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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自觉是对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性认识和思考。语文词典不只是单纯地识字解词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积累、传承和传输民族文化的密集型栽体。在人类信息网络化时代和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中华文化随同汉语文字一道走向世界，词典编纂也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更多文化的考量和担当。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以文化自觉精神研究和编纂新型语文词典刻不容缓。
关键词 文化传统 文化特色 类型学思考 词典类型学
一、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和灵魂，它随同民族而产生、而发展，贯穿于民族历史的始终，丢失了文化的民族，就不能称为独立的民族，充其量只是异族的附庸。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从自我学术反思扩大到民族文化反思率先提出的命题。包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性反思、对文化现实的自我认定和对文化走向的合理定位，是文化学研究的核心题旨。从文化学的角度认识语文词典，因了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符号，语文词典首先应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密集型载体，而不单纯是记录、解释和传播语言文字的工具。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考量现代语文词典，因了对汉语言文字唯符号性的片面认定，致使语文词典编纂只追求语言文字形、音、义的表层规则的认知，而忽略了词典首先是民族文化底蕴的传承和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多元化渐成共识，世界范围内出现文化学研究的热潮。在这种涌动的文化热潮中，我国辞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近代以来汉语词典编纂的历路，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对接和融合中，编纂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语文词典。因此出现了诸如新词新语词典、古今汉语词典、外来语探源词典、名言隽语辞典，以及各式各样的多功能词典和汉语实用词典等辞书类型学上的新品种。这些词典关注文化，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开拓创新，为辞书园地增添了奇花异葩。
二、语文词典的文化传统
语言文字是特殊的文化。语文词典是以记录和诠释语词为主的密集型文化载体。语文词典首先是文化的，说文解字是其核心，记录、诠释的内容和方式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积累、传承和传播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为其使命。所以文化特色是各民族语文词典的根本和灵魂。
我国语文词典具有历久不衰的文化传统。《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语文词典，是因应战国时期沟通古今语和方俗语、正名辨物、规范语言、完成文化传承的社会需求产生的(许嘉璐2005)。它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每篇篇头都标以“释某”，被后世称为“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张揖《上(广雅>表》)，并“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郭璞《<尔雅>序》)。《尔雅》后，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收字9357，首创540部首，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解字>书》)，完成“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说文解字>序》)的文化认知和文化传承任务。此后中国辞书，虽随小学而三分，有雅书、字书、韵书之目，大抵以释词解字、命名别物、传承文化为其主要使命。迄于有清《康熙字典》，三分归一，而集小学之大成。《康熙字典》的宗旨是“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故对历代字书，凡“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至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见《康熙字典》序和凡例)，记录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数据。因此，它既是古代字书的总结，又为现代语文词典的奠基。
近代语文词典肇始于《辞源》，《辞海》紧承其后，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词条，凸显了词典的文化性和实用性。其后受西学分科益密的影响，语文词典片面追求单纯和专门，逐渐沦为狭义的语言文字的诠释，削减了文化内涵。大陆计划经济时期行业分工，条块分割，各司其职，增强了词典的专业性，削弱了词典的普适的文化品格。在“斗争哲学”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法的误导和裹胁下，误以为语言文字亦有阶级性，于是语文词典依违于政治的需要，“落实无产阶级专政”，收录大批时兴的政治运动术语，而排斥和删落了大量传统文化词语和方俗口语；词语的释义和书证的采撷，更是充斥着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由是语文词典与传统断裂，一沦为狭义的语言文字载体，再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迷失和弱化了词典所应涵盖的多元文化的特色，致使语文词典品种单一，类型不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中外文化开始交融互动。中国学人面对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潮，冲决过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桎梏，重新审视既往，回归民族精神家园，接续文化传统，开拓创新，编纂出版了多种富于文化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新型语文词典，辞书界呈现出一派生机。
