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圈内人都知道，包道格是一个能直接给美国总统递话的人。
在相当长时间内，包道格以在野的身份参与美国亚太事务，在克林顿的八年任期内如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同样如此。
今年4月份包道格在韩国出差，那时奥巴马即将展开的亚洲行程中没有韩国。韩国人很失望，他们说奥巴马要去日本，不来韩国，这很糟糕。回到美国后，包道格写了一个报告说，总统虽然已经去了韩国三次，但这次还是应该至少在韩国停留一天，要不然会让人以为美国是站在日本这边的。最终奥巴马的行程上多了韩国一站。
现在放在床边的书目多是历史书，包道格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很相似。
他对《财经》记者说，30年代的问题之一是，罗斯福想要安抚反战主义者、孤立主义者，所以他没法强化军力，或者采取强力的军事或安全行动，但他可以进行制裁，切断向日本的石油供应。因为卢沟桥事变或者是之前的一些事件，我们开始支持中国，然后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当时的美国对于日本来说就像今天的沙特一样。日本90%的石油来自美国。这样一来日本就开始绝望。我们从没想过他们会如何反应。现在跟俄罗斯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实行制裁，也没有考虑后果。对中国也不是没有考虑进行制裁，如果中国做了什么事，我们就会进行制裁。但我们没有考虑这只会让中国人更一条心。
过渡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包道格很忧虑，他说，眼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在朝冲突的方向前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冲突会涉及到自由通航的问题。双方需要讨论如何避免冲突，但我们现在还没展开这样的对话。而作为在野的亚太事务顾问，包道格坦承他只能同其他人一道，继续试着防止最坏的局面，但不能保证灾难不会出现。
阳光之乡的习奥会其实并不完美，却是双方同时迈出的明智的一步，但却从此没了下文。美中都需要关键人物、或者叫他们“万金油”。但现在没有这样的“万金油”，双方陷入一片朦胧的状态
《财经》：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但双方的紧张关系现在似乎大行其道。7月初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举行，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来改变中美关系现有的轨道？
包道格：美中从去年9月以来就一直负面消息不断，没有人提出全面综合的外交政策来改变这个势头。通常来讲，两国政府也会提及比较正面的议程，从气候变化合作、核扩散、商业，到投资等等，但这些最近也提得比较少了。7月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会提及更多合作的议程，到时候两国关系应该会有所好转。
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了照本宣科的、常规的官方活动。它的好处是可以一下子把双方规模庞大的团队聚到一起，就共同的议程展开对话；但坏处是，双方为此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迟、直到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因而期望值很高，总是希望对话能产生巨大的成果。到底能否实现则是个问号。
我希望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能有所收获。目前双方在类似于双边投资协定或者其他一些不是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但是大的、涉及中国改革前沿的问题，以及中国抱有很大兴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会怎样涉及？另外，美国会如何处理安全等敏感问题？我不知道克里和雅各布·卢到底能有多大斩获。
《财经》：你提到的敏感问题是否包括中美双方军事上的紧张、对立和不信任？如果把中美军方的交流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现在的情况处于什么位置？中国首次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环太平洋-2014”演习，在象征意义之外，其实际意义在哪里？
包道格：其实直到2012年11月之前，美中军事关系其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长线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双方军事交流比较多。现在双方的军事交流反而要比80年代差，但如果只看短期，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
中国首次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主持的环太联合演习，这是与美国以及周边邻国，如菲律宾和日本等建立互信的少有的机会。参加环太军演让中国的海军军官可以近距离接触其美国同僚，以及其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海洋争端国家的同僚。
《财经》：最近有学者表示，中美未来将“低烈度广泛对抗”，是否这个“低烈度广泛对抗”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出现？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包道格：美中关系有起有伏。不过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满怀诚意地出访中国，但中国似乎误解了。
中国似乎认为美国软弱了，因而可以对美国呼来喝去。这是个错误。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很努力地帮助中国加入WTO，这对中国、对美国都有好处。到小布什政府的后期，美中两国关系相当好，所以奥巴马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状态不错的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的时好时坏与美国的哪个党派上台没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身边的白宫官员，或者是国务卿。比如上世纪80年代，国务卿舒尔茨很有能力也很自信，当时我们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去年阳光之乡习奥会后，美中双方似乎觉得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但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事实上，美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主宰了政策走向，而不是先有成熟的外交政策，以政策来消解事件。美中双方本应管控起两国关系并做出改变，但却没有。
