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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在普通人看来,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觉,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可是,在第一财经“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的发布会上,笔者随机采访了张维炯、何志毅、蒋惟明、何力、吴晓波、袁岳这些活跃在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的人物,他们对这个看似简单的名词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
张维炯负责任企业更有竞争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维炯副院长是位雍容的长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打比方,特别喜欢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来打比方,他强调企业在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将是有利无弊的。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要支付更多的成本?
张维炯:我不是这样看。这与该企业如何看待自己企业发展的战略有关:如果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不和自己的企业战略结合起来的话,可能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但是,如果把承担社会责任和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企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的话,它不仅不会因此而承担更多的成本,反而会使企业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笔者: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要进行补偿?
张维炯:如果一个人不讲究规则,走路歪歪扭扭,政府要教育他,但是否因为他改正了而要补偿他呢?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建立法制,制定企业要承担的最基本的规范。至于企业进一步如何走,是根据企业的战略来走的,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补偿。政府应该制定一个监督体系,如果违反企业基本规范的底线,政府要予以惩罚,如果企业做得好,应该鼓励,不是补偿。
何志毅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来自北京大学的何志毅教授笑容灿烂,因为较多参与实践,他的回答带有浓烈的新鲜劲,他强调政府没必要补偿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而社会要进行补偿,要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何意义?
何志毅:人类历史,往前看,是由军事家、政治家主宰,往后看也许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主宰,因为富可敌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比如埃克森、美孚这种公司,按照国家GDP排序的话,实力可排在第21位和第22位之间。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掌握社会资源,与社会密切度很高,吸收最多的雇员。所以,如果企业不负社会责任,那这个世界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下去。企业社会责任潮流在世界上兴起,与社会的发展发达程度有关,本来,市场经济的不足是由政府靠收税进行第一次修正的,然后进行二次分配;现在社会已经不满足于此,对企业提出了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这就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修正——社会要求企业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
笔者:有学者说,消费产品,不仅要看东西是不是好,还要看卖东西的人是不是好人?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什么?
何志毅:我觉得国家不需要补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但是社会是要补偿的。我提倡向好人买东西。企业社会责任这种理念、这种规则没有被整个社会接受之前,有人多负社会责任,有人少负社会责任,有人不负社会责任,我们希望的潮流是企业都负社会责任,在这种潮流下就很公平了,但是在目前的这段过渡期内,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更多支出的话,知识界、媒体界应该呼吁社会向好人买东西。国际惯例也是这样,比如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看财务表现外还要看这个指数,将优先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投资。社会给予好企业和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一点补偿是应该的。
笔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区别吗?
何志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型企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企业的形态来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跟它有差别,民营企业可以在主观上是为了效益,所以社会要求在民营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前提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笔者:虽然国际上对CSR的评价标准都很全面,然而公众甚至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都聚焦于该企业是否公益上。比如四川地震中,出现了跨国企业铁公鸡榜,还对国内某地产商进行了围攻。对此,中国企业、跨国公司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何志毅:大地震是非常态,要和日常状态下的情况相区别,我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态社会责任》,这次大地震就像打一场仗一样,数千平方公里受灾,近十万人遇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把它当作非常态,这个时候,思维都要改变。您说的该地产商在平时其实是负责任的,只不过他把地震看成了常态。非常态之下,企业负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态的,方法和常态下是很不一样的:应该把捐赠上升到非常态捐赠看,把投资看成非常态投资。常态下可投可不投的钱,非常态下就要投了,可采购可不采购的物资,在非常态下就要采购了……现在重建灾区的缺口还是非常大,我去了5次灾区,农村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政府给每户2万,这对重建家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帮助农民重建,做了一些样板,其他NGO(非营利机构)可以照着做,解决一点是一点。企业也是一样。这就是大地震对企业的很大的教训。
蒋惟明做善事不能是惟一的评价指标
蒋惟明,现任帝斯曼集团企业计划部亚洲战略项目高级副总裁,作为6位采访对象中惟一来自企业界的人士,免不了要多为企业说话,他温文尔雅但坚定恳切的对公众的“强烈希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笔者:地震后,出现了跨国公司铁公鸡榜,您作为跨国公司的华人总裁,对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看的呢?
