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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有清一代，女诗人已经广泛出现。而湖南多仕宦之家，闺秀们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她们大量创作诗歌，充分显示和证实了自己的才华，她们亦有将作品刊刻成集的经济实力，于是出现了众多的女性诗集。而作为女性诗人，她们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其诗歌题材大多以交游唱和、节日感怀、送别以及悼亡为主，故诗歌的创作范围比较狭窄。纵观《湘潭郭氏闺秀集》一书，其题材选择流露了浓浓的家族意识，其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女性文学特点。
[关键词]闺秀文学;家族意识;郭润玉;《湘潭郭氏闺秀集》
[作者简介]李姣玲，邵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周滢芳，邵阳学院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湖南邵阳 422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邹舆’‘魏史’及其地缘意义研究”（18C0824）
郭润玉（1797～1838），字昭华，号笙愉，别号壶山居士，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陕西鄠县知县郭云麓女，嫁湘阴李星沅。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后官至云贵、两江总督，为清朝重臣。道光十七年（1837）郭润玉刊刻《湘潭郭氏闺秀集》。次年郭润玉病逝，李星沅于道光十九年（1839）刊刻《簪花阁遗稿》《红薇吟馆遗草》，成《湘潭郭氏闺秀集》全璧。《湘潭郭氏闺秀集》收郭氏四代闺秀诗人，分别为郭步韫《独吟楼诗》（74首）、郭友兰《咽雪山房诗》（51首）、郭佩兰《贮月轩诗》（58首）、王继藻《敏求斋诗》（88首）、郭漱玉《绣珠轩诗》（119首）、郭润玉《簪花阁诗》（162首）、《簪花阁遗稿》（43首，附录之李星沅诗不计）、郭秉慧《红薇吟馆遗草》（99首），共计7家诗，694首。
目前，学者对《湘潭郭氏闺秀集》的系统研究还较少。系统研究《湘潭郭氏闺秀集》，可以了解被誉为湘楚“女宗”的郭氏一门闺秀四代人诗歌的承传流变。同时，能够窥见清代湖湘女性文学的盛况。
本文以贝京校点的《湖南女士诗钞》所收《湘潭郭氏闺秀集》为基础研究资料，拟对其诗歌进行系统考察，归纳湘潭郭氏四代闺秀诗人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家族意识，并探讨其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
一、题材的视野共性与家族书写
在封建社会，光宗耀祖，跻身仕途，是男性的职责，而女性的天职则是勤俭持家。“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女性“为人女”“为人妻”和“为人母”的三重身份，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由于经济的不独立，女性生活重心基本上以家庭为主，生活阅历也较匮乏，其生存空间相比男性而言，是非常狭窄的，故女性诗人的诗歌题材选择范围也较为有限。《湘潭郭氏闺秀集》虽然在女性诗人的创作中较有影响，但也未能突破其题材狭窄的局限，大多以交游唱和、节日感怀、赠别及悼亡为主。
郭润玉出身名门，而夫婿又仕途得意。道光十三年（1833），郭润玉奉李母命携儿女北行。“一自于归后，依依十六春。辛勤调菽水，朝夕伴慈亲。薄宦敢云贵，故园依旧贫。扁舟明日发，拜别泪沾巾。”[2]这首诗是郭润玉奉命北行的记录，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婆婆的依依不舍之情。像《磊石阻风》《望岳阳楼》《过洞庭》《晚眺》《舟夜》《舟泊嘉鱼》《闻雁》《晓行襄河》《舟中遣兴》《襄阳道中》《岳家口阻风》《至襄阳作》《车行晓起》等数首诗，都为郭润玉北行途中所作。这些诗写的都是路途中的所见所感，题材内容较之郭氏其他闺秀诗人更加丰富和广泛。此次北行之旅，对于郭润玉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郭润玉正逐渐地融入京城闺秀圈，扩大了郭润玉的交游范围。在此期间，她写了很多与琇卿夫人、瓜尔佳夫人及沈湘佩等京城闺秀的交游唱和之作，如《琇卿夫人赠红梅小幅，詩以志谢》《赠瓜尔佳夫人》《题沈湘佩女史画杏花扇面》等。道光十五年（1835），李星沅督广东学政，郭润玉偕行。此次入粤之行，虽也增加了郭润玉的见识，但不及北行的意义重大。郭润玉多年的随宦生涯极大地扩大了个人视野，在封建社会，女性很少会有这样的机缘。正因为郭氏闺秀的交友圈比较小，故而，郭润玉的北行与入粤经历使其部分纪行诗作具有一定价值。
郭氏闺秀诗歌中频繁出现的雨湖和梅花诗社等元素，书写了由于家族男性文人凋零而陨落的家族史。雨湖，在湘潭北，湖水纯清泓深，湖景清新秀美。它代表着郭氏闺秀浓重的家园记忆，是其诗作中集体出现的意象。郭漱玉《雨湖词》云：“水曲弯环月一绳，清宵好景绣吴绫。雨湖楼上高烧烛，雨湖楼底倒挂灯。”[2]郭润玉《雨湖晚眺》云：“高楼遥望暮烟生，几处渔舟泊岸横。湖水接天天接水，星光灯影不分明。”[2]这两首诗都是写雨湖夜晚秀丽的风景，画面淡雅，意境悠远。对于郭氏闺秀而言，最令她们魂牵梦绕的不只是雨湖美丽的自然风景，更多的是雨湖所承载的那一份浓郁的乡愁。郭氏闺秀出嫁后，在她们的作品里，时有怀念故园的诗作。正所谓，故园景，故园人，最是动人心弦。