似乎中方继原国务委员戴秉国之后没有一个人来充当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修补者；同样美国也没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到去年7月前一直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之后，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到北京跟中国的领导人解释美国的行动和政策。所以这方面是缺失的，并且导致新闻媒体上都是坏消息，南中国海的季节性活动，第一次在某些海域钻井，礁石改造岛屿等等。加上中日局势，都是负面消息。
《财经》：你提到奥巴马接手时中美关系状态不错，但是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到令很多人非常担心，我们是该责备奥巴马吗？
包道格：奥巴马宣布再平衡政策之际以及在这之前的数月，他的外交政策是很明智的，他知道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浪费了太多精力，也不能期待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把未来更多地投资于亚洲，这里才是经济增长的未来。 这个政策分三部分：外交——因为自从布什以来，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往来有所减少；军事参与——在美国国防预算总体减少的情况下，确保亚洲的国防开支不减，但也不是说要增加；第三个是经济参与，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揽子理念，但很快就到了总统选举。为了对付罗姆尼，白宫和国防部的人就不停地大谈特谈国家安全，大谈对抗中国。所以再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眼下他们最后的策略是多强调TPP，而少强调军事。
《财经》：不过感觉上TPP也好像谈得不多？
包道格：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他们并不想谈论TPP。所以，尽管有好的理念，却被短期的政治考虑挤到一边。这就是好总统和弱总统的区别。一个伟大的总统总是会在处理好国内政治的同时，胸怀大局。
奥巴马在迎合国内政治，但他缺少大的战略思维。再平衡是不错的战略，但没得到有效地实施，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人事原因。
罗斯福在任总统之际，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比较强，美国人不希望参与外部事务。但美国就像是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沙特是石油输出国。美国实际上已经深深卷入到外部世界，即使我们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去想这些事。罗斯福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四次连任。他迎合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但同时带着美国走向国际化，这就是一个可以内外兼顾的伟大总统。
《财经》：如果奥巴马不能高瞻远瞩，这个缺憾怎样弥补？还是中美关系由此就一路向下？
包道格：关键人物、或者叫他们“万金油”（go-to person）他们的存在很重要。当日本领导人想要私下告诉美国他们的底线时，需要有一个“万金油”来理解这个底线是什么，并且能把意思传达给总统。对中国也是如此。但现在没有这样的“万金油”，那双方就陷入一片朦胧的状态，事态不明朗，产生误解，本来在美中之间就很容易误解对方的信息和意图，这种误读和误解的历史相当长。
阳光之乡的习奥会其实并不完美，却是双方同时迈出的明智的一步，但却从此没了下文。中国曾建议再举行一次会议，但无奈，奥巴马政府中那些负责相关政策制定者就不是正确的人选。他们距离战略思想家十万八千里，他们能做的就是眼睛紧盯着日历。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6月在澳大利亚谈了美国再平衡的政策，你仔细听，就是各种会议的集大成：国务卿克里见了什么人，总统奥巴马又见了什么人；他展望未来，提的就是7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不是政策，这是行程单。有人指点我说，战略是个麻烦事，而且也不会因为你有战略想法就给你颁个奖。但是，如果没有行程，你真的会受到惩罚。所以在一个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是满足老板的需求，开各种会。我们现在真的极缺的是战略。
下一步我会建议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飞去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交流一下美国对世界局势、大的格局的看法，以及什么是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和美中关系现在产生的问题、如何处理等等。这样的对话是必要的。赖斯是国家安全顾问，克里和哈格尔不能替代她的角色，这是她分内的工作。中方也需要有相对应的人扮演类似的角色。
中国问题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的挑战。如果中国想成为国际大国，那就会受邻国的限制
《财经》：中美双方围绕海洋海域的分歧已经影响中美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美国提出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指出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美国无权指责中国。
包道格：岛屿纠纷及相关行动会影响美国的判断，中国的意图或相关因素与美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遵守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现有规则。所以我们会把国际法惯例挂在嘴边。
而中国很多人会说，这不是我们定的规矩，为什么要遵守？实际上中国遵守国际法规是因为那些规定对中国有好处，会惠及中国的利益。如果说有些国际法规对中国不利，那让我们坐下来谈判，或许有些规则确实需要改。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就在修改现有规定。他们就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大的空间来取代G7或者作为G7的补充。
但我们说的是人和机构，做出调整会是很慢的。但坦率地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听不进去遵守国际法规和惯例的劝告，那就可能导致冲突。比如在南中国海，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参与了国际海洋公约的谈判，并且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说过，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海军力量，那时中国的表现与海洋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希望中国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海洋大国。但眼下中国十分关注近海，希望将外国人赶出去。这会导致和美国的强烈摩擦。我希望大家能避免这样的冲突。
