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一个偏远的中队调到大队当文书，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的得意很快就被满脸严肃的司务长扫得荡然无存，“陶谦，把这几项工作和老文书交接，记着，要认真清点!”我心想，不就是查数吗，这还不容易。当天下午我就把填好的表格送到司务长办公室。“乐器有几种?”“45个。”“我问你几种?”“不知道。”“图书有多少本?”司务长又问，“1200本。”“分几类?”“不知道。”“去!重查!”司务长头也不抬又把几页纸还给我。我心想，反正能对上数，还有什么可查的，便回到办公室在种类的栏目内随意填了几个数字。但没想到第二天司务长要监交，我编的数字“漏了馅”，被他狠狠地批了一顿。我心里很不服气，我在中队是训练尖子，还没有领导批评过我，我觉得司务长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一次，大队安排我写季度总结，由司务长把关。我翻出了上季度工作总结，结合近期的会议记录并向中队要来了要事日记，加班加点开始写。两天后，我把写完的文件工工整整地誊抄后呈给司务长，他翻了几页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公文写作的书毫无表情地说：“好好学一学，看看公文怎么写。”我很不服气，你看都没有看完怎么知道写得不行，但没有办法，我只得重写，搜肠刮肚地熬了大半夜又完成了第二稿，对照书上的范文我觉得很满意，但司务长看了后冷冷地说：“这是咱们大队吗?”结果是我又重新写了一遍。如此反复了四次，他才签了“请大队领导阅”五个字。我想，这么干下去非让他折磨出病不可，于是就偷偷地去找教导员“告状”，教导员听完就乐了，“他这个人就是不爱笑，工作很认真，也是热心肠，你们要好好向司务长学习啊。”那一刻，“官官相护”四个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我的脑子里蹦了出来，我开始怀念中队的日子。
　　想归想，我没有退路，只好潜心钻研业务，半年后我熟练掌握了几种主要公文的写作方法，把大队所有的文件、图书、文体器材重新登记造册，并积极主动地策划大队的文体活动，建立起了大队日常工作档案，包揽了营区内的小板报、宣传栏，往往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我的工作成绩受到大队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评价，司务长也终于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但我总觉得他的笑有些假惺惺。
　　我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日子很快得到证实。12月份，大队发展党员，后勤党支部有一个名额，论工作应该非我莫属，战友们都这么说，我感觉胜券在握。可后来的结果却出乎意料，是大队出纳员被确定为发展对象。有的战友对我说：“出纳员和司务长关系当然‘密切’了，因为出纳把着大队的‘钱匣子’。”一名参加支委会的战友也向我透露，说在会上是司务长首先把我给否定的，他说我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有待进一步考察。
　　入党是我梦寐以求的，而且将决定我的前途和命运，我再也忍无可忍了，就去找他：“为什么入党没有我?为什么是出纳员，他不就是管着钱吗，对大队有什么贡献?我早就看出你就看不上我，可你们也太没有原则了吧。”“新仇旧恨”一下子全从我嘴里冒了出来，司务长怔了一下，就乐了，我觉得他的笑比哭还难看。“正要找你呢，请坐。”我想他心里肯定有鬼，就更生气：“不坐!今天一定要有个说法，不行咱就找大队领导!”我撕破脸皮大喊大叫。“陶谦同志!”司务长又恢复了严肃。“首先我向你明确的是谁入党是一级组织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个人说了算，再说就凭你现在的态度就不符合党员标准。我怎么就不符合，这态度都是你逼的!我不跟你说，我找大队长去!”说完摔门而去。大队长认真地听完经过，语重心长地说：“出纳员管钱是不假，但他管的部队的钱，而且管得很好，三年没出现过一分钱的错账差款，并且诚实肯干，主动关心帮助战友，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发展党员不是看谁干得多，是看思想是否成熟!”他接着说：“把你从中队调来大队当文书是司务长多次向大队推荐的，认为你小子是块材料，可身上有得意就忘形的毛病，对你只能严格，你的情况司务长多次向我们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进步很快，但就这次入党来讲，听说你连入党申请书都没交?”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一直都想入党可怎么连最起码的都给忘了。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忘了是怎么走出了大队长的办公室，我决定找司务长道歉。还没等开口，司务长就问我：“这么快就想通了?没关系，年轻人嘛。把这个拿走，抽时间好好学习。”他递给我一摞文化复习方面的书籍，脸上还是那样没有表情。
　　经历了那件事，我突然觉得明白了很多道理，司务长的“发难”和“逼迫”让我难以忘怀，只不过是他用了一种军人特有的方法。应该说，那是我军旅生涯最大的一次转折，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总警醒自己如何去真正的关心部属。那年，我错怪了司务长，司务长却影响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