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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军三十五年，四十余次进藏，荣立两次二等功，十一次三等功。进藏的三条主要公路——青藏线、新藏线和川藏线，他都曾参与修筑，并一次次由此走进神秘的雪域。
他写了十多部书，荣获过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说自己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并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写违背良心的书，不在上班时间写文学作品，不向所在部队推销一本书。
党益民斋号“三西堂”，其中蕴含“西夏、陕西、西藏”三地在他心中凝聚成的深厚情结。党项后裔的血脉在他身上延续，陕西渭北是他的故乡，西藏是他灵魂的栖息地。
党益民的作品，书写的都是“三西”的历史与壮阔。他说：“是家乡给予了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雪域高原让我的灵魂一次次得到洗礼和净化。我的书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筑路青藏线
感觉里，我属于西藏。走在其险无比的川藏公路上，我能感觉到这西藏血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一切似乎都被强烈的阳光融化在那片土地上，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捧冰雪，一个冰川上的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
——《用胸膛行走西藏》
1963年，党益民降生在陕西富平的一户农家，谈不上富裕，倒也不缺衣食，读书与画画装点了他的童年。
党益民从小爱读书，他发现村里隐藏着一个“书库”。有家男人在外地书店工作，每次回来都带一些新书，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却从来不看，只是将这些书堆放在墙角。党益民为了借书，时常帮她干点杂活。借来的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然后再完璧归赵，连个书角都不曾折过。
就是这些堆放在墙角、落满灰尘的书，启发了党益民的文学梦，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小说、散文和诗歌。
党益民也爱画画。他利用暑假上山挖药材、捋柏籽、捉蝎子和土元（当地叫“簸箕虫”）卖钱，一个暑假能挣十几块钱，除了交学费、买书本，还可以买画画的颜料和纸张。
每当过年，别人家女孩子剪窗花，党益民画窗花。村里人看着新奇好看，便纷纷请他去画。帮人家画完窗花，还有茶饭招待，其乐无穷。
1982年10月，19岁的党益民应征入伍，与800名陕西籍战友共赴青海格尔木，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开始修筑青藏公路，从此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党益民与战友们的任务，是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改造为二级柏油路。他们在唐古拉山脚下的通天河施工，春天上山，直到大雪封山前才能下山。严寒与劳累自不必说，还要时时经受死亡考验。这让党益民始料未及。
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党益民因高原反应晕倒在雪地里，战友救起了他。这是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有一个新兵，刚被拉上高原，从车上跳下来就晕倒了，再也没有醒来。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青藏线的七年，党益民所在部队先后牺牲了几十位战友。
党益民后来终于克服了高原反应，适应了高原生活，当他又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他站在山口“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他在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在我脚下！”
上高原的第二年，党益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辆运输物资的军车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驾驶员连冻带饿晕倒在驾驶室里，一位路过的藏族阿姐把他背回帐篷，把他的双脚抱在怀里暖了半夜，战士才渐渐苏醒。
党益民深受感动，他用三天时间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在《西藏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这是他的处女作，那年他20岁。
1989年年底，党益民随部队搬迁到成都，开始从另一个方向进藏。他们部队的任务是整治病害频发、一年只能通车三四个月的川藏线等。
党益民曾用“像快刀子杀人”来形容川藏线的危险，那里塌方、雪崩、泥石流不断，被称为“世界公路病害百科全书”。突如其来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夺去战士的生命。
1994年，党益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藏光》出版，著名作家陈忠实欣然为其作序。陈忠实写道：“党益民多在祖国边陲之地驱车驰马，那块对我们来说既感陌生又感豪迈的高原巍峰，他是千遍万遍看过踏过也拥抱过，汗和血都洒在那里了，情系高原，是真情实感，而不是矫情伪饰。我读这部长篇时感到了人物的鼻息和汗腥，那是一种关于高原和人生的生命体验，这体验里喷薄着感人的真情。”
2000年，党益民调进北京，担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他笔耕不辍，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他将家乡富平的百年历史投影在一个家族的盛衰史上，写出了40万字的成名作《喧嚣荒塬》。2002年，长篇小说《喧嚣荒塬》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随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著名作家柳建伟读完小说断言：“《喧嚣荒塬》肯定会在文坛引起震动，成为2002年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党益民这个对许多读者尚显陌生的名字，从此以后无疑会列入中国当代实力派长篇小说作家的名家之列。”
