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浦东机场做边检，属于人民警察。边检这个工作，总是被人叫成“海关”。简单区分，海关是查货的，边检是查人的，也就是检查旅客在进出中国时，是否有合法有效的护照和签证材料，如果一切正常，就会在护照上敲上一个验讫章。
　　我的验证台，就是一道国境线。每天坐在这里，除了守卫国门这个神圣的职责之外，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个来来往往人流不息的地方，还是一个给我带来诸多神秘、宝贵经历的地方。
　　我，28岁，6月14日出生，双子座。在我办理手续的旅客中，和我同一天生日的有1924个，其中男性1018人，女性906人。
　　他们从事的工作五花八门。除了不愿意透露的430个人外，其他的人，5%是各国公务人员，12%是公司职员（其中1%是管理层）。让我惊奇的是，从事自由职业的竟然占到83%。
　　按工作要求，平均每位旅客办理手续的时间是45秒。所以，通常我不能如愿听到感兴趣的故事，但下面还是可以介绍几个有意思的人。
　　某天傍晚，正是一天的航班低谷期，我在验证台里百无聊赖地扫视着空空荡荡的蛇形排队通道，忽然一个身着娜乌西卡衣服的日本女孩走进候检区。
　　我跟她打招呼：“Hello，娜乌西卡！”她笑了。娜乌西卡，是我喜欢的宫崎骏漫画中的人物。
　　拿过证件一看，她比我大一岁。我问她的职业，她说她是画漫画的。我打趣说：“是宫崎骏先生的吉卜力工作室吗？”她笑嘻嘻地说：“是的。”我也笑嘻嘻地问她：“那最近在画什么呢？”她说，最近正在画一条金鱼的故事。她在出境卡的背面随手画上一条鱼的模样。我笑了，这哪是鱼，分明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我把出境卡夹进一大堆卡片中。一年后，宫崎骏的动画片《悬崖上的金鱼姬》上映，我在网上一张电影全体主创人员合影的角落里，找到一个穿着娜乌西卡衣服的女孩。
　　为了区分我办理过的与我同一天生日的人，敲章时，我会在这些人的护照上压上一点点页码，靠的是某种一致的手法、心情和感觉。通常，我能确保下次办到这个人时，会在他们厚厚的护照上随手翻到我敲过的印迹。
　　有一个和我同一天生日的美籍华裔男孩，我办理过他三次。基于他前两次的凄惨造型，我一度暗自叫他“倒霉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右手臂缠着厚厚的绷带。在帮他填卡的间隙，我们聊了几句。
　　话题当然是从他的手臂开始。他笑呵呵地说，他终于去了梦寐以求的哈尔滨滑雪，但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路费、伙食费、住宿费、医药费用光了他第一份工作的所有工资，这次回国，他要继续找工作，筹够了钱再来。我笑着祝他好运，小心盖好章。
　　第二次碰到他，是一年以后。那天，他简直可以说是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只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和笑呵呵的样子还是一样。我笑着问他：“手臂好了吗？”
　　他也认出了我，说早好了。那次回到美国后，他去一个农场打了半年工，又辞职出来。这回他顺利地滑了雪，然后去中国西南的山区继续旅行。在那里，他忽然对少数民族巫术产生兴趣，在山里住了几个月，采访收集资料。现在，盘缠都花完了，他得继续回美国打工。我问：“你在大学里是学什么的？”他说，他在加州大学学计算机和历史。
　　再次碰到他，是昨天。旅客多得一塌糊涂，所有敲章的人都出动了。我昏天黑地地敲啊敲啊，就看到了站在面前的一张熟悉的、笑呵呵的面孔。这次，他身边还站着一个腼腆的中国女孩。我激动地说，你好你好。
　　他说：“太巧了，我刚刚还在和未婚妻说，我两次离开中国，遇到的都是同一个女孩子，今天会不会再遇到她。”他说：“她是我这次住的村里的一个苗族女孩，是村里唯一的巫术传人。我们到美国结婚以后，会再回来。”
　　我祝福他们，盖了两个很清楚、很漂亮的章在他们各自的护照上。那一刻，我有点当自己是婚姻登记处的人了。
　　旅客终于都办完了，空空荡荡的通道仿佛不知道刚刚有过一场暗涌。
　　（摘自《开啦职场》2010年第12期图/临风）