文人结社是清代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就湘潭郭氏一族而言，除郭云麓与湘潭耆老道光年间组的雨湖吟社外，郭氏闺秀还自发组织了一个家族内部诗社——梅花诗社，这是清代湖湘地区一个特殊的女性诗社。在郭氏闺秀的诗作之中，经常能够看到关于梅花诗社的一些回忆记录。郭佩兰《元夕寄怀笙愉女侄》一诗：“梅花初结社，旗鼓各争先。”[2]这是有关梅花诗社的最早记载。王继藻有一篇七言古风《郭六芳姊招诸姊妹赏花，独余抱病不能赴，怅然有作却寄》，详细地记录了往昔诗社活动的情景。“梅花共结消寒社，柳絮还吟送别词”[2]一句，见于郭秉慧《留别杨畹香[纫]仙、张仙蕖诸同社》。杨畹香和张仙蕖都是李星沅的外甥女，这首诗记叙的是一次跨家族的结社活动，而不仅仅局限在郭氏家族内部。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节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名称、特定活动与特别情感体验的日子。人们在节日中感受自然的力量，体验人情百态，或悲或喜，眼前之景与胸中之情交织，落笔成文便成了一篇篇饱含着深情的辞章。在郭氏闺秀所创作的节日感怀诗中，思亲诗和爱情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其中，思亲诗以郭步韫的诗作为最甚，而爱情诗以郭润玉的诗作为最甚。 “每逢佳节意萧然，聊写新诗转自怜”[2]，是郭步韫写作节日感怀诗的基本基调。正值佳节之际，诗人却写诗自怜。女儿文英、文秀早逝，儿子莲儿也常年离家在外谋生，郭步韫独自寄居在母家，越是喜庆、热闹的氛围，诗人内心越是凄苦。郭步韫《元旦》：“思儿岁岁客天涯，不共春光远到家。”[2]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莲儿的思念之情。寒食节写诗，一般是为了纪念已经死去的亲人。郭步韫《寒食》云：“椿庭寂寂长苔衣，帘卷东风燕子飞。记得去年寒食夜，琐窗侍饮话慈帷。”[2]寒食日诗人独自坐在椿庭中，回想起自己的亡母尚在时，生活是那么的富有闲情逸致。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每到这一天晚上，即使漂泊异乡的亲人，也会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和家人“千里共婵娟”。郭步韫《中秋》云：“游子关河岁月深，每逢佳节自沉吟。遥怜今夜天边眼，正是孤帷梦里心。”[2]此诗以游子思乡的角度抒情，反客为主，明明是母亲思念儿子，却写儿子遥望母亲。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星宿的崇拜，后来衍生出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湘潭郭氏闺秀集》所收诗歌中，郭润玉所写的有关“七夕”的诗歌，虽是诉夫妻别离之苦，却写出了郭润玉和李星沅夫妻间的伉俪情深。《（光绪）湘潭县志》详细记述了郭云麓没有世俗的门第观念，“凭文才择婿”的故事。后来李星沅高中进士，郭李的这门婚事被时人传为美谈。郭润玉和李星沅婚后夫唱妇随、琴瑟和鸣，李星沅名其居曰“梧笙馆”，辑二人唱和之作为《梧笙馆联吟集》，从中足见其恩爱。郭润玉《七夕》云：“计程应已到长安，树影纵横客影单。料得他乡定回忆，去年今夕并肩看。”[2]此诗今昔对比，去年七夕有丈夫陪伴，今年丈夫身在长安，只留下自己孤身一人。“树影纵横客影单”，写树影尚且纵横交错，而自己却形单影只，抒发自己的孤独、寂寞之情。郭润玉另写有《七夕寄石梧》一诗，可以说，郭润玉所作的有关“七夕”题材的诗，其实就是郭李之间的爱情诗。
《湘潭郭氏闺秀集》中还存有大量的送别诗。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安土重迁。出行，特别是远行，往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道光六年（1826），郭云麓赴陕西鄠县任知县，为表达离别之情，郭氏闺秀们纷纷以诗相送。郭漱玉《恭送家大人北上》言：“行途珍重记加餐，雪满关河二月寒。一纸平安勤远寄，女儿早解忆长安。”[2]路途遥远，诗人嘱咐父亲要按时吃饭、及时添衣，到任所时记得写信回家报平安，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实饱满。郭云麓鄠县任职期间，其弟郭竹溪远赴鄠县，应是去那谋生，想要有所作为。郭佩兰《送竹溪弟赴云麓兄鄠县官署》云：“三千里外古长安，壮志能轻行路难。深羡天涯姜被暖，转怜湘浦雁行单。鸡鸣月晓函关远，木落秋高华岳寒。料得征车方到日，桃花满县簇征鞍。”[2]“三千里”“行路难”“函关远”“华岳寒”等词，说明其弟郭竹溪此去路途遥远。“深羡天涯姜暖被，转怜湘浦雁行单”，体现了郭佩兰对弟弟远行的担忧，彰显姐弟情深。而诗歌结尾“料得征车方到日，桃花满县簇征鞍”一句，则是一位姐姐对弟弟前途的美好祝愿。
除外出為官之外，郭氏族人为考取功名，还需外出应试。郭润玉就写有一首《送南屏兄省试》，并直言“不负青云志，相期泮水头”[2]，希望哥哥郭如翰能够早日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还说“好音须寄我，怅望大江楼”[2]，期待哥哥高中的好消息早日传来。可见，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是郭氏家族共同的心愿。
悼亡诗被确立为一种诗歌题材，见于潘岳的《悼亡诗》，此诗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自潘岳之后，后世文人追摩其后，创作了大量的悼亡诗，多是用来哀悼已逝亲人。郭步韫是一个伤心人，作诗多写伤心事。她早失恃，早寡，并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在《独吟楼诗》中，她写有《哭女文秀》《清明哭女文英》等诗，以此悼念死去的女儿。在七绝《哭女文秀》中，提到了文秀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廿六无辜也命乖”[2]。一个年轻生命的猝然离世，对于一位历经风霜的母亲而言，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母女恩深一霎倾，彼苍何事太无情。哭声未放魂先断，欲叩重閽问死生。”[2]诗人绝望地责问苍天为何如此地绝情，流露出对女儿离世的剜心之痛。而在七律《哭女文秀》中，“总为死生关骨肉，极知人世有悲欢”[2]，语极悲苦，可见女儿的离世对诗人所造成的打击之大。
