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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启动，中国电视产业被推向了风口浪尖，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各种电视节目热闹喧嚣，给电视界带来了诸多思考的空间。本文通过梳理2010年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重要会议综述等文献，试图整合中国电视业界及学界对电视实践的各种论述，以期描绘出2010年度中国电视研究总体状况的脉络图景。主要内容围绕电视理论研究、电视节目研究、电视产业和策略研究等重要方面。
电视理论研究
电视理论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电视事业发展和决策的理论依据。2010年度电视理论研究继续稳步推进，充分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学理、美学、仪式观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在构建更为开放成熟的电视理论体系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学理重构。随着我国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电视艺术基础理论明显滞后，未能很好地实现同电视创作实践相协调，于是欧阳宏生、闫伟主张从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理论参照、研究实践等几方面对电视艺术基础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①，对后人的研究及学科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黄勇试图为广播电视建立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②。他认为电视除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属性外，还具有科技和文化的属性，而其中科技是第一属性，科技决定广播电视的本体形态和自然属性，决定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③；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属性是广播电视属性的社会化，体现了它的社会性，决定广播电视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传播目的，决定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和价值取向。他的再思考和新认识无疑是有着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美学探讨。电视的美学探讨主要涉及视觉文化、媒体奇观、后现代性等主要概念。
张晶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电视艺术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性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电视艺术以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视听一体的图像，使审美的内涵在当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它的情感兴发的力度更强也更直接，它的现实介入的深度更广也更强烈。因此，电视艺术应该以其艺术的完整性去突出文化的和人性的意义持存，通过图像引发惊奇，通过娱乐启发意义④。
洪艳、刘友林认为，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影像媒体，电视利用视觉技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意义和快感，使得“形象”代替实物成为消费的中心，成为“奇观化社会”的主体力量。然而，世界的“奇观化”将人类生活彻底变成了“美学场”，却没有带来“美”的君临⑤。
张兴成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电视媒介与当代审美文化变革。他认为，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打破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界限，以及此二者的鸿沟所维护着的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利和价值秩序。因此正是由于电视的高度发展，人类的日常生活不断被审美化，或者说，艺术世界及方式正在不断“日常生活化”⑥。
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区分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与关注信息的传送与接受的传递观不同，作为仪式的传播观念更多关注时间概念上的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社会共享信念的表达。电视作为一种仪式，具有建构社会认同空间的功能，这种传播的仪式观在电视研究中屡见不鲜。
张兵娟认为《新闻联播》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媒介仪式，并以“国家仪式”的视角，论述了《新闻联播》的政治秩序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及身份认同建构功能⑦。各个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我国语境下作为媒介仪式的电视节目个案，深化了电视理论研究。
电视节目形态研究
电视新闻。2010年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总体上较为平缓。然而各级电视台在现场直播、民生新闻改革等方面也不乏突破和创新，并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虽然这两个方面无法囊括所有研究问题，但是值得我们关注。