蒋惟明: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是每个企业都追求的。有一点,我真的强烈希望,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千万不要比拼对社会做的公益,我觉得做善事只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并非谁做善事好,谁就是优秀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包含三个内涵,1.很好的利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就是发展。如果一个企业不搞发展,一天到晚做公益的话,也可以,但最好由慈善单位来做。2.我简单看了一下(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特别高兴,因为其中有一个评价标准是“创新能力”,创新是中国企业真正的动力所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企业每年连一点点创新的钱都不愿意拿出来,而仅仅是跟随者,那我们中国企业是很难翻身的,当然环境、劳保、利润最大化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因素。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很大的图像,包括股民、政府、社会、媒体、员工,不能只为社会负责而忘掉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企业为什么要让全社会监督,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让一个老板高兴。随着信息的普及化,企业的行为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希望公众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我不排除公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道德的准线,但不能仅仅以这条标准来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好。
笔者:您对此次跨国公司铁公鸡榜如何看?
蒋惟明:首先好的企业真的要在灾难之前体现出好的公民特点。在灾难面前,虽然有些企业平时没有很好地善待环境、善待员工,但是在地震中捐钱很多,当然应该夸奖,相反在捐钱方面做得不好的企业,当然应该受到质疑,这都很正常。但是真的不能只以捐款数额来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负责任的企业,这样才能比较公正。
笔者:您对此次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有何建议?
蒋惟明:万事开头难。专家很重要。企业应主动地向广大的公众、媒体和利益相关者汇报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业绩,如果仅仅靠(评选委员会)调查,永远做不好。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需要企业提供三份报告:财政、环保、人文。人文报告绝对不仅仅是指做善事,还包括对员工是不是负责,员工是不是有幸福感。我希望第一财经的指数也成为中国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那我就太高兴了。
笔者:放眼全球,您心目中优秀地履行了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哪些?
蒋惟明:我心目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不断有创新的感觉。谷歌给整个网络世界带来崭新的概念。丰田在全世界能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的钱来研究混合动力,这样的公司是真正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因为它把人类的发展看得很重,把创新能力、把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看得很重。类似负责任的企业遍布化工行业,钢铁行业;包括第三世界也有,像印度的塔塔集团,出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还带来新的概念——消费汽车,所以我心中
负责任的企业决不仅仅是欧美传统的大公司,塔塔集团就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公司。
何力六大原因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何力是《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编辑,作为一个杂志人,他的思路相比专家来说显得宽阔,不过也正因为他毕竟不是专家,所以他“很冒昧”地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历史开始,解读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六大原因。
笔者:“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是如何诞生的?
何力:“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诞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其产生的背景有两个,第一,随着全球化,很多快速消费品企业面临失业问题,包括耐克这样的大公司,率先提出了要履行社会责任,控制失业率;第二,全球化过程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财富的重新聚集和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名词——“企业责任扩大化”,企业现在不但是为股东负责,还要为社会负责。围绕着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两者的关系,从来就有兼容和对立两种看法,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CEO的冠冕堂皇之词,但也有更多的企业家、学者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笔者:什么原因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何力:我站在企业的角度,冒昧地讲一讲原因,1.法规,比如环保法规,过去说欧2就好,现在是欧3,这是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责任。2.公众的期望,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值在提高。3.企业家自己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觉醒。4.同行的压力。5.通过创新研究,其实能为企业带来成本和利润上的好处的,甚至可以降低成本。6.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应该也是企业形象和整体营销的有机组成部分。7.善于把握时代契机的公司甚至能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比如丰田的混合动力技术,证明了企业的利润追求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是可以平衡的。
笔者: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的评价体系很全面。但是通过这么庞杂的体系选出来的优等生,会不会中庸有余而专注度不够?
