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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角落里，七七八八堆放着各式各样的面具、鼓、铙，和类似牛头马面的头饰。一旁的小问，几个藏族妇女在缝制戏服，一边高声说笑着。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上戏服，连着在大房间几个360度的大转身。
捂着胸口，拖着腿，格龙缓慢地走进房间，坐下来微微喘着气。岁月不饶人，一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再也没有机会上舞台唱他喜欢了一辈子的藏戏。老病复发，今天，连指挥演员排练也没法顾上。格龙越来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格龙是娘热乡藏戏团的主演、导演兼团长。娘热乡藏戏团，是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最活跃的一支民间藏戏团，格龙就是它的当家人。
59岁的格龙说话语速很慢。他喜欢讲历史，摆龙门，藏戏的由来、分类，为了一个日期，老人就和记者争上许久。
“历史就是历史，一是一，二是二，就是毛主席也改变不了。”
组建藏戏团
20岁参军，在野战军特务连当了6年侦察兵，退伍后进地质队。1984年，37岁的格龙，忽发奇想开始学藏戏。
藏戏，藏语叫“阿吉拉姆”，是西藏地区普遍流行的剧种。没有电视，没有戏剧，歌舞只有少数人看得到，藏戏是人们主要的娱乐。藏族百姓都很喜欢藏戏，大多数人都会唱。早年，在民间，藏戏剧团十分普遍。每逢节日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见到农村的广场上，或搭大帐篷，或扯大帆布，甚至没有什么遮盖，更不用说什么布景和台幕了，藏戏班子就地演出，方圆十里的群众都会来观看，常常围得水泄不通。
格龙就是看着这种广场藏戏长大的。每年8月底，色拉寺就会上演藏戏，格龙看了心里痒痒，“我们小孩子自己就做假面具，自己乱演。”寺院的喇嘛认字，手里有经，藏戏懂得多，格龙带着一帮小孩子跟他们学。虽然喜欢，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进入这一行。
随后的“文革”，让格龙10年都没听到藏戏。鼓、铙都被砸了，藏族艺人都成了牛鬼蛇神。那时，“总有开不完的会，队长讲完了，书记讲，指导员讲，一开会就开到深更半夜。”惟一的“娱乐”，就是看京剧的八大样板戏。西藏歌舞团唱《沙家浜》、《白毛女》，西藏自治区话剧团专门演《红灯记》，八廓东街上的戏剧学院，三天两头演《沙家浜》。
“不看也得看，因为没有别的。不看不行，因为有毛主席语录在里头。”都是用汉语唱的，听得太多了，也就懂了。自治区的藏戏团领导领会精神，改革藏戏，结果，弄出来的东西“外头是藏戏，内容还是京剧的”，没人爱看。
10年之后，格龙要圆了自己的这个梦。白天上班，晚上自己看经学藏戏。当时，娘热乡里有一个乡民自己组织的藏戏团，因为穷得连道具都没有，要解散。格龙劝阻他们，后来干脆自己揽了过来。一边管他们，一边自己学，热热闹闹地开始排八大藏戏，《诺桑法王》《苏吉尼玛》《白马文巴》等等。
留住人，就要发钱。格龙定下规矩，来一天发一天工资，每天的报酬是15元。日子困难得很，经费都得由当家人来想办法。从乡政府、区政府、拉萨市政府的宣传部门、文化部，格龙一个个去磨，说上很多好话，偶尔能要上个一千、八百。有时，自己家里再凑点钱。格龙在地质队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有220元，“比托萨城里一个技术员还要高些”。
排练了七八年，格龙才有胆量正式率娘热乡藏戏团到外地演出。最初几年，主要在农村和牧区演，来看的藏民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多数是来自看的，演出基本没有收入，养不起自己。“那时自己的水平不好，主要目的还是为练兵。”“上年纪的人懂藏戏，演得不好，下面就会骂。”
