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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1]、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2]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本文分别从传教角度看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从利玛窦在华的语言学习看外语习得两个角度分析总结了利玛窦对于中国语言发展的贡献，得出虽然利玛窦包括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作出研究都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服务，但利玛窦间接地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传播和教学添了一砖一瓦。
关键词：利玛窦；语言学习；传教士
作者简介：谢智慧，第一作者，女，广东省中山市人，就读于陜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石济瑄，第二作者，女。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3
一、前言
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但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唐朝时已有最早来到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宣教的耶稣会士，当时基督宗教在华的名称为“景教”[3]，但由于在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的史料也较少，所以在此不作讨论。另外，学界往往根据传教士在宗教传播上的贡献将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称为第一批来华传教士[4]，原因是他们来华才真正开始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并且产生较大影响，但本文关注的是传教士在华的语言生活而不是宗教上贡献，第一批的定义在此则不适用。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5]、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6]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二、从传教角度看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在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任命下从印度卧亚（果阿）离开于同年八月抵澳门协助罗明坚神父传教[7]，罗明坚接触和学习汉语较利玛窦早，根据《利玛窦书信集》记载，罗明坚当时在澳门学习的汉语是当时的官话[8]，正是学界所说的明代官话。中国的语言问题较为复杂，方言众多，特别是澳门方言复杂以及被殖民的背景下，外来语（葡萄牙语为主）亦占有一定的使用比例[9]，故在此虽然强调罗明坚学习的是官话。然而当时大多数在澳门的传教士认为不需要习得汉语[10]，可见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不需要学习汉语也能够互相交流，亦不影响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换句话说，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群体中，汉语并没有太大的使用空间，大部分的传教士在澳门仍然使用葡萄牙语作为生活用语和传教用语。再看利玛窦的语言习得状况，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但他亦通晓葡萄牙语，在他的书信中曾谈及他用葡萄牙文撰写书信[11]，由此推断，利玛窦在澳门可以使用葡萄牙语交流，语言交流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但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可以看到，学习汉语应该是进行基督宗教在华本土化（传教）的第一步，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中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12]虽然维根斯坦针对的是哲学范畴的研究，但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已有了初步认识。从历史上看，不主张学习汉语的传教士在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在历史上也不留名。主张深入学习汉语并试图将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对话和糅合才能够在华产生较大的影响，利玛窦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
利玛窦来华以前已在范礼安的指示下认识到必须学习并深入学习汉语，达到精通汉语的程度，精通的意义指不仅停留在语言表达和交流上，而是汉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通过语言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并试图将基督宗教本土化达到传教目的。利玛窦到达澳门就已立刻学习中文，与罗明坚神父同住，并且学习汉语的官话[13]，在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以及用拉丁文注音的《西字奇迹》[14]中所反映的音节系统非常接近当时的官话[15]，从这一点也可说明当时利玛窦学习的汉语是官话，但是学界对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一直没有定论[16]，在此不是重点，不作赘述。刚开始学习中文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也意识到中文和自己以往所学的语言区别很大[17]，因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语言学习上。另外，寻找中文教师也是他在中文学习上的一大难题，上文提及澳门是一个被殖民背景下具有复杂的社会语言的地方[18]，这种语言环境下，通晓传教士语言（葡萄牙语）和汉语的人相当难找，据记载，罗明坚当时是以画图的方式学习汉语[19]，但同时，这种情况无疑让利玛窦对中国的语言有较为广泛的认识，他在书信中提及到中国的方言众多[20]，他对中国方言众多的认识正是在澳门开始。学者游汝杰指出：“明代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辈为了传教方便，都曾学会中国语言文字，但是他们所学究竟是何种方言，不得而知。从他们常跟中国官员交涉来看，他们可能会说官话；从他们始居于澳门、广州一带来看，也可能学说粤语。”[21]上文提及，利玛窦认定自己学习的是官话，但利玛窦是否曾经学习并使用粤语没有可靠的数据证明，首先，他的书信中没有提及。其次，在后来其他传教士记录利玛窦在华的方方面面事件的文字中也没有提及。因此，不能够一口肯定或否定利玛窦在华习得粤语。某些的著作则犯了这样的错误，例如：“迹象表明，利玛窦本人就不懂广东话（粤语）。”[22]以外国人的身分来看，利玛窦刚到澳门，不通晓广东话（粤语）是必然的，但从利玛窦后来在广东境内长时间生活看，习得广东话也不是没有可能，故不能简单地利用利玛窦来华前期的状况说明一切。再如：“教堂落成后，利玛窦在内开辟了一个图书仪器室，展出精致的西文图书、天文仪器、世界地图和各种西洋物品，并使用粤语讲解”[23]这段文字，没有使用史料说明利玛窦使用粤语，未免过于武断。从所得史料来看，利玛窦接触的华人均属于官员和文人，而政府官员的交流均要求使用官话，利玛窦自己也提及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能听懂。[24]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官话，就语言使用角度推测，利玛窦没有太大必要学习粤语，但也不能就此下定论。 三、从利玛窦在华的语言学习看外语习得
