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文化于墙头画中的视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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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三次中原移民南迁与徽州本土文化的结合,共同推动了独具一格的徽文化的形成;徽派建筑墙头画作为徽州图画中极易被忽视的一部分,其内容主题的形成均与当地居民思想文化关系密不可分。它既体现了崇文尚经的儒学礼教,以利为义的徽商精神,亦表现了尊祖敬宗的宗族观念,更蕴含了多神供奉的信仰文化。
  ●   徽州起源及徽州婺源简介
  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在行政建制上,徽州地区自秦灭六国后始设歙县,属会稽郡;东汉更为新都郡;两晋南北朝作新安郡;隋代始称歙州;至唐代宗时期,歙州下辖六县,即歙县、休宁、绩溪、黔县、祁门和婺源,行政区划基本稳定;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徽州”,此后“徽州”一名沿用800多年,直至明清。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婺源县始设,隶属歙州,直至民国,婺源均属徽州下辖。虽现属江西,但婺源县始终与安徽其余徽州五县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具有共同的徽州地域文化特色。
  ●   婺源为代表的徽文化特点
  地理環境上,徽州素有“六山三水一分田”之说,属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区。经济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阻的同时,亦得幸于封闭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三次中原移民南迁中,徽州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获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文化,并在悠长历史中,结合自身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徽文化。以下,以徽州婺源为例,说明徽文化在徽州地区的主要体现。
  1.崇儒重教的儒家思想文化
  或是受从中原迁入的儒学文化的浸润,抑或是科举取士官为本位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形无形之中徽州地区形成了“儒为本,贾为用”,贾而好儒之观念;且为商者,一旦经商致富,少不得不斥巨资回流资助,兴办家乡文教事业,甚至把振兴文教、子孙入仕、光宗耀祖作为他们毕生的执著追求。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徽州府有书院 89 所。在《沱川余氏族谱》禁戢榜中还有一则如下:“皇帝圣旨,吴国公钧旨:江南等处行枢密院星源翼分院处,前明经书院山长余元启状呈见于婺源州十六都,住坐耕田,读书资身,教子诚恐过往军人到于本家骚扰,致使不能安生,呈启。施行得此,枢府除己忧,给廪食,以资养。道外合行,出榜禁约,来往军人,毋得扰害。敢有违犯之人,即仰呈院,以凭处置,须至榜喻者。右榜喻众通知。”在如此助推之下,“崇儒重教”的思想更逐步内化为婺源人的文化性格,代代传承。
  2.利缘义取的徽商精神文化
  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导致徽商不得不自小背井离乡,沉浮商海,甚至一生独在异乡,饱受精神与肉体之折磨。正因如此,徽商铸就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从商精神以及以利为义、利缘义取的为商理念。胡适曾把徽商比作“徽骆驼”,以赞誉徽商吃苦耐劳的品质。近代婺源江导岷曾愈挫愈韧,身体力行,与员工们同甘共苦,“非风潮雨息,即除夕、元旦曾无负手嬉游之暇”,将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之“徽骆驼”精神贯彻始终,历经十数年,终将12亩荒滩尽数开垦,年产棉花3.6万担,也因此深得张謇及各界人士广泛尊重。
  3.礼义孝亲的宗族文化
  宗族关系上,聚族而居的徽州民众注重宗族的管理,强调宗族秩序,这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可窥一斑,如清乾隆十六年正月芳公等立凭字:“立凭字芳公,经手裔江子清等今为连生入祠入会……恐有借端声说,执墨鸣公,以不孝论。今欲有凭,立此凭存照……”“执墨鸣公”即执笔墨到祠堂鸣公,说明处理这类纠纷还是经过宗族之手,可见徽州宗族对徽州社会的严格控制。而婺源作为宋代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的故里,在注重宗族内部团结、秩序管控的基础上,更显现出对“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重视,不仅广修家规以将《朱子家礼》添入其中,作为补充与规范,甚者将其纳入家族宗谱,特立篇章以说明仁悌孝义,如《双杉王氏宗谱》:“子曰孝悌为人之本,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孝关联甚大,古往今来,无边无际。”强调孝义之于宗族之重要性。百千年间,徽州地区渐而较为普遍而统一地形成“孝亲长、偕手足、和夫妻、睦友邻、教后世”的宗族共处理念。
  4.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