老的去世，新的加入，从1984年到1993年，藏戏团的人数一直没变，18个左右。十年的断裂，要招到好的演员是件难事，原本就会跳会唱的人，几乎就没有。把人招进藏戏团后，格龙亲自给他们集中培训。他对团里的演员管得很严格，不准赌博、吸烟、偷窃、喝酒，“我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他们。”
7月份的西藏拉萨艺术节，8月份的雪顿节，还有七八月间农村的“丰收舞”节日，娘热乡藏戏团的演出大多集中在这个时段。余下的时间，格龙监督着演员一遍一遍地排练。
年轻人不安分，今年跳得好明年就跑了
当藏戏团的头儿之前，格龙从来没有当过官，“就是在部队里当班长，那也是个剐的”。如今，手下管着六十多号人。虽然没学过企业管理，但他以自己简单朴素的领悟，掌控整个藏戏团的业务和发展方向。
“要组织藏戏表演，首先要学会藏戏的管理。”按过去的标准，一个藏戏导演最起码要50多歲以上，光会唱不行，还要有经验、有阅历。
“今天要唱什么戏，这个戏总共有多少项目，哪个出场的人物该唱些什么、跳些什么，都得由导演确定下来。管理不好，台上就会出错，台下就会骂。”
“要会唱、跳、说，旁白要让别人听得懂，内容不能漏掉，也不能增加，经上有什么念什么。念法不一样，口诀就不一样，就跟唱歌的调子不一样。一般藏戏有20多个角色，必须把人物、情节线索处理好。”
演出很少，收入就不高。其间，一些人离开藏戏团另谋生路，砸石头，开拖拉机，还有耕地的。也有的悄悄跑到昆明、成都、北京，“总共跑了五六个，都是团里的骨干。”也有一些想回来的，被格龙拒绝了。“就是不行，这是我的原则。来的时候，他们啥也不懂，我教他们，已经够意思了。养懒汉怎么行?”
格龙算得上是“与时俱进”的人。1989年，他看到西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就找到各家旅行社谈合作，“有的好打交道，有的不好打交道”。每到旅游季节，“七八个旅行社、宾馆、酒店找上来，根本演不完。没有我们，客人都不肯吃饭。”
每天600元，1989年定下的价格，到今天都没有动。如今，拉萨地区的藏戏团越来越多，格龙坚持“低价”的竞争策略。“我们没法动(演出价)，一动就完了。”演出场次增加了，经济效益还在提高，藏戏团白天、晚上，城里、城外，分着几拨在外跑场子。
令格龙自豪的是，当多数藏戏团生存还是大问题的时候，娘热乡的藏戏团已经完全靠自己吃饭了，多牛!
商业包装意识的缺乏依然是这个草台班子的软肋。2005年，西藏大学藏戏教授强曲曾想推荐他们到台湾演出。临到申请，竟然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宣传资料。最终，台湾之行成为泡影。“可惜啊，失去了一次在外扬名的机会。”强曲为格龙感到可惜。
从1993年开始，娘热乡藏戏团在当地的名气出来了。日子好过了，手头有钱，格龙开始“考虑藏戏团发展问题”，于是拿地皮、盖房子。那两年，格龙给演员的工资最高390元，月，一个拉萨的技术人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60元，“藏戏团好管得很”。
名气越来越大了，员工的工资却没有跟着涨。按格龙的想法，把用于发展的资金留得多一点，工资分配部分留得少一点，“有收入，一个企业才算搞得好。”然而，在现实中遭到了抵触。“没有文化的人，心目中就没有发展的目标。”格龙这样理解他和员工之间的差距：“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喜欢好吃好喝，贪图享受。”
如今，仅拉萨地区就有不少藏戏团，到娘热乡藏戏团挖角的事情少不了，格龙感到很头痛，“年轻人不安分，今年跳得好明年跑了，明年好好跳，后年跑。”
格龙自己留着一手，“该教哪些，不该教哪些，哪些地方保留一点，我们心里有数，不能什么都教。人的思想会变，今天需要什么，就教他什么歌、舞蹈、藏戏，至于明年、后年，先不考虑。”
正是下午5点，排练房里陆陆续续走进来七八个青年男女。格龙一眼扫过他们，摇着头，“水平还是提不高，如果(培养的演员)3年还是出不来，就得考虑该下的下了。”