三、新型语文词典的文化特色
20世纪末以来出版的中型语文词典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应用汉语词典》(2000，以下简称《应用》)和《古今汉语词典》(2001，以下简称《古今》)。
《应用》是一部“以语词为主，适当收录百科”、“不仅要解释词义，理解语言，还要更多地着眼于用法，帮助读者使用语言”的“实用型的汉语词典”。它不同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现汉》是以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为宗旨的严格意义上的断代词典，收词主要考虑社会通用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过多收录书面语中的百科条目，特别是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条目，而缺少对文化词语和方俗口语词的应有观照。而《应用》尊重语文生活的实际，收词突破普通话的限域，，更注重语言的应用。它也不同于《辞海》。《辞海》是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追求的是对百科词语和书面语词的全面观照，较系统地收录专科条目，以副其命名之实。《应用》则是“以语词为主，适当收录百科”的中型语文词典，“适当”就不是“全面”和“系统”，其所讲求的只是应时致用，“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地为读者服务”。它所标举的“文化特色”，意在“努力揭示词语包蕴的历史或现实的中华文化内涵”。全书除收词、释义、用例中注意贯穿文化因素外，主要通过设列“文化方框”，置于相关条目之后，“介绍与词目有关的文化知识、民间风俗、生活习惯、某些词语的来源及相关类词等”。如“首都”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中国七大古都”为名设列文化方框，简介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七城市的建都朝代，从而帮助读者由此及彼地了解中国古都演变的历史轨迹。“麻药”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最早的麻药”为名设列文化方框；“最早的麻药叫‘麻沸散’，是三国时名医华佗发明的。病人用酒冲服麻药后，全身麻醉，失去知觉，便于接受手术。‘麻沸散’曾传到日本、朝鲜、摩洛哥及阿拉伯各国；这项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多年。”介 绍了麻药最早的名称、发明者及其外传史，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医学曾经的辉煌。“下榻”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下榻’语源”为名设列文化方框：“东汉豫章太守陈蕃不接待来访宾客，只为郡中名士徐樨特设一榻(床)，徐樨来时就放下，一走就挂起来。后因称接待宾客为‘下榻’，又泛指留下来住宿。”生动地介绍了“下榻”一语的典故来源和词义的演变，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给读者以词语史的知识。凡此种种，与主条相链接，或扩充和加深有关知识；或连类而及，简介历史文化；或探索名源，理清词语的渊源流变。这些不便于词条释文中交待的背景信息，经文化方框的设置，一一凸显出来，可以说是匠心独用。
稍后于《应用》问世的《古今》，是一部汇通古今的中型语文词典。它的主旨是“立足现代，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特点是以今为主，兼顾古今，“特别注意把古今两者沟通起来，揭示古今的联系、区别和变化”，因此“兼有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的双重功能”。
从辞典类型学上说，无论《应用》，还是《古今》，都属于一种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在传统的血肉中注入时代精神的新型语文词典。诚如《古今》的前言所说：“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古今汉语一脉相承。鉴古可以知今，察今可以溯古。在一部词典中汇通古今，这不仅为读者解疑释难提供方便，而且又可以开阔视野和思路，加深对词义的理解，提高文化素养。”这两部词典，实际上都贯彻了承古用今的收词原则，以实用为指归，凸显了民族文化特色，面向全社会多种需求的读者。它们用“汉语”消弥了严格的古今时空划界，淡化了“现代汉语”的共时性，更符合汉语应用的实际。它们着眼于文化传输，以语词为主而兼收百科，打破了专业词典与百科词典的分工界域，更适合学科交融互动的信息化时代的需求。两书的编纂者以专业自觉的文化意识，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中编创新型语文词典，突破了中型语文词典的单一性，促进了辞书学的发展。如果我们明白编纂者的这种守望民族文化家园、弘扬传统文化的苦心孤诣，就不会苛责其“厚古薄今”和“重文轻理”，任何以别种语文词典的标准责难它的理由就都不能成立了。