重大事件现场直播。现场直播是最能体现、发挥电视传播特点和优势的新闻报道形式。自央视新闻频道改版以来，各类直播已逐渐成为常规报道方式；特别是在重大事件面前，现场直播更是成为电视新闻的杀手锏。继国庆60周年庆典之后，在2010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电视直播的介入为观众随时了解事件进展、增强电视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电视直播也成为2010年度电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王启祥对我国重大事件电视直播作了较系统的回顾⑧。他把中国电视重大事件直播报道分为四个阶段：初露峥嵘到长期缺位（1958年-1985年）；缺位到复出（1985年-1993年）：单一到多样（1993年-2003年）；预知到突发（2003年至今）。程蔚东也认为，中国电视新闻直播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持续探索成熟的过程，而当下中国电视已然进入了“电视直播时代”，中国电视直播新闻正由过去偶然性、应急性的“非常态”逐步转为机制性、规模化的“寻常态”，并开始引发电视新闻生产方式全面而深刻的急剧变革⑨。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里，电视媒体如何利用直播技术发挥其优势和影响力，成了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陆小华认为，电视直播应借助、发挥多种表达手段与传播方式的优势，成为媒介融合的平台⑩。李戈从市场角度分析了电视直播的盈利模式。只有形成良性的盈利模式，电视台才能实现现场直播的常态化。
民生新闻。2002年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开播至今已有8年，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生新闻研究也一直是电视研究的热点。然而，随着中国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在经历了发展的高潮期后，各地的民生新闻节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视率下滑等问题。许多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了民生新闻正在遭遇的发展瓶颈，于是本年度对于民生新闻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探讨民生新闻如何突破和创新，继而为民生新闻的发展献计献策。
在探讨民生新闻收视率下滑的原因时，各界都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喻国明、赵晋在总结各方观点之后，认为民生新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题材单调重复、同质化竞争严重；反映的生活片面、肤浅；媒介职能错位；电视台运营方式受到挑战，增长乏力。
电视民生新闻如何提升品质、走出困境，各路学者纷纷献计献策。岳荣欣提出以下几点：取材跳出地域局限、换角度报道时政新闻、深度报道凸显新闻魅力、加强互动性、注重经营创品牌、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的队伍。游景升认为民生新闻想要克服危机，就需要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家视角，这体现在节目定位、主持人、团队、报道角度等多方面；同时要建设栏目品牌，还要重视同新媒体合作，互惠共赢。在丁玲华看来，民生新闻实践已然背离了其原有的新闻理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类型分化、概念淡化的趋势，并将多元发展，呈现主流化、特色化和边缘化多种走向。
纪录片。对于纪录片研究来说，2010年并不是特别有所突破的一年。不管是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纪实手法的争议上；还是对电视纪录片播出平台和发展体制建设，也缺少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然而2010年，作为一个十年的终结，是回顾和总结的一年；其中在大型电视纪录片、民间影像等方面也不乏研究的亮点。
纪录片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解读社会现实、关注底层为旗帜的新纪录运动蓬勃兴起，对此后的中国纪录片产生了重要影响。晨光对这一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美学形态及其特征的多元化发展状况作了剖析，总结了其理论依托及其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
张同道、沈岳在梳理过去的纪录片作品时，认为随着娱乐化浪潮高涨，纪录片的文化特色和美学功能明显弱化，议程设置功能退化，对于中国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强，现实关注越来越弱；参与文化庆典越来越多；思考公共问题越来越少”的特征深表忧虑。
在国外纪录片研究方面，聂欣如对经典影片《意志的胜利》和《愚公移山》重新解读，认为里芬斯塔尔和伊文思的作品是具有神话意味的或建构神话的纪录片。当纪录片制作者具有信仰情节时，他们的作品就会带有神话的色彩，热衷于表现仪式化的场面。聂欣如继而认为，对此类纪录片不能轻言孰优孰劣和简单的褒贬。
大型电视纪录片。相对于较固定的纪录片栏目，大型纪录片在表现形式、艺术内涵、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更胜一筹。2010年是电视纪录片、尤其是大型纪录片的创作十分多产并不断走向成熟的一年。作为创作主体的电视台及大型影视制作公司为电视观众奉献了诸如《敦煌》、《澳门十年》、《公司的力量》、《西藏一年》、《中国通》等一批优秀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些影片的热烈讨论。
“民间影像”栏目。DV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民间影像创作越来越丰富，在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里显示了独特的生命力。200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栏目开办了周末版《DV·民众影像》，虽然这不是国内第一个将电视平台与DV民众影像相结合的栏目，但却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节目的精妙安排，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学界的热议。
刘洁认为《DV·民众影像》的创新点在于，它将全国征集来的各种DV影像进行选择后，通过补拍、重剪与主持人个性化解读后获得了崭新样态。万卫和陈力指出，在主流电视媒体上为民众影像搭建话语平台，不仅对于民众影像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给电视媒体自身的品牌创新带来生机与活力，并认为民众影像必将成为未来电视媒体的一个崭新的亮点。
娱乐节目。电视相亲节目。2010年电视上最火爆的娱乐节目非电视相亲类莫属。自2010年1月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开播，短短几个月以后，相亲节目呈现井喷之势，出现了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等近十档相亲类节目。其中，《非诚勿扰》曾连续几周创下省级卫视综艺类节目收视冠军的纪录。这样一种节目形态或者电视现象，在学界及业界的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中成为年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薛晋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电视相亲热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婚恋情感掀起的浪花是时代问题与社会症候相生相发的必然景观，相亲节目的走红正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症候借助电视栏目的载体获得了集中体现和总爆发。