道光十一年（1831），郭云麓去世，年六十五。这对于郭氏家族而言，是一件举族悲痛的事情。郭友兰有《哭云麓兄作》一诗：“兄妹相亲棣萼连，荆花惨绝一枝捐。长安远宦四千里，湘水同居六十年。咏絮昔曾争险韵，拈毫今忽哭重泉。伤心最是池塘草，梦醒依然绿可怜。”[2]“兄妹相亲棣萼连”一句将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比作棣萼般的手足之情，“咏絮昔曾争险韵”则是回忆往昔咏絮唱和的诗歌竞赛活动。过去的生活有多么的温馨和美好，诗人此刻内心的心情就有多么的悲痛。“拈毫今忽哭重泉”，诗人一提笔，过往的种种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让诗人不禁泪流满面。郭润玉的《家大人忌日》主要描写的是诗人在失去父亲之后，心情过于悲痛而一病不起。“庸医太误人，伤心竟如此”[2]，表面上是指斥庸医误人性命，实则是责怪自己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感到悔恨。“天地惨不开，泪洒湘江水”[2]，极言郭润玉丧父之后心情之悲痛。
李星沅《石梧原韵》和郭润玉《冷翠词和石梧韵》是郭、李的最后一组大型唱和诗，它们是为李星沅亡妾所作的悼亡诗。郭诗多描绘亡妾体弱多病的形象。李诗主要回忆亡妾生前的岁月，以及在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上对自己的照顾。丈夫为亡妾写悼亡诗尚可理解，正妻为亡妾写悼亡诗却为少见，而这组悼亡诗又为夫妻联吟，则更是绝无仅有。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郭李夫妻情深，以及郭润玉的包容。但是，在郭润玉身上，我们又可看到一个时代的局限性。
二、风格的代际传承及闺秀特征
《湘潭郭氏闺秀集序》是一篇大序，为李星沅所作。“予惟风雅之彦萃于闺闼，递传三世，扬芳袭采，近时湘楚必推郭氏为女宗。”[2]“女宗”二字可见李星沅对郭氏闺秀诗歌创作成就的极度认可，“递传三世”则交代了郭氏闺秀诗人的诗学传承关系，短短数语，可见《湘潭郭氏闺秀集》在湖湘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郭氏闺秀诗人从小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故诗歌创作中的家族观念比较浓重。“外舅云麓先生数为予言，拟汇刻成集，以志一门韵事。忽忽鲜暇，嗣又命父兄南屏录之，而皆不果。笙愉居常慨然，锐以此事自任。”[2]这说明郭氏一族刊刻家集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由于兄郭如翰、父郭云麓的相继去世，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郭润玉身上。在这句话中，李星沅既表达了对郭云麓父子的追思，也突出了郭润玉作为女性而自觉承担起家学传承责任的特殊性别身份。《湘潭郭氏闺秀集》作为一部家集，它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整部著作体现了浓厚的孝悌观念，承载了郭氏家族的理想。 《独吟楼诗序》是郭润玉为姑祖母郭步韫所作的一篇序文。郭步韫是郭氏家族的第一代闺秀诗人，具有开创写诗风气的作用。其名“步韫”，即有追随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意思，蕴含着父辈们对她成才的殷切期望。“吾家诗事，以姑祖母为先导，一传而至两姑母，再传而至诸姊妹，皆嗜诗若性成焉者。”[2]此句叙写的是母辈的诗教对于郭氏闺秀成才的重要性，以及郭氏闺秀诗人的一个发展脉络。郭步韫的诗风是“如秋天别鹤，长空哀鸣;如雪山老梅，寒香激烈”[2]，这与郭步韫的生活经历有关。郭步韫早失恃，抚弱弟奉父以孝闻。年十八嫁同邑邵氏，家贫甚，夫卒，携子寄居母家。所以，郭步韫的诗歌多悲苦之音。
《咽雪山房诗序》《贮月轩诗序》是郭润玉分别为姑母郭友兰、郭佩兰所作的序文。《咽雪山房诗序》言：“二姑母年二十七始适凤氏，未几而寡，依先大父以居。”[2]寥寥数言，就道出了姑母郭友兰的不幸遭遇。郭友兰年二十七方嫁人，但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这对郭友兰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所以，“居家无欢容，作诗亦多苦语”[2]。三姑母郭佩兰“居甥室最久”[2]，其“诗雅饬有唐法，标格如其为人”[2]。郭友兰和郭佩兰作为郭氏第二代闺秀诗人，自觉地承担起对后辈诗教的任务。
经过第一、二代闺秀诗人的努力，至郭漱玉、郭润玉姊妹时，郭氏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时期。郭漱玉“尤工为诗，偶得句，必吟哦再四，诸弟妹听之，都能成诵，犹推敲不肯脱稿，其矜慎如此。”[2]由此可见，郭漱玉作诗的态度非常的严谨认真。在《簪花阁诗自序》一文中，“余咏冰壶擢第一，又梅花十绝句连擢第一”[2]，表现了郭润玉非凡的创作才能。“虽不敢抗列才媛，然诗城偏裨，亦窃自负”[2]，此句虽为郭润玉的自谦之辞，但实则是对自身创作才华的充分自信。在第三代闺秀诗人里，王继藻是一个特例，她是《湘潭郭氏闺秀集》中唯一一个异姓存在。王继藻，字浣香，郭佩兰之女。郭润玉在《敏求斋诗序》中言：“兹刻吾家闺集，以妹为郭氏所自出，附录入选。”[2]从这可以看出，《湘潭郭氏闺秀集》的编纂虽主要注重同一姓氏，但更看重的是家族诗学的内部联系和传承关系。王继藻婚后诗风有所变化，前期诗风清婉拔俗，后期诗风多愁苦侘傺之音。之后，就是以郭秉慧为代表的第四代闺秀诗人，她品性端静，诗风则婉丽自然。