四、语文词典类型学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用和发展，信息网络化的便捷存储、检索和传输，信息的同享共用，使传统的知识获取的方法、手段及绩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地球变小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各国、各民族间多元文化既须同存并进，又须交融互动，知识更新快而文化渗透速。作为特殊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更加迅速。这种态势，就决定了记录、传承、诠释语言文化的辞书，必须开拓创新，建设新类型，开发新品种。事实上，就我国语文词典而言，既需要继承传统，更需要突破传统，词典建设和创新的空间还很大。一个最基本最明显的事实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反映汉语全貌的描写型现代汉语大词典。已经行世多年的《现汉》和正在编纂的《现代汉语大词典》，都还是规范型的语文词典。规范型语文词典只是语文词典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它不过是普通话——官话的记录和诠释，不可能全面关照和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汉语实际。如果说以前受政治、经济、科技、人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无法实现编纂描写型词典的梦想，那么今天，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科技手段先进的条件下，通过真正的田野调查，建立汉语语料库，再经专家学者的人工干预，编纂描写型汉语大词典业已成为可能。这是一项基本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全球化时代语言文化研究、汉语辞书编纂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此议成立并付诸实现，必将为学术文化带来无限福音，中国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辞书学的研究将别开生面，催生的成果不可限量。以辞书编纂而言，各种方言比较词典、比较文化词典、汉语语源词典、民俗文化词典等，即可应运而生，填补词典类型学上的许多空白。
此外，要以文化自觉精神，重新考虑修订和编纂语文词典。在全球化时代，汉语文字已经主动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伴随语言文字走向世界的是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辞书既是密集型语言文化的载体，在汉语走向世界时，就需要面向世界的语文词典。因此，今日编纂语文词典，必须具有全球性的学术眼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自觉注入民族文化基因，增加词典的文化含量。像上述《应用》词典一样，在时代性、语用性和文化性上下大功夫。据此，笔者认为，编纂此类词典应在以下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多所措意。
(一)内容的文化担当
1、增收文化条目。其一是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汇处，即中外文化对接中，从外国语言中吸纳文化词语，同享共用。如“黑马”一词，汉语中见词明义，无须解释。但近年来，受欧美文化影响，源自英国本杰明·迪斯雷利小说《年轻的公爵》中所描写的一匹比赛中突然夺魁的黑马，“黑马”用来比喻竞争或比赛中出人意料的优胜者，遂扩大使用范围，产生新义。另如“秀”、“酷”等单音词，也从英文译义中吸取了新义，并催生了一系列复音词。其二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从历史词汇中吸纳文化词语，古为今用。古代书面语是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现代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依然离不开古文阅读和阅读记忆，所以人们仍旧不断借用和翻新古旧词语以为今用。以“南巡”为例，这个词是媒体报道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采用的。这个古词的起用和翻新，是对邓小平以特殊身份视察地方工作的形象概括，真是恰如其分，无可替代。其他如“斩获”、“蒸发”等，都是旧词翻新，注入时代新义的结果。其三是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交叉渗透中，汲取方俗、地域、行业、宗教文化词语入典。例如“收官”一词，又称作官子，是围棋比赛中三个阶段(布局、中盘、官子)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双方经过中盘的战斗，地盘及死活已经大致确定之后，确立竞逐边界的阶段。在现代汉语中，“收官”的义项逐步引申，有了“后期处理”、“收尾”、“结束”的含义，常常用来形容某项赛事或大型活动接近尾声。“收官”一词已进入普通词汇中，就当收录，并列两个义项。又如“全须全尾”一词，本为旧时斗蟋蟀时的用语，形容蟋蟀经过斗杀后毫发无损。现时口语中多用以形容事物的完美无缺，十分形象生动，语文词典亦当收释。科技术语和方言词语更是不断流人通用语，前者如“平台”、“黑客”、“备份”、“对接”、“接轨”、“软着陆”、“光影”等，后者如“海选”、“买单(埋单)”、“猛料”、“元厘头”、“搞定”、“搞笑”等。汉语是一条延绵不断的长河，逝者如斯，从古一路走来，不时汇入鲜活的异文化词语和亚文化词语这些非主流文化的源头活水，所以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今日编纂词典，收释上述文化义蕴丰厚者入典，更符合汉语文化的实际。
2、增加字词的文化义项。第一，对单音字词引入古文字研究成果，以形说义，标明字词构形本义。汉字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 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初期先民制作书契的文化意蕴。引人造字本义，就是引入汉字肇始的历史文化。如“离”，《汉语大字典》沿用《说文》旧说，将其本义释为“离黄，鸟名，即黄鹂”。当代古文字研究证明，甲骨文中“离”字象长柄鸟网之形，多用作动词，为“网罗捕获”之义。这个单音词的造字本义，是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观俯察、直接感知的结果。战国文字中，“离”的形体在甲骨文字形体上增加意符“林”，取林中设网捕获之意。后来“离”字又加“隹”旁孳乳出“離”，会以网捕鸟之意。《说文》据“離”的小篆形体训释，遂失其“网罗、捕获”的本义。又如“祖”字，金、甲文作“且”，象神主之形，后增“示”旁为“祖”，取祭祀祖宗之意，遂为宗庙之称。故《说文》训为“始庙”，即宗庙。这是“祖”字的本义。现代语文词典多沿用《尔雅》“祖，王父也”之训，“始庙”之训遂为所夺。其实现存古都格局中王宫前的“左祖右社”，其“祖”字即是“宗庙”本义的遗存。这个词义既仍存活，语文词典就没有理由不收且不能不作第一义项。“酣”，《说文》训“酒乐也”，即饮酒尽兴的意思。由饮酒尽兴，引申为做事满意畅快。《现汉》释义本此。与“酣”字相关的另一单音词是“酰”字，《说文》：“酖，乐酒也。从酉，冘声。”造字之义理与酣字相同，都是先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结果。由贪酒之义引申开来，即为沉湎迷恋之义，现代汉语中仍有“酖于酒色”之说，既保存酰的本义，又兼有引申义。只是现行用字以同音“耽”字代“酰”，《现汉》：“耽：(书>沉溺；入迷：～玩｜～于幻想。”猥并酰、耽二字，既迷失了农耕社会创造“酖”字的文化内涵，又使“耽”字形义削离，不能收见形知义之效。
