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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先生辞世。享年95岁。
用“巨星陨落”形容费孝通的离去并不过分。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举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之心力，孜孜以求，“穷经皓首，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先生的身上，更叠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际遇，侠骨柔肠，及至治学参政，书生意气，受尽磨难，仍与执政党肝胆相照。
费孝通更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见证人。
弥留之际很苦恼
“叔叔走的时候很安详，亲友们都在身边。”费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费皖，费孝通大哥费振东先生的次子，原民盟中央区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作为民盟中央的工作人员，费皖多次陪同费老到全国各地调研。
4月28日，费孝通先生去世四日之后，《瞭望东方周刊》在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采访了费皖，得以了解费孝通先生人生最后一段岁月的真实生活。
今年68岁亦已满头白发的费皖是费孝通最亲近的人之一。费孝通这一生，深受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哥费振东影响。
“文革”在干校劳动期间，费孝通苦中作乐，更给大哥写了二十二封千校家书，倾述苦闷，抒发伤世之情，这些家书现都已收入《费孝通文集》。
费孝通称费皖为“阿皖”，而言谈中，费皖更习惯于称费孝通为“老先生”。
据费皖介绍，费孝通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其实在他93岁之前，从没有停下过工作，精力堪比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思维还是行动，根本不像90多岁的老人。
“老先生是2003年12月28日住进北京医院的。先是普通感冒，后来发展成肺炎，他本来气管就不好，有些哮喘，病情一度很严重。经医生全力救治后不久就恢复过来了。刚生病那一段，他还可以说话、写字。后来，喘得越来越厉害，话就说得少了，他想表达什么或想起来什么，就在纸上写字。但他的思维一直都很清楚的，听力也可以，当时，我们每天都给他读报，电视他也能看。”
在费孝通生病住院这一段时间，费皖每个星期去一次医院，陪费老说说话。
“有一次，我趴在他耳边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很苦恼?’他就用笔在纸上写：是。我再问他，‘苦恼是不是对许多问题还有想法，表达不出来?’，他点点头，又在纸上写：多得很。”费皖告诉老先生，等你养好了病，你有什么想法，我给你整理出来，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这时候，我就看他在白纸上很艰难地写了四个字‘不可能了’。”
江村岁月，乡土中国
95年前，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小镇，从此，无论时局变幻，还是伤痛失伴，或者廿载沉寂，甚至被人误解，他的根、他的魂都与这一方土地梦绕魂牵。
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在文章中给这个村子起学名为“江村”)成为他解剖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样本。从1936年在江村养伤，并作实地调查，到在英国发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57年5月重访江村，1981年10月三访江村，这三次江村之行，对费孝通先生来说，分别代表着一段在他人生旅程中非同寻常的岁月。尽管三访江村之后，他开始每年都回到这个村落，直到他生命逝去。
来自田野的呼唤和乡民的殷切其实始终如一地伴随着费孝通，并成为他一生扭扯不断的情结。
4月27日。北京东大桥农三里。陪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的张祖道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了当年重访的情景。
“重访江村是在1957年4月到5月间。从西南联大到回到北平，清华复校后，我和费先生的接触非常多，有一次费先生和我们几个社会学系的学生聊天时谈到他的扛村，提出想再回去看看，我马上说跟他一起去，做摄影记者。在此之前，我已经跟随潘光旦先生去过鄂湘川做过土家族调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当时我已经在《新观察》工作，清华、北大的许多老师都给《新观察》写稿子，费先生写得最多。这次重返江村，《新观察》还派了一个文字记者，配合费先生。我来摄影。”
张祖道用镜头记录下了费孝通重返江村之后的情景，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黑白照片及底片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仅农具我就拍了100多种，还有农民生产劳作的情景。费先生做田野调查非常细，常常和农民一起反复复核、计算、谈话，白天黑夜都在忙，我呢，就跟着他在田间地头拍照。费先生到了江村后不久，开始有农民找他，其实就是上访、告状。我有时也参加，一边听一边帮着记，回到北京后再帮着费先生整理。后来，费先生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领导。‘反右’的时候，这些都成了费先生的罪状。”
在费孝通重访江村之前的一个月，即 1957年3月18日，他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5月31日，费孝通写了《早春前后》一文。不久，《重访江村》在《新观察》上发表，但刚刚发了一期，费孝通便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
绝少空泛的治学
事实上，费孝通一直认为，致富的路子就在百姓中间。他是用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发现、思考农民摆脱贫困的办法。
费皖认为，费孝通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学，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实践脱节。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游学东西，求证南北，无不一以贯之地从所从事的专业出发而关注民生，而他的洋洋著述也绝少那些空谈性命的空疏之学。
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他进行农村田野调查这一环节，事实上，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才是他大半个世纪来苦苦追寻的所在。
“我们陪他到定西就去了8次。每次，他竟然都会记住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谁家的房子翻新了，谁家又添了新家具，他能从这些细节上看出农民的生活变化了没有，有多大。他一直不服老，80岁还不知老之将至，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66天都在外面跑。直到2000年以后，90岁了，才觉得外出远行有些体力不支。”费皖说。