《财经》：中国在向海洋大国进军的过程中引来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感到疑虑，您怎么看？
包道格：尽管去年10月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释放出一些积极的信号，但中国对邻国确实是以牙还牙，如果对邻国如此，对美国又有多少不同呢？
这已经和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非常不一样了，中国已把“韬光养晦”深藏起来，现在更像是直截了当地交易。当然，这倒不一定是坏事。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也一样，我们通常比较能容忍那些不时来招惹一下的国家。但一次、两次没关系，如果没完没了地上来招惹，那美国肯定会回击，而且肯定会让他们知道痛的滋味。
中国似乎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容忍了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直到公众和领导人的情绪被激起来，都希望教训他们一顿。美国自己也都经历过。
打个比方，这种大国小国的交际就像是大狗小狗们的行为方式——大国就像是大狗，大狗一般不会注意小狗的挑衅，一次两次没有反应，但第三次，就会回应了。现在中国似乎就是这么做的，这很正常。 但我希望这背后能有一些整体的治理理念。美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就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已经让奥巴马头疼，相比之下南中国海问题微不足道。美国就没有一个综合的外交政策视角，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很糟糕。而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财经》：怎么样能掌握好“教训”的度呢？人们普遍担心意外或事故会使事态升级。
包道格：在东海海域，最近的一些动作越搞越大，但局势的紧张程度还在可控范围。中国船只并不是每天都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有时候三周都不去一次。但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言之后，第二天中国就派进了船只。所以这些动作的目的其实是发政治信号，而不是为了加剧局势紧张。安倍想要有些紧张气氛，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钓鱼岛有些紧张氛围。而南中国海的局势似乎也可以掌控，而且，围绕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远没有钓鱼岛所附带的国内政治关注。
《财经》：朝鲜的行为和日本的举动更直接地牵动中美间的互动，它们是中美关系棘手的主要原因吗？
包道格：美中关系有起有伏。2010年是美中关系非常艰难的一年。在首尔G20峰会上，奥巴马试图说服中国管好朝鲜，奥巴马公开地说，那是对聋子说话——中国根本就没听他的。但之后，戴秉国出访朝鲜后，朝鲜似乎有所收敛，没有进行新的核试验。所以美中双方关系并不是因为朝鲜而开始紧张的。
2012年4月日本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美国开始介入。
这不是美国直接地针对中国。奥巴马最近在访日时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钓鱼岛有争议，虽然日本并不承认有任何争议。奥巴马实际上是在给中国一些空间，并给日本施加一些压力，希望他们能更好合作。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样看，他们只认为美国是在支持其盟国日本。
《财经》：是否中国的强硬态度会把其邻国进一步推向美国？
包道格：中国面临的是很大的问题：被15个邻国怀疑。
中国的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举动是受到美国“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但事实是，2008年以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很好。奥运会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对邻国强硬起来，于是邻国让美国介入来实现“再平衡”。
因此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说了那些诸如“保证南海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话，然后2011年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布美国“转向”亚太地区，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因中国的行为改变而随之变化，但大多数中国人会说是美国惹起来的，这是误解。
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没有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站出来说需要美国的帮助，美国也不会介入。这里面关系很微妙，这些国家都和中国有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关系，他们也不希望破坏这个关系，也不愿意一直处在中国的阴影下，所以想让美国介入，但不希望介入太深，需要美国的支持，但也不想要太多。
《财经》：中国在寻求最大化的地区存在，美国强调其在亚洲的固有存在， 中美对在亚洲的影响力和权力日益公开的争夺会带来什么结果？
包道格：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不好，周围有俄罗斯、韩国、印度和东南亚、日本，中国受的限制更大。俄罗斯可以征服匈牙利、波兰，但它有内在的局限。这是遏制理论。遏制并非主动与它开战，而是创造一种环境，孤立它，让它全靠自己，而我们知道它靠自己是长久不了的。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有本质上的矛盾，势必会倒塌。因此，遏制不是施压，而是随它自生自灭。
但现在和冷战不同，中国问题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的挑战。我们需要商议出一个地区解决方法。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中国想成为国际大国，那就会受邻国的限制。现在日本扮演了捣乱的角色。这应该是安倍的原因，是暂时的。中国政府好像也如此认为，他们正试着绕过安倍，建立安倍之下的政府间关系。他们认为安倍没的救，我也同意。
对于美中而言，挫折和摩擦没有问题，如果是战争就麻烦了。竞争如果导致正面冲突，结果会是很糟糕的，那么多中国人为了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苦心奋斗了30年，就要付诸流水。而美国也会付出惨痛代价，该地区其他国家也一样。大家都明白，但需要有人说出来，带头采取行动。而带头的只能是美国和中国。
虽然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两国集团，但实际上对亚洲而言，这两个国家非常重要。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
《财经》：中美之间由意识形态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什么变量最终会导致中美爆发严重冲突？