果然，《喧嚣荒塬》小说获得了当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每年只评選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又荣获四川省政府奖“巴金文学院文学奖”（每届只评选一至两部长篇小说）。
一路格桑花
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
——《一路格桑花》
在北京那几年，党益民因为工作需要，经常来往在进藏的路上。那些生死劫难的经历，激荡着他的胸怀，催促他落笔成文。
一位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女人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战友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一位士兵牺牲后尸体不全，分两次才被找到，他被掩埋两次，成为全军惟一拥有两座坟茔的烈士…… 党益民一直想把這些写进书里，想让这些圣洁崇高，却不为人知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总是找不到感觉。他已经写了6万字，感觉不对，没有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只好一敲键盘，全部删除。
终于，2004年年初，他突然找到了这本书的灵魂：“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战友们像格桑花一样，默默无闻地开放在高原的深处，开放在无人区里。他们的心灵与人生无疑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却很少有人看见。
“这不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春节长假期间，党益民足不出户，闭门写作，二十二天一气呵成18万字的《一路格桑花》初稿。
《一路格桑花》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青少年喜爱的“百部优秀图书”，六年后被拍摄成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2004年的七八月间，党益民再次离开北京，走进西藏。走之前，他买了五份人身意外险，悄悄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他从新藏线起点叶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再从拉萨沿川藏线到成都，整整走了三十八天。
路过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山下一个武警中队时，党益民为了给恐惧高原的新兵做榜样，围绕海拔6000多米的冈仁波齐峰转了一大圈，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
记者采访党益民时，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感冒”，因为在西藏的几次重感冒，一两个月不能痊愈，给他留下了病根。“那时在西藏感冒了，坐在车里，自己手举吊瓶，一边输液，一边长途奔袭，一天要跑七八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党益民说：“那时年轻要强，可真够拼命的。”
党益民这么拼命，是因为他答应过西藏那些即将退伍的老兵，要让他们退伍前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这本书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辈子的纪念。
两个月时间，党益民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因为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加之疾病缠身，他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有时写到深夜，从椅子上都站不起来。
2005年，《用胸膛行走西藏》出版。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这是当代文学中开放的一束英雄花朵。战士们宗教般的忠诚，如同从遥远的高原，为身处喧嚣尘世的人们引来一溪清洗心灵、滋润肺腑的圣水。”
而对党益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兑现了诺言。那年的退伍老兵临走前，都拿到了写有他们故事的《用胸膛行走西藏》。
也有人看不到自己的故事。
一位战友曾和党益民开玩笑说，你写了那么多西藏的书，什么时候也能写写我呀。几个小时后，这位战友牺牲了。党益民流着泪，写下了这位战友的故事。
《用胸膛行走西藏》后来获得了全军文艺一等奖、第三届徐迟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文，参加了第44届伦敦书展。
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现场，党益民说，“我是来为牺牲的战友们领奖的，这本书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的，我只是一个代笔者。”
2007年9月，党益民调到新疆武警交通二总队担任副政委，又开始从新疆方向进藏。他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养护新藏公路、重修天山公路。在天山指导工作期间，他又“挖”出了一个被雪藏几十年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为响应毛泽东“搞活天山”的号召，打通天山南北通道，一支部队集结新疆，修筑著名的天山独库公路。一次，部队遭遇大雪封山，弹尽粮绝，上级派班长郑林书、新兵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前去送信求援。四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到极大威胁。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陈俊贵腿部冻残，另一名战士陈卫星脚指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感念战友，便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儿重返天山，为班长和168名牺牲在天山的战友守墓。他们开荒种地，吃野菜，喝雪水，一守就是二十五年。