在这些马不停蹄的考察中，费孝通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在研究一个个以当地传统为基础的地区性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构想，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费先生是第一个为温州模式正名的人，温州人对他的感情很深。”民盟中央参政室主任马宝琛说。
1983年11月3日，时任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看了费孝通写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后，曾经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他在批语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2000年元月，费孝通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胡耀邦)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
费孝通在93岁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近一段时期，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坎坷人生，他更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
事实上，费孝通始终坚持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
虽已离去，仍是“不朽”
1957年，费孝通以知识分子的敏锐感知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一夜之间，从“红得发紫”沦为“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之后，更是在重压之下违心地写了《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更经历了抄家、批斗、住牛棚、上千校的全过程。
有这样一个镜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头：每天早上身材微胖的费孝通扶着身患残疾的潘光旦先生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接受惩罚性劳动，在接近40度的日光下排队、训话、拔草，晚上再扶着潘先生蹒跚回家。
“费先生这一生，有二痛，难以释怀。一是1935年12月，新婚108天的妻子王同惠和他在广西大瑶山调查，为救身负重伤的费孝通误落山涧牺牲；二是‘文革’开始后，受尽屈辱和病痛折磨的师友潘光旦先生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死前身边竟然连给潘先生止痛的药片都没有。”——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时的学生、83岁的摄影家张祖道老先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费孝通却对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八亿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
因此，才有了他的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除了西藏、台湾。晚年的费孝通东西穿梭，南北奔走，几乎踏遍了乡土中国。
在他病倒住进医院的2003年，即使已93岁高龄，他仍然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所以，我可以不再来了!”
早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研读社会人类学，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更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的一生，也是创造奇迹的一生。
青年时代一举成名，奠定社会学一代宗师之名，中年历尽坎坷，备经磨难，23载寂寂；1980年后，以70高龄复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系，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参政议政，未泯政治童真；老来依然一书生，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
虽已离去，仍然“不朽”。
怀旧的老人
在先生的晚年，不单是怀念几十年前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在他忆师念友的文章和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他对当年与良师益友的交往中所怀有的温情眷恋，以及他对当年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世的隐忧。
1988年5月3日，费孝通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在表示对梁漱溟治学、为人之道的爱慕心情时，费孝通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
在费孝通的这类文字和谈话中，频频出现“上一代人”、“前辈老师”和“当前”、“现在”的对比。将心比心，不难从这样的对比中体察到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举目四望”之后的茫然心情，不难推知他心灵深处也许会时常萦绕着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从清华园到西柏坡，费孝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和创建者，“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发展从曲折走向坦途、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程。”
也许，惟有历史可以烛照一切。文集拒收“反右”、“文革”时的文稿
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志实原为群言出版社副社长，1997年，为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生涯60年，群言出版社开始着手编辑《费孝通文集》。从那时候起，吴志实开始和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
“我们和他谈出书计划，老先生说我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你们去做吧，我放心的。实际上，1990年时，文集先出了十四卷。因为老先生还一直在写文章，直到 2003年，又补充了二卷，时间也就截止到 2003年12月。这一年的年底，老先生也就病倒入院了。”
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是以时间为序编辑的。《文集》第七卷本时间上是从1957年到1980年这一段，但其中，1962年—1969年，1970年—1976年是二段空白。在这二段空白之间，仅1969年—1970年收进了费孝通先生在湖北潜江县王场区沙洋劳改农场给大哥费振东写的二十二封家书。