2010年3月，《现代传播》联合各界人士举办《非诚勿扰》栏目研讨会，许多与会者给予该节目高度评价。胡智锋教授认为，《非诚勿扰》打破了此类节目世俗低俗的常规取向，体现了鲜明的主流价值。他最后总结说，该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都是积极正面的，内容和样式具有创新意义。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节目持批判态度。项仲平、杜海琼认为，此类节目存在的问题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是难免沾染“秀”的成分；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主流价值观念丧失、公共媒体责任缺失、真诚真情真爱流失等众多隐患。在讨论电视相亲未来发展的问题时，他们认为，要倡导主流价值观，提升电视相亲节目的内涵和品质，重建和完善“服务化”的体系。
对泛娱乐化的再批判与再认识。学界对于过度娱乐化给中国电视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论争，伴随着电视娱乐的发展从未停过。欧阳宏生、闫伟认为，泛娱乐化的电视传媒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众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热切关注的态度，不利于成熟的市民群体的形成；另外，泛娱乐化的发展加剧了新闻等节目娱乐化的趋势，过多挤占了对公共事务报道和评论的时间，阻碍了传媒公共领域的建设，延缓乃至降低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从电视娱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受众的个性得以张扬，草根越来越具有话语权，民众认同度日渐提高，然而萧盈盈指出，隐藏在这种自我个性背后的却是“文化工业”千篇一律的伪时尚与拟个性，大众意识正在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人文精神诉求的缺失。
电视产业和策略研究
媒介融合。2010年伊始，国务院提出我国将在5年内实现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随即7月1日正式公布了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三网融合工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2010年被称为中国三网融合的元年，标志着中国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于是在2010年度，探讨电视媒体如何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找准定位、谋求突破并实现发展，成为电视研究的重中之重。
金雪涛等学者通过论述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在“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来观照中国的电视业务。他们认为，有线电视应从战略的高度开发光纤入户，并提供“多重播放”的捆绑服务是其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突破的关键。杨凤娇认为，三网融合给我国的电视业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不仅拓宽了电视传播渠道，促进了电视业务的升级和创新，扩张了电视受众，并为形成电视业新格局开辟了道路。弓慧敏通过分析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空间，认为电视必须要与网络媒体多元互动，方能取得长足发展。
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研究外，更多学者针对电视媒体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展开了相对微观的研究，包括组织机构变革、传媒技术革新、节目内容生产等方面，不再赘述。
评估体系。电视节目评估一直是当今电视从业者及学者关注和探讨的课题。现有的电视节目评估一般以收视率为主要标准，然而这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里，社会环境的变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对媒介格局的冲击，使得原有的静态的电视评估体系迫切需要得以改革和创新。
金兼斌、李先知认为，新媒体极大地拓宽了电视节目的传播领域，电视节目得到二次甚至多次传播，这使得传统的评估体系已无法全面地适用于评估实施的各个层面。由此他们提供了一种在原有体系上充实和修正过的科学评估电视节目的模型框架。
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的评估指标也应该有所不同，很多学者也针对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的评估进行了探讨，包括电视剧、财经节目等。此外，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岚等人对广播电视品牌评估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建构也进行了探讨，对于广电媒体制定和调整其品牌战略，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舆论监督和引导。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危机频发的严峻形势。而大众传媒在处理许多重大公共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进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研究大众传媒、特别是受众广、影响力大的电视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朱春阳、杨绪伟在探讨电视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时指出，电视媒体要直面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设置公众议程，实现其舆论引导的功能。在尺度把握方面，电视媒体既要满足公众的关注需求，又不应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自己的责任。