何力:正如你对评价体系提出的表扬一样。这方面好的时候,另一方面的缺点就会显现出来。所有的评价都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评价体系更注重的是全面、均衡,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很正常。指标体系的缺点可以通过评委的努力,后期的分析来予以弥补。
吴晓波
只有大企业才能成为标杆
吴晓波看上去年轻,也腼腆。可是一说起话来没有“可能、似乎”这种模棱两可的词,对第一财经此次推出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是否会使小企业难以入围的质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任何评选,只有大企业才能成为标杆,这是毫无疑问的。”
笔者:能够进入这个评价体系的必定是大企业,我国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是很难入围的。
例如中国首善陈光标,按照全面的指标,他未必能入榜。所以,第一财经的榜单何以示范中小企业?
吴晓波:全世界所有的榜单评选,大企业永远是标杆。中国人喜欢搞中庸,大小企业合并在一起。陈光标是雷锋,是偶然事件,可以评个特别奖,但不能因此改变这个评价体系。我觉得现在这个榜单好,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很实际。讲到了环保问题、公司透明度问题、善待员工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美国,早在1945年德鲁克写《公司的概念》时都讲清楚了。美国人60年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没解决,我们现在连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好的企业家都不知道。这个榜单可以解决这些基本面的问题。
袁岳企业社会责任商数
袁岳,太善于表达自己了,他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商数”这个概念,倡导要让商数高的专业人士来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免得外行、商数低的人吃力又讨骂;并对蒋惟明的“企业做本分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质疑式的补充。
笔者: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
袁岳: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个经营模式。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小交易模式;现在,若企业对社区环境友好,人们自然会对企业友好,企业的品牌威望是能提升附加值的,实际上这是个大买卖,叫做大交易模式——比较好的王婆,卖瓜就比较容易。第二,更多的社会机会,所以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大公司有更强的利用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机会,因此要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很多跨国公司甚至能影响政治、法律,所以随着企业影响力的急剧扩大,所以我们对它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会更高。
笔者:您对蒋总提出的“企业要首先考虑发展,然后再考虑社会责任”的观点有何看法?
袁岳:我对蒋总的观点有补充。企业家特别容易有一个误会,认为企业做本分就是负了社会责任,我是不同意的。商业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是不冲突的。今天企业所有的经营行为,都要以负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而且也不是企业做得特别大,才需要考虑负社会责任。一个穷人是可以负社会责任的,甚至入不敷出的企业也是可以负社会责任的。
笔者:您如何看待某地产商引起的轩然大波?
袁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个智慧和商数的问题,我把它称为“社会责任商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做冤大头,捐的钱多就可以了。说实话,当初给红十字会的钱,现在大概有70%都呆在账上。地震中,有个企业到北川县天天送10万个馒头,虽然他没捐很多少钱,但他办了一件很实在的事。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知道一件事情怎么做才是对这个社会最有好处的。那个地产商犯了很大的错误,在那种时候说那种话,这就是商数有问题,包括他后来做的重建,花那么多钱帮政府建公共服务中心,他商数还有问题,政府的事政府会有钱建的,相反,农村的很多重建项目才是你应该去做的。这和商数有关系,跟智商、情商一样。企业领导人要是在这方面商数不够,就找一个够的人来帮你干活,别累了半天还遭骂,这是很多企业都应该注意的问题。责任不见得和你付出的真金白银有关。
笔者:放眼全球,哪些企业是你们心目中比较负责任的企业?
袁岳:我特别说一下谷歌。谷歌的“快乐工作理念”对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现在面临的是80后的员工,很快90后也要就业了。80后、90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有很强的平权观,而非传统的权威性理念,有很强的娱乐性,他们在想象力、超越常规方面也有很强的需求。今天讲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内部责任问题,不管外面说什么,员工不幸的企业,那它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都是瞎扯。我们国内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不是80年代的,是爸爸那一代的,对这种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谷歌的“快乐工作理念”对于中国具有广泛的价值。
张维炯负责任企业更有竞争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维炯副院长是位雍容的长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打比方,特别喜欢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来打比方,他强调企业在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将是有利无弊的。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要支付更多的成本?
