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凌志军每出一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抨击,但决不会默默无闻。最新出版的《追随智慧》,又一次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有人凭直觉认为,这是“对微软前一阵在中国受到的舆论攻击的一个回应”,是对“挑战微软霸权的旗手方兴东”和倒戈微软的“打工皇后”吴士宏的一种反拨。据说《北京青年报》还将吴士宏和凌志军的照片对峙登在同一版面上,冠以“微软要揭吴士宏老底”一类的标题。然而认真读了这本书后就会发现,以上种种热闹其实是一种误读。尽管此书确实对微软比较偏爱,也有少许涉及方兴东和吴士宏的内容,但说它是“为微软说话的一本书”,实在是大大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资深记者,作者不过是找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这样一个理想的载体,来表达自己对“人才成长的环境”问题的长期思考。在《中华读书报》和《Newton—科学世界》共同发起的2000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活动中,这本书作为“大科普”概念下的“IT文化”的代表,列为20种被推荐书目之一,体现了它在有识之士心中引起的共鸣。
　　人才问题确实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大问题。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才问题就被官方决策机构和民间“智囊”机构提到了很高的位置。道理很简单:一流的人才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有利于人才生长的的沃土才能结出硕果。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这片土壤是否变得足够肥沃了呢?情况恐怕不能尽如人意。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否。中华民族是世界公认富于智慧的民族。就以IT业来说,在美国硅谷有多少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恐怕要占一个很高的比例。仅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里的华人研究员就高于10%。因此问题不在没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一个适合人才施展才华挥洒激情的环境。书中的张宏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中呆的时间越长,越不行”,因此,“有志青年必须出国”,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国内许多一流人才面对环境无奈的心态。
　　《追随智慧》吸引人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写了国外科研机构如何重视人才,善待人才,而是写了这样一个近乎传奇却绝对真实的事情:几个“世界级”的华人科学家,在中国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吸引了一批“聪明绝顶的人”——l9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11个来自美国,8个来自中国,另有26个副研和l0个工程师选自中国的2000多个申请者,再加上“来自13亿中国人中的100个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28篇论文,做出了49项“将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的发明。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认为,这个研究院一年里所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十到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请注意,这个研究院从院长李开复到实习生,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而且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有一种以“追随智慧”为标志的,平等、自由、伸张个性、富于激励机制的人才环境。
　　请看,为了“追随智慧”也即追随人才,研究院高校关系部经理陈宏刚专程飞到武汉,仅为一个女学生开了个考场;院长李开复把见学生看得重于见官员,为了迎接清华大学400名来参观的学生,他不惜在向比尔·盖茨汇报的“死线”前腾出整整一个下午,分五批与学生见面,“就是为了能发现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对于他们真想“追随”的人才,几乎是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就这样,他们从美国挖回了“属于全世界的财富”的张亚勤、“电脑娃娃”李劲,留下了正打算出国的张高、童欣,吸引了原单位打算重用的王坚、张挺,就连那个主张“有志青年必须出国”的张宏江也回来了,并说:“要有作为,也许不需要出国,微软中国研究院可以帮助你做出第一流的工作。”导致他们作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却耐人寻味:“最开心的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和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工作,可以使“脑力激荡”。
　　往深了说,就要归结于微软“坚决拒绝等级文化而刻意宏扬自由精神”的企业文化。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子邮件在日常工作流程中的运用:无论是首席执行官、院长还是一名普通员工,都可以随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微软人发布自己的看法,而每个人都有义务看完当天发给自己的电子邮件;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独特的“白板文化”:会议室、办公室的墙壁甚至休息厅的茶几桌面,都用“白板”装饰,以便这群聪明人能随时在上面展开“交流”和“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会的方式:研究院的会议室出奇的多,但与会者通常不超过6人,院长可邀请一个研究员来开只有两个人的会议,任何一个研究员也可以邀请院长来参加自己的会议,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听取别人的思想”。此外,还有每人一间、极富个性的办公室,邋遢随意的着装,从不互称职务而直呼其名的称谓,“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的理念……这一切都有助于人的精神的彻底解放,而专注于科学领域的攀登。但仅有自由宽松的气氛还不够,微软还特别强调“团队精神”。它实施的是“欲擒故纵”的激励机制,靠的是基于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双向忠诚”,从而形成一种凝聚力。不能不断做出一流工作、出一流成果的人,在这里是混不下去的,因此在这里工作,压力非常大。有的人急流勇退,却退得心服口服;而特别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人,则在这里找到了创造的快乐。
　　使人注意的,还有里克·雷斯特加盟微软时对比尔·盖茨说的那句话:“我准备寻找50个比我更优秀的人到研究院来”。以找到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干的人一起工作甚至领导自己为荣,是微软文化又一个动人之处。想到我们这里处处存在的“武大郎开店”的现象,是体制的必然结果吗?如果我们的管理者也具有这种“求才若渴”的雅量,还用得着成天担心人家“抢人才”吗?“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想束缚青年人的想象力,千方百计地教育他们先学会封建式的为人处事,诱发其奴性。这又怎能发现千里马呢?”刘华杰语
　　当然,微软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这家软件领域最大的公司美名远播,可又恶名昭彰,腰上缠着一大堆财富和一大堆官司。”这个电脑业的“巨无霸”“倒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充满活力和幻想,喜怒无常,藐视规则,行事卤莽,横冲直撞”。就是在中国,也有一轮又一轮对微软的“声讨”。在许多用着“视窗”软件的中国人心目中,对微软的情感真是又爱又恨。但正如凌志军的书一样,这种“有人骂,有人叫好,却决不会默默无闻”的局面,正说明了微软文化的与众不同,也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关于智慧的书。在书的扉页上,醒目地印着此书要献给的四种人:那些最聪明的人,那些现在还不聪明但却正在聪明起来的人,那些曾经聪明但现在已经聪明不起来的人,那些虽然不聪明但却管着聪明人的人。我相信读这本书的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掂量一下,自己属于哪种人。自然,第一种人是令人仰视的,第二种人是幸运的,第三种人是遗憾的,第四种人是谁都不愿承认,却在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正如黄艾禾所说:“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或许根本入不了‘最聪明的人’的圈,但是我们希望被人尊重、希望发现并发挥出自己的潜质,希望在一种相互激励的环境中愉快工作的心情与‘最聪明的人’是一样的。”因此,最先应读到这本书的还是第四种人。不为别的,就为本书前言的那句话:“二十世纪的世界经历了‘智力战胜体力’的时代;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也许将出现一个‘智力战胜权利’的时代。”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哪一种人,都应做好准备。
　　(《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凌志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9月版,2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