总之，郭氏四代闺秀诗人的成长环境基本相同，其诗歌笔触大都涉及湘潭郭氏这一个大家族，她们的诗歌作品都呈现出浓浓的家族化的特点。但由于湘潭郭氏一族有一个发迹及由盛而衰的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更因为各闺秀婚姻状况各异，她们的人生经历又不尽相同，所以她们的诗风又各有性情面目。正因如此，郭氏四代闺秀诗人凭借她们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风格而成为湖湘女性诗人的楷模。
《独吟楼诗序》《咽雪山房诗序》《贮月轩诗序》《敏求斋诗序》《绣珠轩诗序》《簪花阁诗自序》《簪花阁遗稿叙》及《红薇吟馆遗草叙》是郭氏闺秀诗歌创作艺术特色的分论。就《湘潭郭氏闺秀集》的整体艺术特色而言，郭氏闺秀的诗歌章法传自郭步韫，除王继藻特别擅作长篇古风外，其余郭氏闺秀诗人的诗歌以近体律绝为主。郭氏闺秀大多数人都有过一段贫穷困顿的生活经历，故她们笔下有不少诗歌的基调是比较低沉的，类似苦语，这些苦吟诗都是郭氏闺秀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会给人一种无病呻吟之感。和此前历代女诗人一样，郭氏闺秀诗人的艺术风格大体上呈清丽柔婉之风，语言清新自然，选材比较平凡琐细，但郭氏闺秀诗歌创作的地位却是不凡的，它代表着清代湖湘地区女性文学的一个高峰。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功、立德和立言。郭氏诸闺秀，因家集的刊刻而流传，并被谓为湘楚“女宗”。郭氏闺秀的“女宗”地位，一方面是以郭步韫和郭云麓为代表的文学家族的诗学浸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郭润玉和李星沅为代表的科举家族间的文化联姻的影响。
清代文學家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涌现了大量的同题共作诗。潇湘夜雨、洞庭秋月、渔村夕照、烟寺晚钟、远浦归帆、平沙落雁、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此谓“潇湘八景”。由于生活阅历的限制，王继藻和郭漱玉所写的“潇湘八景”的诗作，很有可能是据画作诗，就像范仲淹根据滕子京提供的《洞庭晚秋图》作《岳阳楼记》一样。她们的组诗虽不着一字对八景的赞美，却彰显了八景之迷人，足见王继藻和郭漱玉的才情与诗学追求。姐妹间的同题共作，可以看出郭氏闺秀间的竞争意识，这是一种乐观洋溢乃至自信张扬的诗歌创作精神，它不同于含蓄内敛的湖南女性文学的整体艺术风格，是郭氏家族一道独特且靓丽的风景线。
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说：“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联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者矣。”[3]郭氏一门闺秀自是才情过人，在“咏古十绝句”这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氏闺秀对历史女性的特殊关注，而这正是女性诗学的不同之处。郭漱玉《咏古十绝偕笙愉二妹作》和郭润玉《咏古十绝句》同写明妃、杨妃、息妫、飞燕、虞姬、西施、红拂、绿珠、寿阳公主和花蕊夫人，只是写作顺序略有不同。郭秉慧《咏古十绝句》则将息妫、花蕊夫人替换成湘妃、卓文君，并严格按照人物出现的历史时间排列。郭氏闺秀歌颂这些不凡的女性，有以此自比的意味，这也是她们对女性才名的独特思考。
郭氏闺秀总是选取不落俗套的意象，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人性尊严。郭步韫《老松》：“贞心不识风霜厉，一任朝朝是岁寒。”[2]诗人借老松来表达自己的贞洁之心是不容改变的。郭步韫《萍》：“凭他无限风涛恶，只可高低不可沉。”[2]诗中的那一叶浮萍就是诗人不甘沉沦精神的象征。郭漱玉《梅》：“亭亭素质净无埃，积雪初消晓霁开。”[2]写梅花洁白无瑕，诗人通过咏梅来表现自己的清高，抒发自己的道德追求。王继藻《白菊》：“天意存高洁，秋容写淡妆。月明三径寂，霜冷一篱香。”[2]诗人赞美菊花的高洁淡雅、坚贞美丽，表明诗人想要追寻这种陶渊明式豁达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节操。郭氏闺秀所选取的松、萍、梅、菊等表明心志的意象，大多带有女性生活的气息，这些意象对我们认识郭氏闺秀高洁坚贞的心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郭氏闺秀的这种贞节意识，她们在守寡后都选择不再改嫁，而是重回母家。
《湘潭郭氏闺秀集》作为一部由女性编纂和创作的诗集，它与中国文学中男性假借女性口吻而创作的闺怨诗不同，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展现女性的生活情感及思想，更能体现出女性心理和闺阁文化特点。在清代女性文学大发展的背景下，湘潭郭氏闺秀家族作为湖湘女性文学家族中的翘楚，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也表现了一定的地域封闭性和浓重的道德教化意识。
综上，《湘潭郭氏闺秀集》对于建构处于边缘地位的湖湘女性文学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湘潭郭氏闺秀集》中的7位女性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湖湘女性文学“一门风雅”的家族文学的考察。地域、时代、性别和家族意识的完美结合是《湘潭郭氏闺秀集》一书的最大特色，这部书是在清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突出湖湘大地这一独具韵味的地域文化，并将二者融入到女性视角下进行具体阐释，而在编纂过程中表现出对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正是清代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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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