  不论是在村落选址抑或是村落建设中,徽州人均以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为基本准绳,讲求风水选址,注重自然和谐,尊重自然,利用自然。除却三教,随徽商出现而衍生出的本土神信仰也呈现多神化局面:其一,逢庙必有关公像,从商者亦有于家中供奉关公财神像,是为与以利为义从商信条相契合的关公财神信仰;其二,逢村必有土地庙,或于村口或地处村中心,逢年过节香火不断,作为村民精神依靠所在,是具土地管理、商业保护神格的土地福神信仰;其三,多分布于婺源北部地区,常被用于孩童寄名的由木石精怪而生的五猖神信仰;其四,受儒礼宗族文化影响,对乡土先贤崇敬而生的朱公、张公大帝等乡土文宗信仰等;其五,因婺源之名来源,而产生的婺女信仰,历朝屡修婺女庙,是为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重要宗教场所。
  ●   当地思想文化在墙头画中的体现
  墙头画是常见以粉白与黛黑为色彩基调,部分会以朱砂、赭石等自制的植物或矿石颜料加以着色,主要分布于徽州古民居的屋檐、门檐下与窗檐上和墙面,以各色题材内容展示的绘画。
  徽州墙头画其中所包括的各种题材各色画面自然与徽州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紧密关联。被视为徽文化特质之外化展现的墙头画可大体分为“儒家进仕”“宗族人伦”“君子精神”“宗教杂宝”四大类型。
  1.儒家进仕图
  儒家强调“积极入世”,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加之传统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限制及深入人心的“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二者共同催化了人们对后世子孙们致仕发家的强烈期望。这些期望在墙头壁画上部分体现,或含蓄隐逸,以“奔鹿(奔禄)图”“葫芦图”(福禄双全)、“竹雀图”(竹寓节节高,雀谐音“爵”,意味加官进爵步步高升)隐喻;又或更为直白明了,绘上一幅“鲤鱼跃龙门”(图1)以祈求子孙高中、跃入宏门。   2.宗族人伦图
  “修身、治家、事亲、睦邻”作为徽州宗族家训之基本核心要素,表达了徽州地区宗族大家庭对于家族成员、子孙后代的品格要求与美好寄望。图2、图3均摄于婺源古城村黄氏黄德生家宅。据屋主黄德生所言:此屋原是其爷爷在时所建,在父亲和叔叔分家前,爷爷奶奶、父母叔婶及七个孩子都住在这栋房子里,其上所绘《扼虎救父》《公艺百忍》(图2)主题应该是出自爷爷对后辈一大家子能够和睦齐心的寄望。后来分家,这栋房子分给了父亲,叔叔家就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建了一座新房子,一家子都搬了出去。当时叔叔家只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们家请画匠画的“鸳鸯百莲”图(图3)和“松鹤同春”图,就表达了对夫妻和睦多子、长辈体健长寿的祈愿。
  2.西游西行图
  胡适曾称“徽商”为“徽骆驼”:他们从封闭山区中走出,艰苦耐劳,不畏艰险,有如骆驼一般,是沟通内与外的“徽州之舟”。徽州婺源俞村庄一家民居建筑上绘有“西游西行”主题的门罩壁画一幅(图4)。西游记讲述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历尽八十一难最终求得真经的故事;画面中师徒四人居于正中,两面环山,其中孙悟空行于队首,单脚站立,指向前方山头的庙宇,寓指历尽艰辛终得柳暗花明,正如徽商之人在外营商,百尝磨难终不言弃,始终保持着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暗含着只要保持坚韧的意志,愈挫愈韧,那么山重水复后迎来的便是柳暗花明。
  3.高洁君子图
  君子之品质在于高洁,徽商之品质则强调诚信讲义、利缘义取、以利为义,极为看重为自身高潔品质的保持。因而,在徽州也几乎随处可见以“梅”“兰”“莲花”“苍松翠柏”等植物为母题,并寥寥几笔辅之忍冬纹或如意云纹的壁画。而兰之“远益清”、菊之“含正气”、松柏之“名士骨”、莲之“出尘而不染”也正是其高洁精神之外化;此外,也有借典故之人物以表达为人之道德品质,或如“太公垂钓”图(图5)等。
  4.道教杂宝图及其余宗教图
  《山海经注》有载:上古时期,婺水流域突发大水,大地一片汪洋,在婺源山民无处逃离之时,一位美丽的姑娘身骑巨大鳙鱼逆水而来,为灾民平息了洪灾。为彰其功德,玉皇大帝特赐封其为婺女星。后世人有将其与“婺水绕城”“婺州水之源”等说法共同作为婺源一名来源的推测,并在婺源县内修建婺女庙、雕立婺女像,以祈求风调雨顺。婺女星即为二十八星宿之女宿星,无疑展现了婺源山民对于道教文化之信仰。因而,在建筑墙头、壁画之间,亦可寻得带有道教信仰特色的“杂宝图”(图6)、“葫芦图”等。
  四、徽州墙头画的保护传承与研究价值
  与文献资料等可移动性原始资料不同的是,徽州墙头画作为徽派建筑墙体的一部分,其不可移动性加大了其保护难度,日晒雨淋,致使墙头画寿命大多维持在30—50年左右。故此,在当下文旅发展的大背景下,可对墙头画进行补色处理。与此同时,对墙头画在内容上以主题分类著书记录,以便保存和保护。
  徽州地区历经千百年历史考验,不断吐故纳新,代代相承的思想文化便是深深刻在徽州骨子里的文化之精髓。墙头画作为徽州思想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始终渗透着家主对子孙后世的期盼。尽管岁月沧桑,人事更替,其作为教化后辈的“无字书”的作用仍在发挥,作为地区思想文化研究资料的补充仍在继续,探究好徽州墙头画中的深刻内涵对研究徽州地区人们生活文化、思想观念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作者张晓文、沈夏龙、金雨琪、李奕玮,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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