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被看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是国家媒体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战略之年。2010年度，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简称中国电视网或CNC）及其英语频道相继上星开播；央视九套于4月26日正式改版为英语新闻频道，更突出了“国际化”的特色，贴近海外观众收视习惯，成为央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平台。
程曼丽教授指出，对外传播战略应当包含语言战略、内容战略和受众战略。就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品牌战略的实施，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意识。第二，细分受众市场，提供精准的内容与服务。第三，以深度参与引导国际舆论，扩大影响力。
结语
电视发展同社会语境密切相关，电视研究热点也同媒体热门现象高度一致。2010年中国电视受到新媒体及三网融合政策的巨大影响，这使得学界及业界人士都在广泛思考和探索电视业在媒介融合时代里，其节目、品牌、传播平台、社会功能各方面的定位和发展策略，以此构成了本年度的核心话题。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形成成熟的结论，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与以往常被批评为“轻理论重实务、现象多提升少”的媒体研究相比，本年度的电视研究在理论建构上更加深入，在策略思考上也更为实用，这也凸显了电视人的危机意识。
注 释：
①欧阳宏生、闫伟：《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现代传播》，2010（2）。
②黄勇：《广播电视属性：建构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
③黄勇：《科技是广播电视的第一属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④张晶：《电视艺术的审美文化尺度》，《现代传播》，2010（3）。
⑤洪艳、刘友林：《电视奇观的美学批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9）。
⑥张兴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后现代性——电视媒介与当代审美文化变革》，《电视研究》，2010（11）。
⑦张兵娟：《国家的仪式——〈新闻联播〉的传播文化学解读》，《现代传播》，2010（8）。
⑧王启祥：《我国重大事件电视直播报道回顾与反思》，《电视研究》，2010（5）。
⑨程蔚东：《直播时代：中国电视重装上阵》，《新闻战线》，2010（3）。
⑩陆小华：《媒介融合时代的多现场电视直播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2）。
李戈：《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直播的商业盈利模式》，《电视研究》，2010（6）。
喻国明、赵晋：《电视民生新闻发展瓶颈突破方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9）。
岳荣欣：《对电视民生新闻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游景升：《电视民生新闻的“七年之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3）。
丁玲华：《电视民生新闻将成历史概念》，《现代传播》，2010（6）。
晨光：《1989年—2009年电视纪录片美学形态及特征》，《现代传播》，2010（2）。
张同道、沈岳：《建构媒介绿色长城——2009年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与美学特征》，《中国电视》，2010（9）。
聂欣如：《纪录片和神话的建构——从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到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新闻大学》，2010（4）。
刘洁：《〈DV·民众影像〉粗放而有机的栏目化创新》，《中国电视》，2010（8）。
万卫、陈力：《在主流电视媒体上搭建民众影像的话语平台——兼论〈人与社会〉栏目的创新发展》，《电视研究》，2010（9）。
薛晋文：《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从〈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说开去》，《中国电视》，2010（8）。
张国华：《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10（5）。
项仲平、杜海琼：《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9）。
欧阳宏生、闫伟：《快乐有度过犹不及——对当前“电视娱乐化”问题的再思考》，《当代电视》，2010（2）。
萧盈盈：《中国电视娱乐的产业动力与文化责任》，《现代传播》，2010（9）。
金雪涛、廖锦瑾、邓磊：《“三网融合”背景下美国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发展与启示》，《电视研究》，2010（12）。
杨凤娇：《三网融合给电视业带来发展新机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7）。
弓慧敏：《媒介融合视野中电视媒体的未来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蔡天佑：《媒介融合模式建构中电视媒体的角色定位》，《中国电视》，2010（7）。
曾静平：《从4C融合到4C营销——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融合与突围之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
曾祥敏、孙羽：《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内容产品生产与集成》，《电视研究》，2010（4）。
金兼斌、李先知：《媒介融合环境下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电视研究》，2010（7）。
喻国明、李彪：《电视收视全效指标评估体系研究——以电视剧为例》，《电视研究》，2010（7）。
吴定海、赵蓉：《简论财经电视节目评估方法的突围》，《电视研究》，2010（8）。
李岚、王雷、罗艳：《广播电视品牌评估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建构》，《电视研究》，2010（5）。
朱春阳、杨绪伟：《电视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以舆论监督为分析视角》，《电视研究》，2010（7）。