包道格：虽然美国政府试图对亚洲忧心忡忡的国家说，不要担心，我们会摆平。但美国身陷伊拉克、乌克兰等问题，无法脱身，亚洲国家才紧张起来，他们担心中国会在该地区称霸，他们想保留一些腾挪的空间和余地，任何国家都希望如此。
因此亚洲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美国和中国是直接还是间接，策略性地还是直白地谈判如何共享权力，哪些方面中国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对美国来说也不是零和游戏。这是可能实现的，但会比较难。
国内的政治压力终将是倾向于竞争，而非妥协。但如果美中开始战略竞争，结果将是破坏性的。
《财经》：亚洲海洋问题的最新分歧是在中越之间，以后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吗？
包道格：现在中国在东南亚是对越南和菲律宾做出反应，这从日期上就可以看出来。但中国的回应是强硬的，就像大狗吠小狗，人们不再关注小狗，只是看着大狗。中国现在体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且显得有点强横。
这不是很明智，尤其是在提出周边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嘴里说应搞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方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说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但因为还没有形成，因此人们看不到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起到的推动作用。他们只看到了威胁，于是越南也在购买潜水艇，印尼在加强海军军力，甚至菲律宾在美军被逐出其在太平洋最大军事基地20年后终于同意了美军的定期驻军。 中国有很大的野心。中国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造这些海舰、在一个超深水钻井平台上投入巨额资金，可能还有资源钻井平台，中国正在全力前进。我怀疑很快中国应该就会宣布，当小岛建好以后，就会安置雷达、船只、飞机，然后会宣布防空识别区。那时候紧张局势就会真的加剧。
《财经》：你认为紧张局势不可避免？
包道格：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冲突会涉及到自由通航的问题，而这场冲突是否会发生，要看中国。眼下美中围绕南中国海问题在朝冲突的方向前进。双方需要讨论如何避免冲突，但我们现在还没展开这样的对话。国务卿赖斯需要与北京讨论这个问题。
《财经》：再过一两年正赶上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
包道格：目前局势日渐紧张，美中合作却不见有起色。紧张的局势超越了合作的势头。
美中关系在美国也体现在选举中，在中国体现在领导换届。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十年任期开头和奥巴马第二个四年一开始，两人在阳光之乡的会面如此重要。但好景不长。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变得糟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事问题。如果政府有合适的人，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从现在到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如果美中现在的行为模式继续，那么总统候选人对中国就都会向右转，以攻击中国作为选举筹码。希拉里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很强硬了，她绝不会让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得势，而没有共和党人会让希拉里看上去是个保守派。所以候选人之间会竞争谁对中国更加强硬，那样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财经》：不过抨击中国经常是竞选总统时候选人的“常规动作”，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在赢得选举后就收起来了，你认为我们不能再用这个经验来看下一届大选？
包道格：竞相抨击中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当选为新总统的人是个激烈的反华主义者。就像里根当年上台后，美中关系存在倒退的危险，最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逐渐缓和下来。天安门事件之后，克林顿总统也是过了一二年才跟中国缓和关系。
但是同里根时期及克林顿时期不同，下一次如果历史重演的话，代价更大。如果双方在一些根本利益上，如自由通航权上出现问题，那可能还没等我们着手应对，局势就已经失控。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但至少是一半一半。因此双方都应当努力防止事情走到那一步。
《财经》：最坏的结果是新的冷战？
包道格：中国的实力在增强，这与美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发生冲突。一直以来美国都以唯一重要的大国的身份，在该地区维持秩序，防止一些小问题扰乱整个体系。因此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才得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不需要把大量资金投在国防上。
中国在很长时间都是孤立的，并没有处在这个体系中。现在中国经济上与这些国家的往来越来越深入，同时也在加强国防。
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挑战现有秩序？如果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无法制衡中国，那么他们都会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力。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还不到军事竞赛的程度，但已经开始了。
中国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包括坚持自己在南中国海的地位，同样避免与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也应该是中国的利益。
中国需要更好地平衡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是在走向失衡，或者更多冲突。
这对美中都不利。中国的石油公司正在撤出伊拉克。无论是美中，国家的利益都会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
我担心中国人会认为美国因为身陷中东问题，所以可以趁机对美国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这么想这么做，人们是不会忘怀此事的，他们会让中国背负“钻空子以推行自己的议程”的骂名，并以激烈的方式回应中国。
如果北京在短期内因为有一些无法抽身的事务，而疏于管理美中关系，那么也会产生长期不利影响，由此双边投资协定也会泡汤。中国参加TPP无望，双方陷入冷战式的对抗，这对大家都不利。
