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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阿迪”的背后
梁迟结婚，是在1975年，这段婚姻比较传统，是厂领导介绍的。很精神的小伙子，名叫周建国。厂里的先进，车得一手好零件。结婚前，梁迟和他见过三次面。她觉得领导介绍的人，不会错。他们在第二年，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周炎，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据说这是最后一批名正言顺的二胎，取名周多多。
那时候，两个人的工资82块，住40平宿舍楼。但梁迟把小家操持得欣欣向荣。书桌上养了一缸的鱼，窗台上摆满了花草，有君子兰，对儿红和绿萝，春天一到，便铺满一窗绿色。1982年周炎上了小学，第二年轮到周多多。没有双休的周末，他们最期待的，就是周六的晚饭，可以结结实实地吃一顿红烧肉。
周炎爱吃肥的，多多爱吃瘦的。周建国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在挑里面的土豆。他和梁迟就爱看孩子们闷头吃肉。那大概是疲劳一周，最贴心的慰藉了。
时间来到1992年，周炎已长成少年。他开始懂得一点名牌的意义。每天放学回来，他总会和梁迟说，班里谁谁谁买了“背靠背”，谁谁谁买了“三叶草”。而周多多爱上了各路明星，抽屉里塞满了港台歌星的盗版卡带。只是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世界已经开始转变。工厂倒掉了，曾经的先进，挽不回下岗的结局。梁迟彷徨地面对命运的转折，却也要维持这个家，不动声色。
九月开学，周炎的脚已经穿不进旧鞋子了。周建国给他买了双20块钱的白球鞋。周炎晚上回来，试着稍稍有点大的鞋子说：“爸，我这个期末我要是考进前五，你给我买双阿迪的球鞋吧。”
周建国问：“多少钱？”
“不太贵，400左右。”
这个曾经认为有本事可以一辈子不愁的男人哑了。他想拒绝，却又受不住儿子渴望的眼神。一旁的梁迟接过话头，说：“行。”
这一年，周炎发疯似的学习，不但考了全班第二，还进了年级前十。梁迟带着他去专卖店，买了一双380块的球鞋。周炎欣喜若狂。整整一个假期，周炎都穿着他的新阿迪去找同学打球，然后晚上回来，小心地擦拭干净，放进鞋盒里。
他太爱这双鞋了，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了解它的各式纪念版。但他不知道，这双鞋也是梁迟近半年的午餐。
那时梁迟转到环卫局上班，她每天扫完马路之后，会坐在路边吃一只自家蒸的馒头和腌制的大头菜。晚上，她会把2块钱，投进一只旧饭盒。
同事说：“你别为了惯儿子苦自己。他还不一定能考前五呢。”
梁迟笃定地说：“他是周建国的儿子，肯定能。你看他背书的样子，跟他爸车零件一个表情。”
那一句的背后
周炎的确不负众望，高中毕业，考进上海名校。第二年周多多却高考不力，去了北京一所民办大学读书。
此时的周家，有了新的起色。周建国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开了家擦鞋店。赚得不多，但足够供两个孩子上学。日子紧一点，累一点，却满怀希望。
梁迟下班回来，就会到周建国的店里帮忙。不大的店面，摆满了旧鞋子。来店里客人常常说，你们两口子，真厉害。擦鞋擦出两个大学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太不容易了。
两个人听了，心里就会喜滋滋的，所有经受的苦累，也就不值一提了。
2000年周多多大学毕业，不但专本连读，拿下了文凭，还考下托福602分。多多暑假回来，有点小自得。她在北京认识了许多朋友，见识也成倍增长。到家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和梁迟说：“妈，跟你说个事。我想出国学习，镀镀金。现在找工作竞争可激烈了。我哥名校毕业就找了个小职员的工作。我民办大学的，只能给人看大门。”
“那得多少钱啊？”
“我托福都考下来了。找个便宜点的学校，第一年十多万就够吧。”
“这么多？”梁迟被这个数字和轻松的口吻吓了一跳。
“咱们家不是刚分了动迁补偿款嘛。你们再借点，等我赚钱了，再还给你们。”
去年旧房动迁，家里的确分了10万动迁款。梁迟回头看了眼闷声不响看电视的周建国，说：“这事还得……”
“孩子能考上，就让她去吧。”周建国打断她。
周多多高兴地跳起来，搂住周建国重重亲了一口。