不妨尝试进一步了解利玛窦在华的交友情况，从此角度看他在华的语言生活。利玛窦的交流对象明显地不限于传教士群体中，他结识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包括李贽和徐光启等人，他积极地使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和写作，在传教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交流，不常使用意大利文，故在他的书信中提及自己在华因长期不使用意大利文而忘记部分意大利文[25]。他的中文习得成效显著，在1584年便能够与罗明坚一同用中文编写完成书籍《天主实录》和《要理问答》[26]。利玛窦自身博学强记不说，从学习方法上看利玛窦学习汉语成效显著的原因可以总结以下三个方面：1、经常使用汉语 （口语和书面）；2、和当地人交流；3、通过文化学习强化语言能力[27]。首先，处于汉语的语言环境下，利玛窦的汉语学习在听说读写方面四管齐下，他与澳门的中国官员口语交流，与中国文人进行书信交流，并且积极地使用汉语和中国文人合作译介西方的书籍[28]而且卓有成效。其次，为了传教，利玛窦亦尝试和当地人交流，这无疑对他的汉语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不仅停留在语言的学习上，更加强调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对于中国的学术典籍的阅读使他掌握了书面语的文言书写系统，对于汉语的习得程度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回看利玛窦学习汉语的过程，可以对外语学习提供一些帮助，利玛窦所使用的方式，也是现今外语学习的基本方法。
四、总结
作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群体，利玛窦与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以及《西字奇迹》包括后来金尼阁的著述，尝试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给西方人学习汉语语音找个一条途径，[29]于汉语教学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他用汉语书写并出版的书籍不仅是现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语史以及音韵学的材料。虽然利玛窦包括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作出研究都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服务，但利玛窦间接地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传播和教学添了一砖一瓦。
注释：
[1]学者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58-64记录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书信，提及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学习了汉语，但实际上他到中国的时间仅有3-4个月的时间，故在此研究价值不大。另外，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6 提及来华学习华语最早的记载是修士戈兹，但亦碍于史料较少，无法进一步说明修士的汉语学习过程。
[2]（法）费赖之（1875）着；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页21 及张奉箴（1971）：《利玛窦的又一前驱范礼安》，《神学论集》08期（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页183-188 均提及范礼安在书信中强调传教士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3]关于景教的历史参考莫菲特着；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0）译：《亚洲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页307-311 或 参考朱谦之（1993）：《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
[4]（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82）着；耿升（2012）譯《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3。
[5]学者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58-64 记录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书信，提及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学习了汉语，但实际上他到中国的时间仅有3-4个月的时间，故在此研究价值不大。另外，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6 提及来华学习华语最早的记载是修士戈兹，但亦碍于史料较少，无法进一步说明修士的汉语学习过程。
[6]（法）费赖之（1875）着；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页21 及张奉箴（1971）：《利玛窦的又一前驱范礼安》，《神学论集》08期（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页183-188 均提及范礼安在书信中强调传教士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7]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3》：《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页31-36。
[8]参看 利玛窦 金尼阁着；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何兆武（1997）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页143。
[9]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4期，页53-63 提及澳门的语言使用包括粤方言、闽南方言以及作为外语的葡萄牙语、马来语等等。
[10]张西平（2000）：《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北京，基督宗教研究）页354-355；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页425-426。
[11]参看注5，页17。
[12]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着（1945）；尚志英译；沈清松校：《哲学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页24-28。
[13]参看注5，页109 利玛窦提及“这里（中国）较多用的语言，称作「官话」，即官场所用的话之意。我们目前所学习的，正是这「官话」。"
[14] 朱维铮（2001）主编：《跨文化研究丛书──利玛窦中文着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页293-294。
[15]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和欧洲的语言接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页84。