“整理材料文稿的时候，我们在费先生那里看到，这一时间段的文稿和材料也有二尺多高，但费先生说，那都不是我真实的思想，不是我的东西，是在压力之下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能收进来。我们尊重了费先生的意见。”
吴志实和费孝通先生曾就此有一段对话。
“费先生很少谈‘反右’和‘文革’这一段岁月。我问他为什么?费先生说，这段情况很复杂，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会在《文集前记》中做以说明。”
费孝通先生在《文集前记》里对人生盛年之间那两段“空白”的解释显然流露出对那一段岁月的悲怆和无力。
在《文集前记》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
永远的费孝通
4月26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大法学楼5203活动室(社会学系会议室)为费孝通设置了灵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也来到了灵堂悼念现场。悼念活动很低调，静悄悄的，只在法学楼楼下有一块指引的标牌。北大学生在明媚的春光里穿梭，与往常没有任何的不同。
灵堂外，来访者正在佩戴白花，并在签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灵堂正上方的黑色条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敬爱的费孝通教授”几个白色的大字，正东方则悬挂着费老遗像，和蔼而安详。两侧摆放着花圈。
一位前来吊唁的同学告诉记者：“我在北大是学理工科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费老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社会学。我也看过费老的一些理论著作，他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调查，这种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难得。可惜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
4月27日，费孝通的学生，朋友，83岁的张祖道老先生在家里点燃了一炷香。
“先生走了，西南联大时，我曾在枪声里聆听过先生那场惊心动魄的演讲；反右之始，又陪他踏上造访江村的旅程，费先生实际只比我大12岁，这几十年来，我们知交甚笃，可惜，再也听不到先生那爽朗的笑声了。”
说话间，张祖道老先生不时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张卡片，上面用蝇头小楷整齐地记载着他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时以及七八次沿着潘光旦先生在鄂湘川调查的路线，调查土家族人生活的记录和归类底片。
“昨天(4月26日)我接到了钱伟长老先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了。叔叔和钱老一直心意相通，相交甚深。钱老也94岁高龄了，他们一起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费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4月27日，记者在民盟中央宣传部看到了钱伟长教授给费孝通发来的唁电：
“惊悉孝通兄不幸于24日在北京病逝，不胜扼腕痛惜，怆然泪下。孝通兄和我曾长期在清华共事，后又同在民盟积极参政议政，共求国是，谋报效祖国之路。我调上海大学之后，孝通兄更是鼎力相助，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跻身一流。孝通兄与我既是吴地同乡，又是同事，交往几十年，私交甚笃……”
费孝通先生90寿辰时，他的学生王尧曾赋诗一首：潇洒无尘，耿介绝俗；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这四言绝句，可谓“永远的费先生”之精神写照。
用“巨星陨落”形容费孝通的离去并不过分。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举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之心力，孜孜以求，“穷经皓首，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先生的身上，更叠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际遇，侠骨柔肠，及至治学参政，书生意气，受尽磨难，仍与执政党肝胆相照。
费孝通更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见证人。
弥留之际很苦恼
“叔叔走的时候很安详，亲友们都在身边。”费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费皖，费孝通大哥费振东先生的次子，原民盟中央区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作为民盟中央的工作人员，费皖多次陪同费老到全国各地调研。
4月28日，费孝通先生去世四日之后，《瞭望东方周刊》在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采访了费皖，得以了解费孝通先生人生最后一段岁月的真实生活。
今年68岁亦已满头白发的费皖是费孝通最亲近的人之一。费孝通这一生，深受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哥费振东影响。
“文革”在干校劳动期间，费孝通苦中作乐，更给大哥写了二十二封千校家书，倾述苦闷，抒发伤世之情，这些家书现都已收入《费孝通文集》。
费孝通称费皖为“阿皖”，而言谈中，费皖更习惯于称费孝通为“老先生”。
据费皖介绍，费孝通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其实在他93岁之前，从没有停下过工作，精力堪比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思维还是行动，根本不像90多岁的老人。
“老先生是2003年12月28日住进北京医院的。先是普通感冒，后来发展成肺炎，他本来气管就不好，有些哮喘，病情一度很严重。经医生全力救治后不久就恢复过来了。刚生病那一段，他还可以说话、写字。后来，喘得越来越厉害，话就说得少了，他想表达什么或想起来什么，就在纸上写字。但他的思维一直都很清楚的，听力也可以，当时，我们每天都给他读报，电视他也能看。”
在费孝通生病住院这一段时间，费皖每个星期去一次医院，陪费老说说话。
“有一次，我趴在他耳边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很苦恼?’他就用笔在纸上写：是。我再问他，‘苦恼是不是对许多问题还有想法，表达不出来?’，他点点头，又在纸上写：多得很。”费皖告诉老先生，等你养好了病，你有什么想法，我给你整理出来，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这时候，我就看他在白纸上很艰难地写了四个字‘不可能了’。”
江村岁月，乡土中国
95年前，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小镇，从此，无论时局变幻，还是伤痛失伴，或者廿载沉寂，甚至被人误解，他的根、他的魂都与这一方土地梦绕魂牵。
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在文章中给这个村子起学名为“江村”)成为他解剖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样本。从1936年在江村养伤，并作实地调查，到在英国发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57年5月重访江村，1981年10月三访江村，这三次江村之行，对费孝通先生来说，分别代表着一段在他人生旅程中非同寻常的岁月。尽管三访江村之后，他开始每年都回到这个村落，直到他生命逝去。