张维炯:我不是这样看。这与该企业如何看待自己企业发展的战略有关:如果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不和自己的企业战略结合起来的话,可能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但是,如果把承担社会责任和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企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的话,它不仅不会因此而承担更多的成本,反而会使企业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笔者: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要进行补偿?
张维炯:如果一个人不讲究规则,走路歪歪扭扭,政府要教育他,但是否因为他改正了而要补偿他呢?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建立法制,制定企业要承担的最基本的规范。至于企业进一步如何走,是根据企业的战略来走的,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补偿。政府应该制定一个监督体系,如果违反企业基本规范的底线,政府要予以惩罚,如果企业做得好,应该鼓励,不是补偿。
何志毅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来自北京大学的何志毅教授笑容灿烂,因为较多参与实践,他的回答带有浓烈的新鲜劲,他强调政府没必要补偿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而社会要进行补偿,要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何意义?
何志毅:人类历史,往前看,是由军事家、政治家主宰,往后看也许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主宰,因为富可敌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比如埃克森、美孚这种公司,按照国家GDP排序的话,实力可排在第21位和第22位之间。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掌握社会资源,与社会密切度很高,吸收最多的雇员。所以,如果企业不负社会责任,那这个世界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下去。企业社会责任潮流在世界上兴起,与社会的发展发达程度有关,本来,市场经济的不足是由政府靠收税进行第一次修正的,然后进行二次分配;现在社会已经不满足于此,对企业提出了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这就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修正——社会要求企业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
笔者:有学者说,消费产品,不仅要看东西是不是好,还要看卖东西的人是不是好人?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什么?
何志毅:我觉得国家不需要补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但是社会是要补偿的。我提倡向好人买东西。企业社会责任这种理念、这种规则没有被整个社会接受之前,有人多负社会责任,有人少负社会责任,有人不负社会责任,我们希望的潮流是企业都负社会责任,在这种潮流下就很公平了,但是在目前的这段过渡期内,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更多支出的话,知识界、媒体界应该呼吁社会向好人买东西。国际惯例也是这样,比如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看财务表现外还要看这个指数,将优先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投资。社会给予好企业和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一点补偿是应该的。
笔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区别吗?
何志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型企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企业的形态来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跟它有差别,民营企业可以在主观上是为了效益,所以社会要求在民营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前提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笔者:虽然国际上对CSR的评价标准都很全面,然而公众甚至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都聚焦于该企业是否公益上。比如四川地震中,出现了跨国企业铁公鸡榜,还对国内某地产商进行了围攻。对此,中国企业、跨国公司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何志毅:大地震是非常态,要和日常状态下的情况相区别,我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态社会责任》,这次大地震就像打一场仗一样,数千平方公里受灾,近十万人遇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把它当作非常态,这个时候,思维都要改变。您说的该地产商在平时其实是负责任的,只不过他把地震看成了常态。非常态之下,企业负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态的,方法和常态下是很不一样的:应该把捐赠上升到非常态捐赠看,把投资看成非常态投资。常态下可投可不投的钱,非常态下就要投了,可采购可不采购的物资,在非常态下就要采购了……现在重建灾区的缺口还是非常大,我去了5次灾区,农村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政府给每户2万,这对重建家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帮助农民重建,做了一些样板,其他NGO(非营利机构)可以照着做,解决一点是一点。企业也是一样。这就是大地震对企业的很大的教训。
蒋惟明做善事不能是惟一的评价指标
蒋惟明,现任帝斯曼集团企业计划部亚洲战略项目高级副总裁,作为6位采访对象中惟一来自企业界的人士,免不了要多为企业说话,他温文尔雅但坚定恳切的对公众的“强烈希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笔者:地震后,出现了跨国公司铁公鸡榜,您作为跨国公司的华人总裁,对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看的呢?