其实，申请学校的事，她从听说动迁，就已开始准备了。这种事，告诉梁迟他们也是没用。中国字都未必写明白，外国字更是看不懂。他们只需拿钱出来，就可以铺给她一个美好前程。
第二年，周多多如愿以偿飞往美国。起飞要从北京走。梁迟便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去送机。
多多站在候机大厅里，守着一堆行李问：“爸怎么没来？”
“他得看店啊。”
“真勤奋，我都要去美国了，他也不来。”
梁迟抿嘴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周建国也要跟来的。但她怕他的身体，受不住。一年前，周建国就已查出心脏病。但他宁可拖着，也要坚持等两个孩子都上班再做搭桥手术。周多多以为母亲心小多算计，不如父亲来得爽快。但她不知道，母亲回望父亲的那一眼，包含了多少生死询问。她更不会知道，父亲是要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才会不问自己的身体，轻描淡写地说出那一句——就让她去吧。
繁忙的背后
2003年，周建国51岁，突发急症，悄然离世。周炎请假奔丧，周多多未能回来。出殡那天，梁迟整整哭了一天，周炎站在灵堂里，埋怨说：“查出病，为什么不早看呢？”
梁迟叹了口气，无言以对。她要怎么告诉他。身边有多少父母，都是这样有病不看。他们不是相信明天会有奇迹，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历经风霜的身体，可以挺得久一点，久一点，再久一点。
2005年，周多多毕业，留在了美国。周炎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梁迟关了经营9年的擦鞋小店。因為她已经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拼生活。儿女每月会打进她账户一笔钱。足够她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了。
她成了邻里街坊最让人羡慕的老太太，培养出一双有出息的好儿女。每个月，他们都会打电话回来问问她过得好不好。周炎2号，多多15号，梁迟说得最多的，除了“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男朋友”，就是那句“我很好”。
梁迟结婚，是在1975年，这段婚姻比较传统，是厂领导介绍的。很精神的小伙子，名叫周建国。厂里的先进，车得一手好零件。结婚前，梁迟和他见过三次面。她觉得领导介绍的人，不会错。他们在第二年，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周炎，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据说这是最后一批名正言顺的二胎，取名周多多。
那时候，两个人的工资82块，住40平宿舍楼。但梁迟把小家操持得欣欣向荣。书桌上养了一缸的鱼，窗台上摆满了花草，有君子兰，对儿红和绿萝，春天一到，便铺满一窗绿色。1982年周炎上了小学，第二年轮到周多多。没有双休的周末，他们最期待的，就是周六的晚饭，可以结结实实地吃一顿红烧肉。
周炎爱吃肥的，多多爱吃瘦的。周建国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在挑里面的土豆。他和梁迟就爱看孩子们闷头吃肉。那大概是疲劳一周，最贴心的慰藉了。
时间来到1992年，周炎已长成少年。他开始懂得一点名牌的意义。每天放学回来，他总会和梁迟说，班里谁谁谁买了“背靠背”，谁谁谁买了“三叶草”。而周多多爱上了各路明星，抽屉里塞满了港台歌星的盗版卡带。只是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世界已经开始转变。工厂倒掉了，曾经的先进，挽不回下岗的结局。梁迟彷徨地面对命运的转折，却也要维持这个家，不动声色。
九月开学，周炎的脚已经穿不进旧鞋子了。周建国给他买了双20块钱的白球鞋。周炎晚上回来，试着稍稍有点大的鞋子说：“爸，我这个期末我要是考进前五，你给我买双阿迪的球鞋吧。”
周建国问：“多少钱？”
“不太贵，400左右。”
这个曾经认为有本事可以一辈子不愁的男人哑了。他想拒绝，却又受不住儿子渴望的眼神。一旁的梁迟接过话头，说：“行。”
这一年，周炎发疯似的学习，不但考了全班第二，还进了年级前十。梁迟带着他去专卖店，买了一双380块的球鞋。周炎欣喜若狂。整整一个假期，周炎都穿着他的新阿迪去找同学打球，然后晚上回来，小心地擦拭干净，放进鞋盒里。