“我把钱准备好，该花的就花，这样他们就有信心，否则怎么都教不会。”这是最厉害的一手，格龙轻喘着气，满怀复杂情绪地笑了。
捂着胸口，拖着腿，格龙缓慢地走进房间，坐下来微微喘着气。岁月不饶人，一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再也没有机会上舞台唱他喜欢了一辈子的藏戏。老病复发，今天，连指挥演员排练也没法顾上。格龙越来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格龙是娘热乡藏戏团的主演、导演兼团长。娘热乡藏戏团，是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最活跃的一支民间藏戏团，格龙就是它的当家人。
59岁的格龙说话语速很慢。他喜欢讲历史，摆龙门，藏戏的由来、分类，为了一个日期，老人就和记者争上许久。
“历史就是历史，一是一，二是二，就是毛主席也改变不了。”
组建藏戏团
20岁参军，在野战军特务连当了6年侦察兵，退伍后进地质队。1984年，37岁的格龙，忽发奇想开始学藏戏。
藏戏，藏语叫“阿吉拉姆”，是西藏地区普遍流行的剧种。没有电视，没有戏剧，歌舞只有少数人看得到，藏戏是人们主要的娱乐。藏族百姓都很喜欢藏戏，大多数人都会唱。早年，在民间，藏戏剧团十分普遍。每逢节日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见到农村的广场上，或搭大帐篷，或扯大帆布，甚至没有什么遮盖，更不用说什么布景和台幕了，藏戏班子就地演出，方圆十里的群众都会来观看，常常围得水泄不通。
格龙就是看着这种广场藏戏长大的。每年8月底，色拉寺就会上演藏戏，格龙看了心里痒痒，“我们小孩子自己就做假面具，自己乱演。”寺院的喇嘛认字，手里有经，藏戏懂得多，格龙带着一帮小孩子跟他们学。虽然喜欢，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进入这一行。
随后的“文革”，让格龙10年都没听到藏戏。鼓、铙都被砸了，藏族艺人都成了牛鬼蛇神。那时，“总有开不完的会，队长讲完了，书记讲，指导员讲，一开会就开到深更半夜。”惟一的“娱乐”，就是看京剧的八大样板戏。西藏歌舞团唱《沙家浜》、《白毛女》，西藏自治区话剧团专门演《红灯记》，八廓东街上的戏剧学院，三天两头演《沙家浜》。
“不看也得看，因为没有别的。不看不行，因为有毛主席语录在里头。”都是用汉语唱的，听得太多了，也就懂了。自治区的藏戏团领导领会精神，改革藏戏，结果，弄出来的东西“外头是藏戏，内容还是京剧的”，没人爱看。
10年之后，格龙要圆了自己的这个梦。白天上班，晚上自己看经学藏戏。当时，娘热乡里有一个乡民自己组织的藏戏团，因为穷得连道具都没有，要解散。格龙劝阻他们，后来干脆自己揽了过来。一边管他们，一边自己学，热热闹闹地开始排八大藏戏，《诺桑法王》《苏吉尼玛》《白马文巴》等等。
留住人，就要发钱。格龙定下规矩，来一天发一天工资，每天的报酬是15元。日子困难得很，经费都得由当家人来想办法。从乡政府、区政府、拉萨市政府的宣传部门、文化部，格龙一个个去磨，说上很多好话，偶尔能要上个一千、八百。有时，自己家里再凑点钱。格龙在地质队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有220元，“比托萨城里一个技术员还要高些”。
排练了七八年，格龙才有胆量正式率娘热乡藏戏团到外地演出。最初几年，主要在农村和牧区演，来看的藏民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多数是来自看的，演出基本没有收入，养不起自己。“那时自己的水平不好，主要目的还是为练兵。”“上年纪的人懂藏戏，演得不好，下面就会骂。”
老的去世，新的加入，从1984年到1993年，藏戏团的人数一直没变，18个左右。十年的断裂，要招到好的演员是件难事，原本就会跳会唱的人，几乎就没有。把人招进藏戏团后，格龙亲自给他们集中培训。他对团里的演员管得很严格，不准赌博、吸烟、偷窃、喝酒，“我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他们。”