蒋惟明: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是每个企业都追求的。有一点,我真的强烈希望,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千万不要比拼对社会做的公益,我觉得做善事只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并非谁做善事好,谁就是优秀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包含三个内涵,1.很好的利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就是发展。如果一个企业不搞发展,一天到晚做公益的话,也可以,但最好由慈善单位来做。2.我简单看了一下(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特别高兴,因为其中有一个评价标准是“创新能力”,创新是中国企业真正的动力所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企业每年连一点点创新的钱都不愿意拿出来,而仅仅是跟随者,那我们中国企业是很难翻身的,当然环境、劳保、利润最大化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因素。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很大的图像,包括股民、政府、社会、媒体、员工,不能只为社会负责而忘掉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企业为什么要让全社会监督,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让一个老板高兴。随着信息的普及化,企业的行为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希望公众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我不排除公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道德的准线,但不能仅仅以这条标准来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好。
笔者:您对此次跨国公司铁公鸡榜如何看?
蒋惟明:首先好的企业真的要在灾难之前体现出好的公民特点。在灾难面前,虽然有些企业平时没有很好地善待环境、善待员工,但是在地震中捐钱很多,当然应该夸奖,相反在捐钱方面做得不好的企业,当然应该受到质疑,这都很正常。但是真的不能只以捐款数额来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负责任的企业,这样才能比较公正。
笔者:您对此次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有何建议?
蒋惟明:万事开头难。专家很重要。企业应主动地向广大的公众、媒体和利益相关者汇报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业绩,如果仅仅靠(评选委员会)调查,永远做不好。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需要企业提供三份报告:财政、环保、人文。人文报告绝对不仅仅是指做善事,还包括对员工是不是负责,员工是不是有幸福感。我希望第一财经的指数也成为中国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那我就太高兴了。
笔者:放眼全球,您心目中优秀地履行了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哪些?
蒋惟明:我心目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不断有创新的感觉。谷歌给整个网络世界带来崭新的概念。丰田在全世界能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的钱来研究混合动力,这样的公司是真正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因为它把人类的发展看得很重,把创新能力、把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看得很重。类似负责任的企业遍布化工行业,钢铁行业;包括第三世界也有,像印度的塔塔集团,出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还带来新的概念——消费汽车,所以我心中
负责任的企业决不仅仅是欧美传统的大公司,塔塔集团就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公司。
何力六大原因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何力是《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编辑,作为一个杂志人,他的思路相比专家来说显得宽阔,不过也正因为他毕竟不是专家,所以他“很冒昧”地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历史开始,解读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六大原因。
笔者:“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是如何诞生的?
何力:“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诞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其产生的背景有两个,第一,随着全球化,很多快速消费品企业面临失业问题,包括耐克这样的大公司,率先提出了要履行社会责任,控制失业率;第二,全球化过程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财富的重新聚集和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名词——“企业责任扩大化”,企业现在不但是为股东负责,还要为社会负责。围绕着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两者的关系,从来就有兼容和对立两种看法,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CEO的冠冕堂皇之词,但也有更多的企业家、学者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笔者:什么原因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何力:我站在企业的角度,冒昧地讲一讲原因,1.法规,比如环保法规,过去说欧2就好,现在是欧3,这是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责任。2.公众的期望,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值在提高。3.企业家自己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觉醒。4.同行的压力。5.通过创新研究,其实能为企业带来成本和利润上的好处的,甚至可以降低成本。6.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应该也是企业形象和整体营销的有机组成部分。7.善于把握时代契机的公司甚至能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比如丰田的混合动力技术,证明了企业的利润追求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是可以平衡的。
笔者: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的评价体系很全面。但是通过这么庞杂的体系选出来的优等生,会不会中庸有余而专注度不够?