党益民采访了陈俊贵一家人，并在2009年春天，在冰封雪裹的天山深处用十个夜晚的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
《守望天山》被《北京文学》第一时间头条发表，《读者》《新华文摘》等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电台联播，并荣获“北京文学奖”和徐迟文学奖。
守墓人陈俊贵的故事，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后来，陈俊贵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守望天山》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后来又被编成歌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
阿宫的传说
新中国成立前有“地下工作者”，朋友笑我是“地下写作者”。没办法啊，既想把工作干好，又不想放弃业余爱好，就得少说话，多吃苦，不张扬。
——《阿宫》后记
党益民是党项后裔，血脉中涌动着西夏情结，他研究十载史学资料，想要复活党项人的秘史。
西夏史是一部绝学，党益民通过多年研究，自制了西夏地图、西夏都城图、人物关系图，试图在这里破解西夏兴亡的千古之谜。
2008年，党益民的长篇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柳青文学奖。这本书在走进历史的肃穆和文学的奇想的同时，也带着非常强烈的忧患反思。正如著名评论家白烨所说：“西夏王朝的盛极一时与迅疾衰败，使它像划过历史长空的一颗流星。因为遗迹的泯失，史料的阙如，有关它兴废存亡的一切，都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作者在外战与内战、兵战与心战的立体画卷之中，慨叹着一个民族的勃兴，也悲叹着一个民族的衰亡；作品在西夏秘史的出色文学演绎中，字里行间都回荡着对‘和’字的深切呼唤，从而使这份西夏历史的个人想象，具有了今人的深刻反思，具有了现代的启人深意。”
党益民是关中人，却常年奔波在关外，但是，家乡的人文历史总是萦绕他的心头，富平独一无二的戏曲阿宫腔便是他念兹在兹的乡音与乡愁。
传说阿宫腔是项羽火烧阿房宫后，逃亡的宫女将宫廷歌舞带到了民间，历经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变而成。党益民从小就爱听阿宫腔，开始文学创作后，他一直想为阿宫腔写一部书。2011年，长篇小说《阿宫》出版，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部小说不同从前，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物，而是这种奇异的腔调——阿宫腔。书中各章节相对独立，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章与章之间的人物相互牵连，故事藕断丝连；单章可以当做短篇来读，但把这些短篇组合在一起，便是一部长篇。
党益民将《阿宫》的体例比作缝“百家衣”——看似零碎的布片，用针线缝缀起来，就变成了一件完整的衣裳。他在这部小说中，装入小人物的悲欢沉浮和关中渭北的文化风土，秦汉文明的碎片也散落其中。
这种结构，是党益民的一次探索与创造。他无疑获得了成功。这部书在国内出版后，又很快在台湾出版，引起两岸国人对阿宫腔这个“非遗”剧种浓厚的兴趣。
著名作家陈忠实读过《阿宫》后说：“党益民笔力是宽博的，文字是深刻质朴的，内容是有思考有关照的。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散发着一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的深沉与内敛，使我看到了别一种生活，品味到了别一种滋味。而且，他有着深厚的地方文化情结，这决定了他的写作题材、写作手法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同时决定了其作品的品味与格调。读《阿宫》，我确实被他的语言、人物以及情节打动了。”
2013年，党益民从新疆调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等待命令期间，他有半个月假期。
当时，党益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即将完成，他怀揣手稿，回到富平老家，白天照顾患病的母亲，夜里抽时间写作。这部小说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十年的“闹红”史，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
2013年10月15日，党益民终于完成了书稿。那天正是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党益民和妻子早早起来，步行来到习仲勋陵园。站在习仲勋墓前，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所有陕甘边红军英烈致敬！”
这部书稿经过国家出版总署两年审读，四次修改，终于在2015年出版。甫一出版，便受到极大关注。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评价说：“党益民历经十年，潜心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五易其稿，创作完成此作品，其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尤为可贵。他独具慧眼，深刻把握历史脉搏，生动形象、客观全面地再现了鲜为人知的陕甘红军斗争史，作品因其真实性、复杂性、揭秘性而撼人心魄。《根据地》填写了文学书写中国红色历史的一个空白，是党史军史的生动读本。”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说：“党益民是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呈現出美学意义上的两极：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激情，尤其在对民族历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写作上，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才华。《根据地》的推出，既沿袭着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和故事叙述的文本范畴，作品以新的视角引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前所未有地关注今日中国。这种引领和关注，就是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