来自田野的呼唤和乡民的殷切其实始终如一地伴随着费孝通，并成为他一生扭扯不断的情结。
4月27日。北京东大桥农三里。陪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的张祖道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了当年重访的情景。
“重访江村是在1957年4月到5月间。从西南联大到回到北平，清华复校后，我和费先生的接触非常多，有一次费先生和我们几个社会学系的学生聊天时谈到他的扛村，提出想再回去看看，我马上说跟他一起去，做摄影记者。在此之前，我已经跟随潘光旦先生去过鄂湘川做过土家族调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当时我已经在《新观察》工作，清华、北大的许多老师都给《新观察》写稿子，费先生写得最多。这次重返江村，《新观察》还派了一个文字记者，配合费先生。我来摄影。”
张祖道用镜头记录下了费孝通重返江村之后的情景，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黑白照片及底片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仅农具我就拍了100多种，还有农民生产劳作的情景。费先生做田野调查非常细，常常和农民一起反复复核、计算、谈话，白天黑夜都在忙，我呢，就跟着他在田间地头拍照。费先生到了江村后不久，开始有农民找他，其实就是上访、告状。我有时也参加，一边听一边帮着记，回到北京后再帮着费先生整理。后来，费先生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领导。‘反右’的时候，这些都成了费先生的罪状。”
在费孝通重访江村之前的一个月，即 1957年3月18日，他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5月31日，费孝通写了《早春前后》一文。不久，《重访江村》在《新观察》上发表，但刚刚发了一期，费孝通便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
绝少空泛的治学
事实上，费孝通一直认为，致富的路子就在百姓中间。他是用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发现、思考农民摆脱贫困的办法。
费皖认为，费孝通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学，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实践脱节。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游学东西，求证南北，无不一以贯之地从所从事的专业出发而关注民生，而他的洋洋著述也绝少那些空谈性命的空疏之学。
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他进行农村田野调查这一环节，事实上，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才是他大半个世纪来苦苦追寻的所在。
“我们陪他到定西就去了8次。每次，他竟然都会记住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谁家的房子翻新了，谁家又添了新家具，他能从这些细节上看出农民的生活变化了没有，有多大。他一直不服老，80岁还不知老之将至，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66天都在外面跑。直到2000年以后，90岁了，才觉得外出远行有些体力不支。”费皖说。
在这些马不停蹄的考察中，费孝通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在研究一个个以当地传统为基础的地区性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构想，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费先生是第一个为温州模式正名的人，温州人对他的感情很深。”民盟中央参政室主任马宝琛说。
1983年11月3日，时任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看了费孝通写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后，曾经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他在批语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2000年元月，费孝通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胡耀邦)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
费孝通在93岁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近一段时期，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坎坷人生，他更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
事实上，费孝通始终坚持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
虽已离去，仍是“不朽”
1957年，费孝通以知识分子的敏锐感知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一夜之间，从“红得发紫”沦为“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之后，更是在重压之下违心地写了《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更经历了抄家、批斗、住牛棚、上千校的全过程。
有这样一个镜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头：每天早上身材微胖的费孝通扶着身患残疾的潘光旦先生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接受惩罚性劳动，在接近40度的日光下排队、训话、拔草，晚上再扶着潘先生蹒跚回家。
“费先生这一生，有二痛，难以释怀。一是1935年12月，新婚108天的妻子王同惠和他在广西大瑶山调查，为救身负重伤的费孝通误落山涧牺牲；二是‘文革’开始后，受尽屈辱和病痛折磨的师友潘光旦先生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死前身边竟然连给潘先生止痛的药片都没有。”——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时的学生、83岁的摄影家张祖道老先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费孝通却对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八亿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
因此，才有了他的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除了西藏、台湾。晚年的费孝通东西穿梭，南北奔走，几乎踏遍了乡土中国。
在他病倒住进医院的2003年，即使已93岁高龄，他仍然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所以，我可以不再来了!”
