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是我的母校。1982年9月，我从辽大出发去了西藏，开始了三十几年的颠沛流离的人生。
　　我是78级学生，是所谓恢复高考后，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的第一批考生。前面还有77级的学长，但他们是各省自己出题的一届，跟78级略有不同。78级的中文系极其庞大，有五个班级，一百几十号人；这样的招生规模在今天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都知道，每个专业的招生数额是根据社会每年对本专业的需求酌定的；可见当年中文专业毕业生在当时是多么紧俏多么受欢迎。从1966年以来，中国社会再没有以高考统考的方式招收学生，没有大学本科生。而中文系在当时被称为万金油专业，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就业，所以社会需求极盛，找工作非常容易，因而报考中文系的生源也盛。
　　我记得，我们那一届最小的是十六岁，1962年出生。最大则三十二岁，1946年出生。相差足足一倍！我同寝室的老黄就是1946年的，说话文言白话相杂，叫自己老婆“拙荆”，经常被一群小老弟讪笑。老二是老魏，之后几十年作记者。我排三，之后是一丁，野哥，一学，小光，兴华；年龄都在一两岁间，再后是大为和景云，世权。
　　辽大在崇山中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很多来自对公交车站报站名的声音记忆。当年公交车是全社会唯一的出行工具，所以报站名的记忆尤为深刻。现在回想，坐公交的年代真是又遥远又亲切，每一次的归来都伴随着“崇山中路站到了，到崇山中路的乘客请下车”而结束。


　　当年的辽大面积很有限，只有三幢临崇山中路的不大的楼房，记忆中好像都是三层楼。我们文科的那幢居中，有几分欧式风格，有些破旧，与文史哲专业的气息相吻合。学生宿舍在后面一排，也包括操场和行政用房；校舍都很残破，不像今天的大学那样簇新而且高大上。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辽大很寒酸。
　　我在辽大四年，课上得不多，经常是猫在宿舍床铺上点着小台灯看自己喜欢的书，再就是打篮球、踢足球这些男生喜欢的运动。我运动专项成绩最好的是个军体项目，手榴弹，可以达到准专业运动水准，可惜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早就被取消了。在校时我不算是好学生，但其实我是个很努力的学生。我的古汉语勉强达到及格水平，古代文学及格也难，终考时打小抄被监考老师黄岩柏抓住，黄老师念我在其他方面还行（其时我已发表了几篇小说）放我一马，给了我百分制的八十一分。
　　我说我很努力是指读书。辽大图书馆是我的私人书房，我读书有一半是来自它。我是中国小说家中读小说最多的，说之一也行。读小说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我四年大学生涯做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再有就是写小说。我1971年开始写，断断续续许多年，不再断续始于辽大。我是学生，我终于有时间终日终月终年把写小说作为我的生命方式。我很努力，辽大的四年我将自己锻造成职业小说家，我因此感激母校辽大。
　　今天的辽大已有了新校区，新校区很大，远非老校区可比。学生和老师的数量也多了许多倍，专业数量也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成了辽大的陌生人，我不再熟悉辽大，它也不熟悉我。我自己从辽大中文系本科走出来，走向世界；再从世界中退出回到另一所大学（上海的同济大学），之后因重疾退休养病。这一退可是退得很远，退到云南边陲的一座大山之中，南糯山。过上了鸡犬之声相伴的山民日子。
　　辽大成了遥远的记忆，成了属于马原的永恒。
　　2016年4月27日 南糯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