[16]关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学者鲁国尧（2007）在<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的历程>，《语言科学》，第2期，页3-21一文中利用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另学者张玉来（2010）：<明清时代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状况>，《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页88-94一文中利用当时的其他语料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没有标准。 [17]根据语言学语言系属分类的研究，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均属于印欧语系，从此可推断学习汉语对于跨语系学习者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18]参看注7，页53-63提及澳门的语言使用包括粤方言、闽南方言以及作为外语的葡萄牙语、马来语等等。
[19]参看注8，页446。
[20]在注5，页109 中利玛窦提及“中国十五行省都用同一文字，但每省发音不全一样，各地都有方言。
[21]游汝杰（2002）：《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页2。
[22]孙江 刘建辉主编（2013）：《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182-184。
[23]司纪尚纪（2013）：《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页196-197。
[24]参看注6，页30。
[25]参看注5，页61。
[26]参看注5，页59和73。
[27]张西平（2002）：<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兼论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北京：《世界汉语教学》，2002 年第1 期（总第59 期），页93-102。
[28]白鸽（2013）：《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页22。
[29]董海樱（2011）：《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页61。
参考文献：
专书：
[1]（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82）着；耿升（2012）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北京：商务印书馆）.
[2]（法）费赖之（1875）著；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
[3]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4]利玛窦 金尼阁着；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何兆武（1997）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
[5]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3》：《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6]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7]朱维铮（2001）主编：《跨文化研究丛书──利玛窦中文着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8]董海樱（2011）：《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论文：
[1]卢怡君（2013）：<西方汉学的肇兴-早期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桃园：《中原华语文学报》，2013年，第12期，页67-94.
[2]张西平（2002）：<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兼论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北京：《世界汉语教学》，2002 年第1 期（总第59 期） ，页93-102.
[3]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3-63.
[4]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和欧洲的语言接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白鸽（2013）：《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利玛窦；语言学习；传教士
作者简介：谢智慧，第一作者，女，广东省中山市人，就读于陜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石济瑄，第二作者，女。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3
一、前言
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但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唐朝时已有最早来到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宣教的耶稣会士，当时基督宗教在华的名称为“景教”[3]，但由于在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的史料也较少，所以在此不作讨论。另外，学界往往根据传教士在宗教传播上的贡献将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称为第一批来华传教士[4]，原因是他们来华才真正开始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并且产生较大影响，但本文关注的是传教士在华的语言生活而不是宗教上贡献，第一批的定义在此则不适用。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5]、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6]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二、从传教角度看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在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任命下从印度卧亚（果阿）离开于同年八月抵澳门协助罗明坚神父传教[7]，罗明坚接触和学习汉语较利玛窦早，根据《利玛窦书信集》记载，罗明坚当时在澳门学习的汉语是当时的官话[8]，正是学界所说的明代官话。中国的语言问题较为复杂，方言众多，特别是澳门方言复杂以及被殖民的背景下，外来语（葡萄牙语为主）亦占有一定的使用比例[9]，故在此虽然强调罗明坚学习的是官话。然而当时大多数在澳门的传教士认为不需要习得汉语[10]，可见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不需要学习汉语也能够互相交流，亦不影响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换句话说，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群体中，汉语并没有太大的使用空间，大部分的传教士在澳门仍然使用葡萄牙语作为生活用语和传教用语。再看利玛窦的语言习得状况，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但他亦通晓葡萄牙语，在他的书信中曾谈及他用葡萄牙文撰写书信[11]，由此推断，利玛窦在澳门可以使用葡萄牙语交流，语言交流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但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可以看到，学习汉语应该是进行基督宗教在华本土化（传教）的第一步，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中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12]虽然维根斯坦针对的是哲学范畴的研究，但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已有了初步认识。从历史上看，不主张学习汉语的传教士在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在历史上也不留名。主张深入学习汉语并试图将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对话和糅合才能够在华产生较大的影响，利玛窦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