最后的《雪祭》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雪祭》后记
离开了西藏，眷恋反而愈深。
党益民曾用“钝刀子割肉”和“快刀子杀人”形容新藏线和川藏线的严酷条件，它们能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摧残生命，也能在瞬间使生命化为乌有。
党益民在西藏亲历了七次生死劫难：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唐古拉山上几乎冻死；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几乎被砸死；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被摔死……
即便如此，他还是眷恋和深爱着西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绸缎做的西藏公路交通图，那地图，承载着他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结与怀想。
2016年，党益民再次为他魂牵梦绕的西藏和战友奉献了一部《雪祭》。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作家》第四期刊发，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雪祭》以追忆的形式辐射到20世纪50年代前辈军人维护西藏和平、建设西藏的英勇事迹，展示了西藏近半个世纪来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讴歌了两代西藏军人的使命与担当。故事曲折跌宕，文笔朴实凝练，人物丰满真实，藏地风情浓郁，读来撼人心魄、催人奋进。
2017年1月11日，《雪祭》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与会评论家认为，《雪祭》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主旋律之作，而且在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该书书写祖国和英雄，真正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之中，是用生命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样本。
虽然是熟悉的雪域，熟悉的部队生活，但党益民写《雪祭》却写得很艰难。故事里的艰险困苦、生死劫难、巨大牺牲，都是他所见亲历，那些痛楚和遗憾，是他的真切感受。他怀着悲悯，写就这本书，用来祭奠自己的战友。
党益民告诉记者，《雪祭》可能是他最后一部关于西藏的小说。他不想重复自己，他想在近几年好好读书，做一些有关方面的深入研究，等做足了“功课”，再开始新的叙述探索。他希望经过沉淀的下一部作品，能够再次超越自己。
他写了十多部书，荣获过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说自己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并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写违背良心的书，不在上班时间写文学作品，不向所在部队推销一本书。
党益民斋号“三西堂”，其中蕴含“西夏、陕西、西藏”三地在他心中凝聚成的深厚情结。党项后裔的血脉在他身上延续，陕西渭北是他的故乡，西藏是他灵魂的栖息地。
党益民的作品，书写的都是“三西”的历史与壮阔。他说：“是家乡给予了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雪域高原让我的灵魂一次次得到洗礼和净化。我的书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筑路青藏线
感觉里，我属于西藏。走在其险无比的川藏公路上，我能感觉到这西藏血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一切似乎都被强烈的阳光融化在那片土地上，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捧冰雪，一个冰川上的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
——《用胸膛行走西藏》
1963年，党益民降生在陕西富平的一户农家，谈不上富裕，倒也不缺衣食，读书与画画装点了他的童年。
党益民从小爱读书，他发现村里隐藏着一个“书库”。有家男人在外地书店工作，每次回来都带一些新书，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却从来不看，只是将这些书堆放在墙角。党益民为了借书，时常帮她干点杂活。借来的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然后再完璧归赵，连个书角都不曾折过。
就是这些堆放在墙角、落满灰尘的书，启发了党益民的文学梦，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小说、散文和诗歌。
党益民也爱画画。他利用暑假上山挖药材、捋柏籽、捉蝎子和土元（当地叫“簸箕虫”）卖钱，一个暑假能挣十几块钱，除了交学费、买书本，还可以买画画的颜料和纸张。
每当过年，别人家女孩子剪窗花，党益民画窗花。村里人看着新奇好看，便纷纷请他去画。帮人家画完窗花，还有茶饭招待，其乐无穷。
1982年10月，19岁的党益民应征入伍，与800名陕西籍战友共赴青海格尔木，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开始修筑青藏公路，从此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党益民与战友们的任务，是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改造为二级柏油路。他们在唐古拉山脚下的通天河施工，春天上山，直到大雪封山前才能下山。严寒与劳累自不必说，还要时时经受死亡考验。这让党益民始料未及。