他太爱这双鞋了，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了解它的各式纪念版。但他不知道，这双鞋也是梁迟近半年的午餐。
那时梁迟转到环卫局上班，她每天扫完马路之后，会坐在路边吃一只自家蒸的馒头和腌制的大头菜。晚上，她会把2块钱，投进一只旧饭盒。
同事说：“你别为了惯儿子苦自己。他还不一定能考前五呢。”
梁迟笃定地说：“他是周建国的儿子，肯定能。你看他背书的样子，跟他爸车零件一个表情。”
那一句的背后
周炎的确不负众望，高中毕业，考进上海名校。第二年周多多却高考不力，去了北京一所民办大学读书。
此时的周家，有了新的起色。周建国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开了家擦鞋店。赚得不多，但足够供两个孩子上学。日子紧一点，累一点，却满怀希望。
梁迟下班回来，就会到周建国的店里帮忙。不大的店面，摆满了旧鞋子。来店里客人常常说，你们两口子，真厉害。擦鞋擦出两个大学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太不容易了。
两个人听了，心里就会喜滋滋的，所有经受的苦累，也就不值一提了。
2000年周多多大学毕业，不但专本连读，拿下了文凭，还考下托福602分。多多暑假回来，有点小自得。她在北京认识了许多朋友，见识也成倍增长。到家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和梁迟说：“妈，跟你说个事。我想出国学习，镀镀金。现在找工作竞争可激烈了。我哥名校毕业就找了个小职员的工作。我民办大学的，只能给人看大门。”
“那得多少钱啊？”
“我托福都考下来了。找个便宜点的学校，第一年十多万就够吧。”
“这么多？”梁迟被这个数字和轻松的口吻吓了一跳。
“咱们家不是刚分了动迁补偿款嘛。你们再借点，等我赚钱了，再还给你们。”
去年旧房动迁，家里的确分了10万动迁款。梁迟回头看了眼闷声不响看电视的周建国，说：“这事还得……”
“孩子能考上，就让她去吧。”周建国打断她。
周多多高兴地跳起来，搂住周建国重重亲了一口。
其实，申请学校的事，她从听说动迁，就已开始准备了。这种事，告诉梁迟他们也是没用。中国字都未必写明白，外国字更是看不懂。他们只需拿钱出来，就可以铺给她一个美好前程。
第二年，周多多如愿以偿飞往美国。起飞要从北京走。梁迟便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去送机。
多多站在候机大厅里，守着一堆行李问：“爸怎么没来？”
“他得看店啊。”
“真勤奋，我都要去美国了，他也不来。”
梁迟抿嘴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周建国也要跟来的。但她怕他的身体，受不住。一年前，周建国就已查出心脏病。但他宁可拖着，也要坚持等两个孩子都上班再做搭桥手术。周多多以为母亲心小多算计，不如父亲来得爽快。但她不知道，母亲回望父亲的那一眼，包含了多少生死询问。她更不会知道，父亲是要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才会不问自己的身体，轻描淡写地说出那一句——就让她去吧。
繁忙的背后
2003年，周建国51岁，突发急症，悄然离世。周炎请假奔丧，周多多未能回来。出殡那天，梁迟整整哭了一天，周炎站在灵堂里，埋怨说：“查出病，为什么不早看呢？”
梁迟叹了口气，无言以对。她要怎么告诉他。身边有多少父母，都是这样有病不看。他们不是相信明天会有奇迹，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历经风霜的身体，可以挺得久一点，久一点，再久一点。
2005年，周多多毕业，留在了美国。周炎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梁迟关了经营9年的擦鞋小店。因為她已经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拼生活。儿女每月会打进她账户一笔钱。足够她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了。
她成了邻里街坊最让人羡慕的老太太，培养出一双有出息的好儿女。每个月，他们都会打电话回来问问她过得好不好。周炎2号，多多15号，梁迟说得最多的，除了“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男朋友”，就是那句“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