[关键词]闺秀文学;家族意识;郭润玉;《湘潭郭氏闺秀集》
[作者简介]李姣玲，邵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周滢芳，邵阳学院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湖南邵阳 422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邹舆’‘魏史’及其地缘意义研究”（18C0824）
郭润玉（1797～1838），字昭华，号笙愉，别号壶山居士，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陕西鄠县知县郭云麓女，嫁湘阴李星沅。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后官至云贵、两江总督，为清朝重臣。道光十七年（1837）郭润玉刊刻《湘潭郭氏闺秀集》。次年郭润玉病逝，李星沅于道光十九年（1839）刊刻《簪花阁遗稿》《红薇吟馆遗草》，成《湘潭郭氏闺秀集》全璧。《湘潭郭氏闺秀集》收郭氏四代闺秀诗人，分别为郭步韫《独吟楼诗》（74首）、郭友兰《咽雪山房诗》（51首）、郭佩兰《贮月轩诗》（58首）、王继藻《敏求斋诗》（88首）、郭漱玉《绣珠轩诗》（119首）、郭润玉《簪花阁诗》（162首）、《簪花阁遗稿》（43首，附录之李星沅诗不计）、郭秉慧《红薇吟馆遗草》（99首），共计7家诗，694首。
目前，学者对《湘潭郭氏闺秀集》的系统研究还较少。系统研究《湘潭郭氏闺秀集》，可以了解被誉为湘楚“女宗”的郭氏一门闺秀四代人诗歌的承传流变。同时，能够窥见清代湖湘女性文学的盛况。
本文以贝京校点的《湖南女士诗钞》所收《湘潭郭氏闺秀集》为基础研究资料，拟对其诗歌进行系统考察，归纳湘潭郭氏四代闺秀诗人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家族意识，并探讨其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
一、题材的视野共性与家族书写
在封建社会，光宗耀祖，跻身仕途，是男性的职责，而女性的天职则是勤俭持家。“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女性“为人女”“为人妻”和“为人母”的三重身份，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由于经济的不独立，女性生活重心基本上以家庭为主，生活阅历也较匮乏，其生存空间相比男性而言，是非常狭窄的，故女性诗人的诗歌题材选择范围也较为有限。《湘潭郭氏闺秀集》虽然在女性诗人的创作中较有影响，但也未能突破其题材狭窄的局限，大多以交游唱和、节日感怀、赠别及悼亡为主。
郭润玉出身名门，而夫婿又仕途得意。道光十三年（1833），郭润玉奉李母命携儿女北行。“一自于归后，依依十六春。辛勤调菽水，朝夕伴慈亲。薄宦敢云贵，故园依旧贫。扁舟明日发，拜别泪沾巾。”[2]这首诗是郭润玉奉命北行的记录，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婆婆的依依不舍之情。像《磊石阻风》《望岳阳楼》《过洞庭》《晚眺》《舟夜》《舟泊嘉鱼》《闻雁》《晓行襄河》《舟中遣兴》《襄阳道中》《岳家口阻风》《至襄阳作》《车行晓起》等数首诗，都为郭润玉北行途中所作。这些诗写的都是路途中的所见所感，题材内容较之郭氏其他闺秀诗人更加丰富和广泛。此次北行之旅，对于郭润玉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郭润玉正逐渐地融入京城闺秀圈，扩大了郭润玉的交游范围。在此期间，她写了很多与琇卿夫人、瓜尔佳夫人及沈湘佩等京城闺秀的交游唱和之作，如《琇卿夫人赠红梅小幅，詩以志谢》《赠瓜尔佳夫人》《题沈湘佩女史画杏花扇面》等。道光十五年（1835），李星沅督广东学政，郭润玉偕行。此次入粤之行，虽也增加了郭润玉的见识，但不及北行的意义重大。郭润玉多年的随宦生涯极大地扩大了个人视野，在封建社会，女性很少会有这样的机缘。正因为郭氏闺秀的交友圈比较小，故而，郭润玉的北行与入粤经历使其部分纪行诗作具有一定价值。
郭氏闺秀诗歌中频繁出现的雨湖和梅花诗社等元素，书写了由于家族男性文人凋零而陨落的家族史。雨湖，在湘潭北，湖水纯清泓深，湖景清新秀美。它代表着郭氏闺秀浓重的家园记忆，是其诗作中集体出现的意象。郭漱玉《雨湖词》云：“水曲弯环月一绳，清宵好景绣吴绫。雨湖楼上高烧烛，雨湖楼底倒挂灯。”[2]郭润玉《雨湖晚眺》云：“高楼遥望暮烟生，几处渔舟泊岸横。湖水接天天接水，星光灯影不分明。”[2]这两首诗都是写雨湖夜晚秀丽的风景，画面淡雅，意境悠远。对于郭氏闺秀而言，最令她们魂牵梦绕的不只是雨湖美丽的自然风景，更多的是雨湖所承载的那一份浓郁的乡愁。郭氏闺秀出嫁后，在她们的作品里，时有怀念故园的诗作。正所谓，故园景，故园人，最是动人心弦。