程曼丽：《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品牌战略》，《电视研究》，2010（3）。
（赵艳明、刘一川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李文聪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编校：施宇
电视理论研究
电视理论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电视事业发展和决策的理论依据。2010年度电视理论研究继续稳步推进，充分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学理、美学、仪式观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在构建更为开放成熟的电视理论体系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学理重构。随着我国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电视艺术基础理论明显滞后，未能很好地实现同电视创作实践相协调，于是欧阳宏生、闫伟主张从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理论参照、研究实践等几方面对电视艺术基础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①，对后人的研究及学科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黄勇试图为广播电视建立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②。他认为电视除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属性外，还具有科技和文化的属性，而其中科技是第一属性，科技决定广播电视的本体形态和自然属性，决定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③；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属性是广播电视属性的社会化，体现了它的社会性，决定广播电视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传播目的，决定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和价值取向。他的再思考和新认识无疑是有着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美学探讨。电视的美学探讨主要涉及视觉文化、媒体奇观、后现代性等主要概念。
张晶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电视艺术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性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电视艺术以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视听一体的图像，使审美的内涵在当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它的情感兴发的力度更强也更直接，它的现实介入的深度更广也更强烈。因此，电视艺术应该以其艺术的完整性去突出文化的和人性的意义持存，通过图像引发惊奇，通过娱乐启发意义④。
洪艳、刘友林认为，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影像媒体，电视利用视觉技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意义和快感，使得“形象”代替实物成为消费的中心，成为“奇观化社会”的主体力量。然而，世界的“奇观化”将人类生活彻底变成了“美学场”，却没有带来“美”的君临⑤。
张兴成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电视媒介与当代审美文化变革。他认为，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打破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界限，以及此二者的鸿沟所维护着的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利和价值秩序。因此正是由于电视的高度发展，人类的日常生活不断被审美化，或者说，艺术世界及方式正在不断“日常生活化”⑥。
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区分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与关注信息的传送与接受的传递观不同，作为仪式的传播观念更多关注时间概念上的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社会共享信念的表达。电视作为一种仪式，具有建构社会认同空间的功能，这种传播的仪式观在电视研究中屡见不鲜。
张兵娟认为《新闻联播》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媒介仪式，并以“国家仪式”的视角，论述了《新闻联播》的政治秩序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及身份认同建构功能⑦。各个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我国语境下作为媒介仪式的电视节目个案，深化了电视理论研究。
电视节目形态研究
电视新闻。2010年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总体上较为平缓。然而各级电视台在现场直播、民生新闻改革等方面也不乏突破和创新，并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虽然这两个方面无法囊括所有研究问题，但是值得我们关注。
重大事件现场直播。现场直播是最能体现、发挥电视传播特点和优势的新闻报道形式。自央视新闻频道改版以来，各类直播已逐渐成为常规报道方式；特别是在重大事件面前，现场直播更是成为电视新闻的杀手锏。继国庆60周年庆典之后，在2010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电视直播的介入为观众随时了解事件进展、增强电视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电视直播也成为2010年度电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王启祥对我国重大事件电视直播作了较系统的回顾⑧。他把中国电视重大事件直播报道分为四个阶段：初露峥嵘到长期缺位（1958年-1985年）；缺位到复出（1985年-1993年）：单一到多样（1993年-2003年）；预知到突发（2003年至今）。程蔚东也认为，中国电视新闻直播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持续探索成熟的过程，而当下中国电视已然进入了“电视直播时代”，中国电视直播新闻正由过去偶然性、应急性的“非常态”逐步转为机制性、规模化的“寻常态”，并开始引发电视新闻生产方式全面而深刻的急剧变革⑨。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里，电视媒体如何利用直播技术发挥其优势和影响力，成了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陆小华认为，电视直播应借助、发挥多种表达手段与传播方式的优势，成为媒介融合的平台⑩。李戈从市场角度分析了电视直播的盈利模式。只有形成良性的盈利模式，电视台才能实现现场直播的常态化。