在相当长时间内，包道格以在野的身份参与美国亚太事务，在克林顿的八年任期内如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同样如此。
今年4月份包道格在韩国出差，那时奥巴马即将展开的亚洲行程中没有韩国。韩国人很失望，他们说奥巴马要去日本，不来韩国，这很糟糕。回到美国后，包道格写了一个报告说，总统虽然已经去了韩国三次，但这次还是应该至少在韩国停留一天，要不然会让人以为美国是站在日本这边的。最终奥巴马的行程上多了韩国一站。
现在放在床边的书目多是历史书，包道格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很相似。
他对《财经》记者说，30年代的问题之一是，罗斯福想要安抚反战主义者、孤立主义者，所以他没法强化军力，或者采取强力的军事或安全行动，但他可以进行制裁，切断向日本的石油供应。因为卢沟桥事变或者是之前的一些事件，我们开始支持中国，然后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当时的美国对于日本来说就像今天的沙特一样。日本90%的石油来自美国。这样一来日本就开始绝望。我们从没想过他们会如何反应。现在跟俄罗斯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实行制裁，也没有考虑后果。对中国也不是没有考虑进行制裁，如果中国做了什么事，我们就会进行制裁。但我们没有考虑这只会让中国人更一条心。
过渡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包道格很忧虑，他说，眼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在朝冲突的方向前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冲突会涉及到自由通航的问题。双方需要讨论如何避免冲突，但我们现在还没展开这样的对话。而作为在野的亚太事务顾问，包道格坦承他只能同其他人一道，继续试着防止最坏的局面，但不能保证灾难不会出现。
重回正轨的选择
阳光之乡的习奥会其实并不完美，却是双方同时迈出的明智的一步，但却从此没了下文。美中都需要关键人物、或者叫他们“万金油”。但现在没有这样的“万金油”，双方陷入一片朦胧的状态
《财经》：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但双方的紧张关系现在似乎大行其道。7月初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举行，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来改变中美关系现有的轨道？
包道格：美中从去年9月以来就一直负面消息不断，没有人提出全面综合的外交政策来改变这个势头。通常来讲，两国政府也会提及比较正面的议程，从气候变化合作、核扩散、商业，到投资等等，但这些最近也提得比较少了。7月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会提及更多合作的议程，到时候两国关系应该会有所好转。
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了照本宣科的、常规的官方活动。它的好处是可以一下子把双方规模庞大的团队聚到一起，就共同的议程展开对话；但坏处是，双方为此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迟、直到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因而期望值很高，总是希望对话能产生巨大的成果。到底能否实现则是个问号。
我希望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能有所收获。目前双方在类似于双边投资协定或者其他一些不是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但是大的、涉及中国改革前沿的问题，以及中国抱有很大兴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会怎样涉及？另外，美国会如何处理安全等敏感问题？我不知道克里和雅各布·卢到底能有多大斩获。
《财经》：你提到的敏感问题是否包括中美双方军事上的紧张、对立和不信任？如果把中美军方的交流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现在的情况处于什么位置？中国首次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环太平洋-2014”演习，在象征意义之外，其实际意义在哪里？
包道格：其实直到2012年11月之前，美中军事关系其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长线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双方军事交流比较多。现在双方的军事交流反而要比80年代差，但如果只看短期，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
中国首次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主持的环太联合演习，这是与美国以及周边邻国，如菲律宾和日本等建立互信的少有的机会。参加环太军演让中国的海军军官可以近距离接触其美国同僚，以及其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海洋争端国家的同僚。
《财经》：最近有学者表示，中美未来将“低烈度广泛对抗”，是否这个“低烈度广泛对抗”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出现？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包道格：美中关系有起有伏。不过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满怀诚意地出访中国，但中国似乎误解了。
中国似乎认为美国软弱了，因而可以对美国呼来喝去。这是个错误。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很努力地帮助中国加入WTO，这对中国、对美国都有好处。到小布什政府的后期，美中两国关系相当好，所以奥巴马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状态不错的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的时好时坏与美国的哪个党派上台没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身边的白宫官员，或者是国务卿。比如上世纪80年代，国务卿舒尔茨很有能力也很自信，当时我们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去年阳光之乡习奥会后，美中双方似乎觉得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但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事实上，美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主宰了政策走向，而不是先有成熟的外交政策，以政策来消解事件。美中双方本应管控起两国关系并做出改变，但却没有。
似乎中方继原国务委员戴秉国之后没有一个人来充当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修补者；同样美国也没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到去年7月前一直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之后，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到北京跟中国的领导人解释美国的行动和政策。所以这方面是缺失的，并且导致新闻媒体上都是坏消息，南中国海的季节性活动，第一次在某些海域钻井，礁石改造岛屿等等。加上中日局势，都是负面消息。