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党益民因高原反应晕倒在雪地里，战友救起了他。这是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有一个新兵，刚被拉上高原，从车上跳下来就晕倒了，再也没有醒来。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青藏线的七年，党益民所在部队先后牺牲了几十位战友。
党益民后来终于克服了高原反应，适应了高原生活，当他又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他站在山口“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他在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在我脚下！”
上高原的第二年，党益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辆运输物资的军车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驾驶员连冻带饿晕倒在驾驶室里，一位路过的藏族阿姐把他背回帐篷，把他的双脚抱在怀里暖了半夜，战士才渐渐苏醒。
党益民深受感动，他用三天时间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在《西藏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这是他的处女作，那年他20岁。
1989年年底，党益民随部队搬迁到成都，开始从另一个方向进藏。他们部队的任务是整治病害频发、一年只能通车三四个月的川藏线等。
党益民曾用“像快刀子杀人”来形容川藏线的危险，那里塌方、雪崩、泥石流不断，被称为“世界公路病害百科全书”。突如其来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夺去战士的生命。
1994年，党益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藏光》出版，著名作家陈忠实欣然为其作序。陈忠实写道：“党益民多在祖国边陲之地驱车驰马，那块对我们来说既感陌生又感豪迈的高原巍峰，他是千遍万遍看过踏过也拥抱过，汗和血都洒在那里了，情系高原，是真情实感，而不是矫情伪饰。我读这部长篇时感到了人物的鼻息和汗腥，那是一种关于高原和人生的生命体验，这体验里喷薄着感人的真情。”
2000年，党益民调进北京，担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他笔耕不辍，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他将家乡富平的百年历史投影在一个家族的盛衰史上，写出了40万字的成名作《喧嚣荒塬》。2002年，长篇小说《喧嚣荒塬》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随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著名作家柳建伟读完小说断言：“《喧嚣荒塬》肯定会在文坛引起震动，成为2002年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党益民这个对许多读者尚显陌生的名字，从此以后无疑会列入中国当代实力派长篇小说作家的名家之列。”
果然，《喧嚣荒塬》小说获得了当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每年只评選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又荣获四川省政府奖“巴金文学院文学奖”（每届只评选一至两部长篇小说）。
一路格桑花
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
——《一路格桑花》
在北京那几年，党益民因为工作需要，经常来往在进藏的路上。那些生死劫难的经历，激荡着他的胸怀，催促他落笔成文。
一位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女人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战友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一位士兵牺牲后尸体不全，分两次才被找到，他被掩埋两次，成为全军惟一拥有两座坟茔的烈士…… 党益民一直想把這些写进书里，想让这些圣洁崇高，却不为人知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总是找不到感觉。他已经写了6万字，感觉不对，没有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只好一敲键盘，全部删除。
终于，2004年年初，他突然找到了这本书的灵魂：“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战友们像格桑花一样，默默无闻地开放在高原的深处，开放在无人区里。他们的心灵与人生无疑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却很少有人看见。
“这不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春节长假期间，党益民足不出户，闭门写作，二十二天一气呵成18万字的《一路格桑花》初稿。
《一路格桑花》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青少年喜爱的“百部优秀图书”，六年后被拍摄成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2004年的七八月间，党益民再次离开北京，走进西藏。走之前，他买了五份人身意外险，悄悄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他从新藏线起点叶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再从拉萨沿川藏线到成都，整整走了三十八天。
路过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山下一个武警中队时，党益民为了给恐惧高原的新兵做榜样，围绕海拔6000多米的冈仁波齐峰转了一大圈，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
记者采访党益民时，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感冒”，因为在西藏的几次重感冒，一两个月不能痊愈，给他留下了病根。“那时在西藏感冒了，坐在车里，自己手举吊瓶，一边输液，一边长途奔袭，一天要跑七八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党益民说：“那时年轻要强，可真够拼命的。”