民生新闻。2002年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开播至今已有8年，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生新闻研究也一直是电视研究的热点。然而，随着中国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在经历了发展的高潮期后，各地的民生新闻节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视率下滑等问题。许多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了民生新闻正在遭遇的发展瓶颈，于是本年度对于民生新闻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探讨民生新闻如何突破和创新，继而为民生新闻的发展献计献策。
在探讨民生新闻收视率下滑的原因时，各界都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喻国明、赵晋在总结各方观点之后，认为民生新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题材单调重复、同质化竞争严重；反映的生活片面、肤浅；媒介职能错位；电视台运营方式受到挑战，增长乏力。
电视民生新闻如何提升品质、走出困境，各路学者纷纷献计献策。岳荣欣提出以下几点：取材跳出地域局限、换角度报道时政新闻、深度报道凸显新闻魅力、加强互动性、注重经营创品牌、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的队伍。游景升认为民生新闻想要克服危机，就需要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家视角，这体现在节目定位、主持人、团队、报道角度等多方面；同时要建设栏目品牌，还要重视同新媒体合作，互惠共赢。在丁玲华看来，民生新闻实践已然背离了其原有的新闻理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类型分化、概念淡化的趋势，并将多元发展，呈现主流化、特色化和边缘化多种走向。
纪录片。对于纪录片研究来说，2010年并不是特别有所突破的一年。不管是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纪实手法的争议上；还是对电视纪录片播出平台和发展体制建设，也缺少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然而2010年，作为一个十年的终结，是回顾和总结的一年；其中在大型电视纪录片、民间影像等方面也不乏研究的亮点。
纪录片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解读社会现实、关注底层为旗帜的新纪录运动蓬勃兴起，对此后的中国纪录片产生了重要影响。晨光对这一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美学形态及其特征的多元化发展状况作了剖析，总结了其理论依托及其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
张同道、沈岳在梳理过去的纪录片作品时，认为随着娱乐化浪潮高涨，纪录片的文化特色和美学功能明显弱化，议程设置功能退化，对于中国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强，现实关注越来越弱；参与文化庆典越来越多；思考公共问题越来越少”的特征深表忧虑。
在国外纪录片研究方面，聂欣如对经典影片《意志的胜利》和《愚公移山》重新解读，认为里芬斯塔尔和伊文思的作品是具有神话意味的或建构神话的纪录片。当纪录片制作者具有信仰情节时，他们的作品就会带有神话的色彩，热衷于表现仪式化的场面。聂欣如继而认为，对此类纪录片不能轻言孰优孰劣和简单的褒贬。
大型电视纪录片。相对于较固定的纪录片栏目，大型纪录片在表现形式、艺术内涵、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更胜一筹。2010年是电视纪录片、尤其是大型纪录片的创作十分多产并不断走向成熟的一年。作为创作主体的电视台及大型影视制作公司为电视观众奉献了诸如《敦煌》、《澳门十年》、《公司的力量》、《西藏一年》、《中国通》等一批优秀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些影片的热烈讨论。
“民间影像”栏目。DV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民间影像创作越来越丰富，在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里显示了独特的生命力。200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栏目开办了周末版《DV·民众影像》，虽然这不是国内第一个将电视平台与DV民众影像相结合的栏目，但却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节目的精妙安排，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学界的热议。
刘洁认为《DV·民众影像》的创新点在于，它将全国征集来的各种DV影像进行选择后，通过补拍、重剪与主持人个性化解读后获得了崭新样态。万卫和陈力指出，在主流电视媒体上为民众影像搭建话语平台，不仅对于民众影像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给电视媒体自身的品牌创新带来生机与活力，并认为民众影像必将成为未来电视媒体的一个崭新的亮点。
娱乐节目。电视相亲节目。2010年电视上最火爆的娱乐节目非电视相亲类莫属。自2010年1月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开播，短短几个月以后，相亲节目呈现井喷之势，出现了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等近十档相亲类节目。其中，《非诚勿扰》曾连续几周创下省级卫视综艺类节目收视冠军的纪录。这样一种节目形态或者电视现象，在学界及业界的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中成为年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薛晋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电视相亲热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婚恋情感掀起的浪花是时代问题与社会症候相生相发的必然景观，相亲节目的走红正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症候借助电视栏目的载体获得了集中体现和总爆发。