第二，源流兼顾，注重词语的语源义和再造义，以明其渊源流变。汉字单音词的构形义是古人对造字的认识，不一定是词源或语源义，所以深化对词语的理解，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就要吸纳词源或语源研究的成果。如“摆谱”一词，语文词典虽作为方俗词收释，但未列其源。此词源于19世纪初期北京移民屯垦。老辈人家都有家谱，大家坐到一块论说家世，比较谁家的“谱大”，后进入生活口语，方有今义。又如“约定俗成”一语，出自《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原指王者把社会上已“成俗曲期”的名，用法令规定下来，使之成为百姓习俗用语。约定与俗成对文，同为名动结构，意为名约定而习俗成，此亦即《荀子·议兵》所说的“政令以定，风俗以成”，强调王者制名的主导性，与荀子的礼治思想是一致的。《现汉》释为“指某种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是由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或形成的”，是近代以来“群众史观”兴起后对原典的解释，充其量是后起的再造义，而非语源义。又如“量小非君子”本与“无度不丈夫”对文成义，本指君子度量宏大，后人误“度”为“毒”，造作“无毒不丈夫”沿用至今，而语源义遂湮没无闻。语文词典当正本清源，以语源义为第一义项，再造义为第二义项，既尊重历史，又承认现实。t诸如此类，如“空穴来风”、“望洋兴叹”、“明日黄花”、“美轮美奂”、“首当其冲”等，后人在使用过程中望文生义，加以改造，赋予新义，与本来意义已大相径庭，这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积非成习、曲期成俗的现象。简单的指责和批评既已无法禁止，不如因势利导，在词典中列出其语源义，增收其再造义。
第三，释义方法灵活多样，既宜概括，又要形象，要有汉语释义特点。汉语的特点是词义圆混，具象神似，不求精微，所以古代辞书释义方法多样。有的字词训释只用充满人性化的描述，如《说文》“跣，足亲地也”，“雀，依人小鸟也”。有的以同义互训或递相为训解释，由读者眼观体察，心领神会。过往学界对古代互训、递训多有微词，视为“循环论证”。笔者以为，古人认知能力纵使再不发达，终不至以甲为乙、又以乙为甲。甲、乙两词，在古代因时地之差、雅俗不同等而义有微别、音存小异，古人释义只取其同而略其异，当时的人是见词明义。后来语言变化，时隔境迁，今人不知，以不知为不是，反诬古人是“循环论证”，实在没有道理。如“跳”，《说文》释“蹶也……一日跃也”，“蹶，僵也。……一日跳也”，以同义词互训，只求其通同，不计其差别，因为蹶、跳间词义的差别，在古人是不言自明的。现代语文词典追求释义的准确无误，多用定义法解释，却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有关“跳”的种种释义，都不尽如人意。其实定义式释义，只要概括出词语的核心义，不必求全责备。笔者以为，“跳”字释为“两脚离原地而起”即可，动作的三维空间向度大可不必拘泥’，就能适合各种语境使用。
3、增加词语的文化书证。中华文化因语言文字的连续记载而传承至今，古代汉语早已活化于现代语言之中，并且还不断被起用翻新。特别是历代诗词文赋中脍炙人口的名言隽语，典章故事，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代表着文化的精粹，是诃语使用的典范。现代语文词典自觉引为书证，不唯教读者学习古人遣词用字之妙，更能增加文化意蕴，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杏枝头春意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诗词名句，就分别可作“绿”、“红”、“闹”、“三秋”的书证用例。
4、增加文化词语的特写，即对文化意蕴厚重的词语的聚焦描写和透视。比如四合院是北方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代表，词典收释“四合院”一词时，除释义外，还可以图配文，指示其结构，说明其用途。其他如“长城”、“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等等，并可集中特写之，一如《应用》文化方框的设列。
(二)形式的文化衔接
拓展词语的链接，文字、数据、图像相配合，扩大信息量，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1、收词、释义、书证的文化含量，要服从全书的需要，适度即可，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盲目追求整体的全面与系统。
2、与词语相关的文化知识、图表的配置，服从收词释义的需要，合理搭配，不可任情随意，更不可搜异猎奇或只为装饰花哨。适当的图像配置，图文互补，化抽象为形象直观，能深化对词语的理解，提升词典阅读的美感，加深读者的记忆。文化知识不求整体的全面与系统，但要保持局部的合理和平衡。
3、附录的文化信息，要与整部词典相匹配，集约式地展示词典涉及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应当是既成的和相对稳定的，动态数据和信息不宜列入。
4、为与电子词典编纂的对接和转换做好纸质文本的基础。
五、结语