党益民这么拼命，是因为他答应过西藏那些即将退伍的老兵，要让他们退伍前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这本书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辈子的纪念。
两个月时间，党益民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因为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加之疾病缠身，他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有时写到深夜，从椅子上都站不起来。
2005年，《用胸膛行走西藏》出版。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这是当代文学中开放的一束英雄花朵。战士们宗教般的忠诚，如同从遥远的高原，为身处喧嚣尘世的人们引来一溪清洗心灵、滋润肺腑的圣水。”
而对党益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兑现了诺言。那年的退伍老兵临走前，都拿到了写有他们故事的《用胸膛行走西藏》。
也有人看不到自己的故事。
一位战友曾和党益民开玩笑说，你写了那么多西藏的书，什么时候也能写写我呀。几个小时后，这位战友牺牲了。党益民流着泪，写下了这位战友的故事。
《用胸膛行走西藏》后来获得了全军文艺一等奖、第三届徐迟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文，参加了第44届伦敦书展。
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现场，党益民说，“我是来为牺牲的战友们领奖的，这本书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的，我只是一个代笔者。”
2007年9月，党益民调到新疆武警交通二总队担任副政委，又开始从新疆方向进藏。他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养护新藏公路、重修天山公路。在天山指导工作期间，他又“挖”出了一个被雪藏几十年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为响应毛泽东“搞活天山”的号召，打通天山南北通道，一支部队集结新疆，修筑著名的天山独库公路。一次，部队遭遇大雪封山，弹尽粮绝，上级派班长郑林书、新兵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前去送信求援。四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到极大威胁。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陈俊贵腿部冻残，另一名战士陈卫星脚指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感念战友，便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儿重返天山，为班长和168名牺牲在天山的战友守墓。他们开荒种地，吃野菜，喝雪水，一守就是二十五年。
党益民采访了陈俊贵一家人，并在2009年春天，在冰封雪裹的天山深处用十个夜晚的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
《守望天山》被《北京文学》第一时间头条发表，《读者》《新华文摘》等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电台联播，并荣获“北京文学奖”和徐迟文学奖。
守墓人陈俊贵的故事，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后来，陈俊贵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守望天山》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后来又被编成歌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
阿宫的传说
新中国成立前有“地下工作者”，朋友笑我是“地下写作者”。没办法啊，既想把工作干好，又不想放弃业余爱好，就得少说话，多吃苦，不张扬。
——《阿宫》后记
党益民是党项后裔，血脉中涌动着西夏情结，他研究十载史学资料，想要复活党项人的秘史。
西夏史是一部绝学，党益民通过多年研究，自制了西夏地图、西夏都城图、人物关系图，试图在这里破解西夏兴亡的千古之谜。
2008年，党益民的长篇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柳青文学奖。这本书在走进历史的肃穆和文学的奇想的同时，也带着非常强烈的忧患反思。正如著名评论家白烨所说：“西夏王朝的盛极一时与迅疾衰败，使它像划过历史长空的一颗流星。因为遗迹的泯失，史料的阙如，有关它兴废存亡的一切，都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作者在外战与内战、兵战与心战的立体画卷之中，慨叹着一个民族的勃兴，也悲叹着一个民族的衰亡；作品在西夏秘史的出色文学演绎中，字里行间都回荡着对‘和’字的深切呼唤，从而使这份西夏历史的个人想象，具有了今人的深刻反思，具有了现代的启人深意。”
党益民是关中人，却常年奔波在关外，但是，家乡的人文历史总是萦绕他的心头，富平独一无二的戏曲阿宫腔便是他念兹在兹的乡音与乡愁。
传说阿宫腔是项羽火烧阿房宫后，逃亡的宫女将宫廷歌舞带到了民间，历经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变而成。党益民从小就爱听阿宫腔，开始文学创作后，他一直想为阿宫腔写一部书。2011年，长篇小说《阿宫》出版，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部小说不同从前，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物，而是这种奇异的腔调——阿宫腔。书中各章节相对独立，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章与章之间的人物相互牵连，故事藕断丝连；单章可以当做短篇来读，但把这些短篇组合在一起，便是一部长篇。
党益民将《阿宫》的体例比作缝“百家衣”——看似零碎的布片，用针线缝缀起来，就变成了一件完整的衣裳。他在这部小说中，装入小人物的悲欢沉浮和关中渭北的文化风土，秦汉文明的碎片也散落其中。
