了。”
德班大会中，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员包括43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由小岛屿及低海拔沿海国家和地区组成。
何苗说，小岛国参会成员的共同特点是盛装出行，“他们穿着最隆重的民族礼仪服饰，来救自己的国家。”
太平洋岛国斐济环境部长萨姆•萨乌图阿说，目前的减排力度对阻止海平面上涨为时已太晚。“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们10年遭受一次极端气候冲击，而过去10年，我们遭受过9次。”
但是，小岛国的权利一直被忽视。傅超说，一个很大的大厅里有好几处分会场，各个会场之间就用一条幕布隔开。这边一个小岛国国家代表正在哀怨地诉说自己的国家就要被淹没了，幕布那边的会场放起了欢快的音乐。小岛国的代表在台上哭笑不得，“不应该是这样的音乐。”
何苗记得，小岛国里最短的一个发言，只有十几秒钟。
在一场讨论气候温度可容忍上升多少的问题上，代表们就1.5°还是2°争论不休。
0.5°，看似没什么，但它意味着更多一批小岛国被淹没。
忍无可忍，在下一场讨论还没开始之前，二十几个小岛国的青年志愿者爬上了主席台，又唱又跳，歌词的大意是，要坚决控制在1.5°，拒绝2°。
这些年轻人后来被逐出会场，取消永久参会资格。
小岛国的无力一直持续，当他们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时，他们就变得极端起来。何苗发现，“到了后来，不管主席台上谁在讲话，小岛国成员就在台下大声讨论，以示不屑和反抗。”
薛妙羚也是COP17中国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她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她对《中国周刊》记者叹了口气，“我一开始就绝望。”她说，“会议之所以开得如此磕磕绊绊，根本原因还是大国们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分歧。”
加拿大、日本等一开始就叫嚣着要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油砂等高污染行业；日本的算盘是减小本国产业压力。美国也是受到化石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左右。
与这些心思很重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就主动得多。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早在之前的十一月初，就在北京召开了部长级会议，达成明确意向，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签署。
和玄机重重的政府代表团相比，各国青年代表团则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不利于全球气候，就要反驳你。
反抗
最引人注目的青年团，恰恰来自那些心思最重的大国，譬如加拿大。
由于多次表示不再续签温室气体减排的第二承诺期，加拿大又一次被非政府组织授予“化石奖”。该奖发给那些阻碍气候谈判进程的国家，是一个耻辱的奖。
何苗打心眼里佩服加拿大青年团的成员。很多次，她看到加拿大青年团很认真地讨论气候问题。问起一个加拿大女孩对加政府消极行为的看法，那女孩答复说，我是来代表我的国家的，但更是维护我脚下的这个地球的。
何苗说，12月7日，加拿大青年团上演了一出反抗本国政府的行为。大会上，加拿大环境部长Peter Kent做开场发言，六个加拿大的青年齐刷刷站在会议厅后面，背对着主席台，T恤背面印着一排“Turn Your Back on Canada”（不要理睬加拿大）。
“就七八秒钟吧，被保安看到了，就立刻被逐出会场了。”何苗说，加拿大青年团的行为，迎来了场内热烈的掌声，“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场时还要热烈。”
美国代表团也一样遭遇了来自本国青年团的反抗。12月8日上午，德班气候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轮到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发言，一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大学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现在的美国代表无法代表美国，我代表美国谈判！美国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拖了太久，我们要求尽快达成公平、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
话音刚落，她就被警察逐出会场了。留在身后的，也是雷鸣般的掌声。
日本也是叫嚣要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薛妙羚试图和日本青年团交流，但是“比较冷漠，话也不多，也不去争论，可能与民族性格有关，但是他们也自己做宣传，呼吁保护地球”。
失望
德班大会到了后期时，青年团的人就觉得，今年没戏了。
因为会议到了9日，是计划中的闭幕时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主办方也未宣布闭幕。
谈判不得不在9日连夜进行。至10日凌晨，大会方面宣布，当地时间10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同日16时）之前，不会举行全体会议，这意味着不确定时间的加时赛正式开始了。
加时赛是个体力活，从白天到晚上，谈判一刻不停。各国媒体甚至睡在会场，横七竖八，成了会场一景。
傅超没参加加时赛，不过，他听到一些传回来的信息，“有个国家的部长讲到最后都不行了，被人抬出会场。彻夜谈，太疲惫了。”