人类同住地球村，世界就是大家庭。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多元的格局，需要多种类型的语文词典来积累、传输和交流文化。继承传统固然必需，否则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突破传统、开拓创新更加重要，因为不如此，便难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求生存图发展。历史悠久的汉语词典编纂正面临现代化的考量，词典编纂者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面对国内、国际双向市场，创作视觉愉悦度高，社会通用性强，市场绩效好的多媒体、多品种语文词典，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和走向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宁静)
关键词 文化传统 文化特色 类型学思考 词典类型学
一、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和灵魂，它随同民族而产生、而发展，贯穿于民族历史的始终，丢失了文化的民族，就不能称为独立的民族，充其量只是异族的附庸。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从自我学术反思扩大到民族文化反思率先提出的命题。包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性反思、对文化现实的自我认定和对文化走向的合理定位，是文化学研究的核心题旨。从文化学的角度认识语文词典，因了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符号，语文词典首先应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密集型载体，而不单纯是记录、解释和传播语言文字的工具。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考量现代语文词典，因了对汉语言文字唯符号性的片面认定，致使语文词典编纂只追求语言文字形、音、义的表层规则的认知，而忽略了词典首先是民族文化底蕴的传承和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多元化渐成共识，世界范围内出现文化学研究的热潮。在这种涌动的文化热潮中，我国辞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近代以来汉语词典编纂的历路，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对接和融合中，编纂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语文词典。因此出现了诸如新词新语词典、古今汉语词典、外来语探源词典、名言隽语辞典，以及各式各样的多功能词典和汉语实用词典等辞书类型学上的新品种。这些词典关注文化，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开拓创新，为辞书园地增添了奇花异葩。
二、语文词典的文化传统
语言文字是特殊的文化。语文词典是以记录和诠释语词为主的密集型文化载体。语文词典首先是文化的，说文解字是其核心，记录、诠释的内容和方式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积累、传承和传播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为其使命。所以文化特色是各民族语文词典的根本和灵魂。
我国语文词典具有历久不衰的文化传统。《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语文词典，是因应战国时期沟通古今语和方俗语、正名辨物、规范语言、完成文化传承的社会需求产生的(许嘉璐2005)。它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每篇篇头都标以“释某”，被后世称为“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张揖《上(广雅>表》)，并“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郭璞《<尔雅>序》)。《尔雅》后，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收字9357，首创540部首，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解字>书》)，完成“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说文解字>序》)的文化认知和文化传承任务。此后中国辞书，虽随小学而三分，有雅书、字书、韵书之目，大抵以释词解字、命名别物、传承文化为其主要使命。迄于有清《康熙字典》，三分归一，而集小学之大成。《康熙字典》的宗旨是“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故对历代字书，凡“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至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见《康熙字典》序和凡例)，记录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数据。因此，它既是古代字书的总结，又为现代语文词典的奠基。
近代语文词典肇始于《辞源》，《辞海》紧承其后，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词条，凸显了词典的文化性和实用性。其后受西学分科益密的影响，语文词典片面追求单纯和专门，逐渐沦为狭义的语言文字的诠释，削减了文化内涵。大陆计划经济时期行业分工，条块分割，各司其职，增强了词典的专业性，削弱了词典的普适的文化品格。在“斗争哲学”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法的误导和裹胁下，误以为语言文字亦有阶级性，于是语文词典依违于政治的需要，“落实无产阶级专政”，收录大批时兴的政治运动术语，而排斥和删落了大量传统文化词语和方俗口语；词语的释义和书证的采撷，更是充斥着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由是语文词典与传统断裂，一沦为狭义的语言文字载体，再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迷失和弱化了词典所应涵盖的多元文化的特色，致使语文词典品种单一，类型不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中外文化开始交融互动。中国学人面对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潮，冲决过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桎梏，重新审视既往，回归民族精神家园，接续文化传统，开拓创新，编纂出版了多种富于文化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新型语文词典，辞书界呈现出一派生机。