早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研读社会人类学，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更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的一生，也是创造奇迹的一生。
青年时代一举成名，奠定社会学一代宗师之名，中年历尽坎坷，备经磨难，23载寂寂；1980年后，以70高龄复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系，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参政议政，未泯政治童真；老来依然一书生，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
虽已离去，仍然“不朽”。
怀旧的老人
在先生的晚年，不单是怀念几十年前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在他忆师念友的文章和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他对当年与良师益友的交往中所怀有的温情眷恋，以及他对当年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世的隐忧。
1988年5月3日，费孝通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在表示对梁漱溟治学、为人之道的爱慕心情时，费孝通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
在费孝通的这类文字和谈话中，频频出现“上一代人”、“前辈老师”和“当前”、“现在”的对比。将心比心，不难从这样的对比中体察到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举目四望”之后的茫然心情，不难推知他心灵深处也许会时常萦绕着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从清华园到西柏坡，费孝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和创建者，“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发展从曲折走向坦途、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程。”
也许，惟有历史可以烛照一切。文集拒收“反右”、“文革”时的文稿
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志实原为群言出版社副社长，1997年，为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生涯60年，群言出版社开始着手编辑《费孝通文集》。从那时候起，吴志实开始和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
“我们和他谈出书计划，老先生说我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你们去做吧，我放心的。实际上，1990年时，文集先出了十四卷。因为老先生还一直在写文章，直到 2003年，又补充了二卷，时间也就截止到 2003年12月。这一年的年底，老先生也就病倒入院了。”
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是以时间为序编辑的。《文集》第七卷本时间上是从1957年到1980年这一段，但其中，1962年—1969年，1970年—1976年是二段空白。在这二段空白之间，仅1969年—1970年收进了费孝通先生在湖北潜江县王场区沙洋劳改农场给大哥费振东写的二十二封家书。
“整理材料文稿的时候，我们在费先生那里看到，这一时间段的文稿和材料也有二尺多高，但费先生说，那都不是我真实的思想，不是我的东西，是在压力之下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能收进来。我们尊重了费先生的意见。”
吴志实和费孝通先生曾就此有一段对话。
“费先生很少谈‘反右’和‘文革’这一段岁月。我问他为什么?费先生说，这段情况很复杂，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会在《文集前记》中做以说明。”
费孝通先生在《文集前记》里对人生盛年之间那两段“空白”的解释显然流露出对那一段岁月的悲怆和无力。
在《文集前记》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
永远的费孝通
4月26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大法学楼5203活动室(社会学系会议室)为费孝通设置了灵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也来到了灵堂悼念现场。悼念活动很低调，静悄悄的，只在法学楼楼下有一块指引的标牌。北大学生在明媚的春光里穿梭，与往常没有任何的不同。
灵堂外，来访者正在佩戴白花，并在签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灵堂正上方的黑色条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敬爱的费孝通教授”几个白色的大字，正东方则悬挂着费老遗像，和蔼而安详。两侧摆放着花圈。
一位前来吊唁的同学告诉记者：“我在北大是学理工科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费老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社会学。我也看过费老的一些理论著作，他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调查，这种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难得。可惜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
4月27日，费孝通的学生，朋友，83岁的张祖道老先生在家里点燃了一炷香。
“先生走了，西南联大时，我曾在枪声里聆听过先生那场惊心动魄的演讲；反右之始，又陪他踏上造访江村的旅程，费先生实际只比我大12岁，这几十年来，我们知交甚笃，可惜，再也听不到先生那爽朗的笑声了。”
说话间，张祖道老先生不时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张卡片，上面用蝇头小楷整齐地记载着他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时以及七八次沿着潘光旦先生在鄂湘川调查的路线，调查土家族人生活的记录和归类底片。
“昨天(4月26日)我接到了钱伟长老先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了。叔叔和钱老一直心意相通，相交甚深。钱老也94岁高龄了，他们一起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费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4月27日，记者在民盟中央宣传部看到了钱伟长教授给费孝通发来的唁电：
“惊悉孝通兄不幸于24日在北京病逝，不胜扼腕痛惜，怆然泪下。孝通兄和我曾长期在清华共事，后又同在民盟积极参政议政，共求国是，谋报效祖国之路。我调上海大学之后，孝通兄更是鼎力相助，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跻身一流。孝通兄与我既是吴地同乡，又是同事，交往几十年，私交甚笃……”
费孝通先生90寿辰时，他的学生王尧曾赋诗一首：潇洒无尘，耿介绝俗；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这四言绝句，可谓“永远的费先生”之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