正当各方进入“拖堂”阶段时，大会又出来岔子。
有人以东道主南非名义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伪造的“决议草案”，此草案与真正的草案文本相差甚远，有多处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散发者却声称已被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等几个重要谈判方所接受。因此，议程一再被干扰，时间一拖再拖。
这一滑稽的消息传出，让青年团的成员们很是惊讶与失望。这难道是一个国际级的大谈判吗？怎么越看越像一场闹剧？
稍稍令人安慰的是，德班大会最终还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并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
薛妙羚松了一口气，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尽管这些也还是个框，并没有实质性落实的东西，至少留下了可以再谈下去的余地。只要《京都议定书》还活着，就还有希望。”
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么说，是不是太悲观？”
那语调，有些苦涩。
又一次，傅超又被一个黑人拽住，他看起来满脸愁容，抓住他的胳膊就说，“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还有一次，傅超碰到一个肥肥大大的男人。这个人看到傅超在拍照片，就来拍他的肩膀，“为什么不给我拍张照片？”傅超出于礼貌，抬起了相机。后来一聊才知道，这个肥大的男人是索马里的环境资源部部长。他表情很冷漠，对傅超絮叨，“没有人重视我们，对我们很冷漠。”
傅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2011年9月份注册成为COP1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这次和部分成员一起来到德班参与世界气候大会。
这个年轻人的组织，是由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领袖论坛联合发起的一个民间机构。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关注气候变化的青年团。
傅超没有想到，会在德班的大街上被人拽来拽去，他觉得很尴尬。实话说，他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知道，与这些无奈的拽人相比，会议场内的争吵更为无奈。
演戏
争吵，是任何人都能想得到的结局。南非总统祖马在会议开始前，就先预言：“德班会议显然不会像逛公园那样轻松，它将是一次艰难的会议。”
傅超一到德班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媒体席位安排上，美国的ABC和中国的新华社被一东一西隔得老远，中间是小国家的媒体们，“或者，是担心发生观点冲突吧。”
这种看似紧张的情绪，随着会议一天天进展，也在一天天加重。青年团成员何苗在日记里写道：“大会进入到了高端会议的第二天，入口处，只有粉色的牌子才能进入了（粉色代表政府，黄色为NGO，蓝色为媒体）。其他人员，一律从小门进入。街上政要们的车队伴着警车一次次地呼啸而过。”
最近几年的气候大会都不顺畅。2009年，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签署了一个不具法律效益的《哥本哈根协议》。第二年，在坎昆举行的气候会议，达成了一个各方通过的法律文件，但最根本的《京都议定书》存亡问题悬而未决。
德班大会是京都议定书到期前的最后一个气候大会，德班能否取得成果，意味着京东议定书还能否存活。
对小岛国而言，京东议定书能否存活，则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小岛能否存活。
何苗清晰地记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小岛国的大妈，坐船就坐了五天，到了一个有机场的地方，然后再飞来德班开会。她只有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她穿得很隆重，一开口，满嘴感谢，很激动。感觉把这个大会当成了救命草。等她很礼貌地感谢完各方，开始讲自己国家遇到的气候危机，就只剩下二三分钟了。”
德班大会中，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员包括43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由小岛屿及低海拔沿海国家和地区组成。
何苗说，小岛国参会成员的共同特点是盛装出行，“他们穿着最隆重的民族礼仪服饰，来救自己的国家。”
太平洋岛国斐济环境部长萨姆•萨乌图阿说，目前的减排力度对阻止海平面上涨为时已太晚。“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们10年遭受一次极端气候冲击，而过去10年，我们遭受过9次。”
但是，小岛国的权利一直被忽视。傅超说，一个很大的大厅里有好几处分会场，各个会场之间就用一条幕布隔开。这边一个小岛国国家代表正在哀怨地诉说自己的国家就要被淹没了，幕布那边的会场放起了欢快的音乐。小岛国的代表在台上哭笑不得，“不应该是这样的音乐。”
何苗记得，小岛国里最短的一个发言，只有十几秒钟。
在一场讨论气候温度可容忍上升多少的问题上，代表们就1.5°还是2°争论不休。
0.5°，看似没什么，但它意味着更多一批小岛国被淹没。
忍无可忍，在下一场讨论还没开始之前，二十几个小岛国的青年志愿者爬上了主席台，又唱又跳，歌词的大意是，要坚决控制在1.5°，拒绝2°。
这些年轻人后来被逐出会场，取消永久参会资格。
小岛国的无力一直持续，当他们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时，他们就变得极端起来。何苗发现，“到了后来，不管主席台上谁在讲话，小岛国成员就在台下大声讨论，以示不屑和反抗。”