三、新型语文词典的文化特色
20世纪末以来出版的中型语文词典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应用汉语词典》(2000，以下简称《应用》)和《古今汉语词典》(2001，以下简称《古今》)。
《应用》是一部“以语词为主，适当收录百科”、“不仅要解释词义，理解语言，还要更多地着眼于用法，帮助读者使用语言”的“实用型的汉语词典”。它不同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现汉》是以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为宗旨的严格意义上的断代词典，收词主要考虑社会通用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过多收录书面语中的百科条目，特别是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条目，而缺少对文化词语和方俗口语词的应有观照。而《应用》尊重语文生活的实际，收词突破普通话的限域，，更注重语言的应用。它也不同于《辞海》。《辞海》是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追求的是对百科词语和书面语词的全面观照，较系统地收录专科条目，以副其命名之实。《应用》则是“以语词为主，适当收录百科”的中型语文词典，“适当”就不是“全面”和“系统”，其所讲求的只是应时致用，“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地为读者服务”。它所标举的“文化特色”，意在“努力揭示词语包蕴的历史或现实的中华文化内涵”。全书除收词、释义、用例中注意贯穿文化因素外，主要通过设列“文化方框”，置于相关条目之后，“介绍与词目有关的文化知识、民间风俗、生活习惯、某些词语的来源及相关类词等”。如“首都”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中国七大古都”为名设列文化方框，简介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七城市的建都朝代，从而帮助读者由此及彼地了解中国古都演变的历史轨迹。“麻药”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最早的麻药”为名设列文化方框；“最早的麻药叫‘麻沸散’，是三国时名医华佗发明的。病人用酒冲服麻药后，全身麻醉，失去知觉，便于接受手术。‘麻沸散’曾传到日本、朝鲜、摩洛哥及阿拉伯各国；这项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多年。”介 绍了麻药最早的名称、发明者及其外传史，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医学曾经的辉煌。“下榻”条，在释义后，其下即以“‘下榻’语源”为名设列文化方框：“东汉豫章太守陈蕃不接待来访宾客，只为郡中名士徐樨特设一榻(床)，徐樨来时就放下，一走就挂起来。后因称接待宾客为‘下榻’，又泛指留下来住宿。”生动地介绍了“下榻”一语的典故来源和词义的演变，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给读者以词语史的知识。凡此种种，与主条相链接，或扩充和加深有关知识；或连类而及，简介历史文化；或探索名源，理清词语的渊源流变。这些不便于词条释文中交待的背景信息，经文化方框的设置，一一凸显出来，可以说是匠心独用。
稍后于《应用》问世的《古今》，是一部汇通古今的中型语文词典。它的主旨是“立足现代，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特点是以今为主，兼顾古今，“特别注意把古今两者沟通起来，揭示古今的联系、区别和变化”，因此“兼有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的双重功能”。
从辞典类型学上说，无论《应用》，还是《古今》，都属于一种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在传统的血肉中注入时代精神的新型语文词典。诚如《古今》的前言所说：“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古今汉语一脉相承。鉴古可以知今，察今可以溯古。在一部词典中汇通古今，这不仅为读者解疑释难提供方便，而且又可以开阔视野和思路，加深对词义的理解，提高文化素养。”这两部词典，实际上都贯彻了承古用今的收词原则，以实用为指归，凸显了民族文化特色，面向全社会多种需求的读者。它们用“汉语”消弥了严格的古今时空划界，淡化了“现代汉语”的共时性，更符合汉语应用的实际。它们着眼于文化传输，以语词为主而兼收百科，打破了专业词典与百科词典的分工界域，更适合学科交融互动的信息化时代的需求。两书的编纂者以专业自觉的文化意识，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中编创新型语文词典，突破了中型语文词典的单一性，促进了辞书学的发展。如果我们明白编纂者的这种守望民族文化家园、弘扬传统文化的苦心孤诣，就不会苛责其“厚古薄今”和“重文轻理”，任何以别种语文词典的标准责难它的理由就都不能成立了。
四、语文词典类型学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用和发展，信息网络化的便捷存储、检索和传输，信息的同享共用，使传统的知识获取的方法、手段及绩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地球变小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各国、各民族间多元文化既须同存并进，又须交融互动，知识更新快而文化渗透速。作为特殊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更加迅速。这种态势，就决定了记录、传承、诠释语言文化的辞书，必须开拓创新，建设新类型，开发新品种。事实上，就我国语文词典而言，既需要继承传统，更需要突破传统，词典建设和创新的空间还很大。一个最基本最明显的事实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反映汉语全貌的描写型现代汉语大词典。