7月份的西藏拉萨艺术节，8月份的雪顿节，还有七八月间农村的“丰收舞”节日，娘热乡藏戏团的演出大多集中在这个时段。余下的时间，格龙监督着演员一遍一遍地排练。
年轻人不安分，今年跳得好明年就跑了
当藏戏团的头儿之前，格龙从来没有当过官，“就是在部队里当班长，那也是个剐的”。如今，手下管着六十多号人。虽然没学过企业管理，但他以自己简单朴素的领悟，掌控整个藏戏团的业务和发展方向。
“要组织藏戏表演，首先要学会藏戏的管理。”按过去的标准，一个藏戏导演最起码要50多歲以上，光会唱不行，还要有经验、有阅历。
“今天要唱什么戏，这个戏总共有多少项目，哪个出场的人物该唱些什么、跳些什么，都得由导演确定下来。管理不好，台上就会出错，台下就会骂。”
“要会唱、跳、说，旁白要让别人听得懂，内容不能漏掉，也不能增加，经上有什么念什么。念法不一样，口诀就不一样，就跟唱歌的调子不一样。一般藏戏有20多个角色，必须把人物、情节线索处理好。”
演出很少，收入就不高。其间，一些人离开藏戏团另谋生路，砸石头，开拖拉机，还有耕地的。也有的悄悄跑到昆明、成都、北京，“总共跑了五六个，都是团里的骨干。”也有一些想回来的，被格龙拒绝了。“就是不行，这是我的原则。来的时候，他们啥也不懂，我教他们，已经够意思了。养懒汉怎么行?”
格龙算得上是“与时俱进”的人。1989年，他看到西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就找到各家旅行社谈合作，“有的好打交道，有的不好打交道”。每到旅游季节，“七八个旅行社、宾馆、酒店找上来，根本演不完。没有我们，客人都不肯吃饭。”
每天600元，1989年定下的价格，到今天都没有动。如今，拉萨地区的藏戏团越来越多，格龙坚持“低价”的竞争策略。“我们没法动(演出价)，一动就完了。”演出场次增加了，经济效益还在提高，藏戏团白天、晚上，城里、城外，分着几拨在外跑场子。
令格龙自豪的是，当多数藏戏团生存还是大问题的时候，娘热乡的藏戏团已经完全靠自己吃饭了，多牛!
商业包装意识的缺乏依然是这个草台班子的软肋。2005年，西藏大学藏戏教授强曲曾想推荐他们到台湾演出。临到申请，竟然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宣传资料。最终，台湾之行成为泡影。“可惜啊，失去了一次在外扬名的机会。”强曲为格龙感到可惜。
从1993年开始，娘热乡藏戏团在当地的名气出来了。日子好过了，手头有钱，格龙开始“考虑藏戏团发展问题”，于是拿地皮、盖房子。那两年，格龙给演员的工资最高390元，月，一个拉萨的技术人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60元，“藏戏团好管得很”。
名气越来越大了，员工的工资却没有跟着涨。按格龙的想法，把用于发展的资金留得多一点，工资分配部分留得少一点，“有收入，一个企业才算搞得好。”然而，在现实中遭到了抵触。“没有文化的人，心目中就没有发展的目标。”格龙这样理解他和员工之间的差距：“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喜欢好吃好喝，贪图享受。”
如今，仅拉萨地区就有不少藏戏团，到娘热乡藏戏团挖角的事情少不了，格龙感到很头痛，“年轻人不安分，今年跳得好明年跑了，明年好好跳，后年跑。”
格龙自己留着一手，“该教哪些，不该教哪些，哪些地方保留一点，我们心里有数，不能什么都教。人的思想会变，今天需要什么，就教他什么歌、舞蹈、藏戏，至于明年、后年，先不考虑。”
正是下午5点，排练房里陆陆续续走进来七八个青年男女。格龙一眼扫过他们，摇着头，“水平还是提不高，如果(培养的演员)3年还是出不来，就得考虑该下的下了。”
“我把钱准备好，该花的就花，这样他们就有信心，否则怎么都教不会。”这是最厉害的一手，格龙轻喘着气，满怀复杂情绪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