何力:正如你对评价体系提出的表扬一样。这方面好的时候,另一方面的缺点就会显现出来。所有的评价都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评价体系更注重的是全面、均衡,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很正常。指标体系的缺点可以通过评委的努力,后期的分析来予以弥补。
吴晓波
只有大企业才能成为标杆
吴晓波看上去年轻,也腼腆。可是一说起话来没有“可能、似乎”这种模棱两可的词,对第一财经此次推出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是否会使小企业难以入围的质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任何评选,只有大企业才能成为标杆,这是毫无疑问的。”
笔者:能够进入这个评价体系的必定是大企业,我国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是很难入围的。
例如中国首善陈光标,按照全面的指标,他未必能入榜。所以,第一财经的榜单何以示范中小企业?
吴晓波:全世界所有的榜单评选,大企业永远是标杆。中国人喜欢搞中庸,大小企业合并在一起。陈光标是雷锋,是偶然事件,可以评个特别奖,但不能因此改变这个评价体系。我觉得现在这个榜单好,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很实际。讲到了环保问题、公司透明度问题、善待员工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美国,早在1945年德鲁克写《公司的概念》时都讲清楚了。美国人60年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没解决,我们现在连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好的企业家都不知道。这个榜单可以解决这些基本面的问题。
袁岳企业社会责任商数
袁岳,太善于表达自己了,他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商数”这个概念,倡导要让商数高的专业人士来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免得外行、商数低的人吃力又讨骂;并对蒋惟明的“企业做本分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质疑式的补充。
笔者: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
袁岳: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个经营模式。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小交易模式;现在,若企业对社区环境友好,人们自然会对企业友好,企业的品牌威望是能提升附加值的,实际上这是个大买卖,叫做大交易模式——比较好的王婆,卖瓜就比较容易。第二,更多的社会机会,所以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大公司有更强的利用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机会,因此要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很多跨国公司甚至能影响政治、法律,所以随着企业影响力的急剧扩大,所以我们对它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会更高。
笔者:您对蒋总提出的“企业要首先考虑发展,然后再考虑社会责任”的观点有何看法?
袁岳:我对蒋总的观点有补充。企业家特别容易有一个误会,认为企业做本分就是负了社会责任,我是不同意的。商业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是不冲突的。今天企业所有的经营行为,都要以负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而且也不是企业做得特别大,才需要考虑负社会责任。一个穷人是可以负社会责任的,甚至入不敷出的企业也是可以负社会责任的。
笔者:您如何看待某地产商引起的轩然大波?
袁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个智慧和商数的问题,我把它称为“社会责任商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做冤大头,捐的钱多就可以了。说实话,当初给红十字会的钱,现在大概有70%都呆在账上。地震中,有个企业到北川县天天送10万个馒头,虽然他没捐很多少钱,但他办了一件很实在的事。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知道一件事情怎么做才是对这个社会最有好处的。那个地产商犯了很大的错误,在那种时候说那种话,这就是商数有问题,包括他后来做的重建,花那么多钱帮政府建公共服务中心,他商数还有问题,政府的事政府会有钱建的,相反,农村的很多重建项目才是你应该去做的。这和商数有关系,跟智商、情商一样。企业领导人要是在这方面商数不够,就找一个够的人来帮你干活,别累了半天还遭骂,这是很多企业都应该注意的问题。责任不见得和你付出的真金白银有关。
笔者:放眼全球,哪些企业是你们心目中比较负责任的企业?
袁岳:我特别说一下谷歌。谷歌的“快乐工作理念”对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现在面临的是80后的员工,很快90后也要就业了。80后、90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有很强的平权观,而非传统的权威性理念,有很强的娱乐性,他们在想象力、超越常规方面也有很强的需求。今天讲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内部责任问题,不管外面说什么,员工不幸的企业,那它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都是瞎扯。我们国内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不是80年代的,是爸爸那一代的,对这种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谷歌的“快乐工作理念”对于中国具有广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