《财经》：你提到奥巴马接手时中美关系状态不错，但是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到令很多人非常担心，我们是该责备奥巴马吗？
包道格：奥巴马宣布再平衡政策之际以及在这之前的数月，他的外交政策是很明智的，他知道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浪费了太多精力，也不能期待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把未来更多地投资于亚洲，这里才是经济增长的未来。 这个政策分三部分：外交——因为自从布什以来，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往来有所减少；军事参与——在美国国防预算总体减少的情况下，确保亚洲的国防开支不减，但也不是说要增加；第三个是经济参与，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揽子理念，但很快就到了总统选举。为了对付罗姆尼，白宫和国防部的人就不停地大谈特谈国家安全，大谈对抗中国。所以再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眼下他们最后的策略是多强调TPP，而少强调军事。
《财经》：不过感觉上TPP也好像谈得不多？
包道格：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他们并不想谈论TPP。所以，尽管有好的理念，却被短期的政治考虑挤到一边。这就是好总统和弱总统的区别。一个伟大的总统总是会在处理好国内政治的同时，胸怀大局。
奥巴马在迎合国内政治，但他缺少大的战略思维。再平衡是不错的战略，但没得到有效地实施，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人事原因。
罗斯福在任总统之际，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比较强，美国人不希望参与外部事务。但美国就像是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沙特是石油输出国。美国实际上已经深深卷入到外部世界，即使我们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去想这些事。罗斯福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四次连任。他迎合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但同时带着美国走向国际化，这就是一个可以内外兼顾的伟大总统。
《财经》：如果奥巴马不能高瞻远瞩，这个缺憾怎样弥补？还是中美关系由此就一路向下？
包道格：关键人物、或者叫他们“万金油”（go-to person）他们的存在很重要。当日本领导人想要私下告诉美国他们的底线时，需要有一个“万金油”来理解这个底线是什么，并且能把意思传达给总统。对中国也是如此。但现在没有这样的“万金油”，那双方就陷入一片朦胧的状态，事态不明朗，产生误解，本来在美中之间就很容易误解对方的信息和意图，这种误读和误解的历史相当长。
阳光之乡的习奥会其实并不完美，却是双方同时迈出的明智的一步，但却从此没了下文。中国曾建议再举行一次会议，但无奈，奥巴马政府中那些负责相关政策制定者就不是正确的人选。他们距离战略思想家十万八千里，他们能做的就是眼睛紧盯着日历。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6月在澳大利亚谈了美国再平衡的政策，你仔细听，就是各种会议的集大成：国务卿克里见了什么人，总统奥巴马又见了什么人；他展望未来，提的就是7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不是政策，这是行程单。有人指点我说，战略是个麻烦事，而且也不会因为你有战略想法就给你颁个奖。但是，如果没有行程，你真的会受到惩罚。所以在一个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是满足老板的需求，开各种会。我们现在真的极缺的是战略。
下一步我会建议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飞去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交流一下美国对世界局势、大的格局的看法，以及什么是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和美中关系现在产生的问题、如何处理等等。这样的对话是必要的。赖斯是国家安全顾问，克里和哈格尔不能替代她的角色，这是她分内的工作。中方也需要有相对应的人扮演类似的角色。
中国只是区域性大国
中国问题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的挑战。如果中国想成为国际大国，那就会受邻国的限制
《财经》：中美双方围绕海洋海域的分歧已经影响中美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美国提出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指出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美国无权指责中国。
包道格：岛屿纠纷及相关行动会影响美国的判断，中国的意图或相关因素与美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遵守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现有规则。所以我们会把国际法惯例挂在嘴边。
而中国很多人会说，这不是我们定的规矩，为什么要遵守？实际上中国遵守国际法规是因为那些规定对中国有好处，会惠及中国的利益。如果说有些国际法规对中国不利，那让我们坐下来谈判，或许有些规则确实需要改。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就在修改现有规定。他们就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大的空间来取代G7或者作为G7的补充。
但我们说的是人和机构，做出调整会是很慢的。但坦率地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听不进去遵守国际法规和惯例的劝告，那就可能导致冲突。比如在南中国海，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参与了国际海洋公约的谈判，并且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说过，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海军力量，那时中国的表现与海洋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希望中国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海洋大国。但眼下中国十分关注近海，希望将外国人赶出去。这会导致和美国的强烈摩擦。我希望大家能避免这样的冲突。
《财经》：中国在向海洋大国进军的过程中引来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感到疑虑，您怎么看？