文人结社是清代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就湘潭郭氏一族而言，除郭云麓与湘潭耆老道光年间组的雨湖吟社外，郭氏闺秀还自发组织了一个家族内部诗社——梅花诗社，这是清代湖湘地区一个特殊的女性诗社。在郭氏闺秀的诗作之中，经常能够看到关于梅花诗社的一些回忆记录。郭佩兰《元夕寄怀笙愉女侄》一诗：“梅花初结社，旗鼓各争先。”[2]这是有关梅花诗社的最早记载。王继藻有一篇七言古风《郭六芳姊招诸姊妹赏花，独余抱病不能赴，怅然有作却寄》，详细地记录了往昔诗社活动的情景。“梅花共结消寒社，柳絮还吟送别词”[2]一句，见于郭秉慧《留别杨畹香[纫]仙、张仙蕖诸同社》。杨畹香和张仙蕖都是李星沅的外甥女，这首诗记叙的是一次跨家族的结社活动，而不仅仅局限在郭氏家族内部。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节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名称、特定活动与特别情感体验的日子。人们在节日中感受自然的力量，体验人情百态，或悲或喜，眼前之景与胸中之情交织，落笔成文便成了一篇篇饱含着深情的辞章。在郭氏闺秀所创作的节日感怀诗中，思亲诗和爱情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其中，思亲诗以郭步韫的诗作为最甚，而爱情诗以郭润玉的诗作为最甚。 “每逢佳节意萧然，聊写新诗转自怜”[2]，是郭步韫写作节日感怀诗的基本基调。正值佳节之际，诗人却写诗自怜。女儿文英、文秀早逝，儿子莲儿也常年离家在外谋生，郭步韫独自寄居在母家，越是喜庆、热闹的氛围，诗人内心越是凄苦。郭步韫《元旦》：“思儿岁岁客天涯，不共春光远到家。”[2]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莲儿的思念之情。寒食节写诗，一般是为了纪念已经死去的亲人。郭步韫《寒食》云：“椿庭寂寂长苔衣，帘卷东风燕子飞。记得去年寒食夜，琐窗侍饮话慈帷。”[2]寒食日诗人独自坐在椿庭中，回想起自己的亡母尚在时，生活是那么的富有闲情逸致。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每到这一天晚上，即使漂泊异乡的亲人，也会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和家人“千里共婵娟”。郭步韫《中秋》云：“游子关河岁月深，每逢佳节自沉吟。遥怜今夜天边眼，正是孤帷梦里心。”[2]此诗以游子思乡的角度抒情，反客为主，明明是母亲思念儿子，却写儿子遥望母亲。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星宿的崇拜，后来衍生出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湘潭郭氏闺秀集》所收诗歌中，郭润玉所写的有关“七夕”的诗歌，虽是诉夫妻别离之苦，却写出了郭润玉和李星沅夫妻间的伉俪情深。《（光绪）湘潭县志》详细记述了郭云麓没有世俗的门第观念，“凭文才择婿”的故事。后来李星沅高中进士，郭李的这门婚事被时人传为美谈。郭润玉和李星沅婚后夫唱妇随、琴瑟和鸣，李星沅名其居曰“梧笙馆”，辑二人唱和之作为《梧笙馆联吟集》，从中足见其恩爱。郭润玉《七夕》云：“计程应已到长安，树影纵横客影单。料得他乡定回忆，去年今夕并肩看。”[2]此诗今昔对比，去年七夕有丈夫陪伴，今年丈夫身在长安，只留下自己孤身一人。“树影纵横客影单”，写树影尚且纵横交错，而自己却形单影只，抒发自己的孤独、寂寞之情。郭润玉另写有《七夕寄石梧》一诗，可以说，郭润玉所作的有关“七夕”题材的诗，其实就是郭李之间的爱情诗。
《湘潭郭氏闺秀集》中还存有大量的送别诗。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安土重迁。出行，特别是远行，往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道光六年（1826），郭云麓赴陕西鄠县任知县，为表达离别之情，郭氏闺秀们纷纷以诗相送。郭漱玉《恭送家大人北上》言：“行途珍重记加餐，雪满关河二月寒。一纸平安勤远寄，女儿早解忆长安。”[2]路途遥远，诗人嘱咐父亲要按时吃饭、及时添衣，到任所时记得写信回家报平安，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实饱满。郭云麓鄠县任职期间，其弟郭竹溪远赴鄠县，应是去那谋生，想要有所作为。郭佩兰《送竹溪弟赴云麓兄鄠县官署》云：“三千里外古长安，壮志能轻行路难。深羡天涯姜被暖，转怜湘浦雁行单。鸡鸣月晓函关远，木落秋高华岳寒。料得征车方到日，桃花满县簇征鞍。”[2]“三千里”“行路难”“函关远”“华岳寒”等词，说明其弟郭竹溪此去路途遥远。“深羡天涯姜暖被，转怜湘浦雁行单”，体现了郭佩兰对弟弟远行的担忧，彰显姐弟情深。而诗歌结尾“料得征车方到日，桃花满县簇征鞍”一句，则是一位姐姐对弟弟前途的美好祝愿。
除外出為官之外，郭氏族人为考取功名，还需外出应试。郭润玉就写有一首《送南屏兄省试》，并直言“不负青云志，相期泮水头”[2]，希望哥哥郭如翰能够早日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还说“好音须寄我，怅望大江楼”[2]，期待哥哥高中的好消息早日传来。可见，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是郭氏家族共同的心愿。
悼亡诗被确立为一种诗歌题材，见于潘岳的《悼亡诗》，此诗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自潘岳之后，后世文人追摩其后，创作了大量的悼亡诗，多是用来哀悼已逝亲人。郭步韫是一个伤心人，作诗多写伤心事。她早失恃，早寡，并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在《独吟楼诗》中，她写有《哭女文秀》《清明哭女文英》等诗，以此悼念死去的女儿。在七绝《哭女文秀》中，提到了文秀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廿六无辜也命乖”[2]。一个年轻生命的猝然离世，对于一位历经风霜的母亲而言，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母女恩深一霎倾，彼苍何事太无情。哭声未放魂先断，欲叩重閽问死生。”[2]诗人绝望地责问苍天为何如此地绝情，流露出对女儿离世的剜心之痛。而在七律《哭女文秀》中，“总为死生关骨肉，极知人世有悲欢”[2]，语极悲苦，可见女儿的离世对诗人所造成的打击之大。