已经行世多年的《现汉》和正在编纂的《现代汉语大词典》，都还是规范型的语文词典。规范型语文词典只是语文词典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它不过是普通话——官话的记录和诠释，不可能全面关照和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汉语实际。如果说以前受政治、经济、科技、人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无法实现编纂描写型词典的梦想，那么今天，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科技手段先进的条件下，通过真正的田野调查，建立汉语语料库，再经专家学者的人工干预，编纂描写型汉语大词典业已成为可能。这是一项基本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全球化时代语言文化研究、汉语辞书编纂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此议成立并付诸实现，必将为学术文化带来无限福音，中国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辞书学的研究将别开生面，催生的成果不可限量。以辞书编纂而言，各种方言比较词典、比较文化词典、汉语语源词典、民俗文化词典等，即可应运而生，填补词典类型学上的许多空白。
此外，要以文化自觉精神，重新考虑修订和编纂语文词典。在全球化时代，汉语文字已经主动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伴随语言文字走向世界的是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辞书既是密集型语言文化的载体，在汉语走向世界时，就需要面向世界的语文词典。因此，今日编纂语文词典，必须具有全球性的学术眼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自觉注入民族文化基因，增加词典的文化含量。像上述《应用》词典一样，在时代性、语用性和文化性上下大功夫。据此，笔者认为，编纂此类词典应在以下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多所措意。
(一)内容的文化担当
1、增收文化条目。其一是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汇处，即中外文化对接中，从外国语言中吸纳文化词语，同享共用。如“黑马”一词，汉语中见词明义，无须解释。但近年来，受欧美文化影响，源自英国本杰明·迪斯雷利小说《年轻的公爵》中所描写的一匹比赛中突然夺魁的黑马，“黑马”用来比喻竞争或比赛中出人意料的优胜者，遂扩大使用范围，产生新义。另如“秀”、“酷”等单音词，也从英文译义中吸取了新义，并催生了一系列复音词。其二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从历史词汇中吸纳文化词语，古为今用。古代书面语是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现代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依然离不开古文阅读和阅读记忆，所以人们仍旧不断借用和翻新古旧词语以为今用。以“南巡”为例，这个词是媒体报道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采用的。这个古词的起用和翻新，是对邓小平以特殊身份视察地方工作的形象概括，真是恰如其分，无可替代。其他如“斩获”、“蒸发”等，都是旧词翻新，注入时代新义的结果。其三是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交叉渗透中，汲取方俗、地域、行业、宗教文化词语入典。例如“收官”一词，又称作官子，是围棋比赛中三个阶段(布局、中盘、官子)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双方经过中盘的战斗，地盘及死活已经大致确定之后，确立竞逐边界的阶段。在现代汉语中，“收官”的义项逐步引申，有了“后期处理”、“收尾”、“结束”的含义，常常用来形容某项赛事或大型活动接近尾声。“收官”一词已进入普通词汇中，就当收录，并列两个义项。又如“全须全尾”一词，本为旧时斗蟋蟀时的用语，形容蟋蟀经过斗杀后毫发无损。现时口语中多用以形容事物的完美无缺，十分形象生动，语文词典亦当收释。科技术语和方言词语更是不断流人通用语，前者如“平台”、“黑客”、“备份”、“对接”、“接轨”、“软着陆”、“光影”等，后者如“海选”、“买单(埋单)”、“猛料”、“元厘头”、“搞定”、“搞笑”等。汉语是一条延绵不断的长河，逝者如斯，从古一路走来，不时汇入鲜活的异文化词语和亚文化词语这些非主流文化的源头活水，所以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今日编纂词典，收释上述文化义蕴丰厚者入典，更符合汉语文化的实际。
2、增加字词的文化义项。第一，对单音字词引入古文字研究成果，以形说义，标明字词构形本义。汉字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 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初期先民制作书契的文化意蕴。引人造字本义，就是引入汉字肇始的历史文化。如“离”，《汉语大字典》沿用《说文》旧说，将其本义释为“离黄，鸟名，即黄鹂”。当代古文字研究证明，甲骨文中“离”字象长柄鸟网之形，多用作动词，为“网罗捕获”之义。这个单音词的造字本义，是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观俯察、直接感知的结果。战国文字中，“离”的形体在甲骨文字形体上增加意符“林”，取林中设网捕获之意。后来“离”字又加“隹”旁孳乳出“離”，会以网捕鸟之意。《说文》据“離”的小篆形体训释，遂失其“网罗、捕获”的本义。又如“祖”字，金、甲文作“且”，象神主之形，后增“示”旁为“祖”，取祭祀祖宗之意，遂为宗庙之称。故《说文》训为“始庙”，即宗庙。这是“祖”字的本义。现代语文词典多沿用《尔雅》“祖，王父也”之训，“始庙”之训遂为所夺。其实现存古都格局中王宫前的“左祖右社”，其“祖”字即是“宗庙”本义的遗存。这个词义既仍存活，语文词典就没有理由不收且不能不作第一义项。“酣”，《说文》训“酒乐也”，即饮酒尽兴的意思。由饮酒尽兴，引申为做事满意畅快。《现汉》释义本此。与“酣”字相关的另一单音词是“酰”字，《说文》：“酖，乐酒也。从酉，冘声。”造字之义理与酣字相同，都是先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结果。由贪酒之义引申开来，即为沉湎迷恋之义，现代汉语中仍有“酖于酒色”之说，既保存酰的本义，又兼有引申义。只是现行用字以同音“耽”字代“酰”，《现汉》：“耽：(书>沉溺；入迷：～玩｜～于幻想。”猥并酰、耽二字，既迷失了农耕社会创造“酖”字的文化内涵，又使“耽”字形义削离，不能收见形知义之效。