包道格：尽管去年10月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释放出一些积极的信号，但中国对邻国确实是以牙还牙，如果对邻国如此，对美国又有多少不同呢？
这已经和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非常不一样了，中国已把“韬光养晦”深藏起来，现在更像是直截了当地交易。当然，这倒不一定是坏事。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也一样，我们通常比较能容忍那些不时来招惹一下的国家。但一次、两次没关系，如果没完没了地上来招惹，那美国肯定会回击，而且肯定会让他们知道痛的滋味。
中国似乎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容忍了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直到公众和领导人的情绪被激起来，都希望教训他们一顿。美国自己也都经历过。
打个比方，这种大国小国的交际就像是大狗小狗们的行为方式——大国就像是大狗，大狗一般不会注意小狗的挑衅，一次两次没有反应，但第三次，就会回应了。现在中国似乎就是这么做的，这很正常。 但我希望这背后能有一些整体的治理理念。美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就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已经让奥巴马头疼，相比之下南中国海问题微不足道。美国就没有一个综合的外交政策视角，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很糟糕。而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财经》：怎么样能掌握好“教训”的度呢？人们普遍担心意外或事故会使事态升级。
包道格：在东海海域，最近的一些动作越搞越大，但局势的紧张程度还在可控范围。中国船只并不是每天都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有时候三周都不去一次。但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言之后，第二天中国就派进了船只。所以这些动作的目的其实是发政治信号，而不是为了加剧局势紧张。安倍想要有些紧张气氛，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钓鱼岛有些紧张氛围。而南中国海的局势似乎也可以掌控，而且，围绕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远没有钓鱼岛所附带的国内政治关注。
《财经》：朝鲜的行为和日本的举动更直接地牵动中美间的互动，它们是中美关系棘手的主要原因吗？
包道格：美中关系有起有伏。2010年是美中关系非常艰难的一年。在首尔G20峰会上，奥巴马试图说服中国管好朝鲜，奥巴马公开地说，那是对聋子说话——中国根本就没听他的。但之后，戴秉国出访朝鲜后，朝鲜似乎有所收敛，没有进行新的核试验。所以美中双方关系并不是因为朝鲜而开始紧张的。
2012年4月日本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美国开始介入。
这不是美国直接地针对中国。奥巴马最近在访日时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说钓鱼岛有争议，虽然日本并不承认有任何争议。奥巴马实际上是在给中国一些空间，并给日本施加一些压力，希望他们能更好合作。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样看，他们只认为美国是在支持其盟国日本。
《财经》：是否中国的强硬态度会把其邻国进一步推向美国？
包道格：中国面临的是很大的问题：被15个邻国怀疑。
中国的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举动是受到美国“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但事实是，2008年以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很好。奥运会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对邻国强硬起来，于是邻国让美国介入来实现“再平衡”。
因此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说了那些诸如“保证南海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话，然后2011年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布美国“转向”亚太地区，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因中国的行为改变而随之变化，但大多数中国人会说是美国惹起来的，这是误解。
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没有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站出来说需要美国的帮助，美国也不会介入。这里面关系很微妙，这些国家都和中国有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关系，他们也不希望破坏这个关系，也不愿意一直处在中国的阴影下，所以想让美国介入，但不希望介入太深，需要美国的支持，但也不想要太多。
《财经》：中国在寻求最大化的地区存在，美国强调其在亚洲的固有存在， 中美对在亚洲的影响力和权力日益公开的争夺会带来什么结果？
包道格：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不好，周围有俄罗斯、韩国、印度和东南亚、日本，中国受的限制更大。俄罗斯可以征服匈牙利、波兰，但它有内在的局限。这是遏制理论。遏制并非主动与它开战，而是创造一种环境，孤立它，让它全靠自己，而我们知道它靠自己是长久不了的。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有本质上的矛盾，势必会倒塌。因此，遏制不是施压，而是随它自生自灭。
但现在和冷战不同，中国问题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的挑战。我们需要商议出一个地区解决方法。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中国想成为国际大国，那就会受邻国的限制。现在日本扮演了捣乱的角色。这应该是安倍的原因，是暂时的。中国政府好像也如此认为，他们正试着绕过安倍，建立安倍之下的政府间关系。他们认为安倍没的救，我也同意。
对于美中而言，挫折和摩擦没有问题，如果是战争就麻烦了。竞争如果导致正面冲突，结果会是很糟糕的，那么多中国人为了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苦心奋斗了30年，就要付诸流水。而美国也会付出惨痛代价，该地区其他国家也一样。大家都明白，但需要有人说出来，带头采取行动。而带头的只能是美国和中国。
虽然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两国集团，但实际上对亚洲而言，这两个国家非常重要。
冷战式对抗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
《财经》：中美之间由意识形态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什么变量最终会导致中美爆发严重冲突？
包道格：虽然美国政府试图对亚洲忧心忡忡的国家说，不要担心，我们会摆平。但美国身陷伊拉克、乌克兰等问题，无法脱身，亚洲国家才紧张起来，他们担心中国会在该地区称霸，他们想保留一些腾挪的空间和余地，任何国家都希望如此。