利玛窦来华以前已在范礼安的指示下认识到必须学习并深入学习汉语，达到精通汉语的程度，精通的意义指不仅停留在语言表达和交流上，而是汉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通过语言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并试图将基督宗教本土化达到传教目的。利玛窦到达澳门就已立刻学习中文，与罗明坚神父同住，并且学习汉语的官话[13]，在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以及用拉丁文注音的《西字奇迹》[14]中所反映的音节系统非常接近当时的官话[15]，从这一点也可说明当时利玛窦学习的汉语是官话，但是学界对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一直没有定论[16]，在此不是重点，不作赘述。刚开始学习中文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也意识到中文和自己以往所学的语言区别很大[17]，因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语言学习上。另外，寻找中文教师也是他在中文学习上的一大难题，上文提及澳门是一个被殖民背景下具有复杂的社会语言的地方[18]，这种语言环境下，通晓传教士语言（葡萄牙语）和汉语的人相当难找，据记载，罗明坚当时是以画图的方式学习汉语[19]，但同时，这种情况无疑让利玛窦对中国的语言有较为广泛的认识，他在书信中提及到中国的方言众多[20]，他对中国方言众多的认识正是在澳门开始。学者游汝杰指出：“明代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辈为了传教方便，都曾学会中国语言文字，但是他们所学究竟是何种方言，不得而知。从他们常跟中国官员交涉来看，他们可能会说官话；从他们始居于澳门、广州一带来看，也可能学说粤语。”[21]上文提及，利玛窦认定自己学习的是官话，但利玛窦是否曾经学习并使用粤语没有可靠的数据证明，首先，他的书信中没有提及。其次，在后来其他传教士记录利玛窦在华的方方面面事件的文字中也没有提及。因此，不能够一口肯定或否定利玛窦在华习得粤语。某些的著作则犯了这样的错误，例如：“迹象表明，利玛窦本人就不懂广东话（粤语）。”[22]以外国人的身分来看，利玛窦刚到澳门，不通晓广东话（粤语）是必然的，但从利玛窦后来在广东境内长时间生活看，习得广东话也不是没有可能，故不能简单地利用利玛窦来华前期的状况说明一切。再如：“教堂落成后，利玛窦在内开辟了一个图书仪器室，展出精致的西文图书、天文仪器、世界地图和各种西洋物品，并使用粤语讲解”[23]这段文字，没有使用史料说明利玛窦使用粤语，未免过于武断。从所得史料来看，利玛窦接触的华人均属于官员和文人，而政府官员的交流均要求使用官话，利玛窦自己也提及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能听懂。[24]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官话，就语言使用角度推测，利玛窦没有太大必要学习粤语，但也不能就此下定论。 三、从利玛窦在华的语言学习看外语习得
不妨尝试进一步了解利玛窦在华的交友情况，从此角度看他在华的语言生活。利玛窦的交流对象明显地不限于传教士群体中，他结识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包括李贽和徐光启等人，他积极地使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和写作，在传教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交流，不常使用意大利文，故在他的书信中提及自己在华因长期不使用意大利文而忘记部分意大利文[25]。他的中文习得成效显著，在1584年便能够与罗明坚一同用中文编写完成书籍《天主实录》和《要理问答》[26]。利玛窦自身博学强记不说，从学习方法上看利玛窦学习汉语成效显著的原因可以总结以下三个方面：1、经常使用汉语 （口语和书面）；2、和当地人交流；3、通过文化学习强化语言能力[27]。首先，处于汉语的语言环境下，利玛窦的汉语学习在听说读写方面四管齐下，他与澳门的中国官员口语交流，与中国文人进行书信交流，并且积极地使用汉语和中国文人合作译介西方的书籍[28]而且卓有成效。其次，为了传教，利玛窦亦尝试和当地人交流，这无疑对他的汉语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不仅停留在语言的学习上，更加强调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对于中国的学术典籍的阅读使他掌握了书面语的文言书写系统，对于汉语的习得程度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回看利玛窦学习汉语的过程，可以对外语学习提供一些帮助，利玛窦所使用的方式，也是现今外语学习的基本方法。
四、总结
作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群体，利玛窦与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以及《西字奇迹》包括后来金尼阁的著述，尝试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给西方人学习汉语语音找个一条途径，[29]于汉语教学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他用汉语书写并出版的书籍不仅是现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语史以及音韵学的材料。虽然利玛窦包括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作出研究都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服务，但利玛窦间接地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传播和教学添了一砖一瓦。
注释：
[1]学者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58-64记录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书信，提及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学习了汉语，但实际上他到中国的时间仅有3-4个月的时间，故在此研究价值不大。另外，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6 提及来华学习华语最早的记载是修士戈兹，但亦碍于史料较少，无法进一步说明修士的汉语学习过程。
[2]（法）费赖之（1875）着；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页21 及张奉箴（1971）：《利玛窦的又一前驱范礼安》，《神学论集》08期（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页183-188 均提及范礼安在书信中强调传教士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3]关于景教的历史参考莫菲特着；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0）译：《亚洲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页307-311 或 参考朱谦之（1993）：《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
[4]（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82）着；耿升（2012）譯《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3。