第二，源流兼顾，注重词语的语源义和再造义，以明其渊源流变。汉字单音词的构形义是古人对造字的认识，不一定是词源或语源义，所以深化对词语的理解，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就要吸纳词源或语源研究的成果。如“摆谱”一词，语文词典虽作为方俗词收释，但未列其源。此词源于19世纪初期北京移民屯垦。老辈人家都有家谱，大家坐到一块论说家世，比较谁家的“谱大”，后进入生活口语，方有今义。又如“约定俗成”一语，出自《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原指王者把社会上已“成俗曲期”的名，用法令规定下来，使之成为百姓习俗用语。约定与俗成对文，同为名动结构，意为名约定而习俗成，此亦即《荀子·议兵》所说的“政令以定，风俗以成”，强调王者制名的主导性，与荀子的礼治思想是一致的。《现汉》释为“指某种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是由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或形成的”，是近代以来“群众史观”兴起后对原典的解释，充其量是后起的再造义，而非语源义。又如“量小非君子”本与“无度不丈夫”对文成义，本指君子度量宏大，后人误“度”为“毒”，造作“无毒不丈夫”沿用至今，而语源义遂湮没无闻。语文词典当正本清源，以语源义为第一义项，再造义为第二义项，既尊重历史，又承认现实。t诸如此类，如“空穴来风”、“望洋兴叹”、“明日黄花”、“美轮美奂”、“首当其冲”等，后人在使用过程中望文生义，加以改造，赋予新义，与本来意义已大相径庭，这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积非成习、曲期成俗的现象。简单的指责和批评既已无法禁止，不如因势利导，在词典中列出其语源义，增收其再造义。
第三，释义方法灵活多样，既宜概括，又要形象，要有汉语释义特点。汉语的特点是词义圆混，具象神似，不求精微，所以古代辞书释义方法多样。有的字词训释只用充满人性化的描述，如《说文》“跣，足亲地也”，“雀，依人小鸟也”。有的以同义互训或递相为训解释，由读者眼观体察，心领神会。过往学界对古代互训、递训多有微词，视为“循环论证”。笔者以为，古人认知能力纵使再不发达，终不至以甲为乙、又以乙为甲。甲、乙两词，在古代因时地之差、雅俗不同等而义有微别、音存小异，古人释义只取其同而略其异，当时的人是见词明义。后来语言变化，时隔境迁，今人不知，以不知为不是，反诬古人是“循环论证”，实在没有道理。如“跳”，《说文》释“蹶也……一日跃也”，“蹶，僵也。……一日跳也”，以同义词互训，只求其通同，不计其差别，因为蹶、跳间词义的差别，在古人是不言自明的。现代语文词典追求释义的准确无误，多用定义法解释，却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有关“跳”的种种释义，都不尽如人意。其实定义式释义，只要概括出词语的核心义，不必求全责备。笔者以为，“跳”字释为“两脚离原地而起”即可，动作的三维空间向度大可不必拘泥’，就能适合各种语境使用。
3、增加词语的文化书证。中华文化因语言文字的连续记载而传承至今，古代汉语早已活化于现代语言之中，并且还不断被起用翻新。特别是历代诗词文赋中脍炙人口的名言隽语，典章故事，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代表着文化的精粹，是诃语使用的典范。现代语文词典自觉引为书证，不唯教读者学习古人遣词用字之妙，更能增加文化意蕴，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杏枝头春意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诗词名句，就分别可作“绿”、“红”、“闹”、“三秋”的书证用例。
4、增加文化词语的特写，即对文化意蕴厚重的词语的聚焦描写和透视。比如四合院是北方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代表，词典收释“四合院”一词时，除释义外，还可以图配文，指示其结构，说明其用途。其他如“长城”、“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等等，并可集中特写之，一如《应用》文化方框的设列。
(二)形式的文化衔接
拓展词语的链接，文字、数据、图像相配合，扩大信息量，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1、收词、释义、书证的文化含量，要服从全书的需要，适度即可，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盲目追求整体的全面与系统。
2、与词语相关的文化知识、图表的配置，服从收词释义的需要，合理搭配，不可任情随意，更不可搜异猎奇或只为装饰花哨。适当的图像配置，图文互补，化抽象为形象直观，能深化对词语的理解，提升词典阅读的美感，加深读者的记忆。文化知识不求整体的全面与系统，但要保持局部的合理和平衡。
3、附录的文化信息，要与整部词典相匹配，集约式地展示词典涉及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应当是既成的和相对稳定的，动态数据和信息不宜列入。
4、为与电子词典编纂的对接和转换做好纸质文本的基础。
五、结语
人类同住地球村，世界就是大家庭。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多元的格局，需要多种类型的语文词典来积累、传输和交流文化。继承传统固然必需，否则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突破传统、开拓创新更加重要，因为不如此，便难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求生存图发展。历史悠久的汉语词典编纂正面临现代化的考量，词典编纂者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面对国内、国际双向市场，创作视觉愉悦度高，社会通用性强，市场绩效好的多媒体、多品种语文词典，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和走向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