道光十一年（1831），郭云麓去世，年六十五。这对于郭氏家族而言，是一件举族悲痛的事情。郭友兰有《哭云麓兄作》一诗：“兄妹相亲棣萼连，荆花惨绝一枝捐。长安远宦四千里，湘水同居六十年。咏絮昔曾争险韵，拈毫今忽哭重泉。伤心最是池塘草，梦醒依然绿可怜。”[2]“兄妹相亲棣萼连”一句将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比作棣萼般的手足之情，“咏絮昔曾争险韵”则是回忆往昔咏絮唱和的诗歌竞赛活动。过去的生活有多么的温馨和美好，诗人此刻内心的心情就有多么的悲痛。“拈毫今忽哭重泉”，诗人一提笔，过往的种种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让诗人不禁泪流满面。郭润玉的《家大人忌日》主要描写的是诗人在失去父亲之后，心情过于悲痛而一病不起。“庸医太误人，伤心竟如此”[2]，表面上是指斥庸医误人性命，实则是责怪自己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感到悔恨。“天地惨不开，泪洒湘江水”[2]，极言郭润玉丧父之后心情之悲痛。
李星沅《石梧原韵》和郭润玉《冷翠词和石梧韵》是郭、李的最后一组大型唱和诗，它们是为李星沅亡妾所作的悼亡诗。郭诗多描绘亡妾体弱多病的形象。李诗主要回忆亡妾生前的岁月，以及在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上对自己的照顾。丈夫为亡妾写悼亡诗尚可理解，正妻为亡妾写悼亡诗却为少见，而这组悼亡诗又为夫妻联吟，则更是绝无仅有。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郭李夫妻情深，以及郭润玉的包容。但是，在郭润玉身上，我们又可看到一个时代的局限性。
二、风格的代际传承及闺秀特征
《湘潭郭氏闺秀集序》是一篇大序，为李星沅所作。“予惟风雅之彦萃于闺闼，递传三世，扬芳袭采，近时湘楚必推郭氏为女宗。”[2]“女宗”二字可见李星沅对郭氏闺秀诗歌创作成就的极度认可，“递传三世”则交代了郭氏闺秀诗人的诗学传承关系，短短数语，可见《湘潭郭氏闺秀集》在湖湘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郭氏闺秀诗人从小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故诗歌创作中的家族观念比较浓重。“外舅云麓先生数为予言，拟汇刻成集，以志一门韵事。忽忽鲜暇，嗣又命父兄南屏录之，而皆不果。笙愉居常慨然，锐以此事自任。”[2]这说明郭氏一族刊刻家集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由于兄郭如翰、父郭云麓的相继去世，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郭润玉身上。在这句话中，李星沅既表达了对郭云麓父子的追思，也突出了郭润玉作为女性而自觉承担起家学传承责任的特殊性别身份。《湘潭郭氏闺秀集》作为一部家集，它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整部著作体现了浓厚的孝悌观念，承载了郭氏家族的理想。 《独吟楼诗序》是郭润玉为姑祖母郭步韫所作的一篇序文。郭步韫是郭氏家族的第一代闺秀诗人，具有开创写诗风气的作用。其名“步韫”，即有追随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意思，蕴含着父辈们对她成才的殷切期望。“吾家诗事，以姑祖母为先导，一传而至两姑母，再传而至诸姊妹，皆嗜诗若性成焉者。”[2]此句叙写的是母辈的诗教对于郭氏闺秀成才的重要性，以及郭氏闺秀诗人的一个发展脉络。郭步韫的诗风是“如秋天别鹤，长空哀鸣;如雪山老梅，寒香激烈”[2]，这与郭步韫的生活经历有关。郭步韫早失恃，抚弱弟奉父以孝闻。年十八嫁同邑邵氏，家贫甚，夫卒，携子寄居母家。所以，郭步韫的诗歌多悲苦之音。
《咽雪山房诗序》《贮月轩诗序》是郭润玉分别为姑母郭友兰、郭佩兰所作的序文。《咽雪山房诗序》言：“二姑母年二十七始适凤氏，未几而寡，依先大父以居。”[2]寥寥数言，就道出了姑母郭友兰的不幸遭遇。郭友兰年二十七方嫁人，但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这对郭友兰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所以，“居家无欢容，作诗亦多苦语”[2]。三姑母郭佩兰“居甥室最久”[2]，其“诗雅饬有唐法，标格如其为人”[2]。郭友兰和郭佩兰作为郭氏第二代闺秀诗人，自觉地承担起对后辈诗教的任务。
经过第一、二代闺秀诗人的努力，至郭漱玉、郭润玉姊妹时，郭氏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时期。郭漱玉“尤工为诗，偶得句，必吟哦再四，诸弟妹听之，都能成诵，犹推敲不肯脱稿，其矜慎如此。”[2]由此可见，郭漱玉作诗的态度非常的严谨认真。在《簪花阁诗自序》一文中，“余咏冰壶擢第一，又梅花十绝句连擢第一”[2]，表现了郭润玉非凡的创作才能。“虽不敢抗列才媛，然诗城偏裨，亦窃自负”[2]，此句虽为郭润玉的自谦之辞，但实则是对自身创作才华的充分自信。在第三代闺秀诗人里，王继藻是一个特例，她是《湘潭郭氏闺秀集》中唯一一个异姓存在。王继藻，字浣香，郭佩兰之女。郭润玉在《敏求斋诗序》中言：“兹刻吾家闺集，以妹为郭氏所自出，附录入选。”[2]从这可以看出，《湘潭郭氏闺秀集》的编纂虽主要注重同一姓氏，但更看重的是家族诗学的内部联系和传承关系。王继藻婚后诗风有所变化，前期诗风清婉拔俗，后期诗风多愁苦侘傺之音。之后，就是以郭秉慧为代表的第四代闺秀诗人，她品性端静，诗风则婉丽自然。
总之，郭氏四代闺秀诗人的成长环境基本相同，其诗歌笔触大都涉及湘潭郭氏这一个大家族，她们的诗歌作品都呈现出浓浓的家族化的特点。但由于湘潭郭氏一族有一个发迹及由盛而衰的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更因为各闺秀婚姻状况各异，她们的人生经历又不尽相同，所以她们的诗风又各有性情面目。正因如此，郭氏四代闺秀诗人凭借她们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风格而成为湖湘女性诗人的楷模。