2010年3月，《现代传播》联合各界人士举办《非诚勿扰》栏目研讨会，许多与会者给予该节目高度评价。胡智锋教授认为，《非诚勿扰》打破了此类节目世俗低俗的常规取向，体现了鲜明的主流价值。他最后总结说，该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都是积极正面的，内容和样式具有创新意义。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节目持批判态度。项仲平、杜海琼认为，此类节目存在的问题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是难免沾染“秀”的成分；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主流价值观念丧失、公共媒体责任缺失、真诚真情真爱流失等众多隐患。在讨论电视相亲未来发展的问题时，他们认为，要倡导主流价值观，提升电视相亲节目的内涵和品质，重建和完善“服务化”的体系。
对泛娱乐化的再批判与再认识。学界对于过度娱乐化给中国电视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论争，伴随着电视娱乐的发展从未停过。欧阳宏生、闫伟认为，泛娱乐化的电视传媒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众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热切关注的态度，不利于成熟的市民群体的形成；另外，泛娱乐化的发展加剧了新闻等节目娱乐化的趋势，过多挤占了对公共事务报道和评论的时间，阻碍了传媒公共领域的建设，延缓乃至降低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从电视娱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受众的个性得以张扬，草根越来越具有话语权，民众认同度日渐提高，然而萧盈盈指出，隐藏在这种自我个性背后的却是“文化工业”千篇一律的伪时尚与拟个性，大众意识正在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人文精神诉求的缺失。
电视产业和策略研究
媒介融合。2010年伊始，国务院提出我国将在5年内实现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随即7月1日正式公布了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三网融合工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2010年被称为中国三网融合的元年，标志着中国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于是在2010年度，探讨电视媒体如何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找准定位、谋求突破并实现发展，成为电视研究的重中之重。
金雪涛等学者通过论述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在“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来观照中国的电视业务。他们认为，有线电视应从战略的高度开发光纤入户，并提供“多重播放”的捆绑服务是其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突破的关键。杨凤娇认为，三网融合给我国的电视业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不仅拓宽了电视传播渠道，促进了电视业务的升级和创新，扩张了电视受众，并为形成电视业新格局开辟了道路。弓慧敏通过分析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空间，认为电视必须要与网络媒体多元互动，方能取得长足发展。
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研究外，更多学者针对电视媒体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展开了相对微观的研究，包括组织机构变革、传媒技术革新、节目内容生产等方面，不再赘述。
评估体系。电视节目评估一直是当今电视从业者及学者关注和探讨的课题。现有的电视节目评估一般以收视率为主要标准，然而这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里，社会环境的变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对媒介格局的冲击，使得原有的静态的电视评估体系迫切需要得以改革和创新。
金兼斌、李先知认为，新媒体极大地拓宽了电视节目的传播领域，电视节目得到二次甚至多次传播，这使得传统的评估体系已无法全面地适用于评估实施的各个层面。由此他们提供了一种在原有体系上充实和修正过的科学评估电视节目的模型框架。
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的评估指标也应该有所不同，很多学者也针对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的评估进行了探讨，包括电视剧、财经节目等。此外，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岚等人对广播电视品牌评估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建构也进行了探讨，对于广电媒体制定和调整其品牌战略，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舆论监督和引导。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危机频发的严峻形势。而大众传媒在处理许多重大公共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进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研究大众传媒、特别是受众广、影响力大的电视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朱春阳、杨绪伟在探讨电视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时指出，电视媒体要直面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设置公众议程，实现其舆论引导的功能。在尺度把握方面，电视媒体既要满足公众的关注需求，又不应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自己的责任。
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被看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是国家媒体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战略之年。2010年度，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简称中国电视网或CNC）及其英语频道相继上星开播；央视九套于4月26日正式改版为英语新闻频道，更突出了“国际化”的特色，贴近海外观众收视习惯，成为央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平台。