这种结构，是党益民的一次探索与创造。他无疑获得了成功。这部书在国内出版后，又很快在台湾出版，引起两岸国人对阿宫腔这个“非遗”剧种浓厚的兴趣。
著名作家陈忠实读过《阿宫》后说：“党益民笔力是宽博的，文字是深刻质朴的，内容是有思考有关照的。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散发着一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的深沉与内敛，使我看到了别一种生活，品味到了别一种滋味。而且，他有着深厚的地方文化情结，这决定了他的写作题材、写作手法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同时决定了其作品的品味与格调。读《阿宫》，我确实被他的语言、人物以及情节打动了。”
2013年，党益民从新疆调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等待命令期间，他有半个月假期。
当时，党益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即将完成，他怀揣手稿，回到富平老家，白天照顾患病的母亲，夜里抽时间写作。这部小说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十年的“闹红”史，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
2013年10月15日，党益民终于完成了书稿。那天正是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党益民和妻子早早起来，步行来到习仲勋陵园。站在习仲勋墓前，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所有陕甘边红军英烈致敬！”
这部书稿经过国家出版总署两年审读，四次修改，终于在2015年出版。甫一出版，便受到极大关注。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评价说：“党益民历经十年，潜心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五易其稿，创作完成此作品，其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尤为可贵。他独具慧眼，深刻把握历史脉搏，生动形象、客观全面地再现了鲜为人知的陕甘红军斗争史，作品因其真实性、复杂性、揭秘性而撼人心魄。《根据地》填写了文学书写中国红色历史的一个空白，是党史军史的生动读本。”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说：“党益民是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呈現出美学意义上的两极：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激情，尤其在对民族历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写作上，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才华。《根据地》的推出，既沿袭着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和故事叙述的文本范畴，作品以新的视角引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前所未有地关注今日中国。这种引领和关注，就是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
最后的《雪祭》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雪祭》后记
离开了西藏，眷恋反而愈深。
党益民曾用“钝刀子割肉”和“快刀子杀人”形容新藏线和川藏线的严酷条件，它们能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摧残生命，也能在瞬间使生命化为乌有。
党益民在西藏亲历了七次生死劫难：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唐古拉山上几乎冻死；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几乎被砸死；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被摔死……
即便如此，他还是眷恋和深爱着西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绸缎做的西藏公路交通图，那地图，承载着他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结与怀想。
2016年，党益民再次为他魂牵梦绕的西藏和战友奉献了一部《雪祭》。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作家》第四期刊发，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雪祭》以追忆的形式辐射到20世纪50年代前辈军人维护西藏和平、建设西藏的英勇事迹，展示了西藏近半个世纪来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讴歌了两代西藏军人的使命与担当。故事曲折跌宕，文笔朴实凝练，人物丰满真实，藏地风情浓郁，读来撼人心魄、催人奋进。
2017年1月11日，《雪祭》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与会评论家认为，《雪祭》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主旋律之作，而且在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该书书写祖国和英雄，真正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之中，是用生命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样本。
虽然是熟悉的雪域，熟悉的部队生活，但党益民写《雪祭》却写得很艰难。故事里的艰险困苦、生死劫难、巨大牺牲，都是他所见亲历，那些痛楚和遗憾，是他的真切感受。他怀着悲悯，写就这本书，用来祭奠自己的战友。
党益民告诉记者，《雪祭》可能是他最后一部关于西藏的小说。他不想重复自己，他想在近几年好好读书，做一些有关方面的深入研究，等做足了“功课”，再开始新的叙述探索。他希望经过沉淀的下一部作品，能够再次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