薛妙羚也是COP17中国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她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她对《中国周刊》记者叹了口气，“我一开始就绝望。”她说，“会议之所以开得如此磕磕绊绊，根本原因还是大国们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分歧。”
加拿大、日本等一开始就叫嚣着要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油砂等高污染行业；日本的算盘是减小本国产业压力。美国也是受到化石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左右。
与这些心思很重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就主动得多。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早在之前的十一月初，就在北京召开了部长级会议，达成明确意向，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签署。
和玄机重重的政府代表团相比，各国青年代表团则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不利于全球气候，就要反驳你。
反抗
最引人注目的青年团，恰恰来自那些心思最重的大国，譬如加拿大。
由于多次表示不再续签温室气体减排的第二承诺期，加拿大又一次被非政府组织授予“化石奖”。该奖发给那些阻碍气候谈判进程的国家，是一个耻辱的奖。
何苗打心眼里佩服加拿大青年团的成员。很多次，她看到加拿大青年团很认真地讨论气候问题。问起一个加拿大女孩对加政府消极行为的看法，那女孩答复说，我是来代表我的国家的，但更是维护我脚下的这个地球的。
何苗说，12月7日，加拿大青年团上演了一出反抗本国政府的行为。大会上，加拿大环境部长Peter Kent做开场发言，六个加拿大的青年齐刷刷站在会议厅后面，背对着主席台，T恤背面印着一排“Turn Your Back on Canada”（不要理睬加拿大）。
“就七八秒钟吧，被保安看到了，就立刻被逐出会场了。”何苗说，加拿大青年团的行为，迎来了场内热烈的掌声，“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场时还要热烈。”
美国代表团也一样遭遇了来自本国青年团的反抗。12月8日上午，德班气候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轮到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发言，一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大学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现在的美国代表无法代表美国，我代表美国谈判！美国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拖了太久，我们要求尽快达成公平、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
话音刚落，她就被警察逐出会场了。留在身后的，也是雷鸣般的掌声。
日本也是叫嚣要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薛妙羚试图和日本青年团交流，但是“比较冷漠，话也不多，也不去争论，可能与民族性格有关，但是他们也自己做宣传，呼吁保护地球”。
失望
德班大会到了后期时，青年团的人就觉得，今年没戏了。
因为会议到了9日，是计划中的闭幕时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主办方也未宣布闭幕。
谈判不得不在9日连夜进行。至10日凌晨，大会方面宣布，当地时间10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同日16时）之前，不会举行全体会议，这意味着不确定时间的加时赛正式开始了。
加时赛是个体力活，从白天到晚上，谈判一刻不停。各国媒体甚至睡在会场，横七竖八，成了会场一景。
傅超没参加加时赛，不过，他听到一些传回来的信息，“有个国家的部长讲到最后都不行了，被人抬出会场。彻夜谈，太疲惫了。”
正当各方进入“拖堂”阶段时，大会又出来岔子。
有人以东道主南非名义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伪造的“决议草案”，此草案与真正的草案文本相差甚远，有多处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散发者却声称已被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等几个重要谈判方所接受。因此，议程一再被干扰，时间一拖再拖。
这一滑稽的消息传出，让青年团的成员们很是惊讶与失望。这难道是一个国际级的大谈判吗？怎么越看越像一场闹剧？
稍稍令人安慰的是，德班大会最终还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并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
薛妙羚松了一口气，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尽管这些也还是个框，并没有实质性落实的东西，至少留下了可以再谈下去的余地。只要《京都议定书》还活着，就还有希望。”
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么说，是不是太悲观？”
那语调，有些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