因此亚洲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美国和中国是直接还是间接，策略性地还是直白地谈判如何共享权力，哪些方面中国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对美国来说也不是零和游戏。这是可能实现的，但会比较难。
国内的政治压力终将是倾向于竞争，而非妥协。但如果美中开始战略竞争，结果将是破坏性的。
《财经》：亚洲海洋问题的最新分歧是在中越之间，以后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吗？
包道格：现在中国在东南亚是对越南和菲律宾做出反应，这从日期上就可以看出来。但中国的回应是强硬的，就像大狗吠小狗，人们不再关注小狗，只是看着大狗。中国现在体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且显得有点强横。
这不是很明智，尤其是在提出周边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嘴里说应搞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方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说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但因为还没有形成，因此人们看不到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起到的推动作用。他们只看到了威胁，于是越南也在购买潜水艇，印尼在加强海军军力，甚至菲律宾在美军被逐出其在太平洋最大军事基地20年后终于同意了美军的定期驻军。 中国有很大的野心。中国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造这些海舰、在一个超深水钻井平台上投入巨额资金，可能还有资源钻井平台，中国正在全力前进。我怀疑很快中国应该就会宣布，当小岛建好以后，就会安置雷达、船只、飞机，然后会宣布防空识别区。那时候紧张局势就会真的加剧。
《财经》：你认为紧张局势不可避免？
包道格：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美国在一两年之后势必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冲突，冲突会涉及到自由通航的问题，而这场冲突是否会发生，要看中国。眼下美中围绕南中国海问题在朝冲突的方向前进。双方需要讨论如何避免冲突，但我们现在还没展开这样的对话。国务卿赖斯需要与北京讨论这个问题。
《财经》：再过一两年正赶上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
包道格：目前局势日渐紧张，美中合作却不见有起色。紧张的局势超越了合作的势头。
美中关系在美国也体现在选举中，在中国体现在领导换届。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十年任期开头和奥巴马第二个四年一开始，两人在阳光之乡的会面如此重要。但好景不长。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变得糟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事问题。如果政府有合适的人，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从现在到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如果美中现在的行为模式继续，那么总统候选人对中国就都会向右转，以攻击中国作为选举筹码。希拉里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很强硬了，她绝不会让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得势，而没有共和党人会让希拉里看上去是个保守派。所以候选人之间会竞争谁对中国更加强硬，那样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财经》：不过抨击中国经常是竞选总统时候选人的“常规动作”，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在赢得选举后就收起来了，你认为我们不能再用这个经验来看下一届大选？
包道格：竞相抨击中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当选为新总统的人是个激烈的反华主义者。就像里根当年上台后，美中关系存在倒退的危险，最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逐渐缓和下来。天安门事件之后，克林顿总统也是过了一二年才跟中国缓和关系。
但是同里根时期及克林顿时期不同，下一次如果历史重演的话，代价更大。如果双方在一些根本利益上，如自由通航权上出现问题，那可能还没等我们着手应对，局势就已经失控。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但至少是一半一半。因此双方都应当努力防止事情走到那一步。
《财经》：最坏的结果是新的冷战？
包道格：中国的实力在增强，这与美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发生冲突。一直以来美国都以唯一重要的大国的身份，在该地区维持秩序，防止一些小问题扰乱整个体系。因此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才得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不需要把大量资金投在国防上。
中国在很长时间都是孤立的，并没有处在这个体系中。现在中国经济上与这些国家的往来越来越深入，同时也在加强国防。
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挑战现有秩序？如果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无法制衡中国，那么他们都会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力。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还不到军事竞赛的程度，但已经开始了。
中国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包括坚持自己在南中国海的地位，同样避免与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也应该是中国的利益。
中国需要更好地平衡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是在走向失衡，或者更多冲突。
这对美中都不利。中国的石油公司正在撤出伊拉克。无论是美中，国家的利益都会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
我担心中国人会认为美国因为身陷中东问题，所以可以趁机对美国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这么想这么做，人们是不会忘怀此事的，他们会让中国背负“钻空子以推行自己的议程”的骂名，并以激烈的方式回应中国。
如果北京在短期内因为有一些无法抽身的事务，而疏于管理美中关系，那么也会产生长期不利影响，由此双边投资协定也会泡汤。中国参加TPP无望，双方陷入冷战式的对抗，这对大家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