[5]学者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58-64 记录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书信，提及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学习了汉语，但实际上他到中国的时间仅有3-4个月的时间，故在此研究价值不大。另外，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6 提及来华学习华语最早的记载是修士戈兹，但亦碍于史料较少，无法进一步说明修士的汉语学习过程。
[6]（法）费赖之（1875）着；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页21 及张奉箴（1971）：《利玛窦的又一前驱范礼安》，《神学论集》08期（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页183-188 均提及范礼安在书信中强调传教士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7]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3》：《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页31-36。
[8]参看 利玛窦 金尼阁着；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何兆武（1997）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页143。
[9]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 》，第4期，页53-63 提及澳门的语言使用包括粤方言、闽南方言以及作为外语的葡萄牙语、马来语等等。
[10]张西平（2000）：《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北京，基督宗教研究）页354-355；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页425-426。
[11]参看注5，页17。
[12]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着（1945）；尚志英译；沈清松校：《哲学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页24-28。
[13]参看注5，页109 利玛窦提及“这里（中国）较多用的语言，称作「官话」，即官场所用的话之意。我们目前所学习的，正是这「官话」。"
[14] 朱维铮（2001）主编：《跨文化研究丛书──利玛窦中文着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页293-294。
[15]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和欧洲的语言接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页84。
[16]关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学者鲁国尧（2007）在<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的历程>，《语言科学》，第2期，页3-21一文中利用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另学者张玉来（2010）：<明清时代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状况>，《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页88-94一文中利用当时的其他语料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没有标准。 [17]根据语言学语言系属分类的研究，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均属于印欧语系，从此可推断学习汉语对于跨语系学习者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18]参看注7，页53-63提及澳门的语言使用包括粤方言、闽南方言以及作为外语的葡萄牙语、马来语等等。
[19]参看注8，页446。
[20]在注5，页109 中利玛窦提及“中国十五行省都用同一文字，但每省发音不全一样，各地都有方言。
[21]游汝杰（2002）：《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页2。
[22]孙江 刘建辉主编（2013）：《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182-184。
[23]司纪尚纪（2013）：《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页196-197。
[24]参看注6，页30。
[25]参看注5，页61。
[26]参看注5，页59和73。
[27]张西平（2002）：<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兼论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北京：《世界汉语教学》，2002 年第1 期（总第59 期），页93-102。
[28]白鸽（2013）：《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页22。
[29]董海樱（2011）：《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页61。
参考文献：
专书：
[1]（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82）着；耿升（2012）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北京：商务印书馆）.
[2]（法）费赖之（1875）著；冯承钧（1995）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
[3]方豪（2007）：《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4]利玛窦 金尼阁着；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何兆武（1997）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
[5]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3》：《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6]罗渔（1986）译《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7]朱维铮（2001）主编：《跨文化研究丛书──利玛窦中文着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8]董海樱（2011）：《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论文：
[1]卢怡君（2013）：<西方汉学的肇兴-早期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桃园：《中原华语文学报》，2013年，第12期，页67-94.
[2]张西平（2002）：<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兼论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北京：《世界汉语教学》，2002 年第1 期（总第59 期） ，页93-102.
[3]刘月莲（1999）：<澳门历史语言文化探述>，《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页53-63.
[4]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和欧洲的语言接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白鸽（2013）：《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