《独吟楼诗序》《咽雪山房诗序》《贮月轩诗序》《敏求斋诗序》《绣珠轩诗序》《簪花阁诗自序》《簪花阁遗稿叙》及《红薇吟馆遗草叙》是郭氏闺秀诗歌创作艺术特色的分论。就《湘潭郭氏闺秀集》的整体艺术特色而言，郭氏闺秀的诗歌章法传自郭步韫，除王继藻特别擅作长篇古风外，其余郭氏闺秀诗人的诗歌以近体律绝为主。郭氏闺秀大多数人都有过一段贫穷困顿的生活经历，故她们笔下有不少诗歌的基调是比较低沉的，类似苦语，这些苦吟诗都是郭氏闺秀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会给人一种无病呻吟之感。和此前历代女诗人一样，郭氏闺秀诗人的艺术风格大体上呈清丽柔婉之风，语言清新自然，选材比较平凡琐细，但郭氏闺秀诗歌创作的地位却是不凡的，它代表着清代湖湘地区女性文学的一个高峰。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功、立德和立言。郭氏诸闺秀，因家集的刊刻而流传，并被谓为湘楚“女宗”。郭氏闺秀的“女宗”地位，一方面是以郭步韫和郭云麓为代表的文学家族的诗学浸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郭润玉和李星沅为代表的科举家族间的文化联姻的影响。
清代文學家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涌现了大量的同题共作诗。潇湘夜雨、洞庭秋月、渔村夕照、烟寺晚钟、远浦归帆、平沙落雁、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此谓“潇湘八景”。由于生活阅历的限制，王继藻和郭漱玉所写的“潇湘八景”的诗作，很有可能是据画作诗，就像范仲淹根据滕子京提供的《洞庭晚秋图》作《岳阳楼记》一样。她们的组诗虽不着一字对八景的赞美，却彰显了八景之迷人，足见王继藻和郭漱玉的才情与诗学追求。姐妹间的同题共作，可以看出郭氏闺秀间的竞争意识，这是一种乐观洋溢乃至自信张扬的诗歌创作精神，它不同于含蓄内敛的湖南女性文学的整体艺术风格，是郭氏家族一道独特且靓丽的风景线。
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说：“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联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者矣。”[3]郭氏一门闺秀自是才情过人，在“咏古十绝句”这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氏闺秀对历史女性的特殊关注，而这正是女性诗学的不同之处。郭漱玉《咏古十绝偕笙愉二妹作》和郭润玉《咏古十绝句》同写明妃、杨妃、息妫、飞燕、虞姬、西施、红拂、绿珠、寿阳公主和花蕊夫人，只是写作顺序略有不同。郭秉慧《咏古十绝句》则将息妫、花蕊夫人替换成湘妃、卓文君，并严格按照人物出现的历史时间排列。郭氏闺秀歌颂这些不凡的女性，有以此自比的意味，这也是她们对女性才名的独特思考。
郭氏闺秀总是选取不落俗套的意象，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人性尊严。郭步韫《老松》：“贞心不识风霜厉，一任朝朝是岁寒。”[2]诗人借老松来表达自己的贞洁之心是不容改变的。郭步韫《萍》：“凭他无限风涛恶，只可高低不可沉。”[2]诗中的那一叶浮萍就是诗人不甘沉沦精神的象征。郭漱玉《梅》：“亭亭素质净无埃，积雪初消晓霁开。”[2]写梅花洁白无瑕，诗人通过咏梅来表现自己的清高，抒发自己的道德追求。王继藻《白菊》：“天意存高洁，秋容写淡妆。月明三径寂，霜冷一篱香。”[2]诗人赞美菊花的高洁淡雅、坚贞美丽，表明诗人想要追寻这种陶渊明式豁达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节操。郭氏闺秀所选取的松、萍、梅、菊等表明心志的意象，大多带有女性生活的气息，这些意象对我们认识郭氏闺秀高洁坚贞的心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郭氏闺秀的这种贞节意识，她们在守寡后都选择不再改嫁，而是重回母家。
《湘潭郭氏闺秀集》作为一部由女性编纂和创作的诗集，它与中国文学中男性假借女性口吻而创作的闺怨诗不同，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展现女性的生活情感及思想，更能体现出女性心理和闺阁文化特点。在清代女性文学大发展的背景下，湘潭郭氏闺秀家族作为湖湘女性文学家族中的翘楚，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也表现了一定的地域封闭性和浓重的道德教化意识。
综上，《湘潭郭氏闺秀集》对于建构处于边缘地位的湖湘女性文学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湘潭郭氏闺秀集》中的7位女性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湖湘女性文学“一门风雅”的家族文学的考察。地域、时代、性别和家族意识的完美结合是《湘潭郭氏闺秀集》一书的最大特色，这部书是在清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突出湖湘大地这一独具韵味的地域文化，并将二者融入到女性视角下进行具体阐释，而在编纂过程中表现出对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正是清代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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