程曼丽教授指出，对外传播战略应当包含语言战略、内容战略和受众战略。就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品牌战略的实施，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意识。第二，细分受众市场，提供精准的内容与服务。第三，以深度参与引导国际舆论，扩大影响力。
结语
电视发展同社会语境密切相关，电视研究热点也同媒体热门现象高度一致。2010年中国电视受到新媒体及三网融合政策的巨大影响，这使得学界及业界人士都在广泛思考和探索电视业在媒介融合时代里，其节目、品牌、传播平台、社会功能各方面的定位和发展策略，以此构成了本年度的核心话题。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形成成熟的结论，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与以往常被批评为“轻理论重实务、现象多提升少”的媒体研究相比，本年度的电视研究在理论建构上更加深入，在策略思考上也更为实用，这也凸显了电视人的危机意识。
注 释：
①欧阳宏生、闫伟：《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现代传播》，2010（2）。
②黄勇：《广播电视属性：建构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
③黄勇：《科技是广播电视的第一属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④张晶：《电视艺术的审美文化尺度》，《现代传播》，2010（3）。
⑤洪艳、刘友林：《电视奇观的美学批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9）。
⑥张兴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后现代性——电视媒介与当代审美文化变革》，《电视研究》，2010（11）。
⑦张兵娟：《国家的仪式——〈新闻联播〉的传播文化学解读》，《现代传播》，2010（8）。
⑧王启祥：《我国重大事件电视直播报道回顾与反思》，《电视研究》，2010（5）。
⑨程蔚东：《直播时代：中国电视重装上阵》，《新闻战线》，2010（3）。
⑩陆小华：《媒介融合时代的多现场电视直播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2）。
李戈：《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直播的商业盈利模式》，《电视研究》，2010（6）。
喻国明、赵晋：《电视民生新闻发展瓶颈突破方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9）。
岳荣欣：《对电视民生新闻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游景升：《电视民生新闻的“七年之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3）。
丁玲华：《电视民生新闻将成历史概念》，《现代传播》，2010（6）。
晨光：《1989年—2009年电视纪录片美学形态及特征》，《现代传播》，2010（2）。
张同道、沈岳：《建构媒介绿色长城——2009年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与美学特征》，《中国电视》，2010（9）。
聂欣如：《纪录片和神话的建构——从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到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新闻大学》，2010（4）。
刘洁：《〈DV·民众影像〉粗放而有机的栏目化创新》，《中国电视》，2010（8）。
万卫、陈力：《在主流电视媒体上搭建民众影像的话语平台——兼论〈人与社会〉栏目的创新发展》，《电视研究》，2010（9）。
薛晋文：《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从〈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说开去》，《中国电视》，2010（8）。
张国华：《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10（5）。
项仲平、杜海琼：《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9）。
欧阳宏生、闫伟：《快乐有度过犹不及——对当前“电视娱乐化”问题的再思考》，《当代电视》，2010（2）。
萧盈盈：《中国电视娱乐的产业动力与文化责任》，《现代传播》，2010（9）。
金雪涛、廖锦瑾、邓磊：《“三网融合”背景下美国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发展与启示》，《电视研究》，2010（12）。
杨凤娇：《三网融合给电视业带来发展新机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7）。
弓慧敏：《媒介融合视野中电视媒体的未来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蔡天佑：《媒介融合模式建构中电视媒体的角色定位》，《中国电视》，2010（7）。
曾静平：《从4C融合到4C营销——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融合与突围之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
曾祥敏、孙羽：《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内容产品生产与集成》，《电视研究》，2010（4）。
金兼斌、李先知：《媒介融合环境下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电视研究》，2010（7）。
喻国明、李彪：《电视收视全效指标评估体系研究——以电视剧为例》，《电视研究》，2010（7）。
吴定海、赵蓉：《简论财经电视节目评估方法的突围》，《电视研究》，2010（8）。
李岚、王雷、罗艳：《广播电视品牌评估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建构》，《电视研究》，2010（5）。
朱春阳、杨绪伟：《电视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以舆论监督为分析视角》，《电视研究》，2010（7）。
程曼丽：《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品牌战略》，《电视研究》，2010（3）。
（赵艳明、刘一川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李文聪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